孙立哲怀念史铁生（转） dudaan2021-01-06 16:04:03
我和史铁生是清华附中初中同学。同是1951年出生，他1月4日出生，属虎。我11月11日出生，属兔，比铁生差不多小一岁。
我们共同经历了1966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初中毕业后，我们于1969年1月13日一起去陕北延安插队，住在延川县清平川的关家庄。他教我针灸给老乡治病。1971年9月，铁生腰疼加重，回北京治病，后来下身瘫痪。我留在乡下继续当“赤脚医生”。
1977年，我患肝坏死，住在铁生家养病一年多，朝夕相处，相依为命。1978年，我作为“四人帮流毒”被拉回延安接受批判，铁生亲自替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摇着轮椅四处求人援救。最后与作家柳青、画家靳之林、知青杨志群、王立德、邵明路、刘亚岸等上书胡耀邦等领导，递交陕北老乡的“万人折”陈情书，把我“捞”回北京。我继续和他一起住在雍和宫26号小平房里，直到1979年考上首都医科大学外科研究生。
随后，他促成我与吴北玲的恋爱，我们终于1981年结婚。我和北玲分别于1981和1982年出国留学。1991年，北玲因晚期癌症，肝、骨等处等发生转移，从美国回京住在中日友好医院，最终脊柱病理性骨折，下身瘫痪。铁生联系方舒等文学艺术界朋友寻医问药找气功大师等设法挽救。
北玲于1992年去世后，我正式回国开办公司，铁生帮我给新公司起名字。1997年，我和刘瑞虎带铁生夫妇及几个老同学到美国游玩，开一辆大型房车从洛杉矶到纽约横跨美国十几个州。回国之后，铁生肾功能即告全面衰竭，1998年开始每周三次血液透析。
这些年经常约三五好友找铁生聚会聊天，大多是陕北“插友”和同学、发小。上次见面是2010年秋天，带延安“老插”纪子英和女儿杨霁一起去，并外出吃饭。杨霁在十年前上中学时读了《我与地坛》，一直盼望能与铁生见面，愿望终于满足。铁生送给她一本《务虚笔记》。
铁生在小说《务虚笔记》中描写小时候见过的一个大房子。进去看，阶厅壁廊走得曲折，随手推开一扇扇门，装饰与气象各异，给人印象迥然不同。门后藏着阴差阳错的机缘巧合。
不止一次，我面对着铁生，有时也对着我的爱人，暗自想：你是谁？从哪里来？我以前并不认识你，怎么就成了好朋友？怎么就成了夫妻？……路走得多了，人走得老了，心走得累了，思想慢慢生出感悟，答案逐渐变得明朗。人生就是被这些命定的偶然连接成路途，路途上景象万千，路途中遭遇别的人生；路途前歧路如麻，交织成个人命运的奇妙与独特，演绎出幸运与悲剧、苦难与精彩。
巧合就是命运。
命运为我和史铁生在同一天推开清华附中的校门，学校注册表格在这一天把我们的身份从小学生定义成初中生。人生际遇从此为我们展开了四十多年的相识、相知、友情与交融。我以为，朋友泛指人生路途中的同行者，说到底是指某种关系，是孤独的我面对社会生存必然建立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也许有四种境界：相识是相互观察，你是你，我是我，心中还藏着恐惧，存着戒备；相知是指打破盔甲，袒露内心，在动机和价值观上达到相互认同、相互包容；友情是我在困境和苦难中无处可逃，你抢过身来拉住我大声说：别怕，还有我呢；交融是你定义了我的存在，你成了我的一部分，或者说你流在我的血液里。有时候，我心里明明想着你，念叨的却尽是我自己的事情。
初识史铁生。
清华附中，顾名思义，是为方便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子弟就近入学设立的一所中学，建在清华校内，原名成志中学，历史追溯至1915年。学生曾经全部走读。上午，同学们下了课，三五成群结队回家，吃了饭眯个午觉，再走回教室修下午的课，不用急，一准儿赶得上。高手们算得精准，常常踩着铃声走进教室。
清华园离北京市中心的前门或西单牌楼有几十里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交通不便，进一趟城要先走土路到郊区汽车站，等半小时坐上一趟公共汽车，和马车三轮车自行车一起把狭窄的柏油马路拧成麻花，到北太平庄或平安里车站换车，无论怎么运气，也得两个来小时才能到城里。因此，虽然听说城里有历史悠久更传承洋派的名牌中学，对于我们这些偏安清华一隅的小学生们却是可闻而不可及，可羡却无法体验。名震北京的男四中、师大女附中等名校如清华荷花池中的莲花，香远溢清，只可远观焉。比如，我在“小升初”报考学校时，第一志愿是清华附中，第二和第三志愿分别是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离家不远，都在郊区海淀。
史铁生是城里王大人胡同小学千里挑一的顶尖学生，三道杠的大队长袖标在臂膀上戴了好几年。这骄人的成绩既培育和巩固着铁生的自尊心，也鼓舞着父母对儿子的期望。他家住城里北新桥附近，汽车电车四通八达，可以选择的城里中学名校很多，为什么第一志愿报考了清华附中呢？这也许要从清华附中1960年代正经历着的巨变说起。
1960年，清华附中在清华北墙外约半里路的一大片稻田上盖起了新楼房，在原有的初中基础上建立了高中部，校舍搬到了大学校门外。六层的教学主楼撑着一身钢筋混凝土骨骼，按苏式超高举架设计建造，在周边大片农田映衬下，显得高大威武，像是羊群中闯进了一头大象，逼得众目仰视。
主楼宽大的门庭前伸展出来一个标准的运动场，细细碎石铺成的外周跑道上，画着白色分隔线，两侧有跳高和跳远用的沙坑，可以开展所有的田径运动，也可以踢全场足球。穿过大操场是一座四层的学生宿舍楼，位于主楼正门左前方。宿舍楼西、南两侧，分别是两组篮球场和排球场。在“又红又专”的办学思想引领下，清华大学派来了万邦儒先生担任附中校长。万校长锐意实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招生面向全北京，一时声名鹊起。
1960年代，越来越多市内学生报考清华附中，录取分数线扶摇直上，其势头之猛已经盖过101中学，比肩男四中。后来又通过考试在高二年级设立了两个清华大学预科班。把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的优选生源与毕业分配的去向串成“一条龙”供应链，在人们的想象空间里打通了一条成为“红色工程师”的绿色通道。
铁生和哥们儿在颐和园后山一起游玩。左起陈冲、孙立哲、张铁良、史铁生
史铁生家与清华有缘分。
铁生在奶奶家长大。奶奶带着铁生的父亲和两个弟兄三家人合住一个四合院——北京草厂胡同39号，三世同堂。铁生的大爷史耀增，1951年1月份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全家庆贺；史铁生正好在这个月出生，双喜临门。孩子们吃、住、玩儿、念书等都在一起。堂兄妹之间，按一家人实行大排行，铁生是父母所生老大，大排行老三。铁生的父亲史耀琛排行老二，没考上清华，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林学系，毕业后曾去东北，辗转回京。铁生母亲在北京林学院工作。林学院和清华隔一条马路，对面的清华大学里收藏着父母的梦。
清华大学建在北京郊区一个老王府中，教工寓所、教学楼宇和学生宿舍都被围墙圈起，有如一座小城，人称“清华园”。里面不仅有修表铺、理发店、公共浴室、食堂和合作社商店等全套生活设施，还有古趣盎然的亭台楼阁。例如大学领导中枢设在“工字厅”，这是一座木质结构的王爷府邸，坐北朝南两进大院加上厢房院，组成“工”字形。二进院正房是贵宾接待室，两侧是校长的办公室，北面窗下是一汪清湖，合称为“水木清华”。
我和铁生的生长环境不同。
我出生在清华大学新林院一座洋式的小别墅里，该别墅原是为美国派来的教授建造的，美国教授走了以后，每栋一分为二，住进两个中国教授家庭。父亲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母亲在建筑系当排课的职员。我家在1961年搬进一座新盖的五层大楼，17公寓，加上同时建成的15公寓和16公寓，合称“教授楼”。两居室或三居室内大多住着教授，也有少量大学中层干部。同楼邻居里有好几个清华附中同学，男生除了同年级的莫京和方胜，还有高年级的陈小悦和低年级的张铁良、庞沄等，后来一起在陕北插队。
我长在清华园内，能当清华的导游，吹牛有底气。自从学会走路开始，知了、蜗牛、马蜂窝、蜻蜓和玩伴们引领我趟过几乎每一条大路小道、每一片草丛树林、每一个操场运动场和每一池河湖水塘。跑电报、捉迷藏、玩打铑、扇洋画、看演出、下围棋、弹玻璃球、焊收音机，还有钓鱼滑冰游泳打球踢球打冰球，带走了我儿童和少年的几乎全部岁月。我中学以前很少出清华园，这园里沉淀了我的所有探索、发现、体验和记忆。墙外大世界，清华小天下，我上初中前的天地只有这么大。
史铁生分在初中64（3）班。1964年8月29号是新生注册日，清华附中好不热闹。我与17公寓的同楼邻居莫京和方胜结伴，背个书包，骑自行车早早到了学校。“欢迎新同学”几个大字贴在主楼的红绸布横幅上，随风抖得热烈。扩音喇叭里放着进行曲。我不懂音乐，说不出曲名，只觉得心中也有一把小小号角，暗自配合着进行曲的节奏。胸中的好奇心呼之欲出。墙上贴着分班的名单，初中组一共二百人左右，分成四个班。清华子弟大约占了五分之一，熟悉的面孔一个个从墙上的名单中跳出来。我和邻居方胜分在64（4）班，莫京分在64（3）班，同班还有冯骧，清华子弟中有名的美女。平时狭路相逢，远远的一双大眼睛扫过来，我们几个勾肩搭背的男生赶紧松开手，指着天上说好像有飞机，你看树上的知了叫得怎么这么欢。那时我们区分男女界限，同龄的男女路上碰见几乎从来不打招呼不说话，女孩儿越是漂亮，这界限就越是划得分明。冯骧四年后，与史铁生等十几个同班同学到了延安清平川插队，后来与铁生同桌姚建的哥哥姚元结成了夫妻。巧上加巧，这是后话。
孙-立-凡，64（3）班一个名字抓住我的眼球，与我的名字只差最后一个字。随后知道，孙立凡原名章立凡，从63级转下来，能文能画，是1950年代中国粮食部长章乃器的小公子。父亲民主救国，半世英名，1957年当了大右派，一夜之间变为“臭”名，儿子只好改姓为孙。章立凡后来成了史铁生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孙立哲摆花架子和籍传恕叫板。右边看客为张铁良、史铁生
史铁生是住校生。学校专门组织排子车，到清华门外的公共汽车站接远道而来的住校生，这些新生大多来自北京城里，也有少数海外归侨。我们走读生忙着为住校生搬行李，送到宿舍楼里去。这宿舍楼平时有门房把守，外人和走读学生不准入内串门，今天是例外。大多数行李是那种用绳子捆成井字形的被褥包，让人联想起当年志愿军出征朝鲜的装束。打开背包，里面通常夹着两三件换洗内衣和袜子。大多数人还手提一个线绳编织的大网兜，里面装着脸盆、水杯还有牙膏，内容一目了然。
历时三年的全国性饥馑高潮刚刚退去，肚子里饿鬼的歌声依然余音袅袅，吃饱饭是每家人的头等大事。日用品和食品凭票供应，都缺。家长们用有限的工资在生活必需品的底线上权衡取舍。学生没有行李箱，也没有多余物品。从被子的花色上，我能大致猜出新同学的家庭沿革，比如，带黄绿色铺盖的一定有军人背景，大约占新生比例的五分之一左右。
史铁生住校的宿舍环境如何？我在注册日第一次造访宿舍楼，印象深刻，有些细节记忆犹新。这是一座四层的砖楼，第一至三层是男生宿舍，第四层是女生宿舍。一律筒子楼格局。楼层中间贯穿一条黑幽幽的甬道，两边各是一溜寝室，每间房里支着四个上下铺架子床，睡八个学生。室内中央吊下来一个白炽灯泡。没有地方放桌椅和其他家具，读书学习一律在教室或床上进行。
公共盥洗室在甬道中部，转进门，左右两个水门汀长方型浅水槽，用来放洗脸盆；两队自来水龙头一字展开，个个向前伸着脖子。对面是公共厕所，便池子翻卷出一股尿骚味。我想象学生体育课归来，齐整整站一排，恣意挥洒男孩子的霸道。男生楼层有一种特有的味道，是水汽蒸发着的汗腥味儿、胶皮鞋味儿，还有劣质的肥皂味儿。
上了三楼再向上望，见到通向四楼的半层转折处挂着“男生止步”的告示，上面显然是传说中的女生宿舍。心神游移之间，一群女生鱼贯下楼。脚步声卷下来阵阵好闻的香味，沁入心肺，分不出是香皂味儿、雪花膏味儿还是天然的体香。一阵说笑声，银铃一般甩在楼梯上，在我的好奇心上又洒下一把谜语。这楼里充满了活力、浪漫和未知。
史铁生在这宿舍楼里住了大约三个年头。
同学们的组成多样，背景复杂，学生中还有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孩子，首长秘书偶尔在假期和周末坐车接送他们。这些学生与其他学校的高干学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政治敏感，1966年创建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清华附中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沿阵地。
与红卫兵交往，参加政治运动，给了史铁生留下了一份深刻的体验。这是铁生观察道德冲突、理解人性本质，以及后来思考政治哲学的起点，铁生多次和我提到。铁生一直与红卫兵创始人中的阎阳生、张晓宾、卜大华等保持联系。老红卫兵张承志成了名作家。他们一起回望历史，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时代的潮起潮落，世事沧桑。
第一次听到史铁生名字是在开学不久的语文课上。教语文的董老师告诉我们，邻班史铁生在课堂上读了他的作文，写他小学一位老师，不但文笔好，而且朗读时声情并茂，全班听了一起感动。课后同学反响大，好评如潮。当时，语文教学方法之一是选出优秀的学生作文，让学生自己在课堂上读。学生在擂台上过招，既锻炼心理素质，又促进参与式教学，是清华附中精英式语文教学的一大特色。
语言是对世界的观察与描绘，它把感知到的世界，通过想象与联想连接成意义，打破认知的混沌和迷茫。认知是心灵的开端，是“我”的诞生。铁生早年把直接与间接的经验用丰富的语言形成结构，在中学先声夺人，引起回响。铁生有语言天赋，或者说语言能力表达了他的创造力天赋，而创造力是心灵能力。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中分析天赋中的生本能情节，这强大的本能要求创造与更新，抗拒死亡。
董玉英老师从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是我们的班主任，给64（3）和64（4）两个班教语文课。她严肃起来的时候，美丽的瓜子脸一绷，两只大眼睛眨得天真，眼角藏不住笑意，我们都不怕她。董老师的丈夫王玉田是音乐老师，在隔壁史铁生所在的64（3）班当班主任。有了这层关系，两个班之间消息灵通。上音乐课，王老师指挥唱歌，一手弹钢琴，一手打拍子；头左右摆动，口型、眉毛和眼睛都和我们说话。现在想起来，眼前一座会动作的雕塑亮相。
王老师会作词会作曲，能拉、弹十几种乐器，是个音乐天才。进清华附中伊始，一口气组织成立了民乐队、交响乐队，还有话剧队、歌唱队和舞蹈队。自编自导一出大型歌舞剧，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有文艺特长的同学，每天下午最后一堂课难熬，手脚在胸中舞，乐曲在心里流。下课铃一响，学生们飞奔到各自的文艺活动室。萌动的青春无处安放，王老师像一块磁石。同学们在艺术中陶冶心灵，放飞创造力。
两位老师那时二十五岁上下，新婚不久。
史铁生的这两位老师是一对残疾人。残疾和死亡这两个词不仅仅是概念，它们以鲜活而残酷的面孔早早地走进史铁生的人生词典。董玉英老师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跛行。王玉田老师有更深重的残疾，先天性心脏病，左右两个心室之间有多个孔洞，无法手术修补。在肺脏里充满了氧气的新鲜血，刚回到心脏就又和富含二氧化碳的静脉血混合，造成慢性缺氧；平时嘴唇泛着微微的紫色，只能慢慢走路，不能跑，不然就喘不上来气。
更惊人的消息在同学中不胫而走：阜外医院的专家判定王老师活不过三十岁！我们好像看见死神追赶着王老师，步步紧逼。王老师奋力捕捉身边流逝的每一分钟。为了造就和实现人生理想，他在和时间赛跑。与两位老师朝夕相处，设身处地，学生心里对他们充满敬重。王老师最后在学生们为他组织的专场音乐会舞台边倒下，史铁生那时正举着鲜花要献给他。几米的距离，死神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现身，分秒之间天人永隔，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铁生在纪念王老师的文字中写道：“我最终从事文学创作，肯定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