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xx：一枪二命疑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0年第12期
文 迟婴 李西始
一、古城凶案
本文所要讲述的一枪二命疑案，发生于无锡市著名的南长街上的“大福客栈”。
南长街坐落于古运河畔，沿街的民居建筑具有浓厚的江南特色——粉墙黛瓦、花格木窗、方砖铺地、屏门隔断、前店后坊。“大福客栈”是一座业已具有百余年历史的老建筑，早年是一个周姓商人开的洋货批发行，四开间门面，三进院落，颇为气派。周家在此经营两代五十年，虽然也经受过太平天国战乱，但总算挺过来了，而且把事业发展到了海外。转眼到了庚子年，北方掀起一股排洋浪潮，周家人一看不对，寻思卖洋货只怕得倾家荡产性命不保，遂决定举家移居海外。于是，这套院落便以低价卖给了从外埠来无锡定居的商人修来福。修氏的来路有些可疑，说话南腔北调，是个久闯三关六码头的老江湖，没有人说得清他的老家在哪儿。后来有传言说他是东北胡子，年纪大了金盆洗手隐居江南安度晚年。
修老爷子买下这座宅院后，没有马上开店，过了三四年，也即1904年，方才开了一家客店，名曰“大福客栈”。此举使人大跌眼镜，须知南长街乃无锡的繁华地段，在这条街上一般都是开商铺，修来福开的却是客栈。道理上倒是没错，随便在哪个城市经营旅馆业都不会没有生意，问题是在南长街开旅馆，那就属于糟蹋黄金地段了。可修老爷子对此毫不在意。
“大福客栈”的生意一般。不过，由于是自己的房产，不必付租金，钱钞肯定是赚到了，只是相比经营其他行业有较大差距而已。人们对此议论纷纷，都觉得修老板没眼光，甚至还有富商把修老板作为反面例子教育后辈。消息传到修来福耳朵里，老爷子也不以为忤，照样乐呵呵地晨去茶馆、日间下棋，入夜躺下一觉到天明。数年后的一个大年夜，修老板喝酒过量，心脏病发作猝死，“大福客栈”传到了修来福的儿子修则持手里。那年修则持已经四十岁，孙子都抱上了，但人们还是呼其“小修老板”。小修的经营之道与其老爷子如出一辙，二十年后的死法儿也一样——喝高了心脏病猝死。
修则持殁后，三儿子修留满接棒做了“大福客栈”的老板。修留满生在无锡长在无锡，已经彻底融入了这座古城，不但说一口跟世世代代土生土长的市民毫无二致的吴侬软语，连饮食方面也完全被无锡人同化。第三代修老板的生意经也接受了当地人的理念，不再像其祖辈那样粗疏怠惰，同行都认为他是个精明能干的生意人。到抗战全面爆发那年，“大福客栈”已经成为无锡旅馆业中的知名品牌。
进入上世纪四十年代，“大福客栈”走了背字儿，接二连三遭遇恶性案件，从1940年春夏之交到1949年秋，竟有十一名旅客在这家客栈丢了性命，而且清一色全是死在三进院落中的后院。先是两个逃婚私奔的男女青年，入住当夜吞服“山奈”（氰化钾）双双自杀身亡；然后是一对嫡亲同胞“太湖兄弟”（江南民间对太湖湖匪的称谓）因分赃不均火并而死；往下死的七位有男有女，有结伴有单身，身份有贵有贱，死法儿各不相同。1949年11月初死的那个，是个有“还乡团”血债的逃亡地主，于半夜三更悬梁自尽。
第一对来自上海的私奔男女轻生后，该客栈就被外界称为“凶宅”。修留满为避免传言影响旅客入住，干脆登报声明“大福客栈”的客房分布，强调系三进有砖墙木门分隔的独立院落，事故发生于后院，已经请政府（此指汪伪政权）卫生科派员消毒并作检验，确认无恙方才重新营业。店方考虑到该事故可能对旅客产生的心理影响，决定自即日起推出优惠措施：凡入住后院客房的旅客，一律打五折，永久有效。
除了登报声明，修老板还在客栈大门两侧墙上打出同样内容的彩色广告。这一步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消息传开去，有人便对这家客栈产生了兴趣，一是贪图打对折，二是好奇心驱使，点名要住后院，甚至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等地的小报记者也纷纷前来采访，付费入住，实地体验。如此，已经冷清下来的生意又红火起来。
没想到，一年后又发生了“太湖兄弟”火并事件。修留满多半有其东北胡子出身的祖父的基因遗传，对付这种状况有了经验，当下请画匠把客栈大门两侧墙上的声明重新描绘了一遍，只稍许作了改动——加上新发生的那起“太湖兄弟”火并身亡血案。果然，一年前的记者又来了，客栈的入住率不降反升。
一直到1948年，每当发生此类案件，修老板总是照方抓药。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后，人员流动逐渐减少，旅馆业生意普遍不景气，“大福客栈”也不例外。过了半年，情况也无好转。11月2日，那个悬梁自尽的逃亡地主入住后院时，该院所有客房均是空房。发现地主的尸体后，公安局来人勘查现场，还把修留满叫到派出所去做了一份笔录。这回，修留满再没心情请画匠来更新广告了。
出乎意料的是，到1950年初，随着治安形势的改观，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上人心逐渐安定，人们愿意开始走动了，旅馆业的生意竟然有了好转的迹象。1950年春节前，修留满请了个泥水匠，把客栈大门两侧墙上的彩色广告给铲掉了，恢复了原先一贯的粉墙本色。
一晃儿三个月过去，5月20日傍晚时分，“大福客栈”来了两个三十岁出头的男子，一个拎着一个七八成新的黑色粗帆布旅行包，另一个提了一口褐色小皮箱，看上去沉甸甸的不知装着什么东西。茶房老朱迎上前去还没开口，一股老酒味儿扑面而来。
这几天账房龚先生家里有事请假，接待旅客都是修老板代理。还是奉行旧时旅馆待客的规矩，先请坐，再上茶奉烟。闲聊数语，这才拿出旅客住宿登记簿登记入住。这两个操一口江南吴语的旅客出示的是盖有昆山县玉山镇“立昌粮行”店章的出差证明，名字分别叫花祥至、薛和福，系粮行职员，前往无锡跟粮商洽谈收购新小麦生意。两人对无锡很熟悉，甚至知道“大福客栈”有永久打对折的后院客房，直接言明就住后院，第二天一早离开。
两位旅客入住后院客房不久，天色突然黑了下来，随即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这种状况足足持续到晚上十点多，风雨才渐渐止住。按照旅馆业的服务规矩，晚上住店旅客如果没有提出什么服务要求，茶房是不会去打扰他们的。这天晚上，“大福客栈”三进院落入住的四十多个旅客，都是早早休息，一夜无话。
次日，5月21日上午八时许，修留满见后院入住的两位旅客还没来退房结账，一颗心不由得又忐忑起来，吩咐茶房老朱去后院看看。老朱这一去就发现那两个旅客躺在血泊中，躯体都已僵硬。
无锡市公安局城南分局长街派出所接到“大福客栈”的报案，当即派警员出警，同时上报分局。因是二命大案，城南分局立刻向市局报告，市局则急报苏南行署公安局。很快，无锡市公安局局长刘中和城南分局局长顾亭率领刑警赶到现场。
负责现场勘查的是苏南行署公安局刑技鉴识师林琰。林琰早年留洋，曾在伦敦苏格兰场从事过刑技鉴识工作，回国后供职于国民党首都警察厅，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刑技专家。南京解放后苏南行署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设法将其从南京挖了过来。
“大福客栈”后院有一百多平方米，靠墙建有六间客房，院子两头各有木门，分别通向客栈后门和第二进院子，前后门都装有司必灵锁。昨天傍晚那两个客人花祥至、薛和福住在中间右侧的一个房间，约十五平方米，两侧靠墙各有一张单人床，床前各置床头柜；房间中间有一张四方桌和四张被江南人称为骨牌凳的木凳，两个屋角放着衣帽架和面盆架。两具尸体躺卧在桌边，根据发现时的位置，花祥至被编为1号尸体，薛和福被编为2号尸体。勘查发现，1号尸体颈部中枪，子弹洞穿脖颈，从2号尸体的右耳下侧射入头颅，从其左侧太阳穴穿出，打在砖墙上，又弹落在床上。这种一枪二命的情况在战场上时有发生，但在刑事案件中却极为少见，在场警员见之皆感吃惊。
桌上放着一个茶壶、三个杯子，杯子里的茶水都是满的，估计还没有喝过。刑技人员据此判断，花、薛两个受害人入住客房后，接待了一个从后门进入的客人。三人围桌而坐，茶还没喝上一口，突然发生了争执。来访者——这里暂且将其称为3号——拔出手枪，花、薛两个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便扣动了扳机。不知是事先算准了角度还是碰巧，一颗子弹要了两个人的性命。
刑技人员在现场提取到了三个人的脚印，认定两个受害人的足迹后，剩下的肯定就是凶手的了。根据脚印推测，凶手身高在一米七左右，穿一双崭新的“双钱牌”橡胶底跑鞋。
那么，一枪二命究竟属于巧合还是故意为之？林琰首先测量了墙上的弹痕高度，估算出大致的弹道，再结合两个死者的创口、二人的身高、中弹时所坐的位置，测算凶手开枪的距离和角度，却难以得出确切结论。不过林琰强调，即便一枪二命是巧合，凶手也应是一名使枪行家。
现场勘查还未结束，苏南行署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抵达“大福客栈”，听取了刘中、顾亭两位局长的简略汇报。三级公安局长交换意见后，决定立刻由行署公安局、市局、分局抽调精干刑警组建专案组，尽快侦破“5·21”案件。
二、分析案情
专案组由赵资清、冯安国、诸伯纯、孔同钧、周长寿、殷暮生、蒋省文、乐常富、伍仙生等九名刑警组成，分别来自苏南行署公安局、无锡市公安局和城南分局刑警队，赵资清、冯安国分任正副组长。
5月21日下午四时，专案组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武工队出身的专案组长赵资清把一干组员作了简单介绍后，随即进入正题，先由副组长冯安国向大伙儿通报尸体检验以及凶器的鉴定结论——
花、薛两人死于枪弹伤，并且死于同一颗子弹，经鉴定，凶器系日本造九四式半自动手枪。法医认定，该案发生于5月20日晚八点到九点之间，这跟“大福客栈”方面提供的登记入住时间相吻合，也与入住后不久即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情形联系得上。
客栈后院的六间客房，当晚只有两名被害人入住其中的一间。之前刑警在客栈勘查时，向老板、茶房和入住中院、前院的旅客询问昨晚是否听见过什么动静，回答如出一辙，都说雷声和风雨声太大，而且为了防止雨水溅入室内，都关上了窗子，谁也没听见后院传来过枪声。
尸体解剖还发现，两人在死前大约两小时喝过度数较高的白酒，下酒菜中有牛肉、虾等，还吃过桃子。虾应是无锡当地特产，即久负盛名的“太湖三白”中的白虾，而花、薛所食的桃子，估计是本地种植的水蜜桃。这也是江南水果中的一个著名品种，不过5月中下旬并非采摘上市的最佳当口儿，桃子的果皮还不能一撕即落，不讲究的食客连皮吃也是有的，两个死者中的花祥至就是如此。
冯安国说完上述情况之后，赵资清让大伙儿发表意见。一番热烈讨论下来，众刑警对现场进行了还原——
两个被害人的皮鞋很干净而且干燥，他们入住后应该没有离开过后院，而凶手遗留于现场的鞋印并无泥浆污水痕迹，客房内外也并无雨伞留下的水渍，可以推测凶手也是在下雨前抵达客栈的。也就是说，两个死者在入住客栈前先在某家饭馆用餐，入住客栈后不过十来分钟，凶手就到了。
由于“大福客栈”后院长期以来名声在外，对于住后院的旅客，除了入住时由茶房引领从前院进人，之后旅客进出一律从后门通行。后门装着司必灵锁，客栈在给入住旅客办理手续时会给旅客一把钥匙，退房时归还。旅客的进出尚且如此，来访者当然也是从后门进出了。一般说来，两被害人不可能精确预见到从用完晚餐到办理完毕入住手续的准确时间，因此，刑警认为凶手可能是与花祥至、薛和福共进晚餐后一起抵达客栈的，只不过凶手没在客栈前台露面，而是待那二位办完手续，从后门进入的。
客房中间那张方桌上放着一壶茶水及三个茶杯，茶杯中的茶水是满的，表明两个被害人和凶手都没有喝过。刑技人员从茶杯上只提取到死者花祥至的指纹，茶壶、床头柜上的茶叶罐以及墙边的那个热水瓶的竹编外壳上，也只有花祥至的指纹。按说凶手抵达后院客房后，作为主人的两个被害人自然要沏茶让座，花、薛两个的衣服口袋里都装有香烟和火柴，让座沏茶之后，跟着就应该是递烟点火，并把床头柜上的烟灰缸拿到桌上，但现场并未发现吸烟的迹象。
由此，众刑警认为，花、薛之前与凶手一起用餐时，正在谈某桩对于他们来说显然非常重要的事情，估计谈得比较融洽，否则凶手也不可能随后来客栈。可是，到了客栈，双方的谈判情势却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故，于是凶手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枪，只用了一颗子弹就把花、薛给了结了。
刑警继而对这个突发变故进行了分析。三人在饭馆里谈的多半是某项交易，饭后去客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么是一方甚至双方根本没有诚意进行这桩交易，谈着谈着图穷匕见，杀人越货；要么是双方都诚心要成交这笔买卖，但买家在验货时发现货物的质量有问题，提出异议，双方发生争执，买家大怒之下，遂拔枪让子弹解决这场纠纷。刑警认为，本案可能是上面所说的第一种情形。
那么，交易的会是什么货物呢？从凶手随身携带枪支而且是使枪好手这一点来看，其真实身份应该是职业盗匪，这种角色当然不会做正儿八经的合法买卖，所以，两个死者携带的箱子里装的不外乎武器或金银赃物，在座大多数刑警认为武器的可能性更大。
据“大福客栈”方面反映，花祥至、薛和福两人入住时所携行李除了那个帆布旅行包，还有一口褐色小皮箱，由薛和福提着，看上去沉甸甸的。在勘查现场时，这口箱子已经不翼而飞。刑警出于慎重，曾问过第一个进入现场的茶房老朱。老朱说没有注意到，发现尸体时他简直吓懵了，跑到中院连声呼喊“出事了”，中院、前院的旅客纷纷围上来询问，有好事胆子大的甚至打算去后院一看究竟。“大福客栈”屡出事故，茶房老朱早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坚决阻止。这时，老板修留满闻声赶到，命人急报派出所，自己则进入后院，守在发生凶案的那间客房门口保护现场。如此看来，除了两个死者和凶手，并无他人进入现场，那口小皮箱应该是被凶手带走了。
案情分析会进行到这里，专案组接到从近百公里外的昆山县城玉山镇发来的一份加急电报，内容是：玉山镇上有私营“立昌粮行”，但据了解，该粮行并无花祥至、薛和福其人。另，该粮行去年12月曾遭土匪打劫，被劫物品中有盖着店章的半本店笺。该案至今未破，亦无相关线索。
专案组据此认为，花、薛两人真实身份可疑，鉴于其中一人身上有刺青，疑似黑道角色，该案黑吃黑的可能性显著上升。
这时已是晚上七点，大伙儿一边吃着食堂送来的馒头，一边研究侦查方案。晚饭吃完，侦查方案也形成了。用赵资清的说法是，“活的死的都要查”。活的指凶手，对其的调查有两个方向，一是查饭馆，二是查他从后门进出“大福客栈”时的目击者；死的就是花祥至、薛和福（这两个显然是假名，暂且用之），除了饭馆，还可以薛和福的文身作为切入点，只要查清两个死者的真实身份，就有希望顺藤摸瓜追查到凶手的线索。
三、查觅线索
5月22日上午，专案组对“5·21”案件的相关调查正式铺开。调查分三路进行——
第一路由冯安国、乐常富、伍仙生三刑警调查凶手进出“大福客栈”的情况。三刑警了解到，按照“大福客栈”定下的规矩，凡是拜访后院旅客的来访者，均须从客栈后门进出。后门不设门房，访客一般都是到后院喊门。当然，也有访客不知道这个规矩，入住旅客也没跟人家有过交代，还是走客栈在南长街的前门。遇到这种情况，前台就会告知对方，应从客栈旁边的小巷绕至后门。有时访客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儿，那就由茶房引领穿过小巷，用钥匙开了后门让他们入内。
三刑警认为，凶手从后门进入客栈时应该还没下雨，但在行凶之后，外面已经风雨大作了。他很可能没带雨伞，这时出门，只怕还没走出小巷立刻会被淋成一只落汤鸡。尽管南长街上多半没行人冒雨赶路，但两旁还有开着大门的住家或尚未打烊的商店，这个突然出现的路人肯定会引起他人注意，况且他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小皮箱。凶手作为一个资深老江湖，心理素质绝对一流，肯定会选择守着两具尸体待在现场。等到风停雨住，已是夜里十点以后，家家户户熄灯睡觉，街上也难能有行人，凶手此时离开，警方就很难找到目击者了。
这么说来，此番调查就没指望了？那倒也不是。之前分析过，毕竟是非法交易，两个受害者在前台办手续，凶手出于谨慎不愿露面。而花、薛两人办理登记入住手续，怎么也要花上十几分钟，这段时间，凶手在干什么？当然是等候。他在哪里等候？因为心里有鬼，他不可能就在客栈大门外待着，况且凶手或许早有黑吃黑的打算，那就更不愿让人留下印象了。既要避免在“大福客栈”门前停留，又不能走得太远，他会去哪里呢？最大的可能就是假装偶然路过，进入附近某家店铺随意逛逛。
如此，冯安国三人就有了访查方向。三人来到南长街“大福客栈”那个路段分头走访，果然，乐常富在通往客栈后院的那条小巷口的一家杂货店打听到一个信息。店主告诉他，差不多在花、薛二人登记的那个时段，有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进过他们的店铺。该男子瘦高个子，举止斯文，操吴地方言，身穿七八成新米黄色细帆布猎装、藏青色卡其裤子，头戴一顶宽檐帽（似与猎装配套），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进店后，男子买了一包“飞马”香烟和一盒火柴。拿到手后立刻拆开香烟，抽出一支点燃，随意浏览着店堂里的其他商品。店主的老婆补充了一个细节，那主顾曾抬腕看过手表，然后又瞥了眼墙上的挂钟。当时老板娘还说了一句，挂钟慢了四分钟。那人微笑点头，没吭声。一会儿，他就离开了，那支香烟还没抽完。至于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店主夫妇都没留意，后来也没有再见过此人。侦査员判断，此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凶手。
第二路刑警周长寿、诸伯纯、孔同钧访查花、薛用餐的饭馆，专案组长赵资清指定，该组由周长寿负责。周长寿是旧警校出身的资深刑警，原在南京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供职，南京沦陷后拒绝日伪警局的留用，返回无锡家乡做小贩谋生。其间，新四军太湖游击队曾将其发展为秘密情报员。抗战胜利后，周长寿进入无锡旧警局当了一名刑警，继续协助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无锡解放后，老周被无锡市公安局留用，属于领导信得过的刑侦业务骨干。
周长寿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又做过全城到处叫卖的小贩，还兼职中共的秘密情报员，可想而知他对无锡的熟悉程度。既然两死者吃的晚餐中有牛肉、白虾两道菜，那就据此把“大福客栈”周边的馆子调查一番吧。也不是每个馆子都要去查，据法医鉴定，两死者这顿晚餐是在下午五时左右开始的，这就把名菜馆排除了。
当时无锡但凡有点儿名气的饭馆，对晚市都非常注重，招牌菜肴都须由当家大厨亲自操持，不到晚上六点钟不会开门迎客，即使开门了，也是只上茶不上酒菜——大厨还没准备好哩
一番查摸下来，侦查员在附近清名桥畔的“丰盛馆”查到了线索：5月20日下午四点五十分许，有外貌衣着如花祥至、薛和福的两个男子携另一男青年前往该馆用餐。那个男青年的容貌、穿着、口音，跟刑警乐常富在杂货店了解到的“白面书生”相同。“丰盛馆”的跑堂对该男子印象比较深，三人用餐完毕，他掏出三张一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的钞票分别递给三个跑堂，说是小费。
刑警查看了“丰盛馆”账台保存着的菜单，三人点的菜不多：牛肉、油爆虾、竹笋笃肉、油焖茭白，一瓶“玉泉春”，主食是每人一碗鱔丝面。餐费共计三万五千四百元，是花祥至会的钞。
三人用餐的座头位于店堂最靠里的角落，他们来得早，当时整个儿店堂就他们一桌，很清静。不过，三人说话声音很低，跑堂上菜时，他们就停止说话，只顾喝酒吃菜。跑堂对这种情况见得多了，也不以为意。
三位刑警离开“丰盛馆”，没走几步就发现对面巷口有一个水果摊。过去一看，摆摊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乡下老头儿，蹲在路边，面前摆着两个竹箩筐，装的都是水蜜桃。没有秤，是论个卖的，一口价，顾客还不能自己挑选。周长寿掏钱买了几个，三刑警边吃边跟老头儿搭讪，问明他已连续进城六天了，每天都是这个位置。刑警估计花、薛等三人前天傍晚也是在这里买的。一问，老头儿竟还记得。
那个“白面书生”出手挺大方，当时已经准备收摊了，还剩下十来个桃子，都是箩筐底下的，没上面的熟，老头儿就说打对折便宜点儿一起卖。“白面书生”立刻掏钱。点检下来，一共十四个，三人中的两个分别提着旅行包和皮箱，拿不下，而老头儿带出来盛装桃子的简易竹网篮已经用光了。正担心对方反悔不买，那“白面书生”却把头上的宽檐帽摘下来，把桃子装进去了。正要离开，来了两个小叫花，没等他们开口，“书生”就给了他们一人两个。老头儿说完上述情况，给了那人一个评价：那是个好人！
第一第二两路的调查证实了之前专案组的估测，并锁定了凶手的一些基本信息——苏南人，二十七八岁，瘦高个儿，肤色白净，举止斯文，宛若书生。这是一个收获，但凭此尚不能顺藤摸瓜往下追踪。不过很快，由专案组长赵资清主持的第三路调查有了稍后被证明有价值的收获——他们查到了本案两个死者的真实身份！
外出调查前，赵资清和殷暮生、蒋省文交换过意见。三人聊下来，认为要调查薛和福、花祥至两人的真实身份，算不上一桩特别犯难的事儿。既然花、薛两个并非守法良民，很可能跟杀害他们的凶手一样，也是横行江湖的惯匪大盗之流，那就应该向他们的同道调查。去哪里找他们的同道呢？一是江湖——那些尚未落网的匪盜，多半仍在江南水乡地区作案，苏南行署公安局、无锡市公安局下发的《敌情简报》上应该有刊载；二是看守所——其中部分匪盗“运气不佳”业已落网，正等着接受人民政府的审判。此刻，刑警跟还活跃在江湖上的对象“无缘相见”，那就只好去看守所撞运气了。
为提高效率，本市六个看守所，每个侦查员分摊两个。殷暮生去城东、城中分局，蒋省文去城南、城西分局，赵资清去市局和城北分局。
这桩活儿在初解放时的看守所可以说是常见一幕，几乎每天都有外调人员由看守员陪同着进入监区，拿着通缉犯的照片让在押人犯辨认。上午，三侦查员各跑了一个看守所，都是交了白板，没发现任何线索。下午，赵资清去了市局看守所，殷暮生、蒋省文则去了另外两个分局。
三点多，赵资清由看守所长陪同来到“大刑犯监区”。之前看守所长关照过，这里关押的多是死囚（当时的死刑宣判都在公审大会上宣布，宣判后立即执行，没有上诉之说），每个人都有命案在身，其中有些惯匪杀人如麻，这些人根本不相信检举揭发会折抵自己的罪行，对将功赎罪不抱希望，因此也不会认真辨认照片，当场拒绝也有可能。果然，走遍该监区的十几个监房，那些死囚对于赵资清出示的照片均是不理不睬。
赵资清寻思这是白折腾一趟了，正准备回去，刑警蒋省文打来了电话。蒋省文在城西分局看守所获得了一个线索——
一个曾在太湖“天佑帮”匪伙当过厨子的黄姓人犯在辨认花祥至的照片时说，这人解放前曾来过“天佑帮”的水寨，每次来都跟帮主尤老大喝酒。他的酒量不错，不过酒风不咋样，喝多了喜欢说大话，答应帮尤老大办几桩犯难的事，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可事后再也不提。尤老大就把此人列为“不待见”一类，吩咐今后不许此人进水寨。尤老大说过这人的姓名，但厨子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可以肯定这人不姓花，名字里也没有“花”字。最后厨子还说，详细情况问尤老大就清楚了，帮主也被抓进来了。
蒋省文还想继续问，忽见一旁陪同的看守员朝他使眼色，只得打住。离开监区，看守员告知，尤老大已于前一天移押市局看守所。根据惯例，料想这几天要开公审大会，这厮已被列入处决名单了。于是，蒋省文立马给赵资清打了电话。
市局看守所长证实此言不谬，赵资清随即请看守所长把这个尤老大开出来。
尤老大名叫尤应鑫，四十二岁，无锡当地人，渔民出身，后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支火药枪，就兼职猎户。全面抗战爆发，他又从国民党败兵那里获得了不少枪支弹药，遂纠集一伙人做起了湖匪。这人喜欢结交朋友，江湖上人头甚熟，黑道呼其“路路通”。解放后，因他以前曾与中共新四军太湖游击队有过联系，就有干部托人给他捎信，劝其向人民政府自首，争取获得宽大处理。尤老大不但不听，还继续打劫作案，甚至袭击军方运输物资的船只。军方迅速作出反应，查明“天佑帮”下落后直接出动部队，将十九名匪徒悉数捕获，移交警方。
这还是两个多月前的事儿。近日，苏南行署党委下达通知，要求行署各专区、市县为配合剿灭江南匪盗的宣传造势，举行公审大会，处决一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无锡市军管会在研究死囚名单时，决定将“天佑帮”帮主尤应鑫列入。昨日，尤老大便被移押至市局看守所。
尤老大江湖经验丰富，知道这种移押不会是好事儿，自己罪行累累，光有据可查的人命就欠了十六条，料想必死无疑。先前赵资清去“大刑犯监区”让一干人犯辨认照片时，他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人。但他寻思这份功劳立了也无用，他的罪行太重，这点儿功劳绝对折抵不了，所以对着照片只是摇头。没想到，先前那个便衣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识穿了他的花样。
提审前，赵资清跟尤老大一案的承办员老姜通了电话，得知尤老大的母亲尤庄氏还活着。尽管是匪眷，但她是穷人出身，给有钱人家当过多年丫鬟。后来尤老大“发迹”，人家不敢再雇佣她，这才用仅有的一点儿积蓄做本钱，当了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尤老大是个孝子，“发迹”后几次三番要把母亲接去享福，尤庄氏不肯；送钱来让她花，不受。不过，老太太毕竟没有那份跟土匪儿子一刀两断划清界限的觉悟，她的说法是，不管老大（尤应鑫在家里的排行也是老大）是好人还是歹徒，总归是我儿子，只要金盆洗手，我就允许他踏进家门。她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幕，如果可能，尤老大最好的归宿就是去寺院庙宇做一名出家人，真正立地成佛。
这是老姜向尤庄氏了解相关情况时老太太亲口所言，还要求把这个口信捎给儿子。老姜当然不可能捎这个口信。现在，赵资清决定由自己来捎这个口信。
提审时，赵资清转述了其母的嘱咐。尤老大嗤之以鼻，扯淡！人都要枪毙了，还怎么立地成佛？升天成佛倒差不多！赵资清也不跟他辩论，接着说了说他母亲目前的生活状况，特别强调，老太太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为了给这个儿子赎罪，不知捐了多少香火钱。尤老大做过多年太湖匪帮的头目，脑子不笨，很快明白了赵资清这一番提点的意图。思忖片刻，就主动提出了条件：他想用照片上那个人的信息跟警方交换一套僧衣，准许他穿着僧衣去刑场。
这桩“交易”赵资清做不了主，立刻去看守所长办公室给无锡市公安局局长刘中打电话请示。刘局长当即拍板：“答应他！这个人犯明天就要执行了，我让秘书科立刻去搞一套送来。他的身高大约多少？还得配罗汉鞋吧，脚码多大？
一小时后，一套僧衣、僧鞋连同袜子送到了看守所。刘中局长考虑得很周到，特地吩咐秘书科弄一套七成新的，尽量避免因此而产生的议论。后来此事果然被人提出来做文章，不过这时赵资清已经调离公安系统，回北方老家工作，文章总算没做成。
次日，尤老大就是穿着这身僧衣伏法的。其时，专案组刑警已经在常州“花祥至”的老窝进行调查了。
尤老大在拿到僧衣后，向刑警提供了以下情况——
所谓的“花祥至”，真实姓名叫柴兴贵，武进人氏，出身于地主家庭，家境富裕。抗战全面爆发那年，柴初中毕业后报考第三战区速成军官学校，被录取。不料刚发榜，“淞沪会战”就开打了，第三战区这所速成军校也就没开张。不过，第三战区司令部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声明已被录取的学员，可以前往指定地点向接待处报到，将被作为特例招收的军人分派至各个不同的岗位服役，待遇等同于排长。柴兴贵瞒着家人前往报到，被分派到第三战区驻苏州办事处。由于是战时，立刻配发了制服、枪械等一应见习军官的装备。
两个多月后，上海沦陷，苏州一片混乱。柴兴贵还没想好是跟部队开拔还是偷偷溜回家时，遇到了早年在他家干活的长工老赵。老赵两年前就投奔“太湖王”匪伙，因为跟匪伙老大王阿牛搭着点儿亲戚关系，受到了重用。他之前已经知晓柴少爷在第三战区苏州办事处当差，此番前来是奉王老大之命搞武器的。跟柴兴贵一嘀咕，柴不但愿意提供相关信息让“太湖王”搞到武器，还主动表示想参加匪伙。于是，这个十九岁的青年就成了“太湖王”匪伙的文书，对外则称为王老大的副官。
其实，这时柴兴贵想回家也回不了。他的老家武进（辛亥革命后，原“八邑名都”常州府被废，常州城区一度称为“武进市”，解放后，城乡分设常州市和武进县）遭受日军空袭，全家大小七口均死于轰炸。从此他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此后几年里，他一有机会就鼓动王老大抗日。王老大是个葬汉，自小听多了“岳飞抗金”、“朱元璋诛鞑子”、“戚继光抗倭”之类的说书，虽是盗匪，民族气节尚在，即使小柴不怂恿，他也想见机下手袭击小股日军。针对日军搞了几次埋伏之后，日军开始对“太湖王”匪伙重视起来，几次组织围剿。1942年春，“太湖王”匪伙遭日军突袭，几乎全军覆没，自王老大以下四五十人全部战死，只有柴兴贵等六人侥幸逃生。
柴兴贵吓破了胆，再也不敢加入其他匪伙了，逃回常州（此处沿用民间习惯称谓），卖了乡下的田地，置房娶妻，过起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为谋生计，他开了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五金商店。但是，柴兴贵喜欢结交朋友，场面上的应酬开支不小，五金商店的收入经常入不敷出，就寻思着搞兼职。他是匪伙出来的，江湖上的事儿见多识广，三教九流的朋友不少，于是做起了军火买卖掮客。利用经营五金店的便利，他跟伪军、特务、土匪、强盗之流建立起关系，帮助他们互通有无，把日伪的枪支弹药鼓捣给土匪强盗，从中获利。渐渐有了些积蓄后，他自己也囤积些武器弹药，待合适的机会加价出售。
抗战胜利后，原以为这种生意也该结束了，哪知反而迎来了一个供不应求的局面。国民党方面收拾了汉奸之后，又把目标对准了各种江湖匪盗，黑道上对于武器弹药的需求量大幅上升。而此时的军警宪特保安团跟日伪时期的伪军汉奸特务一样，借一次次军事行动的机会，谎报军火损耗，不断获取补给，通过柴兴贵卖给匪盗。
尤老大就是这样跟柴兴贵认识的。但尤老大觉得小柴这人不实诚，来往一段时间后就主动降温，中断了联系。至于另一张照片上的薛和福，尤老大说他确实没见过。
常州与无锡毗邻，以前尤、柴有来往时，尤老大曾去过柴兴贵在武进县城区北大街的前店后宅的老窝。5月23日，专案组全体出动前往常州，此行一帆风顺，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
最近，常州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柴兴贵解放后与其武进县第六区洛阳镇的外甥郎虎扣往来频繁。郎系柴的堂外甥，却比舅舅大一岁。因郎虎扣当过日伪区公所通信员、保安团班长，这个信息立刻引起了常州警方的注意。无锡刑警听着心里一动，便出示了“薛和福”的照片，对方惊呼：“这就是郎虎扣——他也死啦？！”
接下来，就是对柴兴贵的五金商店进行搜查。这家店铺虽说只有一个门面，进深却比较大，加之五金商品林林总总既多且杂，形状也不像其他商品那样有规则，整个儿店堂里里外外堆得到处都是，连房梁上也拴着金属配件和钢管。这就苦了一干刑警，待到搜查完店堂，已是个个沁汗。接着又搜后面的宅院，在库房里发现了一口崭新的保险箱。
当时保险箱通常是由五金商店出售的，不过，在这家只有一个门面的五金店铺里竟然有保险箱出售，倒是出乎刑警的意料。刑警想把保险箱打开，可是没有钥匙，问了柴兴贵的妻子苏流英，答称她一个妇道人家从来不管丈夫的事。刑警怀疑这个女人可能是在包庇丈夫（她尚未知晓其夫死讯），稍后得知，她说的是实情。
不过，苏氏也算不上守法良民，热衷于参加后来被政府取缔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圣女会”的活动。“圣女会”由清一色的女性信徒组成，背后是一个名叫裴淑慧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女特务在策划指挥。苏流英能说会道，竟被委任为“舆论科长”，专门负责制造、散布谣言。后来镇反时，“圣女会”被一网打尽，苏流英领刑七年，死于监所。
找不到钥匙，刑警只好通过常州警方找来一位锁匠，费了一番工夫，总算把这口保险箱给鼓捣开了，里面竟是大半箱枪支弹药，另有民国时巩县兵工厂生产的手榴弹三十颗，均是新货。此外还有一个本子，这些军火系何时进货、何方提供、何时出货、下家是谁、出货数量、库存数量等，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刑警最感兴趣的是最新的一条记录，日期是1950年5月17日，下家一栏里写的是“无锡游云涛，要货八支九四配六百四十发子弹”。
这些武器当然得连同保险箱一起拉走，拉走前需要清点登记。这个程序履行下来，又有新发现——已经记入账目的那八支手枪、六百四十发子弹，竟然未曾出货。刑警遂作出判断，柴兴贵与其外甥郎虎扣此番去无锡洽谈军火买卖，未把枪弹带去，只是在箱子里装了些废铜烂铁，差不多够这批货的重量就是了。至于其动机是出于谨慎，还是想玩一招黑吃黑，那就不得而知了。
照此看来，那个游云涛很有可能就是杀害柴兴贵、郎虎扣的凶手。他特地带上手枪去“谈买卖”，而且进门连茶都没喝一口就下手，足以表明其原本打的就是黑吃黑的主意。只是，游云涛过于自信了，没考虑对方是否会玩“虚晃一枪”，以至于连货都没验看就贸然下手。
如此，就给专案组提供了一个机会：柴、游双方此番可能是第一次打交道。如果游云涛是老客户，通常是不会起这种黑心的。那么，双方一个在无锡，一个在常州，他们是怎么搭上关系的？又是怎么达成这桩买卖意向的？江南解放已经一年，社会治安形势已经不允许在茶楼饭店随意提这种买卖的话头了，其他场所比如旅途邂逅，双方更不可能触及这种敏感话题。所以，刑警推测，柴兴贵和游云涛之间应该是有一个介绍人的。
这个介绍人是谁？侦查员向柴妻苏流英以及邻居打听。苏流英自然还是那句老话，邻居则说，大约一周前，柴兴贵曾接待过一个操一口无锡话的中年男子，两人看起来关系熟稔，互相称呼“牛哥”、“小柴”。有人那天还看见柴兴贵、郎虎扣和这位“牛哥”在附近“富兴饭庄”一起喝酒。刑警即往饭庄查询。柴兴贵常去该饭庄用餐，店东伙计与其都是熟人，大伙儿还记得此事，并提供了那个“牛哥”的外形口音衣着等特征。
于是，刑警再次找苏流英谈话。苏流英表示并不知晓“牛哥”其人，更不知道丈夫接待“牛哥”之事，5月14日她去杭州、上海旅游了，是会里（指“圣女会”，当时尚未取缔）组织的，有证明人。刑警作了调查，证实苏流英没有说谎。无奈，刑警只得回无锡去查访这个“牛哥”了。
四、“恶僧”高徒
专案组怎样访查军火掮客“牛哥”，容下文再作交代，此刻咱们先说说制造“一枪二命”大案的凶手游云涛的情况。
“游云涛”其实是这个二十七岁的冷血青年最近才为自己起的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叫白漫涛。尽管一口吴侬软语，但他并非苏南人氏，而是出生于太湖南侧浙江省长兴县雉城镇的一个工商地主家庭。七岁时，举家迁往苏州，十三岁时，全家又前往上海定居。其父白苦翁投资纱布（旧时对棉纱和布匹的合称）生意赚了大钱，见好就收，将资金入股百货业、制造业，成为沪上小有名气的一个资本家。
白漫涛幼时正逢“齐卢战争”（又称“江浙战争”、“甲子兵灾”，发生于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也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父母家人逃难，其由奶妈携往太湖畔的长兴县夹浦镇避乱。“齐卢战争”只打了四十天就结東了，但白少爷却在奶妈家一待就是五年，这小孩儿竟似着了魔似的，怎么也不肯离开这个风景优美的小镇。直到其父决定举家迁往苏州，这才不得不离开，临走时，他与奶妈约定，此去苏州就要上学了，今后每年寒暑假都会来夹浦过。当时以为不过说说而已，哪知白漫涛小小年纪竟是言出必践，之后多年，果真冬夏两季都会到夹浦待完整个假期。白少爷的这份表现，令其老爸夸赞不已，认为这小子有情有义，一诺千金，日后必成大器。
资本家白苦翁压根儿想不到，白漫涛对夹浦小镇的执着并非出于对奶妈的依恋，而是另有原因。湖州地面当时有一个被称为“恶僧”的江洋大盗，作案次数不多，但只要出手，必定大有收获。他组织的每次行动，都是在令人难以料到的时间、地点，针对人们意想不到的对象下手。举凡太湖、内河、陆地、城市、乡镇、农村乃至公路，都是他进行犯罪活动的舞台；风高月黑固然是作案的良机，月朗星明的夜晚他也照样出动；严冬酷暑刮风下雨、台风侵袭暴发洪水，也难以阻挡他作案的脚步。此人总是从头到脚一套玄色僧衣，手持两支德国大镜面二十响匣枪，从不开口说话，而是以口哨作为信号指挥属下。
其交通工具也令江湖黑道十分惊讶：木舟一律双橹快船，也有机器助力的机帆船，有一次甚至还开着从日军水关据点偷来的汽艇；陆行工具则是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汽车样样都有。所有交通工具，都是在作案前即时窃得，用毕丢弃。
1931年到1941年这十年间，除去偶尔几次把军方、警方、政府的运输船只作为目标时发生枪战打死过几人，“恶僧”匪伙很少伤人性命。尽管如此，这个匪伙肯定会引起官府的重视，但“恶僧”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手段，国民党军警、日伪部队都曾组织过公开或隐蔽的侦缉行动，却连些许线索也没查摸到。
其实，对于长兴人来说，这个“恶僧”他们并不陌生，夹浦镇上的居民还经常从他这里买鲜鱼活虾。他，就是渔夫姚三进。姚三进的身世无从知晓，县城、镇上人知道的只是这个貌不起眼的渔夫有一手百发百中的投掷鱼叉的本领，但凡出手，必有收获。只有白少爷知道老姚不但精飞叉，还擅长用枪，更是一个武林高手。
老姚跟白少爷奶妈的丈夫老陶是多年酒友，打自“齐卢战争”期间白漫涛随奶妈来夹浦镇避难，就已经认识这个小孩儿了。虽是江洋大盗，姚三进平时对人却极和善，他和老陶经常喝酒，不知怎么，白漫涛跟他很是投缘，两人成了一对忘年交。白苦翁举家从苏州迁往上海前夕，白漫涛特地从苏州赶到夹浦镇，跟奶妈一家和忘年交老姚告别。那是一个天挂银盘的晴好夜晚，老姚特邀白少爷与其一起驾舟出湖夜捕。他们在湖上待了一整夜，待白漫涛回来时，已是老姚的黑道弟子了。
姚三进是个特立独行之徒，这从他策划实施的抢劫案中就可以看出来。在对待收白少爷为徒这件事上，也是这样，他根本不按照规则出牌，
即使传授武术、射击也是这样。白漫涛去上海后，要在公共租界上教会中学。教会中学校规甚严，每年只有寒暑假才有空到夹消镇跟他见面。据此，他对白少爷的学艺方式作了调整，武术只教实战精华，不教套路；射击只让弟子习练臂腕力量、整体协调和定力，开始半年并不让他接触枪支，还特地关照，连玩具枪都不许碰。
白漫涛完全遵循他自创的那套教学方法，没有一丝一毫走样。次年寒假，白漫涛如约赶到夹浦镇。姚三进考虑到应该有一个隐蔽安全之处向白少爷传授技艺，遂结束了他多年来以船为家的生活，佯称患上了关节炎，举债买下了镇外一座多年来无人问津的破屋，自己动手稍稍修缮，作为传授技艺的处所。
就这样，白漫涛跟着姚三进从十三岁学到十七岁。整整四年折腾下来，徒手格斗已经能够以一敌三，手枪射击则可日射飞鸟夜击香火——这是每年寒暑两假夜去太湖日赴山野苦练而成，姚三进财力雄厚，又有黑道关系，购置子弹不成问题。
按照姚三进预先的打算，接下来他就要向白少爷传授江湖经验和黑道规矩了。白漫涛为此放弃了进高中的机会，中考故意落第，以便能经常跟师父在一起。但这时日伪政权对太湖地区的控制越来越严，白漫涛久住夹浦镇，难免引人注意；其在上海的居住地虽位于租界，但日本人的势力不断渗透，如若长期不在家居住也不妥。姚三进考虑再三，决定不再让白漫涛来夹浦镇了。
那么，往下的传授又该如何进行呢？姚三进自有办法。他交给白漫涛一件信物，让白少爷回上海后去找柏先生。
柏先生名叫柏明厉，据说跟姚三进是师兄弟关系。不过，这位柏先生与白漫涛想象中的形象、气质大相径庭。明明只有三十五岁，看上去却至少四十五，精瘦，咳嗽的时间比说话还多，如果不是脸色还算健康，白漫涛真怀疑自己遇到了一个痨病患者，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
柏明厉是个行事精细一丝不苟的主儿，他反复验看了白漫涛呈递的那件信物，又问了些姚三进的生活细节，终于确认了白漫涛的身份，认可了这个师侄。他对白漫涛说，我那位师哥是个死脑筋，一旦盯上某个目标，就会一直做下去。不过，他生性谨慎，天生低调，装龙像龙，装鼠像鼠，作为幌子的职业又非常合适，所以可以长期无祸。但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应该改变一下了，所以，就找了个借口把你白少爷“派司”（系洋泾浜英语，“Pass”的谐音，传递之意，旧时沪上将“交办事情称作“派司”）给我了。我不会教你什么功夫，但是，从长远看，你跟我学学江湖规矩还是有必要的。你不必问怎么学，我的教法儿跟师哥不一样。你现在操何营生？还没工作？很好，要找一份，不过不要动用你家老爹的关系，我也不会提供帮助，必须自己想办法。这就是我给你上的第一堂课，看你的悟性了。
白漫涛毕竟是被姚三进看中的一块理想材料，天资不弱，当下想了想，说我可以做买卖墓地的经纪人，向租界当局领一张执照，凭执照就可以顺利进出上海，跑遍周边郊区以及苏杭等地没有问题。这份职业最大的好处是自由，这样，我就可以经常来您身边聆听教诲了。
柏明厉听着频频点头：“孺子可教！”说着，取出一张名片递给白漫涛，“你留着，或许有用。”
白漫涛双手接过，定睛一看，暗吃一惊——柏先生竟然供职于沪上谈虎色变的“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具体干什么上面没印，白漫涛也不敢问，但他猜测多半是搞情报的。后来他还得知，柏先生在南市老城隍庙设了个看相卜卦的摊头，打出的广告语是“笑谈天下大小事，言定生死祸福运”，名号“一口准”。
就这样，白漫涛由这位师叔代师传艺，一直到抗战胜利前半年。这几年里，确如柏明厉所言，他从来没有教过白漫涛什么本领，但细细想来，却又是时时在影响着白少爷。白漫涛有时会去老城隍庙“一口准”摊头上坐坐，看柏先生给人看相、卜卦、测字，听他跟人闲谈，渐渐就发现了他是怎样收集以及传递情报的。柏明厉喜欢带着白少爷下馆子、逛妓院、进戏院以及飙车，还曾带他去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里面转了转，说是让他开开眼界。
1945年春节，白漫涛随父母一起去白家在外地的一位世交家过年，初七返沪当天，即去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给柏明厉拜年，房东却说柏先生已在年前退房离开了，去哪里没说。白漫涛随即直奔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跟门卫说要找柏明厉柏先生，人家的回答却是“没有这个人”；再想进一步说明自己与柏的关系，大门口另一侧岗亭里的日本兵已经呜哩哇啦吆喝着端起三八大盖了，他只得离开。
柏明厉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在这之前三年，姚三进遭人暗杀。其时姚三进已经收手，却不知怎么被太湖湖匪“无敌鼋”彭铁夫给盯上了。有一天姚三进去长兴城里会朋友，彭铁夫匪伙指派的杀手趁机下手。事后，长兴日军将姚三进的头颅割下，悬挂城头示众。
不久，抗战胜利。一日，白漫涛在报纸上刊登的“通缉汉奸罪犯名单”上看到了柏明厉的名字和照片，暗忖柏先生的失踪可能跟时势有关，他早在半年前就已经觉察到日本人必败，所以赶紧先开溜了。这才是真正的老江湖啊！
白漫涛自此不再作闯荡江湖之想，听从老爸安排，改行做了白家占一半以上股份的一家机修工厂的庶务。不久，娶妻丁氏，次年，生一女。
原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了，哪知，转眼到了1950年4月初，有一封信函寄到了白家，一看信封上的笔迹，白漫涛不由心里一动：这不是柏先生的字吗！
拆开一看，还真是柏明厉写给他的。内容很短，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日期，只是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可往你我以前去过一趟的地方转转”。白漫涛马上领悟，以前和柏先生去过一趟的地方，那就是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了，其他两人结伴前往的什么饭馆、妓院、戏院、寺庙之类，都不止一次。难道柏先生住在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不管他，先去看看再说吧。
上海解放后，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由军方接管，以“易居”方式与虹口一资本家作过渡性交换，为期三月。自1945年春节那次之后，白漫涛再没去过“七十六号”。收到柏先生那封信当晚，白漫涛骑了一辆摩托车前往。他把摩托车停在附近一条弄堂里，步行溜达过去。还没到门口，正好遇到一个看上去像是附近居民的路人，遂假装借火点烟跟人家搭讪，得知该址的现状，寻思也许柏先生跟那个资本家有交情，眼下借居此地。
正准备上前按门铃，又觉不妥——柏先生以往的历史我不大清楚，只知道他供职于“七十六号”，抗战胜利后还上了国民党的通缉令，想来并非寻常喽啰。而共产党对于汉奸的处置，比旧政权更加严厉。柏先生是个极为仔细之人，他如果确实居住在此，以其性格，怎么会把我叫到这种地方见面呢？这不是连累我了吗？这并非柏先生的行事风格。
这么一想，白漫涛就不敢去按门铃了。他站在大门口，一边抽着烟，一双眼睛左右张望，像是在等人，眼角余光却在扫视大门两侧墙上的涂鸦——“七十六号”因当年“魔窟”之恶名，人人谈之色变，寻常市民哪敢靠近？抗战胜利后，人们不再恐惧，来这里看新鲜甚至在墙上随意乱写乱画的大有人在，白漫涛寻思，柏先生会不会用这种方式给我留言呢？
还别说，白漫涛的这个思路竟然跟柏明厉对上了，一支烟抽完，他果然发现了柏明厉的笔迹：“长兴西山姚氏难于此，难忘仇恨！”白漫涛马上领悟，记得以前喝酒时柏先生提及苏州西山，似是对那里极为熟悉。看来，柏先生是让他去苏州西山见面。
五、策划作案
西山又称西洞庭山，是太湖数十个岛屿中最大的一个，民国时设立西山镇，下辖太湖诸岛。解放后设立西山区，归吴县管辖。1950年7月，为配合剿匪，成立太湖区行政办事处，隶属苏州行政区。1951年6月，则匪结束，太湖区行政办事处销，西山仍属吴县。
西山镇不大，白漫涛少年时曾在苏州住过六年，学校春游以及老爸组织家庭旅游时都曾来过西山，此刻权当旧地重游。在街上转悠了一会儿，感到有些饿了，他便信步走进一家面馆，要了碗羊肉面正吃着，忽见门外进来一个精瘦男子，正是柏先生！
两人换了副角落里的座头，点了酒小酌。柏明厉说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白漫涛听看，不得不对柏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柏明厉告诉白漫涛，他是浙江鄞县人氏，很早就离开家乡去外地拜师学艺。后来去了上海，不务正业，但日子过得非常滋润。这份经济实力当然跟他所学的本领有关，只要看姚师兄的“偶尔所为”就知道了。当然风险也大，所以必须有狡兔三窟”的准备。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柏明厉就在西山镇上买了房子，娶了个当地渔家女为妻。自己虽在上海混，但每月会寄钱回来，每年也会回来一两次。
日伪时期，他虽是汪伪特工总部的特务，但在西山这边从来不曾露出过半点儿口风。日伪吴县警察局对其“自己人”的身份毫不知晓，将其作为家在本地外出工作的良民，发给“良民证”。同样的原因，他在上海的所有社会关系包括“七十六号”的同僚，也不知他在吴县还有个家。知道他这个秘密的，以前只有一个人——夹浦镇渔夫姚三进；现在也只有一个人——沪上“宏茂机修厂”的庶务白漫涛。
接着，柏明厉就说到了自己1945年春节前的突然消失。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他预见到日本人撑不了多久了，那就需要对日本战败后自己的处境有一个准确评估。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他是“七十六号”的情报特工，并未担任什么职务，但他的“工作成绩”出类拔萃。他主要负责国际情报的收集，这种情报，名义上是“七十六号”在做，其实即使汪精卫、周佛海都无权过问，李土群、丁默村更是靠边站。柏明厉的直接上司是日本大本营驻沪特别站少佐副站长山田济夫，他只接受山田的指挥，也只向山田汇报相应工作。柏明厉收集的相关情报曾数次受到大本营的称赞，电告驻沪特别站对柏明厉予以特别嘉奖。山田对这个中国下属另眼相看，称其为“柏桑”。
柏明厉自然明白，以自己这样的“战绩”，如果落在“还都”后的国民党政府手里，必定凶多吉少。所以，他决定提前悄然谢幕。这对于他来说，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他在苏州有家，回家去过寻常百姓的生活即可。
1945年春，柏名厉回到西山镇后，摆了个算卦的摊头，平安无事一直到苏州解放。苏州解放后，他干脆连算命摊头都不摆了，待在家里干起了另一个行当——看病。天晓得他是什么时候、从何处学得的一手中医诊脉开方的医技，诊疗水平竟然还不错。当时中医执业不必领执照，医术资格也不用考试，只要向区政府卫生股备个案即可。因为收入有限，工商税务也不来过问。当然，柏明厉做得也很低调，家门口不挂任何牌子，如果不是本镇居民，根本不知道这里住了个郎中。这当儿镇上已经有了派出所，但那是为剿匪面设，本镇居民只要不跟湖匪有涉，警察不会登门。
那么，柏先生怎么想起要跟白漫涛取得联系呢？这是因为西山镇上突然来了一个让柏明厉心惊肉跳的游客——钟伯生。
这个无锡人年岁跟柏明厉差不多，干过多种营生。一般说来，这种人都是心眼玲珑剔透脑子活络的角色，甚至聪明得有些过头，于是成也聪明败也聪明，钟伯生就是如此。他干得最好时是肉食批发行老板，生意在无锡、苏州、常州三地同时铺开，把这三个城市的同行压得连杀他一家的心思都有。他想继续把生意往上海、南京发展，为此，还在报上打出广告，一次性付款预订了十五天的整版。消息传开，沪上同行还没做出反应，南京那边已经忍不住了。有个帮会大佬刚刚介入这个行业，闻讯大怒，下令要把姓钟的灭了。
柏明厉在江湖上虽然默默无闻，但消息极其灵通，南京大佬一开口，当时还在镇江的他就知晓了。因为钟伯生跟他有过一段不错的交往，所以立刻包了辆汽车，派人连夜赶到无锡去报信。钟伯生随即逃离无锡，躲到上海郊区亲威家避风头。稍后，还是柏明厉帮他在上海找了份工作，让他有个安身之处，又托人跟南京那个大佬斡旋，收回了追杀令。至于无锡的产业，那当然不能指望了。此后，钟伯生一蹶不振。上海沦陷后，柏明厉跟日本人勾搭上，就把钟伯生收罗麾下，让他做做跑腿送信的听差角色。
当时，柏明厉手里有四个喽罗，日本人不给开薪饷，那是属于柏明团私人雇佣的，报酬也由桕明厉支付。后来，四人中的三个因被怀疑跟某方特工暗通款曲，被柏明厉设计让姚师哥给干掉了。钟伯生没被柏明厉列入暗杀名单，但他得知那三位在去湖州出差夜游太湖时“发生意外，死于湖匪之手”后，其天生的那份聪明就发挥了作用——如果往下柏先生指派他去外地出差，会不会也发生类似的不测之祸？保命要紧，他干跪来了个不辞而别。
钟伯生回到了无锡老家，以前的产业已经没有了，也没了当初创业时的那份雄心壮志，但日常开支总要解决，于是做起了掮客。这人头脑活络，别人做客掮也就盯着一行，他却可以同时兼做三行，收入还过得去。
今年3月19日，钟伯生到苏州谈了一笔生意，心情舒畅，一时兴起，打算去郊区转转。稍近之处早已不知转悠过多少次了，西洞庭山倒是多年未去，就奔西山镇来了。也是无巧不巧，平日里一直宅在家里坐堂问诊的柏明厉，这天恰好因事出门，不意跟钟伯生当街劈面相遇了。
柏明厉属于那种绝顶聪明的角色，苏南、上海解放将近一年来，他的脑子里就没有停止过对政治形势的思考。他有一台十七灯调幅收音机，经常在深夜收听海外广播，对当前局势的了解远比寻常百姓透彻。最近一段时间，他经常盘算，像他这样的角色，待在太湖中的这个小岛上能否躲得过去？如果躲不过去，那又该怎么办？离开苏州乃至江南，对于他来说，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去哪里安身呢？多年前想到的“狡兔三窟”，其实只有上海、苏州两窟。当时还洋洋得意，现在看来，这是偷懒。此刻，随着钟伯生的一声“柏先生”，柏明厉吃惊之余，更是懊恼得无以复加——这就是偷懒的报应啊！
如今该怎么办呢？用在“七十六号”时的思维，那肯定就是灭口了。但现在已经不能轻易动用灭口手段了。再说，柏明厉觉得钟伯生此刻与自己的不期而遇，似乎包含着天意，是老天爷在提醒他：你已经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中了，危险随时可能来袭！
确实，西山镇虽然是太湖中的一个小岛，但对于长江三角洲的人们尤其是上海市民来说，有都市千金难买的那份安静，乃是游览胜地。随着新政权的日渐稳固，经济逐渐向好，老百姓口袋里有了些钱钞，吃穿问题解决了，就会想着旅游了。再说，报载上海市总工会已经筹划着在苏杭一带开办工人疗养院了。如此，西山的游人将络绎不绝。柏先生在上海滩混了多年，结识的三教九流不计其数，《申报》、《中央日报》都刊登过国民党政府对他的通缉令。今天能和钟伯生相遇，明天后天、这月下月，又怎能保证不再出现这种情况？钟伯生还算好的，当街招呼。如果遇到其他人，没准儿悄然避开，然后直接就奔镇派出所去邀功啦！
柏明厉寻思，这里是待不下去了，只有设法离开苏州。去哪里？如今全国各地的户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