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邓公的“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让理工科知识分子非常兴奋，这些人从“臭老九”变成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或先锋，觉得有机会大施拳脚了。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大致都是这样。重新领导科研项目，频繁公派出国与外国同行交流，工资有所提高，也有了许多”外快“。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发现了那个时期的上百的聘书，从某委员会的委员、某国营大厂的顾问，到产品鉴定专家等等。许多这些聘书实际上是他以前的学生发的，这些人许多是国营大厂的总工程师或厂长了，每次技术鉴定，当然少不了鉴定费，免费旅游吃喝。那个年代父亲跑遍了祖国大地，许多和以前的学生在名胜景点的合影照。
但是慢慢的，这一代人的技术开始跟不上信息时代的发展了，父亲虽然努力学习编程等电脑技术，但是在把信息技术用于工业方面还是比不过中青年。更重要的是，国家开始由自主研发向招商引进方面转型，学生的国营大厂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在这个过程中，父亲发现了一些问题，引进的某些项目并不是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而只是二流技术，甚至不如国内自己的东西，其中一些会造成严重的污染问题。但是各地领导都把引进建立了多少合资项目作为自己的政绩，并不去研究到底引进了什么。这让父亲非常不满。他接受了《光明日报》记者的采访，大声疾呼，要防止盲目引进，避免引进造成大规模污染的项目。他认为应该继续鼓励自主研发，要真正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记者很重视，写了一篇大文，送给我父亲审阅，我也看了，当时很为他感动。但是这篇文章却被总编压下不予发表。显然，这影响了中央的改革开放大计。
渐渐的父亲和他同辈的理工科专家们处于半退状态，除了带研究生外没有太多的工作了，他们的文革前毕业的学生许多也从领导岗位下来了。
从生活上看，他们发现，在文革前相对养尊处优，改革开放初期春风得意的他们现在反而不如许多暴发户了，阿猫阿狗们都有了自己的私家车，把自己的私宅装修得富丽堂皇，而老专家们却还在骑自行车，住在相对破旧的公寓中。父亲住的是小产权的大学旁边的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的公寓，没有电梯，上下楼越来越困难，厕所漏水，窗户漏风。
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父亲与另一位教授的谐谑的以诗（旧体诗和打油诗）对话，他的这位朋友牢骚满腹，不断抱怨物价飞涨，连黄花鱼都买不起了，而父亲用得最多的词就是不合时宜。他并没有觉得改革开放是错的，但是认为有些问题处理得不好，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不要说这一辈人，我自己有时也有牢骚，为什么几个中小学成绩最差的小混混小痞子在80年代末成了首富？可能内心存在着嫉妒，但不能不承认，过去只能是高干高知家庭有肉吃有牛奶喝，现在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我们不应该嫉妒和仇视所谓的暴发户。其实，我觉得文学城一些特别反中的恐怕也是受到了留在国内那些原来看不上眼的同学现在成了出手大方的富豪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