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上海在抗战胜利后的点滴经济情况
为何我会说及抗战胜利后“五子登科，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呢，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因我以前听亲戚长辈说起一些往事的印象。
有位亲戚抗战时去了大后方，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当时房租涨了很多，以前的价位根本租不到房，稍犹豫几天租金又涨了，因为那时从大后方回沪的人很多，大家都要租房，于是，大房东二房东都涨房价，我那亲戚长住他人家里也不是办法，但手头又不宽裕，最后只得租面积小一些的房居住，这一住就是几十年。
还有一事是我父亲曾说起他当年倒卖肥皂的事。
抗战胜利后，组织安排他在东方饭店（现人民广场旁的市工人文化宫）内开设小卖部，掩护情报传递工作。
不久，一位顾客来与我父亲商谈合伙倒卖肥皂之事，这位顾客是位国民党海军军官，大概是一艘军舰上轮机长之类的技术人员，他想利用军舰去外地的机会，从当地低价买入肥皂，然后高价在我父亲的小卖部里出售，他可能认为我父亲较沉稳，而且小卖部的地段很好，这样合伙能做成生意。
我父亲就将此事与组织汇报，组织考虑后认为，要推辞似乎也不太自然，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答应下来，同时，以后也可从那军官那里打探他所在的军舰何时要去那里，去干什么，何时回上海等军事情报。
这样我父亲就与这位党国军官一起做起了小买卖，每次那军官随军舰回上海时就会带上X箱肥皂，用吉普车运到我父亲的店里出售。
那时，从大后方回上海的人不少，上海人口激增，市场上肥皂的需求量增大，供不应求，价格也随之一再上涨，我父亲和那军官赚了不少钱，当然，我父亲赚到的钱都上缴组织。
此事可从一个侧面得知当时上海市场日用品物价的上涨情况。
至于有网友说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没有对普通老百姓产生直接影响，那是不是改开后的“官倒“和官员贪腐与普通老百姓个人无关呢，呵呵。
再者，如说五子登科物价上涨民不聊生之类是”套话“的话，就我而言，此”套话“不是来自土共，而是来自台湾的绿营。
本世纪初的几年我一直在台湾，那时政党轮替，国民党下野，民进党首次执政。由于民进党刚上台时，对行政管理不熟悉，经济上出现问题较多，泛蓝便说民进党干不好就别干，占着茅坑不拉屎。
民进党反唇相讥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大陆五子登科，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奸商发财，百姓遭殃，还发行什么金圆券，国家经济上搞得一塌糊涂，抗战胜利后的一手好牌全打坏，后又被共产党打的满地找牙，兵败如山，没台湾的话，现还不知在那里呢，说得国民党灰头土脸，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