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外来著作有三波。
第一波是佛教传入，翻译佛经。最初的典型做法就是格义，也就是用道家的概念来翻译佛教的名词。把Nirvana翻译成寂灭，把Shunya 翻译成空或无等等。主要是鸠摩罗什这样的外来僧人和他的有道家背景的中国徒弟合作的结果。后来玄奘去印度留学，是真正精通梵文的中国人，认为过去的翻译不准确，就更多地采用音译，搞出一大堆涅槃（尼垣）、般若、舜若等东西，甚至主张句法都要遵循梵文原文，不能改变，结果搞得大众很难理解，像舜若这样的词后来被废掉了。格义和音译妥协。
第二波是传教士带来天主教《圣经》，在中国学者帮助下翻译，采用的也基本是格义的路子，用《尚书》等古典中的“上帝”来翻译基督教的神，结果遭到来自中国传统和罗马教廷的双重攻击，但后来也是妥协了。
第三波是近代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有走格义路子的，例如把科学翻译成格物致知的简称格致之学，甚至把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翻译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另一派则是主张音译，例如德莫克拉西、梵婀玲之类的东西。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有日本的翻译作为借鉴，例如经济学这个翻译其实是来自经世济民的中国古语，既然日本人已经做了，就直接搬过来了。
音译的好处是提醒大家这个东西中国没有真正的相同的概念，但是音译太多就会让普通读者望而生畏。最后总是走向妥协。德莫克拉西，梵婀玲等音节多，过于怪异的最终被淘汰了，逻辑、幽默、浪漫等汉语读起来比较顺畅的音译则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