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陆定一依然是中宣部部长。副部长有徐特立、凯丰，后来中宣部继续扩大，又有张际春、李卓然、周扬、陈伯达等出任副部长。工作人员有王惠德、张仲实、于光远等。
其中有一位副部长身份很特殊，那就是毛的秘书胡乔木。
从一开始，陆定一和胡乔木对宣传部门的工作有不同的理解。
胡乔木觉得宣传工作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经验。所谓的苏联经验，实际就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那一套。这套经验的荒谬，及对苏联自身的伤害，从苏联社会自己彻底将它抛弃，就能说明问题。当然，这是后话。
胡乔木提出要学习苏联的时候，是当作先进经验的。
这个先进经验体现在，比如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中央一个决定出台，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还要求中宣部的干部都来作“哨兵”，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
陆定一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他说不要搞苏联那一套。他主张中宣部要减少一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反对形式主义，腾出时间来研究一些大的思想、政治方针性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党的思想领导作用。
从事后的结果看，中宣部还是听了副部长胡乔木的话，而没有按照陆定一的想法开展工作。
当然，其实胡乔木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这建议肯定不是来自胡乔木本人。再多，他可能是这个想法的提议或支持者而已。
建国初宣传工作方式的确定，对以后全国的宣传工作的影响是巨大的。
由于胡乔木的特殊身份，虽然他在中宣部是个副部长，但作为正部长的陆定一也只有听他的。
80年代初，陆定一谈起当时中宣部的工作时，他说：“从来没有人对我谈起，中宣部要由乔木主持工作。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经常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只好听他的。”
陆定一的这个话，反映出了当时实际的工作情况。虽然有各职能部门的分工，有具体的负责人，但实际决定都不是自己部门的领导能说了算。
正因为这样的领导特点，胡乔木只要说如何如何，陆定一就只能听他的。
这种微妙的关系，让下面的人有时也感觉很奇怪。
比如，有天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来请示工作。谈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没有校长，希望中宣部派合适的人去担任校长，主持会议的胡乔木当面问陆定一，你去担任校长怎么样？陆定一回答说，这是中央考虑的问题，中央要我去我就去。
当时于光远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就感觉很奇怪，怎么副部长要给部长派工作？
实际我们可能会感觉更奇怪，北大清华如此重要的两个大学的校长，居然一个秘书就能安排人选。
做过中宣部宣传处处长的秦川，陆定一的老部下，在回忆解放初陆定一和胡乔木的关系时也感觉很奇怪。他说，解放后党的第一个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却是有胡乔木主持，陆定一只作一个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而胡乔木当时只是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我心中打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什么，我至今不大清楚。
这不难看出，从一解放，陆定一对宣传工作的理解已经不被认同，他在实际工作中更多处在一个协调的位置。
这种微妙的关系，都不是通过正常的方式加以处理的。而是不知不觉中削减了权力，慢慢被边缘化。
没多久，陆定一因消化系统毛病去苏联治病。夫人严慰冰也是在中宣部工作，“三反”、“五反”时被当作“老虎”打倒。同时被打倒的还有副部长徐特立的儿媳。
陆定一最终被主席称为阎罗殿的阎王被拉下马，实际他的命运在一解放已经注定。
至于胡乔木，尽管相比较还算平稳，但六十年代后期，也失去了信任，一把年纪只能享受挤公交的命运。
记得温济泽的回忆录里写过，没想到在公交车上遇到胡乔木。当时怕引起别人注意，特地暗示他当作不认识。
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和各自受尽坎坷的命运，不知道他们在走向人生尽头的时候，有没有反思，有没有总结出一些什么教训，可以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