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与皖南事变【童志强】 mikeOZ2021-03-18 07:53:37
李一氓与皖南事变
－－作者：童志强
李一氓是中共党内富有传奇色彩的文人。
抗战爆发后，李一氓从延安奉派到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组成的新四军，担任新四军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掌管军部机要文电及保卫工作。皖南三年期间，他见证并参与了新四军军部所有重大活动的决策。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他奇迹般地全身逃脱辗转至香港，并向延安连发7份电报，详细报告事变的全过程，以及他本人对造成皖南事变主客观原因等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正如他在1941年4月1日致中共中央电中所说：“除叶、项、袁、周外，我知道的经过比任何人为多。”他的报告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
虎口脱险
1941年1月12日，是皖南事变发生的第7天，也是石井坑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一天。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重兵围剿的皖南新四军伤亡惨重，东流山等制高点相继失守，皖南事变已接近尾声。
当天深夜，新四军军长叶挺下令分散突围。在电台向延安发出由叶挺署名的最后一份电报后，身为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命令电台台长将电台设备彻底砸毁，又目睹机要员销毁全部密码本。等他摸黑爬上山坡时，发觉已和军部其他人员失去联系，平日归他直接领导的机要人员也都跑散了。
为安全起见，在一个树林里的茅草丛下，他挖了一个坑，忍痛将一些极其珍贵的重要文档埋了进去，其中包括毛泽东1937年给他的亲笔指示信、1938年叶挺因与项英闹矛盾离开军部时写给他的长信，以及他本人的长征日记。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遭国民党军8万重兵围歼，除近千人分路突围外，其余大部分被俘和牺牲，几近全军覆没。到1月14日以后，包围圈内尚剩下为数不多的新四军残留人员。李一氓忍饥挨饿地在几个山沟里辗转隐蔽了好几天，有时也能遇到一些新四军流散人员，人数时多时少，但因彼此不熟，又要躲避国民党乡、保武装的搜捕，终未合群。后来遇到相熟的军部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和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以及教导队的两个下级干部，于是这5个人便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小的团队。
就这样，他们在泾县山区埋伏到1月下旬，与一户同情新四军的当地农民取得了联系，白天潜伏在树林里，晚上则悄悄地到该农户家里吃晚饭。此时已接近农历新年，参战的国民党军队都已奉命回撤原防。他们几人商量，一直在山里待下去恐非长久之计，还是要设法尽快出去与上级取得联系，向党中央汇报此次事变的详细情况。余立金、钱俊瑞拟从宁波经上海去苏北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面见刘少奇；李一氓决定经桂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面见周恩来；另两位教导队下级干部则表示想返回福建原籍。于是约定先经太平县南下屯溪，然后在屯溪分手各奔东西。
当初突围时，每人都分得一笔经费。他们拿出50块银元给主人，一来感谢他们一家冒着生命危险提供饭食和掩护；二来请主人帮他们添置化装必需的衣物。在农户的帮助下，他们改换了老百姓的便装。热心的农户还为他们设计了一些道具，如李一氓肩扛一根竹竿，上面挂了一些黄鼠狼之类的小兽皮，装成收皮毛的商贩。钱俊瑞则手提竹篮，里面盛些香烛等过年用品。余立金等人亦如法炮制，按各人打扮预习好一套说辞。准备停当之后，主人在前带路，行走约三四里后，将他们送到去太平县城的山口，然后挥手作别。
按照事先约定，为安全计，5人装作互不相识的路人分开前行，互相之间各间隔二三百米，以便前后照应，晚上再到就宿地点会面。设想虽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却纯系纸上谈兵。当时的心情，谁都想早点离开泾县这个险恶之地，因此一路上行色匆匆，很快就乱了次序。李一氓年岁最大，走得最慢，到第二天绕过太平县城时，已远远地落到了最后面。
由于山路崎岖，李一氓又不良于行，不久双脚就打了水泡。途中，他两次遇到在行军路上临时休息的国民党军队，有惊无险，蒙混过关。第三天傍晚，李一氓才赶到潜口镇，由于没有通行证，不敢到旅馆住宿。在镇外的小茅店，尽管他自称是开小差的川军，但精明的店主一眼就判断出他是皖南事变打散的新四军。幸亏新四军在皖南经营三年，口碑甚好，店主不仅没有当面说破，更没有为难他，相反，在店主的掩护和帮助下，李一氓解决了食宿，还花高价搞到一张从潜口到桂林的通行证。
有了通行证，在国统区就可畅行无阻。那位店主帮李一氓雇了一辆去屯溪的人力车，临分手时店主才笑着当面揭开李一氓新四军的身份。屯溪为徽州府治所在地，当时尚属后方，从上海、南京、杭州、芜湖等地躲避战乱的达官贵人麇集于此，加上苏浙皖边各级战时流亡政府机关林立，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时称“小上海”。在热闹的屯溪街上，李一氓惊喜地遇到先他而至的余立金和钱俊瑞，只见他们两人换了行头，衣着光鲜，差点没认出来。他们行色匆匆地对李一氓说：已经买好去宁波转上海的船票，即刻就要登船。于是就在屯溪街上握手别过。
李一氓受到二人的启发，也在估衣铺里添了一套布棉袍，又买了一只手提箱，里面放置了一些就地收购的茶叶和屯溪有名的徽墨，将自己打扮成贩卖茶叶的行商。他的目的地是经桂林去重庆，而第一站是从屯溪先乘汽车到浙江金华，然后再转火车。这一天适逢农历除夕，经打听，没有客车去金华，连第二天大年初一也没有车。无奈之下，他只得先找一个小旅馆住下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孤苦伶仃地度过了寒冷凄清的辛巳年春节。
大年初二，李一氓终于花钱请旅馆的人帮忙，在去金华的出租小汽车上买到一个座位，辗转抵达桂林，已是2月6日近元宵节了。在火车站口附近报摊上，李一氓买了一份有中共背景的《救亡日报》，然后叫了一辆人力车，要车夫按报头刊登的太平路21号社址拉到报社，想通过报社找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孰料报社工作人员告诉他：因皖南事变发生，国内形势骤变，桂林八办已于1月20日奉命撤回重庆。再打听，两个熟人夏衍和范长江也都转移到了香港，后来总算与老朋友孟秋江取得联系。神通广大的孟秋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证章。李一氓便以该委员会职员身份住进高档的环湖旅馆。
按原定计划，李一氓是想经桂林去重庆，当面向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汇报皖南事变经过。为此，他托孟秋江去找国民党元老、当年的北伐军第四军首任军长、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帮忙联系交通。李济深认为重庆形势险恶，去那儿恐有危险，而刘少奇、陈毅已在苏北盐城宣布重新成立新四军军部，建议李一氓不如到苏北新军部为好，并答应设法将他从广东送到香港，再转赴苏北。
1941年元宵节后不久，经李济深联系，由孟秋江出面介绍李一氓和同盟会老人李章达见面，后由李章达亲自陪同从桂林乘火车到衡阳，再转汽车于2月17日到达广东韶关。在韶关又等了一个多星期，再从韶关以北的乐昌机场搭乘中美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香港。甫抵香港，李一氓即在机场用航空公司的电话找到老朋友夏衍，被安排住进半山饭店。自皖南险地突围，经皖、浙、赣、湘、桂、粤6省，有惊无险，历时一个多月，他终于在香港与中共驻港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1939年，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领导与周恩来合影。后排左起，袁国平、陈毅、周恩来、项英；前排左起，李一氓、粟裕、王集成、邓子恢
写出皖南事变七份报告
皖南事变突围出来后，李一氓通过中共地下电台，先后向延安党中央发去关于皖南事变的7份报告，为后人研究这一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留下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文献。
还是在韶关候机的日子里，李章达于2月24日设法让李一氓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秘密会见。就在会面的前几天，即194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对内宣布将中央1月15日《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一律传达到团以上干部为止”。据此，张文彬乃将中央的这个决定向李一氓作了传达。
该《决定》尖锐地指出：项英“所领导下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经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决定》告诫全党全军高级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
身居新四军领导层的李一氓，看到措辞如此严厉的批评，心情非常沉重，思考再三，感到有必要对这个《决定》向中央表一个态度，于是当即起草了一份电报，交由广东省委从韶关通过地下电台发给延安。这就是“皖南事变报告第一号”。
第一号报告电文不长，先是向中央报告已“安全脱险到粤”；其次对中央《决定》表态“完全接受拥护”；最后简要汇报个人突围沿途经过及见闻。
在香港，中共驻港负责人廖承志和潘汉年详细听取了李一氓对皖南事变经过的口头报告，并要求他将事变经过详细情况写成文字汇报，由他们用电台发到延安。李一氓仔细回顾了从1月4日部队出发到1月6日双方打响，再到1月14日战斗结束的亲身经历，由于情节多、文字长，他将有关内容相对集中，断断续续，时写时交，并把电报编了号，以在韶关发的电报算第一号，花了一个月左右，总共发到第七号。
第二号报告时间为3月6日，内容是回答延安来电询问皖变失败是否与敌特内奸机密泄露有关的问题。李一氓分析，“我行军作战皆未下达纸上命令，完全口述行动路线……决定作战布置系六日上午讨论决定，下午传达，是晚即发出，且知道的人很少”，而且第三战区联络参谋陈淡如“四号黄昏由泾县回云岭，（假如陈预知我四号晚行动，他绝不会回来）”，因此他认为：“估计这次失败并非机密泄漏或有内奸的问题。”
报告第三号写于3月18日，主要内容为汇报皖变中“项英同志动摇之经过及我的出走”。1941年1月8日深夜，在部队突围被阻，形势不利的紧要关头，当获悉第三战区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电令围剿部队“于明（9）日拂晓再行全线总攻”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政委）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4位新四军高层决策人物先后瞒着军长叶挺，丢弃部队不辞而别，率领身边少数人企图绕小道出走，以求保全自己。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获悉后，当即向中原局和党中央电报“项、袁、周、李不告而去”。后来他们因没有跑出包围圈，不得不于10日分头返回。然此时中央已来电撤销了项英的指挥权，明令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
项英返回石井坑与叶挺会合后，自觉有愧，暗自垂泪，乃向延安发报，承认“临时动摇，企图带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影响甚坏”，并表示了“坚决与部队共存亡”之决心。在全军被围的危急时刻，丧失信心，动摇出走。此举使项英多年来在党内和部队建立起来的威信丧失殆尽。
李一氓是项英出走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在致延安中央书记处“皖南事变报告之三”电中，详细汇报了这一经过：“晚10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来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办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xx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之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
对于这次出走事件，李一氓在第三号报告最后向中央检讨了。半个世纪后，李一氓忆及此事，仍有着浓烈的悔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承认在新四军工作当中的错误，没有在叶项之间做好工作，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项、袁准备离开队伍，既没有劝说他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去找叶挺报告这件事情，反而自己学他们的样子，也找了几个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脱离了部队，其实也没有跑出包围圈，被迫依然返回军部。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此处记忆有误，应为从8日夜半至10日中午共1天半时间－－笔者注），但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
报告第四号写于3月20日，主要汇报新四军移动时3路纵队的兵力编组情况，以及围歼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7个师番号、军力部署，再是解释北移部队为何选择向南迂回这条移动路线。
报告第五号与第四号写于同一天。从内容看衔接前电，主要是汇报皖南部队1月6日、7日两天的情况。6日晚，皖南新四军遵照潘村会议布置，兵分3路连夜冒雨向南开进。7日上午与敌发生激战，道路受阻。身处前线的叶挺军长当时想命令部队打下星潭，冲出包围圈，但同去的副参谋长周子昆说：“是不是回去跟项副军长把情况研究一下。”研究打星潭的会议于7号下午3点在丕岭到星潭之间的百户坑指挥所召开，会上叶挺主张集中主力打出星潭去，但项英临战迟疑不决，举棋不定，会议断断续续一直拖到夜里10点，居然开了7小时之久，后来叶挺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后项英决定：不打星潭，大部队后撤回到丕岭以西。由于项英的优柔寡断，导致严重贻误战机。对这次决定部队今后走向至关重要的百户坑会议，李一氓在第五号报告中有如下叙述：“叶希夷（叶挺字希夷－－编者注）提出二个方案：（一）立即后撤，循来路回茂林，再渡青弋江，打太平、洋溪、石台、青阳，甚至再南出祁门、景德镇。袁认为可以考虑，项反对，认为政治上说不过去。叶反称此时求生存第一，政治上说得过去否，其次。但终被打消……”
报告第六号写于3月22日，内容为石井坑保卫战经过。
1941年4月1日，李一氓写出第七份报告，从军事角度分析皖南新四军失败原因，十分精辟，全文如下：
检讨这次战役的失败，主要的当然是项的政治领导的错误，但如单纯军事来说，也犯了极大的错误。
1.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
2.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
3.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
4.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人员太多，行装太多。
5.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一百里路，我们仅四十里路。
6.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假如全军作一路攻击，不会感到兵力不足与彼此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