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的“内部书”
－－作者：不详
“三十多年来，我们把西方文化当作禁忌对待。抛弃来自西方一切事物。结果。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一直是空白。弥尔顿、萧伯纳、卢梭、巴尔扎克、薄伽丘和歌德的作品。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戏剧。全被当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准出版。不准上演。”
一位前中央编译局局长如是说。
不仅仅是西方，苏联、东欧的很多优秀的东西，大部分中国人也了解不到。于是，70年代末期，小道消息横行中国，江湖传闻动摇天下，因为信息不流通，有书看不到。
没错，不是没有书，而是叫做“内部书”。它留下了一道窗口，人们对窗口越是好奇，越是探究，这窗口就越张越大。
“内部书”是为了反资反修，又不让一般百姓受“污染”。
什么是“内部发行图书”？
“内部发行图书是指在某些领域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但不宜公开发行和传播，仅供部分特定读者阅读的出版物。”
这是新闻出版总署对内部图书给出的定义。
内部书，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新中国出现的？许多研究者首先就把目光投向了60年代开始出版的那些，如黄皮书系列，灰皮书系列等等。但据《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50年代已经有这种书，甚至早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第一部有影响力的内部书，应该是《金瓶梅》。
毛泽东：《金瓶梅》可供参考
各省委书记可以看
《金瓶梅》因其大量的性描写，历朝历代都被禁止，建国后，也只有极少数从事研究的学者才允许阅读，传播范围极小。但在1957年，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在毛泽东的鼓动下，《金瓶梅》获得了内部范围的发行和传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印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以及专门研究人员，所有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黄皮书、灰皮书、黑皮书等
学习批判“反面教材”
以应对国外各种挑战
“内部书”的广泛出现，是从60年代初中国国际形势变得恶劣后开始的。当时，英美等地出现“愤怒的一代”，而苏联、东欧随着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开始出现“解冻文学”，这一系列的思潮现象让出版界、文艺界的人士觉得有必要将这些情况介绍进来，了解后才能加以应对。
中宣部也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资反修斗争。但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讲，与当时中国的情况是格格不入的，公开发行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因此便有了一系列称为“皮书”的不公开发行的译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系列。
一种是黄皮书，主要是文艺类书籍。包括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在路上》爱伦堡《解冻》索尔仁尼琴《伊凡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等。
一种是灰皮书，主要是政治类著作。即“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也包括一些英美作家研究共产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等等，这种书受到了毛泽东的特别重视。
还有一种是较后出的黑皮书，是中国的“问题人物”所著－－“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如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等等。
这些“皮书”的统一特征是：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有的书中还夹着小字条：“本书为内部资料，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每种类型的书都用同一个颜色，用主管宣传的康生的话来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 每种只印几百册。读者很有针对性：司局级以上干部和相关专业人士。
典型例子：周恩来指示
翻译三岛由纪夫作品
以加强警惕
在1960年－1970年间，日本文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复活军国主义、怀念军事历史的热潮。拍了大型的宣扬胜利和悲剧的影片《山本五十六》和突袭珍珠港的《虎！虎！虎！》。接着，作家三岛由纪夫在自卫队的集会上号召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忠，并当众剖腹自杀。
周总理得知这件事后，即交待有关负责人通知人文社，尽快将三岛由纪夫主要作品译出，让我国社会人士了解这一动向，加强警惕。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大专院校日本研究专家，先后译出了《忧国》《丰饶的海》(三部)，以内部发行方式供应有关读者，这是“文革”后期出版界的一件大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说明里是这么写的：“日本反动作家三岛由纪夫是个臭名昭著的右翼法西斯分子，写过大量极其反动腐朽的毒草，狂热地鼓吹军国主义思潮，后期尤为露骨。他最后竟以切腹自杀的丑剧，制造臭名远扬的“三岛事件”，煽动最反动最野蛮的武士道精神，为美日反动派加速复活军国主义效劳。现在内部出版三岛有代表性的反动作品的译本，作为反面材料，供批判用。”
越不让看
越想要看
按级别分配书，级别高就一定对书有批判兴趣吗？
出版内部书的初衷，是让干部了解世界最新动态，防修反修，以应对可能的挑战。所以，内部书最初都是只发给干部的。而普通民众开始时基本是看不到的，因为怕“他们”抵抗力低被污染。
“内部书”的潜在逻辑是，越高级别的干部越不怕污染，某些书“限省军级”，某些书“限地师级”，似乎级别越高，保险系数越大。是否能拿到书，成为了一种政治待遇。有资格买到书的人不见得会去浏览，而有心去研究、去看的人，却很难弄得到书。
“内部书”的流传虽然没有强制性的屏障，但“内部”两字却天然阻止了传播的交流。有些地方甚至到现在在出版工作文献的说明上还写着“仅供系统内的党员干部使用”。文革时期，曾经连民主党派都没法看到这些“内部书”。
周恩来指示
增加内部书印刷数量
部分可以转为公开发行
1973年，周恩来接见访日代表团全体代表，问荣毅仁、毛芸生：“你们看过《阿登纳回忆录》吗？”他们回答：看不到。有些内部书是孩子们从同学家里借来看的。周恩来表示歉意说：你们将了我们的军，我们党内看到的书你们看不到，发行面太窄了。内部书你们都可以看。周恩来还告诉出版口，赶快把《阿登纳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印出来。
出版口乘此机会，除有计划地主动组织出版一批世界名人回忆录和传记外，同时改进了内部书发行办法。周恩来批示：“同意内部发行分两类，一类可公开发行，一类内部发行加份数，购买范围应扩大。”
虽然内部书的发行有所扩大，但对于不满足极其单调的公开出版物的广大年轻知识分子们来说，仍然感到十分饥渴。
在六十年代前期，被防修反修思想严密监视起来的学生们，除去大院子弟，想看到内部书还十分困难。然而到文革天下大乱之后，黄皮书、灰皮书和手抄本的传播便立刻迅速起来。有追求的青年们如饥似渴地追逐这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坏书”。
学者李零曾经如此描述他的阅读经历：“当你在学毛选时，他们在读马列；当你看到马列时，他们在看黑格尔；当你看黑格尔时，他们在看《新阶级》；当你看《新阶级》时，他们在鼓吹存在主义……十年之后，当存在主义成为流行的社会思潮之时，他们如果不是成为‘绿党’，便是号称皈依宗教，成为不问政治的人道主义者了。”
“内部书”大大拓展了青年们的眼界。设计“内部发行”的人，恐怕没有想到，恰恰是“内部发行”“仅供批判”等字眼，成为了吸引读者的招牌。
吊诡的反效果
“内部书”是“四·五事件”的思想渊源
有论者认为1976年4月5日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事件是有思想渊源的，可以追溯到红卫兵和知识青年的地下读书活动。所谓的地下读书活动读的就是这些皮书。那一代人的阅读史惊人地相似，“文革”初期“破四旧”后，除了毛泽东著作和钦定的书籍之外，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技、文艺类书籍都被禁绝了。
当红卫兵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精神空虚了，想看书了，于是就看那些为了反修防修斗争需要而出版的内部读物，所谓的灰皮书、黄皮书。他们读书的同时还搞了阅读小组，结果发现自己反而被这些书启蒙了。换句话说，后来反权威反得最厉害的竟然就是当初读这些书的人，这是一个多大的吊诡?
《八一牌万能拖拉机的使用和修理》
为何不能公开发行？
荒诞的《内部书》目录
改革开放以来，如其他左的政策一样。“内部书”也逐渐开始式微，1986年，中华书局对建国以来的“内部书”做了一次盘点，此后仍然还标注“内部发行”的书刊则直接归入了当年的《全国总书目》。“内部书”逐渐变得相对容易获得。
盘点的结果是发行了一部《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这部《总目》合计列了18301种图书，可能还有所遗漏。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内部书”的规模有多么庞大。
仔细考察这个《总目》则会发现，很多作品根本无法理解为何要内部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