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魔术六：关于《罗瑞卿案》
道具：黄瑶的《1965年中央军委作战会议风波的来龙去脉》
丁凯文的魔术
２０１５年８月，丁凯文在《新史记》第２７期上发表了《文革前军内的一场大搏斗》，该文并于2015-11-27发于《共识网》；《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六期》，http://www.cnd.org/CR/ZK16/cr848.gb.html），连“胡耀邦史料信息网”都予以转载（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15-11-27/55638.html）。文章开首便说：
2015年1月号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了黄瑶先生的文章−−《1965年中央军委作战会议风波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黄文”)，该文又在5月7日“共识网”上推出。研读“黄文”后发现，该文旨在批评2014年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案》一书，“黄文”将此书定性为“一个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并予以彻底否定。“黄文”特别强调：“现在，有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士常采取这样的手法，即把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又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来证明冤案不冤，林彪无错。
这一段短短的文字，也就200多字，其实就是一个魔术。魔在什么地方呢？魔在“‘黄文’将此书定性为‘一个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并予以彻底否定。”读者可以看到，《罗瑞卿案》是2014年2月出版的，黄瑶的文章是2015年1月发表的，一年不到的时间，《罗瑞卿案》就成了“一个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成了“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是谁把它“推到”的？是黄瑶“推到”的么？怎么“推到”的？如果“污蔑不实之词”指的是《罗瑞卿案》，那么“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又是指的什么？是谁把《罗瑞卿案》“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
丁凯文在文中口口声声说，“黄文”给《罗瑞卿案》一书定性为“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有四处提到：
研读“黄文”后发现，该文旨在批评2014年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案》一书，“黄文”将此书定性为“一个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
既然“黄文”批评《罗瑞卿案》一书是“一个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
所以，笔者在这里首先要说的是，“黄文”一开始给《罗瑞卿案》一书定性为“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有违客观与公正，这个定性本身就是诬蔑不实之词。
黄瑶先生认为，１９６６年４月３０日中央工作小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是一篇已经被推倒的报告，并将该报告中一小段有关罗瑞卿和林彪关系的内容拿出来加以辨析。通读“黄文”，黄先生想证明余汝信先生编辑的《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里引用了这段“不实”内容，因此推导出整体的“大事辑要”和《罗瑞卿案》全书都是不可靠的，是“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那么该报告又是从何而来呢？
那么，我们来看看“黄文”是怎么说的。“黄文”中提到：“污蔑不实之词”共有三处，一在“摘要”，一是小标题。“摘要”是这样说的：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所说中将以上干部评级定薪未通过林彪，责任全在叶群;而“弹打不飞，棒打不散，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则是叶群的编造。林彪、叶群和邱会作说罗瑞卿上了贺龙的船既是对罗瑞卿，也是对贺龙的诬陷。现在，有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士常采取这样的手法，即把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又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来证明冤案不冤，林彪无错。
小标题及其下面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一个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
最近香港出版了一本《罗瑞卿案》，全文披露了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所作《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并将部分内容摘入《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
紧接着，黄文提到：
本文不打算全面评价这个已被推倒的报告，只说一说《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中所摘的一段。
文中提到“污蔑不实之词”与“摘要”类似，是这样的：
《罗瑞卿案》全文披露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并将其中关于65年作战会议的段落摘入《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现在，有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士常采取这样的手法，即把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又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来证明冤案不冤，林彪无错。
只要稍微有些读书能力的人，就会知道，所谓“污蔑不实之词”，或者，详细一些，“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不可能指《罗瑞卿案》一书，因为《罗瑞卿案》不可能“已经推倒”，也与“冤假错案”无关。那么，“黄文”所说的“污蔑不实之词”指的是什么呢？就是“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所作《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用“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来形容《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这就完全合拍。如果指的是《罗瑞卿案》，那么“翻出来”又指的是谁？“黄文”说的是“《罗瑞卿案》全文披露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其实说的是“《罗瑞卿案》把《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虽然黄瑶对《罗瑞卿案》不满意，不满意的是“把《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这和“给《罗瑞卿案》一书定性为‘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毕竟是两回事。
其实，比较丁凯文提到的四处“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可以看到，最后一处“黄瑶先生认为，1966年４月３０日中央工作小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是一篇已经被推倒的报告”是说得不错的，这就与前面三处产生了矛盾，前面三处完全是在变魔术，“本身就是诬蔑不实之词”。
所以，丁凯文需要回答的是：《罗瑞卿案》和《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是不是一回事？说《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是“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是不是等于说：《罗瑞卿案》是“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是不是“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
尽管现在“毛主动”还是“林主动”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有谁认为“罗瑞卿案”不是“冤假错案”么？“黄文”发表于2015年，难道这时“罗瑞卿案”还没有“已经推倒”么？《罗瑞卿案》有一篇樊真、沪林的文章《可悲的谎言---评《林豆豆口述》中关于罗瑞卿问题的述说》，对罗瑞卿鞭挞不可谓不力，毕竟也承认：
因此,我们说罗瑞卿是有错误的,甚至有严重的错误。就 算「九·一三」事件后他当年反对林彪不算错误,罗瑞卿还是有 其他更重要的错误。这些错误应属党内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 只是当年中央上纲过高了。对罗瑞卿平反是应该的,但平反不等 於没有错误。
丁凯文经过“研读”，“发现”了“该文将《罗瑞卿案》定性为‘一个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然后，将《罗瑞卿案》大肆吹捧，实际上是玩了一个魔术。丁拼命证明：“《罗瑞卿案》不是‘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而对于黄瑶的命题：“《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是‘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丁先生就可以避开了。丁凯文在这里玩弄的手法，一是偷梁换柱，一是“拉大旗作虎皮”。
当然，“黄文”也指责《罗瑞卿案》，指责它“全文披露”，指责它“又翻出来”：“全文披露了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所作《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并将部分内容摘入《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有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士常采取这样的手法，即把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又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来证明冤案不冤，林彪无错。”但是说《罗瑞卿案》“把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又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来证明冤案不冤，林彪无错。”和将《罗瑞卿案》“定性为“一个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并予以彻底否定。”是两回事。丁凯文可不管这些，他需要将“黄文”和“将此书定性为‘一个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紧紧地绑在一起。给“黄文”加上了如此的罪名，丁凯文便能胜券在握了。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是不是“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文革中有这么多的“报告”，刘少奇的报告，贺龙的报告，还有成千上万的报告，有多少不是“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如果《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不是“已经被推倒的报告”，罗瑞卿还能复出么？丁凯文，我问你，罗瑞卿一案是不是冤案？如果是冤案，那么说《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是“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何错之有？
如果说，丁凯文没有看懂“黄文”，那是低估了丁的学识和能力，丁可是堂堂的北大研究生。所以，只能说，丁是在玩魔术。
黄丁之争的我见
当然，魔术归魔术，下面谈谈我对黄丁之争的看法。第一，“黄文”没有将《罗瑞卿传》定性为“一个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这是丁在玩魔术，第二，“黄文”中指责了《罗瑞卿案》一书，尤其是指责了书中《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摘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也就是“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的部分内容。但是这些指责是不公的。第三，“黄文”中的罗瑞卿案的描述，远比丁凯文描述的要真实得多。
其实，我倒是认为“黄文”有点大惊小怪，“全文披露”有什么可奇怪的。“不实之词”也可以披露嘛。共产党对于档案材料不是披露得太多，而是披露得太少。应该把所有的“有实之词”，所有的“不实之词”都披露出来，让大家看，让大家议。共产党历史上的几大案件，彭德怀案，刘少奇案，罗瑞卿案，贺龙案，林彪案，都应该把材料公布出来，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摘入《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也无可非议。因为是“不实之词”就要把它遮起来，这是一种小心眼。
共产党有这么多历史旧案，有这么多决议、文献、报告。哈林族遇到罗瑞卿案，就会说，中共的决议怎么样怎么样，可见罗瑞卿是如何的不堪，遇到林彪，就会说，这是中共泼的脏水，官方的东西不能相信，实在有点奇怪。
其实，“黄文”“只说一说《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中所摘的一段。”也就是一段“不实之词”，如同丁凯文所说，“并将该报告中一小段有关罗瑞卿和林彪关系的内容拿出来加以辨析。”说清楚了就可以了，没必要去指责《罗瑞卿案》。当然，如果能够对整个《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进行辨析，那就更好。
我们需要的是资料的公开，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譬如叶群的讲话全文，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叶群送给毛泽东的十份材料，尤其是5月20日家丁所写的材料，叶群和毛泽东几个小时的谈话，当然最后这个这是不可能的。黄瑶需要做的是推动这些材料的公开。
“把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又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来证明冤案不冤，林彪无错”也不必大惊小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文革中多少英雄好汉，为了反对林彪，把命都搭上，文革以后，倒反而有这么多的戴着各式头衔的人士，为林彪翻案叫好，还要一本正经：“我是民间。”对于这样的小丑，需要的是坚决进行回击。
其实，我倒是认为，“黄文”应该感谢《罗瑞卿案》。该书收录了《叶群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摘录）》和《邱会作谈罗瑞卿问题》，对“罗瑞卿案”的研究大有帮助。尤其是《邱会作谈罗瑞卿问题》的发表，可以说是功莫大焉。《罗瑞卿案》收录了《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其后，余汝信发表了“增订版”（《新史记》第２６期，２０１５年６月，（【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四期（zk1601b））。下面内容是新增的：
１月５日，毛泽东在南昌谈活，“我也同罗瑞卿谈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他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
［６６００４］林彪就罗瑞卿问题作指示
２月８日，林彪就罗瑞卿问题作指示：“这是个危险人物，他是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在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他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黄危险得多。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党的团结。要打他的张牙舞爪，要消毒。把材料整理出来，军一级都要看。有些材料编出来，搞十条、二十条。批判以后不要留在北京，下放，不要放在大三线，十年也不能来北京。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
３月１日，林彪指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去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
《罗瑞卿案》中樊真和沪林的文章，虽然哈林味很浓，但是也披露了林彪讲话：
３月１日，林彪指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去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这个人过去背过两支枪，很厉害，很会钻空子。。。。
这些文字，在《罗瑞卿案》以前，没有看到过。可见，余并没有“只”收录“不实之词”，应该算是“兼收并蓄”，并没有错。余所做得不够到家的是，林彪的讲话没有引全。就如同叶群的讲话，只有“（摘要）”。
丁凯文的文章中东拉西扯，谁谁说了什么话，可是你把他们的话和《罗瑞卿案》披露的林彪的话对比一下，到底是谁要打倒罗瑞卿？有谁在“上海会议”的五个月之前就指使家丁写了总参谋长的材料？
“黄文”说:
有些论者据此认为“叶群极力设法帮罗打圆场”(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4年2月出版，第48页)，这完全是皮相之谈。
我倒感到，“黄文”所说，才是“皮相之谈”。《黄文》所说的“有些论者”，就是丁凯文，这篇文章就是《罗瑞卿事件始末与辨析》，该文发表在《华夏文摘增刊》958期，（http://www.cnd.org/cr/ZK14/cr790.gb.html）。丁凯文所做的，其实是刻意为之，极力辩护。以北大学子的身份，不知道叶群，以及背后林彪，的真实意图，那才是怪事了。丁凯文是在玩魔术。“予以漂洗、放大，来证明冤案不冤，林彪无错”，这是对他的真实描写，也是他的毕生使命。为了这一个崇高目标，他需要竭尽全力，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使计谋，耍魔术，变戏法。一点“皮相之谈”能够完成这一使命吗？
看看丁凯文在2006年12月20发表于《华夏文摘增刊》的《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所说的“叶群在这次倒罗事件中的确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就可以知道丁凯文是多么不要脸了。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这篇“丁文”已经算是不错了，这也得归功于余汝信。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丁凯文的一贯的观点。
2006年《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华夏文摘增刊第五四六期，第五四七期，第五四八期）
（３）无论在上海会议上还是北京会议上，林彪都没有发过任何指示，也未作过任何的表态。这一态度耐人寻味。
2009年，丁凯文司马清扬发表《一部极有价值的林彪年谱－－读《林彪日记》》，其中说：
而这一时期也是被官方歪曲最多的部分。举例来说，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解决罗瑞卿问题。不少书籍和回忆都说林彪出席并主持了该会，然而，这些书籍和回忆却说不出林彪何时与会以及林彪在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或作了那些指示。《林彪日记》指出，“１２月５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林彪未参加。”（见《日记》下册９０７页）事实上，林彪也未参加１９６６年３月份的北京批罗会议。
2011年7月出版的《找寻真实的林彪》中说：
平心而论,这“四条”并非将罗瑞卿问题上纲上线为敌我矛盾,基本上还属于个人品质问题。这“四条”与叶剑英、杨成武、肖华、谢富治等的揭发批判相比,实乃小巫见大巫。毛泽东决心拿掉罗瑞卿的出发点也不是因为这“四条”问题的存在,而是拿掉罗掌握的军权,真正的目的则是对刘少奇等人的防范。
综观整个上海会议和三月北京会议期间,林彪既没有露面主持会议,更没有发佈任何批判罗瑞卿的指示和谈话,完全置身事外。李作鹏说:“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做任何指示。”据知情人士透露,1966年4月,中央工作小组整理了有关罗瑞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林彪不同意叶群的发言材料,所以中央工作小组报告中的五个揭发附件中,没有叶群的发言材料。林彪送给毛泽东的一些材料不过就是林表态同意毛对罗瑞卿事件的处理,不干扰、不干涉。林彪实际上被动地接受了毛泽东“倒罗”的事实。
但是林彪向毛泽东反映罗瑞卿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林彪要打倒罗瑞卿，这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林彪曾经对罗瑞卿有过批评，但至今尚未见到在对罗做组织处理〔打倒〕的问题上，林彪表过什么态度，迄今为止也没有见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提前向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就罗瑞卿问题打招呼的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搞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批罗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会议继续批罗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一切职务并分别由叶剑英和杨成武继任的还是毛泽东。军队内部派系的纷争、罗瑞卿与老帅们的矛盾正好被毛泽东所利用，而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则被无限夸大成为打倒罗瑞卿的一个口实。显而易见，毛泽东倒罗绝非是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恰恰是满足了毛泽东自己的要求，这并非什么“西方学者”富于想象力的猜测，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国高层政坛上的不争事实。
首先，林彪与罗瑞卿在工作上的矛盾绝非官方现在所夸大的那样不可调和，罗瑞卿与老帅们和其他军队将领之间的矛盾更为深刻，否则就不会有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等高级将领在倒罗事件中的积极参与。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一直是善意的、保护性的。１９６５年罗瑞卿与叶剑英的矛盾加深，叶剑英对罗强烈不满，告状到毛林处，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林彪才在与罗谈话时强调要多通气。这个“多通气”的目的在于让罗瑞卿注意与老帅们的关系，以如此严肃的方式提出来也是要罗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林也要设法平息老帅们的怨气。大陆党史学界有意撇开前面的“因”而只强调后面的“果”，似乎是林彪个人对罗不满导致对罗的批评，其论点自然也就谬以千里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亦不否认，１９６５年夏季以后罗几次到林彪处谈工作，林彪和叶群都是热情接待的。罗点点说，１１月２７日罗瑞卿到苏州看望林彪，“整个谈话过程，爸爸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５９〕
其次，林彪并不同意打倒罗瑞卿。１９６５年夏季以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倒罗的战略部署。１９６５年８月叶剑英看望林彪时，明确传达了毛泽东的旨意：“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瑞卿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罗的事以后由中央解决。”同年１１月叶剑英再次到苏州传达毛的倒罗指示。而林彪则借口身体不好不愿出面。毛泽东则要叶群专程到杭州作汇报，并在上海会议上指名叶群发言。叶群不是中央委员，根本没有资格与会，若非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叶群如何能够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毛泽东就是要利用叶群的发言，给人以叶群代表林彪倒罗的印象，有些话从叶群嘴里说出来更有份量。邱会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主席又要借叶群的嘴讲出这‘四条’呢？那就是通过此举把林彪捆绑在毛主席‘倒罗’的战车上，其实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所讲的，事后并没有得到很大重视，因为叶群讲的都是些个人关系的琐事，只是现在渲染过重罢了。后来下发中央文件，根本没有叶群的讲话，而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的发言作为批转关于罗瑞唧问题的报告的附件下发了！”〔６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就是给打倒罗瑞卿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参与中央会议的李作鹏也认为：“如果当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真正想解决问题，完全可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林彪虽然队罗有过严肃的批评，但绝不是想一棍子打死。”〔６１〕
综观整个上海会议和三月北京会议期间，林彪既没有露面主持会议，更没有发布任何批判罗瑞卿的指示和谈话，完全置身事外。李作鹏说：“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做任何指示。”〔６２〕据知情人士透露，１９６６年４月，中央工作小组整理了有关罗瑞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林彪不同意叶群的发言材料，所以中央工作小组报告中的五个揭发附件中，没有叶群的发言材料。林彪送给毛泽东的一些材料不过就是林表态同意毛对罗瑞卿事件的处理，不干扰、不干涉。林彪实际上被动地接受了毛泽东“倒罗”的事实。
2013年出版的《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中说
毛泽东则要叶群专程到杭州作彙报,并在上海会议上指名叶群发言。叶群不是中央委员,根本没有资格与会,若非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叶群如何能够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毛泽东就是要利用叶群的发言,给人以叶群代表林彪倒罗的印象,有些话从叶群嘴裡说出来更有份量。邱会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主席又要借叶群的嘴讲出这‘四条’呢?那就是通过此举把林彪捆绑在毛主席“倒罗’的战车上,其实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所讲的,事后并没有得到很大重视,因为叶群讲的都是些个人关係的琐事,只是现在渲染过重罢了。后来下发中央文件,根本没有叶群的讲话,而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的发言作为批转关于罗瑞卿问题的报告的附件下发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就是给打倒罗瑞卿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参与中央会议的李作鹏也认为:“如果当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真正想解决问题,完全可以採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林彪虽然对罗有过严肃的批评,但绝不是想一棍子打死。综观整个上海会议和三月北京会议期间，林彪既没有露面主持会议，更没有发布任何批判罗瑞卿的指示和谈话，完全置身事外。李作鹏说：“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做任何指示。”
那些材料一直压在林彪处,林彪没有主动交给毛泽东。如果林彪是倒罗活动的始作俑者,那麽应该是林彪主动出面游说毛泽东,主动将反罗的资料送交毛泽东,而非反过来毛泽东主动派人说服林彪同意倒罗。在整个倒罗的过程中,林彪从未直接出面主持过会议,也未发佈过任何批罗的指示。迄今为止也没有见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提前向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就罗瑞卿问题打招呼的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搞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批罗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会议继续批罗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一切职务并分别由叶剑英和杨成武继任的还是毛泽东。军队内部派系的纷争、罗瑞卿与老师们的矛盾正好被毛泽东所利用,而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则被无限夸大成为打倒罗瑞卿的一个口实。
2014年，《罗瑞卿事件始末与辨析－－兼谈林豆豆有关罗瑞卿事件的回忆》（收录于丁凯文为之骄傲的《罗瑞卿案》）中，是这样说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态度。无论是上海会议还是北京会议，林彪都没有露面出席，也没有发表谈话或下过指示，这与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判若二人。庐山会议时林彪是毛泽东临时决定搬上山批判彭德怀的援兵，林彪在会上作了发言，表了态。可是这两次倒罗的会议，林彪却变得默默无闻。如果林彪是积极主动的倒罗者，林至少要出席会议发表讲话，可是林彪似乎什么都没做，沉默以待。
我们可以看到，丁凯文一贯的观点就是：
无论在上海会议上还是北京会议上，林彪都没有发过任何指示，也未作过任何的表态。
综观整个上海会议和三月北京会议期间,林彪既没有露面主持会议,更没有发佈任何批判罗瑞卿的指示和谈话,完全置身事外。
林彪曾经对罗瑞卿有过批评，但至今尚未见到在对罗做组织处理〔打倒〕的问题上，林彪表过什么态度，迄今为止也没有见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
在整个倒罗的过程中,林彪从未直接出面主持过会议,也未发佈过任何批罗的指示。迄今为止也没有看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态度。无论是上海会议还是北京会议，林彪都没有露面出席，也没有发表谈话或下过指示
这两次倒罗的会议，林彪却变得默默无闻。如果林彪是积极主动的倒罗者，林至少要出席会议发表讲话，可是林彪似乎什么都没做，沉默以待。
这可是丁大硕士，以其北大研究生的功力，经过了数年孜孜不倦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坚如磐石不敢说，至少比可以撞死人的豆腐硬朗些吧。丁凯文向全世界报告他的研究成果，声嘶力竭地向全世界嚷嚷“林彪没有任何批罗的指示”。大有不把林彪的案翻过来绝不不休的气势。
可是，奇怪了，就在这篇大变魔术的《文革前军内的一场大搏斗》中说：
2月8日，林彪就罗瑞卿问题作了指示：“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注3)
不是说“什么都没做，沉默以待”么？不是说“没有露面出席，也没有发表谈话或下过指示”么？不是说“既没有露面主持会议,更没有发佈任何批判罗瑞卿的指示和谈话,完全置身事外”么？怎么会冷不丁冒出了一个“林彪就罗瑞卿问题作了指示”？你也不怕把丁粉吓出精神病来？这不是把丁凯文大半生的研究成果都抛到东海里去了么？这不是太阳从西天出了么？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耳光么？而且打得不轻，把自己的几年时间辛辛苦苦研究的成果全都打掉了。显然，丁凯文是一个不喜欢打自己耳光的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丁凯文的研究中，既有邱会作所说，又有李作鹏所说。所以，丁凯文的《文革前军内的一场大搏斗》不仅仅是打了丁凯文自己的耳光，也打了邱会作和李作鹏的耳光，说明他们二人所说，完全是在胡说八道。而丁凯文则是集胡说八道之大成。以李作鹏的职位，以李作鹏与林彪的关系，他会“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做任何指示。”对林彪2月8日，3月1日所说毫无所知？
《罗瑞卿案》中收录有樊真，沪林的文章《可悲的谎言》（《罗瑞卿案》64页）。其中有：
在1966年3月4日一4月8日北京批罗的会开始前,中央军委常委在3月1日召开会议,林彪及老帅们在会上狠批罗瑞卿,因为篇幅关係,只简要摘录如下:
林彪: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先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危险分子,去掉军内的大炸弹、大地雷。这个人(过去》背过两支枪。很厉害,很会鑽空子。...
就在同一本书里，丁凯文的文章《罗瑞卿事件始末与辨析－－兼谈林豆豆有关罗瑞卿事件的回忆》却说“林彪都没有露面出席，也没有发表谈话或下过指示”，除了说明丁凯文孤陋寡闻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丁凯文品质恶劣。
其实，林彪“在上海会议上还是北京会议上，林彪都没有发过任何指示，也未作过任何的表态”恰恰说明的是，林彪善于暗箭伤人。这也正是林彪的一贯伎俩。即使是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出面的都是叶群，叶群让李作鹏写材料，叶群让吴法宪证明“四条”，叶群作了十个小时的发言。于是，丁凯文就拿起丁氏刷子捣糨糊了：这是叶群，不是林彪。其实，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就会知道，如果林彪不想打倒罗瑞卿，叶群上蹿下跳顶个屁用。
余汝信在《《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中说：
林、叶荣辱与共，政治上是一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林、叶关系的基本点。林彪、叶群家事中无关大局的磕磕碰碰，远不能置换这个政治上的基本点。
以上两例，足可说明，叶群是林彪的得力助手，配合默契，既非林立衡冒充林彪所称的“政治上不行”，更没有什么“胡来”甚至“骗林彪”。
余汝信所说是说到了点子上。林彪和叶群最根本的共同利益就是建立林氏皇朝，也就是“得天下”。俩人分工合作，配合默契，林彪负责取得毛泽东的信任，负责拍马屁，要是让叶群去说“句句真理”，岂不是不伦不类？具体事务，尽量叶群出面，只有在叶群出面摆不平的情况下，才由林彪出面。所以，给李作鹏打电话：“首长（指林彪）要我给你打个招呼，罗长子（因罗瑞卿个子特别高，大家给他起的外号）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贤休养。”给吴法宪打电话：“林总讲了，你同罗长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你一定要彻底揭发罗长子，同他划清界限。”都是由叶群出面，只有“贺老总啊，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必须而且只能由林彪出面。夫妻搭档，在庐山会议上尤其明显，林彪管的是会上发言，掀起风浪，叶群管的是统筹调度。所以林立果会说： “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叶群)搞的。她要抢头功，尽是瞎指挥。”
可是丁凯文就会大玩丁氏魔术，玩出了“林彪并不同意打倒罗瑞卿”，“叶群在这次倒罗事件中的确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种不伦不类的魔术。
和丁凯文的魔术2比较一下，《吴回忆》于2006年出版，说得清清楚楚，“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以吴法宪的身份，位居四大金刚之二，老二曾经是吴法宪的主子，待吴法宪不薄，倒罗之役，吴法宪全程参加，写《吴回忆》之时，并无专案组的压力，况且，此时哈林风势头正猛。吴法宪会如此写出，殊为不易，连舒云都承认（《林彪与毛泽东，是谁搞倒了罗瑞卿？》）：“九一三事件后，官方甚至包括吴法宪的说法都是林彪提出来的。”我在想，当吴法宪落笔“提出问题的是林彪”时一定是踌躇再三，最后为了向历史做一个交代，毅然写出。可是，数年来，丁凯文对《吴回忆》正眼瞧过没有？一直到2015年8月丁凯文却说：
２月８日，林彪就罗瑞卿问题作了指示：“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３）
这是为什么？
读者千万不要以为丁凯文从此改邪归正，老老实实做学问了。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当年的二当家，一辈子拍马屁，（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林彪是半辈子拍马屁，可以接受）一直拍到温度尔汗，把二当家作楷模的丁凯文，怎么可能改邪归正？
丁凯文文中的（3）正是2015年6月余汝信在《新史记》第２６期发表的《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增订版）》。丁凯文只能化被动为主动，忸忸怩怩地承认了一下。
丁凯文的策略就是，能赖则赖，赖不掉就辩。这只要看看，在同一篇“丁文”中，一边说“２月８日，林彪就罗瑞卿问题作了指示”，一边说“从现有资料来看，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基本上都属工作范畴，诸如‘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着学习’等。针对罗与老帅们之间的不睦，林甚至把罗找到家里拿出毛着和党章，要求罗注意加强沟通，实际上就是告诫罗要搞好与军内老帅们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丁凯文的“2月8日”是何等的勉强。当然，或许在丁氏魔术中，“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基本上都属工作范畴”。反正丁凯文惯会的魔术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所以，说起来，“黄文”还得感谢余汝信，感谢《罗瑞卿案》。要是没有余汝信的“增订版”，丁凯文的魔术会被拆穿么？余汝信的《罗瑞卿案》和“增订版”，就像一个耳光打在丁凯文的脸上：“你在胡说什么？”就像抓住了一个贼伸进别人口袋的手。丁凯文才稍微清醒了一点，不得不承认自己玩了魔术。
萧冬连的《追寻历史的真相》评析
《罗瑞卿案》有一篇“代序”，也就是萧冬连的《追寻历史的真相》。这里就一并作一下评析。萧冬连的文中有些问题谈得比较客观，有些问题谈得还是有些糊涂。萧文中说：
我倾向于吴法宪的说法：“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是林彪，但下决心的是毛泽东。”
舒云也承认（《林彪与毛泽东，是谁搞倒了罗瑞卿？》）：
九一三事件后，官方甚至包括吴法宪的说法都是林彪提出来的。
不过，舒云认为吴法宪的说法不足采信，认为舒云自己比吴法宪更知道真相：
罗瑞卿的问题对军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九一三事件后，官方甚至包括吴法宪的说法都是林彪提出来的。实际上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先提出来的。
舒云的“九一三事件后”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我们来看看周恩来的讲话（余汝信在《毛澤東林彪與羅瑞卿關係大事輯要(增訂版1965年1月一1966年6月)》）：
［６６０１０］周恩来、彭真谈京西宾馆会议
京西宾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彭真均对会议及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予以肯定。周恩来称：
这个会开得好，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林总揭发了罗的反党问题，主席亲自抓了这个问题。
再来看看周恩来的另一次讲话（《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谈话纪要》1967/01/21。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10年版。）
我总想向你们说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时间。去年三、四月份罗瑞卿的问题被林副统帅揭发出来，后来彭真的问题也揭发出来了，首都安全问题也被提出来了。
再来看看邓小平的讲话《毛主席语录的诞生及其他---唐平铸文革实录》：
我认为,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
比较丁凯文和舒云的所说，正是“雌雄双煞”，珠联璧合，区别在于舒云承认“吴法宪的说法都是林彪提出来的”再加以驳斥，丁凯文则是极力掩盖。两者相同的，或者说，共同的，就是从《李作鹏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挖点材料，然后进行粉刷加工，自编出一套演义，把林彪的责任推干净。
看看丁凯文所说：
(4)叶群在这次倒罗事件中的确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叶群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是叶群（林彪指使？）主动要去汇报，还是毛泽东主动让叶群去杭州汇报并听取军内各大佬的意见，以便决定对罗采取什么措施？叶群与军内大佬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相比，谁的能量更大？谁起得作用更大？
这种狗屁不通的文字。周恩来、邓小平、吴法宪都知道是林彪要拿掉罗瑞卿，而不仅仅是叶群想拿掉罗瑞卿。如果林彪不想拿掉罗瑞卿，叶群跳得再高也没有用，叶群也没有这个胆量去跳。可丁凯文还会傻不拉几、痴头怪脑地问：
叶群与军内大佬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相比，谁的能量更大？谁起得作用更大？
再来看萧文的另一段话：
关于罗瑞卿为什么被打倒，官方的解释归咎林彪的诬陷，这显然回避了主要事实，无论事情起因如何，作最后决断必定是毛泽东。这无庸置疑，任何高层领导人的得势与失势，命运最终掌握在毛泽东手里。
这里的逻辑其实是哈林人士的一贯逻辑，大有商讨的余地。“无论事情起因如何，作最后决断必定是毛泽东”，话说得不错，却没有点清问题的实质。原告告状，法官判案，被告吃官司。权力当然在法官手里。法官枉判，自然有责，说是“原告的诬陷”，却并无大错。
帝王自然有心中喜恶，但是，帝王的喜恶，并不是天生就有的，也需要依靠外面的信息。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皇朝，权力最大的，自然是皇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那是千年传承。太监算什么？一个阉人而已，能有什么权力？这是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事实。可是，清朝太监李莲英，“狐假虎威，有恃无恐，置诸侯于脑后，视军机大臣为等闲，朝中大员及外省督抚，无不对其巴结奉承，仰其鼻息”。为什么朝中大员及外省督抚要去对一个太监巴结奉承？知道了这一点，就会知道上面所说的不妥了。
萧文中说：
毛泽东后来说，罗瑞卿、贺龙等人挨整是他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这是事后的一个说辞。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事后的一个说辞”。而且是一个事实。看看张云生在《“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中所说：
据她自己后来向“林办”的秘书们讲,她是冒著生命危险去和毛主席谈罗的间题的,她一口气谈了七个小时,终于彻底动摇了主席对罗的信任,罗自此成了阶下囚,她则一举成了反罗的头号“功臣”。
把毛泽东所说和张云生所说比较一下，简直就是一把钥匙一把锁，完全合拍，天衣无缝。再看看《罗瑞卿案》中的叶群的发言：
以后发现一些问题,不敢轻易上报,一怕看不准,二怕材料不够过硬,三怕给中央军委出难题,四怕转移工作重点。
后来林觉得不向主席报告下行了,要我把材料和情况向主席报告一下,请主席考虑。主席很耐心的听了我七个多鐘头的汇报,并要我马上离开，以保安全。
《罗瑞卿案》中有一篇《邱会作谈罗瑞卿问题》，其中说到：
上海会议前,杨成武、刘志坚、萧华、叶群四个人在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十个小时,说罗瑞卿的问题,汇报的内容,他们是不是说过,我记不清楚了,但还就是那些问题吧。
汇报以后,毛主席大概说了两点,第一点:罗瑞卿霸道,我完全相信,也知道,我同林彪也说过。说罗瑞卿手长,这是个新问题。
这些话是针对汇报的内容讲的,毛主席认为是个新问题,没有表态同意或不同意。
第二点: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罗瑞卿的问题由中央处理。
这第二点呢,是毛主席承认罗瑞卿有问题,是不是?
邱会作这里所说，毛泽东在听了汇报以后“说罗瑞卿长,这是个新问题”，“毛主席认为是个新问题”，“毛主席承认罗瑞卿有问题”。还有谁听不懂邱会作所说么？
丁凯文对《罗瑞卿案》恐怕看过是八遍十遍都不止了，可是丁凯文对这些置之不理，然后就编造出：
提前向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就罗瑞卿问题打招呼的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搞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批罗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会议继续批罗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一切职务并分别由叶剑英和杨成武继任的还是毛泽东。军队内部派系的纷争、罗瑞卿与老师们的矛盾正好被毛泽东所利用,而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则被无限夸大成为打倒罗瑞卿的一个口实。
萧文还说：
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拿掉罗瑞卿？
我在1999年的一本书中就提出疑问，“以他（毛泽东）的睿智和敏察，何以会听信一面之词呢？”我的推断是：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扳倒刘少奇时，需要林彪的坚决支援。因而在林彪与罗瑞卿之间，自然地选择林彪。”〔1〕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个人判断，与“官史”扯不上关系。
萧文所说“以他（毛泽东）的睿智和敏察”，这是过高地估计毛泽东了。毛泽东是农民出身，可是，在58年却会相信“亩产万斤”，搞得千里饿殍，哪里还有什么“睿智和敏察”？文化革命中老迈昏庸得简直是登峰造极，比“亩产万斤”远甚，以至于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忠臣良将，纷纷罹狱，救命恩人也难免一死，这是“睿智和敏察”么？
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扳倒刘少奇时，需要林彪的坚决支援。因而在林彪与罗瑞卿之间，自然地选择林彪。”
这个断言比较接近事实，却也非完全确切。毛泽东这时考虑的，不仅是哪一个人，还有对不对的问题。我相信，毛泽东这时候考虑更多的是罗瑞卿做得对不对。或者说，相信不相信叶群所说，确切些说，相信不相信林彪所说。而一旦当毛泽东相信了林彪所说，如邱会作所说，“承认罗瑞卿有问题”，那么当然，罗瑞卿的倒台也就在所难免了。
萧先生倾向认为“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是林彪，但下决心的是毛泽东。”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林彪不提出问题，罗瑞卿会不会倒台？毛泽东会不会下决心？萧文说：“在这四人中，罗瑞卿与毛泽东渊源最深，关系最为亲近。”按照这样的关系，毛泽东主动打倒罗瑞卿的可能性并不大。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张云生给出了答案：“她一口气谈了七个小时,终于彻底动摇了主席对罗的信任”。哈林人士把罗瑞卿的倒台归结于叶剑英等人的不满。如果没有林彪的提出，叶剑英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转弯”也就不存在。而《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一系列罪名不再成立，罗瑞卿还会下台么？
所以，萧文中的“毛泽东为什么要拿掉罗瑞卿？”应该代之以“林彪为什么要拿掉罗瑞卿？”下面就来讨论“林彪为什么要拿掉罗瑞卿？”
林彪为什么要拿掉罗瑞卿？
一般的，讨论罗瑞卿案都在讨论罗瑞卿和林彪之间发生了什么。其实，这些讨论都是皮相之谈。真正要看的，那就是，罗瑞卿下台以后发生了什么？确切些说，林彪让谁上了台？林彪喜欢的是谁？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知道林彪为什么要拿掉罗瑞卿了。
林彪在59年的庐山会议上撬掉了彭德怀，拿到了国防部长，62年一顿马屁，深得老大的欢心，林彪知道，离“得天下”已经越来越近了。只是，“得天下”并非拿到一个“皇储”的名分就可以完成的。等到老大归西，登上皇位再去组阁那将太迟了。林彪需要的是，始皇帝、二世、三世，直到万世。那就更不能依赖于一个“皇储”的名分了。需要的是铁打的江山，需要的是“率土之滨莫非林臣普天之下莫非林土”，那就需要建立自己的一套班子。
这样分析的话，罗瑞卿下台的原因就很清楚了：罗瑞卿不是林彪的圈子中人。罗瑞卿下台后发生了什么呢？杨成武上台又下台，最终是四大金刚。
我最欣赏“黄文”所说的是“毛泽东不会挑选贺龙接替林彪，贺龙本人也无此非份之想。因此，邱会作所谓罗瑞卿投奔贺龙是一个伪命题。林彪、叶群和邱会作说罗瑞卿上了贺龙的船既是对罗瑞卿，也是对贺龙的诬陷。”
共产党里有几个“山头”？所谓山头，不过是势力大点小点，还不都得听老大的？真正的“山头”只有一个，这就是林彪的“山头”，这是一个当林彪在庐山上挑战老大的时候能够站在林彪一边，一起起哄，当林彪一旦登基成功，能够为林彪执掌天下的“山头”。为了这样一个“山头”，所有的障碍必须排除。罗瑞卿和贺龙，正是不肯，也不会，投身到林彪的山头中去，这才成了林彪的绊脚石，这才是他们被打倒的原因。
罗瑞卿和贺龙的被打倒，那是因为他们要让路，要给后来的“四大金刚”让路。如果他们不被打倒，“四大金刚”能成为“金刚”吗？罗瑞卿、贺龙和“四大金刚”有何不同？只要看下面一封效忠信就可以知道了。
叶群同志：
今天是“五·一三”三周年，这是我们难忘的日子。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您──我们敬爱的叶群同志，对我们直接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您日夜操劳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带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一次又一次地亲临斗争第一线，同三军广大革命群众并肩战斗。所以，当“五·一三”事件三周年的时候，永远牢记您对我们的教育深恩，请接受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吴法宪
李作鹏
邱会作
一九七零年五月十三日
罗瑞卿有千条万条罪状，最终的一条，就是不会说：“我当然是跟林总的。”不会说：“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总的事情。”不会写这样的效忠信。不会写效忠信，就会产生“四条”、“八条”，直到你官帽落地，身陷囹圄。看看文化革命，有谁能够违背这个规律？如果罗瑞卿和贺龙能够写出这样的效忠信，那末他们地位无忧。否则的话，别以为你和老大关系多铁，我照样有办法让你滚蛋，看是老大信你还是信我。
研究罗瑞卿的，大都纠缠在“大练兵”，“突出政治”等等，这些，才是“皮相之谈”，根本问题是，罗瑞卿会不会写这样的效忠信，会不会为林府效犬马之劳？不会写，你就必须让位，让给会写的人。林府公子长大了，要准备接班了，有了某方面的需要了，你愿不愿意鞍前马后，全国选美？你做不到，自然得滚蛋。罗瑞卿的悲剧还能避免么？
“四大金刚”一致谴责：你罗瑞卿有错误。但是他们没有说什么错误。其实根底里的话就是：“我们会写效忠信，你不会写，这就是你的错。”
这一封效忠信，中国仅有，世界少见，乃是研究林彪、研究文革的关键，知道了这封信，大致上就能知道文革是怎么一回事了。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将军会写这样的效忠信？这是中国的特色，也是文化革命的特色。共产党统治多少年了？有过几封这样的效忠信？文革以后，“四大金刚”纷纷出回忆录，天花乱坠、赌咒发誓，可是，他们不会提到这封效忠信，这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回忆录有几斤几两了。如今，研究文化革命的著作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可是，有多少著作在这封信上化过功夫？这正是文革研究的悲哀。
这一封效忠信，简直就是庐山会议的翻版。笔者在《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评析》中说：
真是：论功行赏，程能授事，恩怨清楚，赏罚分明。民主国家，要上位，靠竞选，中国特色，要上位，靠竞屁。这老毛也真是赏罚分明：进言者打入十八层，进屁者封入凌霄阁。庐山一役之后，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简直就是论屁行赏：
• 主席：毛泽东
• 副主席：林彪（主持工作）、贺龙、聂荣臻
• 常务委员：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
• 秘书长：罗瑞卿
和前一届中央军委比较一下：
• 主席：毛泽东
• 委员：朱德、彭德怀（主持工作）、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 秘书长：黄克诚
从此，彭德怀退出政治舞台，朱德因为“隔靴抓痒”从老二跌到老五，林彪因为进屁有功，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升到老二，其后连井冈山会师也升出来了，就是这屁的功劳，贺龙因为批判彭德怀，支持毛泽东，升到老三。
读者诸君看看，像不像？这也不仅是老大老二如此，而是中国的通例。只要你会拍马，只要你会效忠，你就会前途无量，你就会成为金刚。不过，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还只是口头上的支持和表态，还不至于这样赤裸裸的卖身投靠。数年一过，老大换成了老二。知道罗瑞卿为什么会下台么？只要问问他会不会写这样的效忠信。李莲英当朝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忠臣良将，只要你不走李莲英的门路，照样让你身首异处。这就是历史的相像之处。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文字。
《大动乱的年代》：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林彪与黄、吴、李、邱结成林彪集团。林彪需要力量，黄、吴、李、邱需要支持，这个集团就以个人野心和宗派主义为基础，逐渐形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黄、吴、李、邱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邱会作则多次被揪斗，这些冲击、揪斗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所煽动和支持。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概支持造反，倒并非特意支持打击黄。吴、李、邱。林彪保护他的老部下黄、吴、李、邱①（①在邱会作被揪斗时，周恩来、徐向前也出面保护过他。当时保护他是正确的。），黄、吴、李、邱则效忠于林彪，唯林彪之命是听。这与林彪是“副统帅”当然也有关系。黄永胜在1970年5月说过：“在任何时候都要忠于林副主席。”吴法宪后来在供词中说：“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李作鹏说过：“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邱会作说林彪、叶群是“再生父母”，发誓“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林彪集团就是一个以君臣、父子为信条，以忠于林彪一人为准则的集团。这个集团的开始形成，以上文说过的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为标志。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一方面，“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天下大乱、局势难以控制的情况不得不借重林彪一伙的力量；另方面，林彪一伙乘机打击异己，攫取权力，甚至诬陷、迫害他人。“五·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立即表态支持吴、李、邱，并于6月9日观看了吴、李、邱率领的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文艺团体的演出，新华社为此专门发了消息，吴、李、邱等人就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也就成了与林彪、叶群“同生死、共患难”的死党。吴、李、邱等人表示拥护江青，江青也就立即表示支持他们。8用17日，成立了吴法宪（负责人）、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人组成的“军委看守小组”（内部组织，未向外公布），接受中央文革的领导，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处理驻京军事机关、部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此，林彪、江青支持的“三军”在某些方面可以左右北京甚至外地的大局，大有“全国看北京，北京看三军”之势。当时全国局势混乱，“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吴、李、邱等人打击迫害空军、海军和总后勤部的领导干部，夺了这些重要军事单位的领导权。1968年3月22日，黄永胜调京任总参谋长、军事办事组组长，成为林彪集团一名重要成员。以后，吴、李、邱都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并分别兼任空军司令员、海军政治委员、总后勤部长。
林彪保护他的老部下黄、吴、李、邱,黄、吴、李、邱则效忠于林彪,唯林彪之命是听。这与林彪是“副统帅”当然也有关系。黄永胜在1970年5月说过:“在任何时候都要忠于林副主席。”吴法宪后来在供词中说:“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李作鹏说过:“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邱会作说林彪、叶群是“再生父母”,发誓“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林彪集团就是一个以君臣、父子为信条,以忠于林彪一人为准则的集团。
《吴法宪沉浮录》（《各界》164期）
林彪一再推荐吴法宪，提拔他担任领导职务，对此，吴法宪也感激涕零。在提拔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员之前，林彪曾把吴法宪找来对他说：空军司令员这个位置，许多人想干，我推荐你干，先不要出去讲。因此，吴法宪对林彪一直有感恩之心。他曾对自己的老婆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叫我当的，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广州文摘报》2011年3月28日A14版，口述：吴新潮，整理：程沂，原题：《吴新潮眼中的父亲——你所不知道的吴法宪》
父亲是林彪的人，这是一定的，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更重要的是“山头”，一直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父亲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一军团，受林彪直接领导。
说父亲是林彪死党不冤枉。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父亲作了检讨。毛泽东想要撤换父亲，征求林彪的意见， “用空军的曹里怀成不成？”林彪回答：“还是得用吴法宪”，把主席顶了回去。
在那种紧张的时候，父亲和周恩来之间的电话就没有挂断过，飞机起飞的第一时间父亲就知道了。飞机飞了，父亲就知道，他完了……
《李作鹏浮沉录》:
１９６２年６月，经林彪推荐，李作鹏出任海军副司令员。
“文化大革命”初期，李作鹏也受到了冲击。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发话说：“我活着不准反对李作鹏，我死了也不准反对李作鹏。”林彪还把李作鹏封为“左派”。这样，李作鹏不仅顺利“过关”，还担任了重要职务。李作鹏念念不忘林彪的恩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紧跟林彪，为林彪效命，凡是林彪的指示，他都坚决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