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自杀105知识人名录
——作者：张允若
十年文革，惨案无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以千万计，有人估计其中死于自尽的至少也有几十万、上百万之多。编制个百人名单，完全是挂一漏万之举，在此列举文革中自杀105位知识精英。本文摘自2011年2月20日共识网，作者王奕，原题为《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读〈文革中自杀的部分知识精英名录〉》。
文革是中国始于1966年的一场政治运动
这是一篇泣血的迟来的报告，这是一位有良心的学者对中国文革史的重要贡献。读着这凄悲、读着这苦难、读着这死亡，心跳加剧，血压升高，心灵备受折磨和煎熬。
浙江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张允若用心血归纳整理出的这份《文革中自杀的部分知识精英名录》，用血淋淋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文革是一场灭绝人性的猖獗屠戮，它将知识、知识分子置于空前绝后的悲惨境地，让不屈者从灵魂到肉体彻底消亡；让怯懦者成为清华、北大的“梁效”之类的跳梁小丑；让人格卑下者成为摧残人性的政治打手。
而如今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叩问文革对阻挡中国历史进程应负什么责任？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对文革进行彻底的否定？一些所谓学者诸如孔某人之流为什么声嘶力竭地叫喊文革好？当代青年为什么有相当多的人赞美文革，甚至认江青为“妈”，张春桥为“爸”？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为什么不相信文革中发生过的那么过惨无人道的悲剧？有一位年轻人在我的系列博文《悲歌长泣——心灵深处的记忆（话说文革）》后面跟帖说：“博主编得跟真的一样。”
当代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为什么不能扪心自问，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反思文革？难道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呼万寿无疆、喊永远健康、早请示、晚汇报还应该卷土重来？难道破四旧、狠斗私字一闪念、活学活用四处演讲、暗中揭发检举还应该泛滥徜徉？难道知识分子还应备受凌辱、知识还是越多越无用？
不管什么人否认，包括什么孔某人、张某人以工农的名义进行否认，我矢志不移认为：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但不敢说是绝后的灭绝人性运动，是对人类进步历史的反动，是对人类思想的阉割，是对人类知识的诅咒，是人类历史上荒诞绝伦的孽债！
生命中有过太多的泪水、悲痛和无奈，读着《文革中自杀的部分知识精英名录》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长歌当哭，悲情走笔，我永远不忘曾经历过的那场旷世浩劫，我的心永远为在那场苦难中为葆有一颗不屈的高贵灵魂而慷慨赴死的人默哀，永远铭记因为他们的赴死而铸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高洁品格和正直的良心。
苦难中失去肉体的知识分子，你们的灵魂、你们的精神必将永世长存！
祈祷我们的民族永远不再发生比漆夜更黑的这一幕悲剧！
附：文革中自杀的部分知识精英名录
前言
最近本博转贴了两件文革中悲惨自杀的案例，在网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种反响促使我进一步去了解和思考这方面的情况。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名录。所谓知识精英，是指知识分子中比较有影响有成就的部分，他们是文教、科研、艺术、医学、体育等领域的中坚和骨干。限于条件，我们还无力做全体受害者的名录，那就先从这些人做起。这个名录是我对网上查找到的材料所作的初步梳理（包括核实、筛选、补充），目的是让自己、也让周围的朋友，对当年运动的真相、对我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作更多的回忆和思考。
十年文革，惨案无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以千万计，有人估计其中死于自尽的至少也有几十万、上百万之多。编制个百人名单，完全是挂一漏万之举。但是，在缺乏全面普查、而且在有关当局压根儿不想开放档案、不想作任何认真普查的情况下，我们这些草民也只有通过这种“举一知万”的办法，来记录历史，记录下这个万恶的年代。
梳理并编制这一名录的过程，我的心情一直是压抑和沉重的。我仿佛再次看到了当年的恐怖和残暴。众多鲜活的生命，众多年富力强充满创造活力的生命，竟然如此无奈又如此壮烈地毁于一旦，这是多么巨大的悲哀！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自戕，都是让人悲痛的；何况那么多国家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之材，其中不少还是所在领域的权威、泰斗、大师级人物啊！他们的离去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民族带来的损失，更是无可估量的，那是历经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都是无法弥补的！
这些知识精英走向死亡之路的共同之点，就是悲壮二字。他们的死，和平常年代中的“自杀”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有人貌似惋惜地说：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呢？再忍耐一下、坚持一下，不就可以迎来拨乱反正的一天了吗？这些人要么对当年的恐怖和残暴毫不了解毫无体会，要么就是被“逆来顺受”、“好死不如赖活”的传统思维浸透了骨髓，而这种人生哲学正是国民劣根性的重要表现，它让国人几千年来始终在“做稳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的状态中徘徊。
让我们这些过来人再回顾一下当年的惨状吧，让没有经过这场浩劫的年轻人也来了解一下当年的情景吧，那些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煽动起来的野蛮和残暴，已经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
所谓批斗，就是要当事人在群众大会上双膝跪地（不是地板，而是水泥地、沙石地、煤渣地、甚至是玻璃渣地！），或是低头弯腰、两手向后翘起（所谓喷气式！），颈上悬挂着大块纸板、木板、甚至几十斤重的铁板，上面写着“xx份子xxx”的大字，在酷暑烈日之下、或是腊月寒风之中，一跪（或是一站）就是几个钟头，周围是震耳欲聋的“打倒”口号和呵斥之声。身旁的暴徒随着会场的气氛，不断地拳打脚踢，或是手执棍棒器械、或是挥舞铜头皮带鞭子绳索，劈头盖脸地抽打……
所谓游街，就是给当事人套上纸糊的特大高帽子，上面书写着“xx份子xxx”，颈上也是挂着大块的纸板、木板或是铁板，还要你边走边敲打面盆之类的响器，边走边喊“打倒xxx”（自己的名字）之类的口号；还会给你剃个阴阳头（头发剃一半留一半），甚至用黑墨汁、蓝墨水、红墨水，满头满脸浇灌一气，弄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然后像牲口一样被架着游街示众，走遍大街小巷，“革命派”在后面又呵斥又喊口号，极尽侮辱之能事；还往往引来某些围观者的恶弄，吐唾沫、丢石子、泼脏水。
所谓审查，就是日夜不停地无休止地逼供，审讯者吃饱睡够了轮番上阵，被审者夜以继日地、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地接受审问，通过疲劳轰炸、呵斥拷打、虐待折磨，直弄得你神志恍惚、体力衰竭，然后逼迫你、诱使你招供，交代“反党罪行”、“反革命计划”、“反革命同伙”，如有不从，照例又是拳打脚踢、鞭棍交加……
以上叙述实在还不能写尽当年人们所遭受的全部侮辱、折磨和迫害。这真是史无前例的凶残和野蛮！如果说封建专制和法西斯年代的凶残，总还有一定的场所（比如在审讯逼供或牢房之中），而文革中的野蛮凶残则已遍及城乡各地各个角落，简直无处不在。只要拉起一个团伙、紧跟“领袖”的部署、打起“革命造反”的旗号，就可以整人、打人、残害无辜。在“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的口号鼓动下，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最高指示下，人的尊严扫地以尽，人的生命视同草芥，置身于此情此景，叫人还怎么“忍耐”、怎么“坚持”？人总还有一口气嘛，而况中国的文人向来有“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气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面对此等野蛮、残暴、非人待遇，他们毅然慷慨赴死，誓以生命作最后的抗争，这不正是十分值得人们敬重的决定吗？
当然，各人的情况会有差异和不同。有一种人原来曾经执掌过实权，比如某些（不是全部）大学的党委书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害过人、作过恶，文革之初他们又想故伎重演、把祸水引向普通群众、在普通师生中抓“牛鬼蛇神”；后来风向一转，他们竟被更有实力的当权派抛了出来，成为运动的替死鬼，在绝望之中选择了自尽。正像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原任部长徐某后来总结的那样：他们的前半生是整人，后半生是挨整。不亦悲乎！对于这种人，本名录将区别对待。他们的死，也很可悲，但却悲而不壮。他们是特定制度的牺牲品和陪葬品。
总之，知识精英群体总体上的悲壮情怀，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这些精英的离去，归根结底是罪恶的制度和蛮横的运动发动者、操控者所造成的。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如实记录下他们的事迹和遭遇，如实记录下文革的种种残暴和丑行，让一代一代的年轻人都能了解过去，都来总结和思考历史的教训，从而杜绝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愧对这些含恨离去的人们，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的悲壮和不幸，化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有助于创建一个公平正义、珍惜生命、尊重人权的社会。愿我们都来为此而努力。
文革中自杀的部分知识精英名录
（共105名，以姓氏拼音为序）
1、白辛：1920年生，吉林永吉人，赫哲族，原名吴宇洪。著名剧作家。1939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创作了多部抗日剧作。1945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中随军南下，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调到哈尔滨话剧院。他先后创作或改编了20多部歌剧、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影响较大的有《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焦裕禄》等。文革开始，《冰山上的来客》被江青点名打成“大毒草”遭受批判，1966年9月白辛在松花江边自杀。
2、曹亨闻：1910年生，浙江临海人。新闻史学家，教授。193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新闻学硕士，并参加反帝大同盟，宣传抗日。1939年起一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主讲中国和外国新闻史。文革中被诬为“英国间谍”，遭迫害，1968年6月19日自杀。
3、陈邦宪：1914年生，江苏嘉定人。著名医学教授。193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在重庆等地从事医务工作。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卫生局防疫保健处处长。1947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随后回国，任圣约翰大学教授、仁济医院院长。1954年起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卫生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文革中服毒自杀。
4、陈昌浩：1906年生，湖北武汉人。原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委、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失败后转辗到达延安，1939年去苏联。1952年回国后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开始后不断被揪斗，1967年7月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5、陈传纲：1912年生，武汉人。早年在复旦大学读书，1938年入党，从事白区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进入延安，在一些政府部门任职，曾受王实味案牵连长期蒙冤。全国解放后，曾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校级领导，文革前任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1966年6月被上级抛出来，宣布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随后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6、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被诬蔑是叛徒、特务。1967年11月19日，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胡耀邦曾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的赞词。
7、陈梦家：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
8、陈天池：1918年生，浙江诸暨人。化学家，教授。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1949年获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任科罗拉多大学研究员。1950年回国。历任南开大学教授、化学系副系主任、物理二系主任、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副秘书长。在有机磷化学和农药化学研究领域成果显著，1964年获国家新产品发明二等奖。1968年12月20日受迫害自缢身亡。
9、陈同度：1904年生，天津人。生物学家、教授。早年留学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斗争中遭受残酷折磨，8月28日服毒自杀。
10、陈笑雨：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一说投北京龙潭湖）自尽。
11、陈又新，1913年生，吴兴（今湖州）人。小提琴演奏家。1938年毕业于上海音专，长期从事小提琴演奏和教学，建国后曾赴英国皇家音乐院深造，回国后任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教授。文革中遭迫害，1968年跳楼自杀。
12、陈子晴，1926年生，男，江苏无锡人，西安交通大学应力教研室副教授。文革中被批斗和关押，罪名是“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陈子晴于1970年7月4日上吊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