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新开岭事件”，是新四军四支队历史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件，不仅直接影响到高敬亭同志的命运，对该部的整个发展的消极作用也很大。此事在《新四军四支队简史》有所介绍，但相对比较简单。为此，我们于2007年10月拜访了此事件的一位重要当事人江腾蛟老人，请他对此事件进行回忆。现将老人的谈话整理于此，以对事件做一个重要补白，供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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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岭事件，我是当事人。后来人们说得比较简单，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但当时的整个背景情况可能比较复杂，我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只能就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做一个介绍，仅供参考。
当了译电员
我们红二十八军，是1937年8月到七里坪集中改编的。当时我们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部队的很多人都集中到一个祠堂，由中央来的干部，传达中央反对“左”倾路线后的大政方针。其中有一条，就是把过去打成什么“AB团”，什么“反革命”时所扣的帽子，统统撤销。其中还讲到，凡是党员、团员被开除的，党籍、团籍都恢复。这一条，把大家思想顿时都解放了，再也不怕“肃反”了。因为我们被“肃反”搞怕了，不知自己哪一天会被抓起来，特别是营以上的干部心里就更畏惧。
集中一个月后，我原来所在的鄂东北道委特务队解散了，我被分到支队政治部总务科当科员。我在“肃反”时被开除的团籍，也在那时被恢复，并且转了党。这还是张体学同志当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时给我办的。11月份，上级要四支队派两个人去长江局学译电员，一个派了我，另一个叫吴文先，是“老主任”（经理部主任，即后勤部长）吴先元的侄儿。我俩一快儿到了武汉长江局。我那时也不识几个字，不过当时的密电码很简单，像字典那种，用阿拉伯数字，一弄乱，就成了密码。我就拿个字典，一个个地去对，去查，慢慢地掌握了密码翻译工作。
我们在长江局机要科学习，科长是后来周总理的秘书童小鹏同志，我们就在他手下学译电员。过了两个月，大约在春节时候，我们四支队的郑位三同志要回七里坪，带了聂鹤亭等几个干部。郑当时住在武汉市长江局住所的楼上，那里原来是日本人的一个领事馆。郑位三还教我们怎么开电灯，怎么坐抽水马桶。大别山没有电，看到这些“洋玩意儿”，我们那时真是“土包子开了洋荤”。我们搭坐郑位三的车，一起回到支队的。
心中的疑惑
回到部队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使我心中感到疑惑。照道理讲，译电员应该与支队首长住在一块，但我们回来以后，支队领导却不让我和吴文先与他们住在一块，而是把我们安排与电台住在一起，我们在庄子南头住，首长在北头住，似乎不想让我们靠近他们。我们的电台是长江局派来的，当时的报务员也都是从长江局派来的。于是我们心里就有点怀疑：部队的领导是不是认为从延安、从长江局来的那些人“不可靠”。不过，心里虽然那样想，嘴上还是不敢说的。
后来东进抗日，我们还是与电台一起，不与首长住在一块儿。到了六安一个叫双河大庙的地方，司令部就住在双河大庙附近一个祠堂里面（好象叫陈氏宗祠什么的，记不清了）。到了大庙后，有一天，我和吴文先没事干，就把译电本翻过来，在背面上画了个当地老百姓喜欢玩的“龙棋”的棋盘，下起棋来了。这时候，司令员拿了个电报进来，他一看我们在下棋，很生气，扭头就走，也不发电报了。并马上通知参谋长林维先同志，要把我们两个译电员和电台都回到武汉去，说是电台我不要了，我宁可拿一个营来跑交通。林维先怎么劝也不行，手摇发电机班长（这是支队首长比较信任的一个同志）对林参谋长解释了好几次，林说我不好说，司令员正在气头上。这事大概僵持了个把礼拜，后来林参谋长反复解释了好多次，说他们俩只是在那里下棋，最后勉强把我们留下了，没有走。这大概是1938年三、四月的事。
四月继续东进，到了麻埠，住六合庄，就是邸银国（即陈祥同志）的家乡。到了这个地方，周骏鸣同志的八团就来了。住了一个多礼拜，继续东进，支队首长身体不好，请假留后方休养。部队就由戴季英、林维先等其他领导同志带着继续东进。部队经过舒城到了庐江申家桥，司令部就驻在那里，新四军对日本人第一仗蒋家河口战斗，就是在那里打的。
两份“问题电报”使我被抓
这时候出了一件事：七团的团长曹玉福、政委杨克志，给首长发一个电报，说是中央来的人在下面搞“活动”。首长当即回了一个电报，大意是：这些情况我知道了，怎么解决，等部队回来以后再说，你们暂时不要管他们，只要掌握好连以上干部就行了。
这一来一去的两份电报，也就是曹、杨给司令员的电报，及司令员给他们的回电，底稿我都抄给了戴季英同志。因为他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应该抄给他，不抄给他，我就不对，按照我的译电员纪律，我是必须抄报的。而且，当时戴是带着部队的最高负责人。戴季英看了这两个电报后，也没有毁掉，就夹在一本《联共党史》中。那时《联共党史》是很新鲜的，有一天，曹玉福和杨克志去戴季英那里汇报工作，中间戴有事出去了一下，他们俩看到《联共党史》挺新鲜，就翻开来看，结果就看到了电报，祸事就从这里起来了。
这事报告到支队首长那里，就把我抓起来了。对我进行刑讯拷问。翻来覆去地问了我两件事情：第一件事，问“戴季英给你多少钱？”我说什么也没有给。我一个月给五块钱，办公费，加上零花费，都是支队给我发的。第二件事，问“戴季英请你吃了几次饭？”我说一次也没有，我不能乱讲啊。翻来覆去就问这两条，其他也没问，并打我（当时是夏天，穿的白衣服都被血染红了）。参谋长在旁边坐着，也不敢说话。
我当时与戴季英接触较多，其实这很正常，因为按照制度，每次电报我都必须送给戴。打完我后，就让人把我押着，到支队的各直属队，像通信连、卫生队等等，让我到每个单位去“示众”。
戴季英的决定
“示众”完了以后，经过政治部时，首长写了个条子给戴季英，说“江腾蛟是托派，送你处审问处理。”正好戴与八团政委谈工作，老主任（吴先元）也在那里。戴季英一看，就说：“这实际上是要把中央派来的干部赶出这个部队。”他们研究过来研究过去，得出的就是这个看法。
于是，戴季英就与他们商量好，决定当天晚上把中央派的干部都撤离。戴立刻派战地服务团的程启文同志到七团和九团，通知林英坚、高志荣、文明地这些从延安来的同志，当晚就离开部队，到东塘八团周骏鸣那里，暂时避开一下。戴季英他们商量时，我也在场，“老主任”也在场。戴后来又告诉我说：“你今天晚上也想办法离开这里。”陈祥同志当时是政治部的警卫班长，他带着几个人跟着戴走了，班里其余的人继续看守着我。天黑以后，我对警卫班的人说我要上厕所，借机翻墙跑了。他们就派组织科长戴克明同志来找我。我听到他们叫，就赶快跑。可是我不认识路，敲老百姓的家门，他们也不开门，怎么敲也不开。结果跑了一晚上，我还在司令部附近的白河镇。天亮了，我感到饿，就在镇上路边一个饭馆里，买了个狮子头(油炸花卷)吃。这时候遇到了漆德庆同志，他原来是特务营政委，当时是政治部党委书记，一个很老的同志，他把我带了回来。
过了几天，司令员派漆德庆去找戴季英，戴当时没有跟漆回去，他是后来才回来的。以后，这些延安来的干部陆续离开了原部队，当时地方上的安徽省委书记是郭述申同志，他安排了其中一些人到地方工作。
后来这事闹到中央去了，说我是“托派”，是“小特务”，告到长江局去。后来董必武到安徽工作时，周总理告诉董必武，说你如果到四支队的话，把江腾蛟的事说一说，就说江没有问题，不是“托派”，事情已经清楚了。
尾声：离开“是非之地”
戴季英回来后，我就不当译电员了。不知怎么回事，支队电台的报务员听说了一个可能对我不利的消息，他听到后中午也不睡觉，就跑来告诉我说：“你赶快走，赶快离开这里！”这个人自己先跑了，他是长江局派来的，就回到武汉去了。他一跑，我就更紧张了，我问戴季英：“我怎么办？”戴说：“你也走，离开这里。”我说：“那个报务员可以去长江局，而我去哪里呢？”戴说有几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你也回长江局。但是日本人现在打得很厉害，你可能回不去。第二，你到安徽省委郭述申那里去。郭是老领导了，我在红安县儿童局工作时，是中共县委书记，那时郭就认识我，所以戴让我去那里找点什么事做。但后来他又考虑说不行，说你一个人走，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国民党把你抓起来（当时国民党与我们的关系已经开始紧张了）就麻烦了。戴后来又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去程启文的战地服务团，到那里去当参谋吧。”我在政治部工作时，程启文当总务科长，我是科员，他是管着我们的，很熟悉。戴给了我一支枪，50发子弹，给了我5块钱。我就到了程启文那里当了参谋。
战地服务团搞宣传，常演出。政委汪道涵这个人，又能编戏，也能导演，还可以演出，当演员。团长程启文也演，你别看他“土包子”，也演戏呢，我们那里演《放下你的鞭子》，就是程启文最早扮演的。他儿子程志唱歌也唱得好。从这以后，我就离开支队司令部了。以后发生的事，我当然就都不清楚了。
到了山西后，我女儿看到《法制报》有篇文章，说当时中央来电不让枪毙高敬亭同志，电报被江腾蛟压了。我要我姑娘找那个报纸，结果没有找到。真要有这种文章，说明这个编辑没有历史常识。我出事后，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我根本就不去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