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认为她会主动和我谈一次，做些嘱咐，或要求。但她总说大便是黑色，又不看病这是何意？是否要我说穿？怎样说？是我们大家一起和她说，还是仅和我一人说？我犹豫不决，什么也没做。
早上母亲告诉我头天她吐了一盆血，小保姆弄干净，临走前说不来了。我马上要去上课，问她我下午去找可以吗? 她说可以。她又继续说大便黑色，我让她到校医院，她说不想去。我向往常一样离开了家。
下了课我和一位同路的同事边走边谈，到她家门口，只见一辆白色救护车从我们六住宅中间通道开出来，没引起我注意，还继续说着。
快一点我才回家，走到三楼正要开门，对门的黄家二姑娘告诉我，我母亲用救护车送去北医三院了。我一想坏了，病重了。赶忙吃一点东西，看我女儿镇静地坐在房里，我问是她送外婆去医院的吗？她没有明确回答。我赶到急诊室，母亲闭着双眼，身上插着各种管子，三、四个医护人员围着她。
我叫了母亲好几声，告诉她我来看她，有什么话要说吗？母亲不理我，我问医生她是昏迷还是不想理我，医生说很难说。我再叫她，她还是不应。赶快到姐姐家告诉她们，让他们去医院看一下。我要去找两个小保姆，12小时一班。我很忙不可能成天在医院盯着。
到了小棚区，春节刚过，回来的人不多。有一老一小，老的愿意，小的害怕，他们到急诊室，看到抢救状态，工作量不大就同意了。老者带着小者同时干24小时。不倒班，避免小的害怕。安排好后我就回家休息了。
第二天，我丈夫和妹夫来看，母亲仍然昏迷。
第三天早上，我问医生她能醒过来吗？他说不好说，我问，会成为植物人吗？他没回答。
作为医院并不需要有人成天陪着，对我来说有两个小保姆在，24小时都有人陪着，让我感到心安，我可以安稳地回去喘口气休息一下。每天来医院早中晚三次。最重要的是每天晚上我可在家睡觉。
姐姐心脏不好，姐夫常来看。第三天晚上我和姐夫都在，我问医生，她能醒过来吗？医生说瞳孔放大了。我问是否没救了？如果各个管子都拔掉的结果是什么？他说马上死亡。我对姐夫说为了延长几个小时，花国家这样多的钱就没有意义了。姐夫同意。我郑重地对医生说，由于瞳孔已放大，插管子只是延长几小时的生命，意义不大。请拔掉全部管子，让她自然死亡。
医生拔掉全部管子一个多小时后，母亲安静地离开了人世，撒手人寰。那是1987年2月16日凌晨两点左右。享年79岁半。
老保姆说她可帮我换衣服。我家的传统不认为人死时要穿一身新，所以虽然我知道她快去世并没想去为她买一套出殡服。
护士把母亲来医院的衣服递给我，我看一切干净，母亲是有准备的。我们把她的衣服穿上，把头发梳理一下，就由医院送到太平间存放。我带了她不用的遗物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回家。
在这如此寂静的漆黑的夜晚，母亲带着她多年没能实现的愿望安静地离开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她曾多年在梦中回到浙江镇海老家、去杭州老校长司徒雷登的故居，远赴重洋到父亲曾得学位的美国；惋惜没能为父亲出版文集，翻译父亲的博士论文。感激父亲一辈子为她做的牺牲，父去世二十年后，她主办大型的为父亲平反追悼会，请陈永龄叔叔写纪念文章介绍父亲治学经验和心路历程，她一直尽力为父亲做点什么，仍愧疚做得太少。
我感到有点伤心，但这是每个人必走的。且早有思想准备，泪水只在眼眶转了一下。但心里的愧疚，和自责挥之不去。她来我这里6年左右没有愉快过。我们每天匆匆忙忙，来来去去，似见没见，从没坐下好好谈谈。特别是最后她多次报告大便是黑色，暗示有大病，很快会去世，也没有主动聆听她的遗训。这时才意识到我永远失去了倾听她遗言的机会。遗憾呀遗憾！！！
母亲在这里的几年，曾充满信心地说，她会活到一百岁。我当时为她改变要死了的负面情绪，开始正向思维而高兴。我只忙为她做事务性工作，请保姆，吃、喝，正常生活，带她去看病等。从没意识到她需要我们的感情、安抚。
为什么她告诉二表嫂，而不对我说？这表明母亲对我们充满感情，不愿让我们难过，不想惊动我们。这和我原来的估计完全不同。本以为她会让我们大折腾一下，每天带她到大医院见专家教授，用尽各种方法进行检查、治疗、使用国内外最先进的疗法和药物来抢救。但真实的情况是：在便血后，她竟如此安静，表现出视死如归，坚强的面对死亡。
在她心中一定会想，人间虽好，但不是对她这样人的，她已经受尽人间的多次大苦难，人不留我，干吗偏赖在这里？！回想她的大苦难：父亲划为右派；她被下放农村，改造思想。忍受着冬天刺骨寒风、夏日蚊虫叮咬，白天干着脏累的活、晚上还要完成食堂会计工作超负荷运转；特别得知父亲肺癌需要陪他到处寻找医院的下放期间，不想以照顾为名搞特殊提前回校，承受着对癌症的恐惧，对父亲的担忧，经常长途跋涉往返于农村与北京的艰难岁月；受到忘恩负义保姆的诬告，多次上庭，得到法院不公平的处理；文革又遭保姆带红卫兵抄家3次，寸草不留，被造反派办“老幺奢侈生活展”，断钱、断掉一切生活来源；所写的文章不合时宜，无法发表；晚年为方便儿女照顾，被迫住在黑暗、狭小、寒冷的空间。
她走得愉快，心中充满喜悦。从小养育她的母亲，在被她父亲抛弃后相依为命几十年，是她在我父亲关在日本监狱时期的精神支柱，已在佛堂拜佛等她四十一年了，现在马上就可投入她的怀抱。
甜蜜婚姻25年、忠诚、可信赖的我父亲，正当年华在她大病时腾出时间细心、体贴、温柔照顾，理解、谅解、包容的丈夫已在天堂等她二十八年了，现在马上可以尽情地亲吻、拥抱、倾诉多年思念和爱恋。
回想她的一生，很让人遗憾。年轻时如此拼命的女强人，不到四十岁，就被疾病打倒了。最后落得如此之惨的地步。如果按她年轻时的活力，那样坚定地走下去，首先战胜病魔，战胜自己，然后继续飞驰在文学的战场上，到79岁该有多么辉煌的成就！真太可惜了。
既然人走楼空，不用再惊动年事已高的老朋友和亲戚，不想打搅其他更多的人，所以没发讣告。我会陆续去看望一些长辈和亲友，向他们当面汇报。
送火葬场前，我们举行了最简单的告别仪式。三三哥来向母亲告别，然后是我们三家大人：妹夫、姐姐、姐夫、我和丈夫。妹妹在美国，不在场。我们不想让小孩耽误上课，所以三个外孙女都没来。简单的告别后，我随火葬场的车子，陪母亲走完最后一程。父亲去世时我在哈尔滨实习，不在场，没有尽力。这次由我来主持，是我尽一份孝心，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的最好时刻。
母亲的骨灰盒一直放在我家，直到妹妹从美国回来。我们一起把她的骨灰撒在她和父亲一辈子事业最有成就，生活最愉快的地方，燕京大学。把她和斯诺、赖普吾等老同事、老朋友安葬在临湖轩后山上。我在美国定居后，回北京时曾和姐妹一起去扫墓。姐妹住在北京，每年都去看望母亲。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谜，谁送母亲去医院的？我一直认为是我母亲最不喜欢的野孩子我17岁的女儿做了这重要的工作。近来和女儿的交谈中才知道实情。那天中午，女儿下课回家，开门进去，看见母亲倒地，嘴角流着血，睁开眼看了她一眼，一句没说。她吓坏了，不知怎样办。忙跑到对门305号黄教授家，外婆的野孩子只完成了第一步工作，报告了邻居。她告诉了他们家的黄二姐。黄二姐和黄大姐、黄大姐夫一起叫了救护车送母亲去的医院。是她们帮了大忙。33年过去了，我从没向他们家表示过感谢。实在太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