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angmenzha2021-06-21 17:17:35

    “天翻地覆慨而慷。”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底,农场的学校处于瘫痪状态,学生都不去上学了,精力旺盛的他们没有学上,没有书读,脑袋空空,无所事事,整天东游西荡,在河里游玩累了,就去偷公家和私人菜地的瓜果,鸡鸭也偷来做烧烤,有的小孩还将人家熟了的大南瓜用小刀挖个洞,拉上一坨屎在里面然后把洞复原盖上,他们吃饱了就去打派仗。

    暖月皎洁,六队菜园西瓜地里一个个花皮西瓜在月亮的照耀下闪着蓝光。一群少年头戴草制伪装帽,分成一线,在草丛中一寸寸向瓜地摸去。瓜棚中央高高的守瓜棚上,菜农谭汉高拿着手电警惕地观察着瓜地的动静,当他发现有一群小孩已进入瓜地时,他溜下棚来就去抓他们。这些小孩腿脚快,一人摘了个西瓜就逃得无影无踪了,气得谭汉高跺脚用南县话骂道:“日里日里搞,夜里夜里搞,捉到后把你们的皮都剐嘎!”

    孩子们中分成了两派,白天在队办公室摆开擂台,两派各占据一间办公室,隔着一堵山墙互相投掷土砖块,把办公室的文件柜和家具打的稀烂,电话机也被他们撤除了。

    晚上,孩子们在湖壩的水塘两岸修筑工事碉堡,在夜幕的掩护下互相投掷石块打仗,时常有人受伤挂彩。

    这样闹腾了一段时间后,五完小的老师下队走访来了,姚国栋老师到了我家,告诉我爸爸说分场开设了初中班,要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复课闹革命”。爸爸对老师十分尊敬,满口答应同意我返校,还对我说要听老师的话,“天地君亲师”,老师就是父辈,“一日之师,终身为父”,云云。尽管经过“文革”的洗礼,老师成了“臭老九”,爸爸尊师重教的传统文化观念却没有改变。

    1968年学校旧的教材被作为“封、资、修”的毒品禁止后,学校开学没有教材,姚国栋老师就用一本毛主席诗词作为教材,他一首一首讲析,先是时代背景、政治含义,再讲艺术创作方法。记得姚老师对毛主席诗词中的“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句极为赞赏,说其视野、其胆识和胸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姚老师上课很负责,每周都要写一篇作文,批改完后要对优秀作文进行评讲,然后抄录后贴在黑板报上。姚老师当过农场日报的主编,对写新闻经验丰富,他自开了一堂“新闻写作课”,传授当记者写新闻的秘诀。一些新闻术语如“主标、副标、从标、简标、要闻和头条”等新名词是第一次从他那儿学到的,为我初中毕业在野猪湾担大堤当“喇叭筒”通讯员,再到后来上高中时担任主持班上文宣要务的“通讯组长”,再到大学毕业后到湖南广电担任新闻记者,一路走来都是从姚老师的新闻写作课起步的。

    教数学的是曹国坤老师,没有课本,曹老师自编讲义,从正负数讲起,初中两年,经常下乡支农,当时中苏关系恶化,生产队都在教怎样防范核武器的攻击,队队开始挖防空壕。农场地势低洼,都是海拔29米左右的沙滩,不利于挖防空洞,分场武装部就指示各队挖弯曲的“之”字形防空壕,说是这种壕既能防核武和飞机空袭,又能阻止坦克前进,是平原地区战略防备的关键设施。学校也挖出了防空壕。

    除了支农、战备、挖壕、军事演习和拉练等活动,学校还有频繁的政治学习和开批判会等活动,真正上课的时间很有限。曹老师的数学课断断续续,敲敲打打,两年也没教完初中代数,三角和几何没有沾边。

    那时没有物理和化学课,学的是“农业基础知识”和“工业基础知识”,连最简单的牛顿、焦耳、氢氧水分子等一些基础术语也未提及。好在这些初中的数理化的缺陷,我以后在读高中时自学补上来了。

    政治课是车新安老师执教,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嗨得口沫横飞。他在黑板上画满了红蓝箭头,把国共激战的作战形势图活生生地搬到了黑板上,他的政治鼓动的本领,口若悬河的口才,把这些课教得风生水起,小朋友们个个被他嗨得双目圆睁,啧啧赞叹。

    车老师政治课的历史性贡献是他讲到的著名的“孟良崮战役”,这个战役10年后成了1978年全国高考历史统一试卷中的一道名词解释题,为我1978年考上大学拿下了宝贵的5分。

   英语、中国和世界历史以及地理课没有开设,音乐课倒是开了,毛主席语录都谱了曲,一堂课学唱一首。

   学习没有目标,“知识无用论”盛行,有文化的人遭到歧视。学校的书记对一位戴眼镜的老师看不顺眼,那老师问他本人又没干坏事,为何看我不顺眼,这位书记说,你看电影中戴眼镜的不是特务就是叛徒,全是坏人,那教师哭笑不得。

        学生看不到前途,学习也就没有动力,大多数学生是在那儿长身体,而没有长多少知识。更为严重的是读书无用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已击垮了人心,学生绝大多数都没有返校复课,过早地成了农民童工。记得文革前六队每天放学回家排队时有120几个学生,复课后只有我、胡钱粮和甄满三人行。

    “文革“造就了一代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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