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军也是60年一起留校的，在我丈夫离校后，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们聊得比较多，但并不亲热。这可能和她性格有关。文革后调到计算机房做党的领导。不到70岁就因肺癌早逝。大概是二手烟的受害者。家里多人抽烟，那时住房如此紧张，没有地方能躲掉一手烟，再加上她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彦庆津是我们同时留校生中唯一幸运儿，升为正教授。我猜这是由于他是我们工程数学教研室主任，组织我们四位授课老师写计算方法教材，最后统一主笔者，做了一点应用软件，教学效果好。算是我们留校的佼佼者。他对我科研工作给与足够支持，我感谢他。
1962年我校计算数学专业毕业生留到教研室的薛学勤，是原留苏生。可惜中苏关系紧张，停止出国。他在留苏预备班学的交际舞对我很有帮助。我上大学时去舞场跳舞是同宿舍卢复哉为我们扫盲的，后来没有人正规教过，只是在舞场混。老薛带我们跳，学到不少。
那是困难时期末期，1963年春节，冀军、晏友双，杨真良和我，到男生宿舍找人和我们到俱乐部跳舞去，他自告奋勇起身和我们走。我想不用使劲拉就愿去，肯定有两下子。果不其然，跳得太棒了，特别是华尔兹，快速旋转。脚步非常矫健，敏捷、灵活，舞姿极好，我们四个舞迷可有个好舞伴了！我最欣赏的是音乐开始舞场上还没人跳时，马上带我旋转几圈，从房间的对角线穿过去，显得如此大方、自信、充满豪情、显露青春活力。在美国我和那些成年或老年舞者跳时再也没有遇到这样棒的，再没有这样享受过。一个晚上把他累得够呛。
1964年教育革命，再也不能跳了，但无论怎样说跳了不少步子，对我后来提高很有帮助。他从美国访问回来我请他跳过一次，以后再也没看他跳了。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工作极端认真负责，抓紧备课，做完4000 多道高等数学习题，写的教案工整漂亮，曾拿到学校展览，讲课效果好。文革后分到计算机房，曾到美国访问。在美国看到有这样多的相关知识应当学习，就像饿虎遇到大量美食一样，狼吞虎咽、拼命吸取。乱了阵脚、过度疲劳。过分严格要求，总责备自己没做好，不停地给自己增加砝码，从而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回国治病，结束了访问。由于其岳父是中医，从三院出院后采用中西医治疗，效果显著，完全治愈。是业务骨干，升为正教授。
2012年参加学校60周年校庆时我听说他的夫人得了类似“渐冻症”的不治之症。他亲自耐心照料、体贴入微。开始我从美国打电话问候时，她的夫人可以坐在那里接电话，后来这样的事也不能做了，我劝他请保姆分摊一下吧，不知近况如何？很是担心。对比在美国我的朋友潘姐得了渐冻症，她丈夫不想照顾，每年回中国去休息半年。在美国时他在我面前多次叫喊过“要把他累死了，他会死在潘姐前面”。用这种刺耳活来刺激病人。四年左右就去世了。同样病，不同的丈夫处理得绝然不同，病人的结果完全不同。对比可知老薛是个好丈夫，上帝保佑好人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