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65：“太湖双龙”枪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2年第03期
文：易明佳
一、戏院里的窃枪案
1952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在苏州举行为期四天的军事会议。4月20日下午，会议结束，大部分与会军官立刻踏上回程，少数有其他公事办理要在苏州暂留一二日的军官则开始自由活动。当晚，浙江驻军出席该会议的一位步兵旅长带着警卫员王秀先前往苏州市南区人民路上的逸峰戏院观看京剧《女起解》。戏毕，王秀先发现佩在腰间的一支美制左轮手枪不翼而飞！
王秀先大惊之下，就要招呼戏院方面关门对观众逐个进行搜查。但首长问明失窃手枪的转轮是上满了子弹的情况之后，担心如果堵住了窃枪贼的逃遁之路，对方一旦狗急跳墙，当场开枪射击胡乱杀人，那后果不堪设想。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首长说还是向公安局报警吧。
苏州市公安局南区分局接到报案，自是重视，立刻向市局打电话汇报，同时指派四名刑警前往逸峰戏院了解情况。刑警赶到时，失主王秀先已经随苏州军分区接步兵旅长返回的汽车回到下榻的苏州军分区招待所去了。于是，刑警分成两拨，两人留在现场向戏院方面了解情况，两人前往军分区招待所跟王秀先见面。
王秀先一脸沮丧。在部队向有“武器乃军人第二生命”之说，他的手枪丢失了，这错误就犯得大了，送上军事法庭也是有可能的。但再沮丧也得配合警方调查，况且如果警方及时追回失窃枪支，未造成严重后果，部队给他的处分就会轻一些。所以，王秀先就按照刑警的要求，尽可能把情况说得详尽些。
王秀先是个参军已有五年、打过仗立过功的老兵，两年前抽调到首长身边当警卫员时还去军区保卫部举办的培训班接受过两个月的警卫训练。在首长身边两年待下来的实践也能证明他是一个心思细密、业务能力台格的警卫人员。他回忆下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去看戏是首长决定的，当天晚饭后，由军分区派车把他们送往逸峰戏院。他们去得有点儿晚，检票入场后刚刚在5排6号、8号座位上坐下，戏就开场了。他坐在6号座位，记得旁边的4号、2号座位是一对中年夫妇，挨着他坐的4号座位是丈夫，穿着藏青卡其布中山装，鼻粱上架着一副眼镜，看样子像是教师、职员一类的。自始至终，王秀先没跟那对夫妇说过一句话。那么，手枪究竟是几时失窃的昵？王秀先说进场时枪肯定是在的，后来幕间休息时，他陪首长上了趟厕，出来时顺手摸了摸，枪还在腰间皮带上的枪套里，枪套盖子也是好好扣着的。之后，他就投有留意过了。直到终场了他和首长离开座位走了数米时才发现手枪已经没了。
另两名刑警前往逸峰戏院调查。戏院老板庄留君是个胆小如鼠的主儿，先前听见有解放军首长的卫士在他的戏院里看戏时丢失了手枪，已经吓得血压急升，刑警过去时他正在吃药。戏院管账的朱先生相帮接待刑警，和庄老板一起向刑警反映说逸峰戏院的治安情况一向很好，即使在解放前也很少发生扒窃、斗殴之类的事儿，解放后社会治安状况大为改观，更是很有安全感，自1950年元旦以来至今，没有发生过任何案件。这一点，派出所是有记载的。所以，逸峰戏院已经连续两年获得“治安良好奖”了，市公安局发的奖状还在戏院售票窗口上方挂着呢。原指望今年还拿一个，弄个三连冠，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那当然是不敢去想了。至于刑警要他们提供什么什么线索，庄老板只是摇头。朱先生也是一脸无奈，说如果你们要查本戏院的人，那好办，我一个个叫来请你们盘查就是了可是要调查观众的话，那就没辙了，戏院的人怎么认得每个观众呢？刑警说把你们戏院的人叫来也好，我们问问情况。
戏院发生了这种案子，按照规矩，不用庄老板开口，谁也不会离开的，这会儿就是家里着了火也不会走。所以，那些卖票的、检票的、拉大幕的以及包房里沏茶的等等各个岗位上的人都立刻被集中起来。刑警请大家提供线索——比如看见今晚有哪个曾经犯过案的小子或者其他贼头狗脑的家伙出现在戏院里，可是，众人都说没有看见过。这样，两名刑警只好无功而返了。
次日上午，苏州市公安局指示南区分局对王秀先枪支被窃事件立案侦查。南区分局于是指定刑警宋芝明、杭鼎、诸葛顺三人侦查该案，当时也未说组建专案组，甚至也没有指定负责人。
宋、杭、诸葛三人受命后，当即聚在一起对案情进行了分析。从失主枪支被窃的情况来判断，窃枪者绝对是一个精于扒窃的高手，这种高手通常不出手，出手必定成功。接着就不得不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扒手的作案意图是什么。如果说他在逸峰戏院作该寨是为谋获钱财的话，相信当晚去该戏院看戏的观众中身上带钱包的大有人在，而且不乏富人，这种对象对于扒手防范的警惕性远远弱于专职警卫人虽王秀先。可是，扒手没对其他人下手，而独独冲王秀先下了手，所以看来其作案动机并不是钱钞，而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什么目的？有可能就是需要一支手枪，也可能不为手枪，而是想通过作这样—起势必会引起一定程度轰动效应的扒窃案件达到另外的目的，比如在江湖上树立名声，甚至跟黑道同行打赌什么的，这种情形在以往侦破的刑事案件中曾经有过。
这样，刑警就掌握了作案者的两个特点：一是扒窃高手，二是作案并非图财。因此，这个扒手应该是在江湖上有一定名气的，当然一定是在苏州地面上有名气，也有可能是外地来苏州想在当地甚至整个苏南地区扬名立万的家伙。
那就根据这两个特点查人吧。此时是上午十一点，三刑瞥正准备去食堂吃了午饭分头去找耳目查访时，来了个姓黄的领导。老黄是几天前才从市局以“市局特派员”的名义派下来的，还没有宣布任命。小道消息说该同志有可能出任主管治安（当时的刑侦是划归治安条线管的）的副局长。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军队，又是报了市局的，而且估计市局已经向市里领导汇报了，所以这位领导自是特别重视，要来询问一下案情。老黄听了三刑警的汇报后，说思路是对头的，你们可以从坐在失主旁边的对夫妇查起。于是，三刑警就在午后前往逸峰戏院调查。
其实，三刑警对于老黄的指示是不以为然的，因为那对夫妇的座位在失主王秀先的左侧，而王的手枪是佩在右侧的，即使王对舞台上的表演投入到如何深的地步，坐在左侧的那个男子也是没法偷其佩在右侧腰间的手枪的。但是，既然领导这样说了，那就去查吧，总得给人家老黄一个面子，也算有个交代。只是希望别在这上头花费很大的力气、很长的时间，否则于往下的侦查是有影响的。
往下的情况总算还理想，戏院庄老板和账房朱先生听了刑警的来意，当即就唤来售票员，问是否还记得昨晚5排2号、4号座位的那两张戏票是哪位观众买的。售票员听了一怔，说是我买的，怎么了？庄老板还没反应过来，刑警已经喜形于色了，说那票子后来给谁了呢’售票员说我的先生有亲戚从宁波来苏州出差，先生说请他们看场戏吧，就让我买了戏票。刑警问那二位此刻还没离开苏川吧，售票员说还没呢，住在我家附近的天益旅社。
于是就去拜访，弄清楚那对夫妇确实来自宁波。男的姓蒋，是商业系统的采购员，女的是家庭妇女，丈夫来苏州出差，妻子就自费跟着来游览了。昨晚，两人在戏快要结束时就退场了，所以根本不知道坐在旁边的王秀先枪支失窃的事。三刑警一看蒋某那双指甲留得长长的手，就知道这人不是干扒手的料，当下做了笔录就告辞了。
接下来，三刑警就开始通过各自掌握的耳目进行访查。三个刑警中，宋芝明是苏州郊区人，抗战时曾在苏州市区做过小生意，暗中替共产党领导下的太湖游击队传递情报，解放后就被吸收进了人民警察队伍。分局领导考虑到他对苏州比较熟悉，而且跟活跃在市区内的一些流动小贩关系熟稔，因此就分派他专门对付扒手，两年下来倒也干出了一些成就，去年还被评为“破案能手”。现在，这个二十八岁的破案能手再接再厉，只用了半天时间就通过一个诨号“大阿福”的耳目查摸到了一条信息：听说从杭州那边来了一个很有来头的扒手，江湖上称其为“无影手”，已跟苏州地盘上的著名扒手“快手阿二”见过面，两人在观前街松鹤楼喝酒，据说谈得不大开心，弄了个不欢而散。这是三四天前的事，后来“无影手”是留在苏州呢还是去了别的地方，那就不清楚了。
这条信息，同时也被另一刑警诸葛顺从其掌握的耳目那里收集到了。于是，当天傍晚，三刑警就去找“快手阿二”了解情况。“快手阿二”是个三十来岁的单身汉，无锡人氏，乞丐出身。后来去了南京，据说跟着一个江湖上颇有名气的老扒手学得一手扒窃本领，回到苏州后渐渐就靠扒窃在黑道上混出了名气。这家伙的特点是胆大心细，据说连驻苏州的日军宪兵队特务他都敢下手扒窃，抗战后又对一个从南京来苏州公干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小头目伸手，偷了那人的公文包，可能内装机密文件，为此还遭到了国民党江苏省警察厅的通缉。不过这人心细如发，一通缉人就不见了，直到苏州解放后才重新冒了出来。不久，公安局搜集社会情况编制内部使用的治安工作小册子时，由于这人的名气太响，就将其也列进去了。镇反运动时有人怀疑“快手阿二”是潜伏特务，拘捕后查了查没事就放了出来。其实这人解放后倒是没听说作过案，至少在苏州没下过手，所以警方也就不去留意他了。不过，由于他在道上的名气太大，苏州当地的那些专业和业余的扒手还是将其奉为老大，据说凡是扒手之间发生了难以解决的纠纷，就得请其出来调停；外埠有点儿本领的扒手来苏州的，不论作案与否，都会登门拜访。这些交往是否涉及钱财，那就不清楚了，反正这人现在是靠开一家一个门面的烟纸杂货店谋生。
刑警找上门去时，那家小店却是“铁将军”把门。向邻居打听，说是金阿二（“快手阿二”姓金，排行第二）前天下午去上海进货了。熟知道上规矩的宋芝明对两个同事说，如此看来，窃枪案十有八九是那个外埠来苏的扒手“无影手”作的，“快手阿二”预计那人会作一起类似窃枪案那样可能产生影响的扒窃案，为避免警方怀疑到他头上，所以主动回避了。那么，那个“无影手”此刻在哪里呢？抑或已经离开了苏州，分析下来，刑警们认为离开苏州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既然要用作案来显示自己的水平，那作案之后暂时是不会离开当地的。
那就往下查吧，“快手阿二”避而不见，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调查“无影手”的下落。刑警分析，“无影手”请“快手阿二”去松鹤楼吃饭，不会单请“快手阿二”一个，肯定还会邀请苏州地面上另外几个比较有名头的扒手作陪，否则这“二手”之间话不投机不欢而散的消息也就不会传出去了。那就打听那天去松鹤楼赴宴的另外还有谁吧，于是刑警就连夜找耳目布置下去了。
过了一个晚上，就有耳目报来了信息，说那天在松鹤楼吃饭的几个人里有一个名叫阮彪的，二十一岁，没有正当职业——其实就是专业扒手了。
于是，刑警就去找阮彪。阮彪说确实有个诨号“无影手”的杭州道上的朋友来苏州了，那天在松鹤楼吃饭是那人做东，席间跟“快手阿二”谈得有点儿不快，不过没有“不欢而散”。那么，“二手”之间是否谈到过扒窃作案的情况呢，阮彪说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说过半句与作案相关的内容，这是他们的规矩，如果不打算合伙作案，那见面是不能谈扒窃的。
刑警问那个“无影手”落脚何处，是否还在苏州。阮彪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像我这样的角色，被人家叫去作陪一起吃饭，那是抬举了，哪里轮得上我说话？更别说打听人家住在哪里了！刑警于是就让阮彪提供那天在场的另外三个陪客的情况，一一找到了查问下来，最后得知“无影手”可能居住在东区葑门西街一个姓陶的朋友家里。那个陶某是开面馆的，昆山人，据说其面馆的燠灶面特别有名，是东区面食行业的一大特色。刑警说这就好办了，找起来容易。于是击东区分局找刑警同行打听，果然一问就着，同行说葑门西街那边只有一个门面的三阳面馆就是，老板姓陶，不过好像没听说过有案底啊。宋芝明三人说我们不是找他本人，而是找他杭州来的朋友，是否涉案，见了面了解下来再说吧。
于是，宋芝明、杭鼎、诸葛顺就去了三阳面馆，问陶某是否接待过杭州来的朋友。陶某说是的，那是我数年前结交的一个铁哥们儿，那年——还是解放前呢，我去杭州灵隐寺烧香，被扒手偷去了钱包，慌忙之中又扭伤了腿，寸步难行。那是腊月天啊，还下着鹅毛大雪。旧社会，没人管你的．如果不是正好碰上那位兄弟伸手相助，我的性命就丢在杭州啦！民警同志，你们说他是扒手不假，我也知道江湖上的朋友给他起个绰号叫“无影手”．可是，那是解放前的事儿了，如今是新社会了，政府不是宣传说“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吗'人家改邪归正还不行吗……
刑警这才发觉眼前这个陶老板是个饶舌鬼，于是就打断道：废话少说！这人究竟姓甚名谁？何时来的苏州？如今去了哪里，快说！”
陶某这才提供了情况：“无影手”姓况名继金，是4月17日来苏州的，当晚在松鹤楼请苏州这边的朋友吃饭，当然也邀请了陶某，但他因要料理店里的生意就没去赴宴。至于“无影手”现在何处，陶某说：“还在苏州，不过已经不住在我这里了，他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了。您问什么地方？嘿嘿，医院！”
原来，况继金在松鹤楼请客后回到陶某的面馆，因为喝得有点儿高了，躺倒就睡。睡到半夜，忽然腹痛难忍。陶某连忙唤起伙计将他送往医院，一检查，是急性阑尾炎。医生说必须立刻开刀，陶某说那就开吧，这是我兄弟，我签字！况继金动过手术后，就住进了病房。陶某还真的把他当自家兄弟看待，不但一天三趟去医院送牛奶、饭菜，还特地花钱雇了个老妈子日夜伺候着。
三刑警听着不禁失望，寻思如果陶某所说属实，那这个姓况的家伙就没有作案时间了。于是，就叫上陶某一起前往医院，况继金果然住院。三刑警询问了医生、护士，查看了病历，甚至还单独询问了病友，都证实况继金确实是4月18日凌晨三点多送进医院开刀的。
这样，线索就断了！
二、两个嫌疑人
窃枪案发生的第四天，4月23日，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局当刑警不过一年九个月、手头只有一个耳目关系的诸葛顺正在办公室与宋芝明、杭鼎两人商量案情时，忽然接到分局门卫室的电话，说有一个名叫柳全礼的青年求见。诸葛顺一听顿时来劲，说可能是运气来了，这个小柳多半给我打听到窃枪案的情报了。诸葛顺从部队转业下来到南区分局后，干的是专门对付小偷的话儿。这个身高一米八二的棒小伙在部队擅长硬冲猛打，立过两次战功，转业到地方后还保持着战场上的那股劲头，抓小偷是一把好手，但对于发展耳目关系就不那么有耐心了。当时刑侦条线还没有把情报收集和破案调查分成不同的岗位，领导要求每个刑警都要掌握若干耳目，所以诸葛顺再做不来也得学着干，三个月前总算发展了一个耳目。原以为不过是充充数报上去好对上级有个交代的，这次联系耳目柳全礼也只是走过场似的说了说，没抱什么希望，谁知这个耳目这会儿倒是发挥作用了。
柳全礼反映的这条情报是：最近东区史家巷碧清观住进了一个从外地来的男子，操苏南口音，但好像不是苏州当地人，据说出手很阔绰，随手摸给碧清观小道士的零钱就是一万两万的（旧币一万元相当于1955年开始使用的新币一元，下同）。柳全礼接受诸葛顺交代的使命打听到这一情况后，特地跑到碧清观去观察过，发现对方的一双手确实筋骨毕露——扒手出身的柳全礼凭着对方这双手和其出手阔绰这两点就可以认定，那是一个具有专业水平的扒手。
诸葛顺返回办公室对宋芝明、杭鼎两人一说这条情报，二位大喜，说那就着手对那主儿进行调查吧。三个刑警商量下来，决定为防止打草惊蛇，他们暂不出面，先请碧清观所在区域的东区公安分局的同行协助进行外围暗查，待初步掌握情况后再考虑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
东区分局很快就报来了暗查到的情况：七天前，碧清观来了一个名叫蒋兆琳的男子，说是浙江省嘉善县政府民政科来苏州出差的干部，为图清静，想在碧清观借宿。碧清观是一座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道观，规模不大，但当时出资建观的吴县商人韩碧清青年时代外出经商时饱受无处投宿之苦，因此还生了一场重病，差点儿送掉性命，于是就把道观的后院辟为供过往客商免费下榻的旅舍。这个规矩，中间虽因战乱曾经数次中断过，但只要经济状况允许，执掌道观的住持就坚持实施。抗战胜利后，碧清观鉴于经济状况对此措施作了变通，将免费住宿改为低价收费住宿，收取的费用相当于成本支出。这样，碧清观就等于附设了一个保本旅馆。这一经营方针一直到解放后仍继续着，但根据人民政府规定，要求每个住宿的旅客必须出示身份证明，并予以登记；另外，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新观念，投宿旅客的身份也不像旧时那样必须是客商，其他身份的旅客也可以住宿。4月17日，蒋兆琳前来借宿时出示了嘉善县人民政府的因公出差介绍信，登记本上记载的在苏州停留时间为17日至24日。
这就是说，这个蒋兆琳今天应该还在苏州。三刑警商议下来，决定以碧清观辖区派出所民警的名义前往该观找蒋兆琳当面盘查。这事当然还得麻烦辖区派出所相帮，当下先去派出所一说，便有一名民警领着他们去了碧清观。可是，碧清观后院管旅舍的道士告诉刑警，那个姓蒋的旅客早在前天就已经结清了账离开了。
刑警自然大为失望。“离开了？他去哪里你们知道吗？”
道士摇头说：“不知道，他没有说，我们也没有问。”
宋芝明想了想又问：“你们还记得这个姓蒋的客人大前天——就是4月20日晚上住在你们观里吗？”
道士说：“这个客人住的是单间。我们后院因为开着旅舍，所以另外还设了一个后门。晚上前院的门是关闭的，后门不上锁，虽然有人值守，但值守道士是可以睡觉的，客人夜晚外出回来可以自己推门而入。所以，你们打听的那个蒋姓客人大前天晚上是否在观里住宿，我们并不清楚。”
刑警问蒋兆琳住宿的那几天里是否有什么反常行为，道士想了想，又是摇头。刑警于是准备告辞，还没开口，来了另一个年龄较大的道士，听说警察在打听那个蒋姓旅客，便反映了一个情况：大前天晚上，轮到他值守道观后门。那客人回来时他还没有睡，正和另一道士下棋。那客人推门进来后，还进值守的小屋拿了一个热水瓶。
刑警问那时大约是几点钟，道士说具体几点钟没看，估计不会早于十点，因为之后他只下了一盘象棋就睡觉了，睡前他上闹钟发条时记得已是十一点零五分了。刑警于是就认为蒋兆琳是有作案时间的。
刑警们离开碧清观后稍一商量，认为有必要跟浙江嘉善方面联系一下，了解那个蒋兆琳的情况。于是，就去邮电局往嘉善打长途电话。以当时的通信技术和设施，从苏州打一个电话到嘉善，从填写登记单子到接通，最快也得半个小时。这天的话务有点儿忙，刑警等候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接通了嘉善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那边倒很是热心，听说询问民政科的蒋兆琳，就说确有其人，至于这人的具体情况，那就不清楚了。他请民警稍等，他马上叫一个民政科的人过来直接回答。刑警说谢谢，麻烦您把该科的领导叫来听电话。
民政科领导不在，是一个女性干部接听的电话。她所说的情况出乎刑警意料：原来，该科确实有蒋兆琳其人，蒋兆琳也确实于半月前去苏南出差。不过，他到了第一站南京后就不得不回来了．因为他在南京火车站刚下车还没出站时就发现钱包被窃，钱包里除了钞票，还有介绍信。这样，他就寸步难行了，只好跟车站派出所联系后借了路费返回嘉善。回来路上大概着了点儿凉，感冒了，咳嗽不止，领导就另派同志代替他出差了。
这样，刑警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怀疑那个投宿于碧清观的冒充蒋兆琳的男子跟窃枪案有关了。三人在邮电局门口议了议，决定二上碧清观，重新调查那个男子住宿期间的情况。
这回，也不麻烦派出所民警了，宋芝明三人直接去了碧清观，进门就找了道观住持，亮明刑警身份（之前由派出所民警出面，道观方面以为他们是辖区派出所的），要求召集全观道士开一个座谈会，调查那个冒名投宿的可疑对象。
这个座谈会开出了一个结果，有个小道士反映了一个情况：那个冒充蒋兆琳的男子在入住碧清观时，是和另一个与其年岁相仿的高个儿男子一起过来的。两人到观前空地上后，站在前面河边的那棵银杏树下低声说了一会儿话，然后，那个“蒋兆琳”就走进观门去后院旅舍投宿了。当时，这个小道士被住持指派打扫观门外的地面。扫得有点儿累了，就坐在观门外的那块大青石上歇息。一会儿，他看见那个“蒋兆琳”从观里出来，跟等候在银杏树下的男子又说了两句话，那男子就离开了。走不多远，那男子又遇到住在碧清观附近卖檀香橄榄的“麻皮阿七”，停下来跟对方说了句什么，然后就往北去了。“蒋兆琳”背着双手在河边踱了一会儿，这才回到观内的旅舍。
宋芝明、杭鼎、诸葛顺三人认为有必要查清楚那个和冒牌蒋兆琳一起来的高个儿男子的去向，那就只有去找“麻皮阿七”撞撞运气了。于是就打听了“麻皮阿七”的住址，前往拜访。这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麻皮阿七”正在准备晚饭，当他得知刑警的身份和来意后，立刻放下手头的活儿热情接待了宋芝明三人。其实也就几句话的事儿——那天，他在碧清观前遇到的那个高个儿男子是在向他打听，从这里到洪升福客栈是否有近路可走。他当时指了指河对岸的那条小巷告诉对方，从前面小桥过河后再穿过小巷，右拐弯走几十步就到洪升福客栈了。
三刑警大喜，于是立刻前往洪升福客栈。那是一家低档旅馆，不过比较宽敞。江南地区被称为“客栈”的，有点儿跟北方的“大车店”相似，是有院子可以供过往住宿客人停放载货的车辆或者担子的，但食宿条件比不上旅馆，当然收费也比一般旅馆要低一些。当时旅馆业还没有搞公私合营，都是私营的。洪升福客栈的老板姓徐，是个瘦得像芦柴棒的中年人，说话中气却很足，一开口竟把三刑警的耳朵震得嗡嗡作响。徐老板听刑警说明了来意，当下不敢怠悝，立刻让账房先生拿出住宿登记本请刑警查阅。
刑警一看，顿时吃惊不小：这个高个儿男子住进客栈时使用的证明竟然就是蒋兆琳失窃的那张纸，名字也叫“蒋兆琳”！
那么，这另一位‘蒋兆琳”此刻在哪里呢。客栈方面说这人已经在前天结账离开了，去了哪里不清楚。
返回南区分局后，宋芝明、杭鼎、诸葛顺三人顾不上吃晚饭，就立刻向分局值班领导汇报了调查窃枪案的情况。刚汇报完，正好市局来电询问窃枪案的进展，听这边一说，对方稍一沉默，问：“具体负责侦查的同志在不在？”听说在，就让接听电话。前面说过，分局并未指定此案由这三个刑警中的哪一位负责，分局值班领导就示意离他最近的宋芝明接听电话。市局那位领导不问别的，单问你们查到目前为止，对于尽快侦破这个案件是否有足够的把握。因为军方已经跟苏南行署公安处联系过，行署公安处刚才打来电话提出尽快侦破该案的要求。宋芝明听着，顿时感到责任重大，哪敢信口乱说，就老实回答说“我们感到有压力”。电话那头说了声“知道了”，就挂断了电话。
次日上午，分局这边刚上班，市局就打来电话说，经研究决定从市局派一位刑侦副科长前来南区分局指导枪案侦查工作。南区分局领导一听就明白了，当下就决定组建市局、分局联合侦查专案组，市局那位副科长自然担任组长了，宋芝明、杭鼎、诸葛顺三人一切行动都得听其指挥，不设副组长。
半小时后，市局那位名叫董锐夫的副科长赶到南区分局，立刻走马上任。董锐夫那年三十岁，徐州人氏，新四军出身，长期跟随陆政工作。陆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先后担任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巡视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法处法官、苏北指挥部军法处审讯股股长、苏中第三专员公署公安局局长、苏中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苏州市首任军管会保卫部部长兼苏州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董锐夫1942年参军后，先是在陆政身边当警卫员，后来渐渐就跟着干起了保卫工作。1949年随陆政来到苏州，不久，陆政奉命前往福州市出任首任公安局长，董锐夫则留在苏州工作。
屈指算来，董锐夫参加革命已经十年，干保卫、公安工作也有八年了。像这样一个侦查老手，面对眼前这个窃枪案，自然是有着自己的办案思路的。董锐夫跟宋芝明、杭鼎、诸葛顺三人碰头伊始，就宣布了他的思路：先不管作案者的身份、作案动机什么的，这个案子上级盯得紧，我们就抓该案最关键之处——追回那支手枪！
那么怎么追查王秀先被窃的那支左轮手枪呢？董锐夫说：“上个月市局逮到了一个倒卖枪支弹药的主儿，现关在市局看守所，上周已经逮捕，是要判刑的。我想跟这人聊一聊，把他放出来，让他戴罪立功，把那个窃枪的家伙钓出来。”
宋芝明、杭鼎、谱葛顺三个听着就有想法了：偷枪那个家伙的作案目的，咱们一开始就已经分析过了，认定并非纯为钱财，否则他既然有这手本领，直接去扒窃有钱人的钱包不就得了，还盗枪干甚？既然如此，他就不会把窃来的枪拿到黑市上去卖，别说放一个枪贩子出去了，就是弄十个这样的主儿到市面上去也钓不到窃枪贼！
董锐夫见三人不吭声，觉得有些奇怪，于是就问你们怎么了，为什么不发表意见呢，杭鼎于是就开腔说了上述想法，宋芝明、诸葛顺两人点头表示赞同。然后，三双眼睛一齐盯着董锐夫，看这个年岁不大的老公安怎么说。
董锐夫呵呵一笑，掏出香烟扔在桌上请大家自己拿着抽，然后缓缓开腔：“被窃的那支枪里只有六发子弹啊……”
往下就尽在不言中了。既然作案者窃枪不是为了谋取钱财而是另有所图，那仅仅靠枪里的六发子弹显然是不够的，因此，作案者此刻最渴望的就是得到与其所窃得的那支左轮手枪相匹配的子弹。这几天，作案者很有可能就在黑市上打听谁的手里有子弹卖呢。这时候如果把那个关在市局看守所的枪贩子放到黑市上去放出风声，那家伙还不上钩？什么叫水平？这就叫水平！宋芝明、杭鼎、诸葛顺三人不禁向董锐夫投以钦佩的目光，频频点头，说这主意好，往下应该怎么做，请领导具体指示。
董锐夫说往下几天的活儿应该不会重，咱们几个化装后两人一组轮流盯着“老麻风”就是了。
“老麻风”就是董锐夫所说的那个枪贩子，这人有着一个比较文雅的姓名：姓丁，名扬晴，乍一听很容易让人以为他出身书香门第，其实他祖上十八代也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丁扬晴是丹阳郊区丁家坞人，丁家坞在几十年前曾暴发过范围较大的麻风病，从此就被人称为“麻风村”。丁扬晴闯荡江湖后，道上朋友知道他是丹阳丁家坞出来的，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麻风”。
“老麻风”对于自己这次被苏州市公安局逮捕感到很冤，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首先，他家在土改运动中被定为贫农，分得了田地、房子和地主家的一些家具、农具，这是他干了七八年枪贩子也没能赚到的，共产党一句话就给了他，他当然拥护；其次，他此次到苏州来的目的是想购买优良稻种而不是贩枪，只不过因为正好碰到了一位以前结识的江湖朋友，说手头有两支手枪想卖掉，请他帮个忙推销出去。他也是热心，根本没谈分成比例就答应下来了，然后，拿了手枪去物色下家时就给公安便衣盯上了，于是就被捕了。昕说要判刑，他在看守所里大叫冤枉，要求见一下公安局领导，他相信领导是讲政策讲道理的，不会为难他。
董锐夫就是这当儿出现在“老麻风”面前的。对方是老江湖，董锐夫就不跟他啰唆什么“党的政策”之类的话头了，直截了当说清楚：放你出去干一桩事情，成了，可以将功折罪，不必再回到里面来吃牢饭了；不成，也将作为你靠拢政府积极悔罪的情节，将来处理时会充分予以考虑。当然，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出去后再干违法之事，那处理起来肯定足尺加三，没有宽大一说了。你可以考虑一下，愿意干，我们就拍板成交；不愿意，就回监房去等候处理，我们不缺你这样的人，可以另外物色。
这下真是喜从天降，“老麻风”连连点头犹如鸡啄米，说我愿意我愿意，当然愿意！
愿意，那就上岗去吧。专案组就给了“老麻风”两发左轮手枪子弹作为获取下家信任的道具，又给他一些钱钞让其作为交往花销，把他放了出去，规定不管是否发现情况，都必须每天一报。
这样，“老麻风”就开始“钓鱼”了。头天晚上，他来报告说已经在道上熟人中放出风声，相信这些朋友是会替他传播信息的，这是干他们这一行的规矩，每个贩子都有这方面的义务。当然，一旦成交，上家也不会一走了之，是会请这些熟人下馆子吃一顿的。
次日晚上，“老麻风”又来了，说已经有消息，有人给他捎话来说，愿意跟他接触一下，约定明天下午两点在西区广济路大振兴茶楼见面。至于对方是什么人、干何营生、何方人氏等等，他目前一概不知。董锐夫表扬了“老麻风”，说你只管按照你平时的那—套去做吧，自然一点儿，只当从来没有发生过公安局逮你、又放你出去“钓鱼”那样的事儿。
然后，董锐夫就对三个下属作了交代：明天午后，叫三人去大振兴茶楼喝茶，注意盯着跟“老麻风”接触的人——有一个盯一个！有两个盯一双！
4月27日，宋芝明、杭鼎、诸葛顺三人在午后一时许抵达大振兴茶楼。先楼上楼下、里里外外仔细查看了一遍，对地形做到心中有数，以防目标届时一旦察觉情况，从意想不到的路线开溜，最后，他们在楼下进门靠窗处的一副座头上落座，向跑堂要了一壶茉莉花茶，瓜子、五香豆各一碟，慢慢地消磨着时间。两点差五分，他们看见“老麻风”一脸轻松地进门来，四下看了看，上楼去了。三刑警是认识“老麻风”的，而“老麻风”并不认识他们。刑警诸葛顺便起身上楼，一看，“老麻风”在楼上靠后窗角落的一副双人座头前坐下了，正在招呼跑堂上茶。这就是说，对方是一个人。诸葛顺于是就在楼梯口坐下，这个位置跟楼下宋芝明、杭鼎的那副座头互相看得见，有什么情况只要打个手势即可。
诸葛顺刚要了茶，目标就上楼来了。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体格健壮，剪着一个板刷头，国字脸上留着硬扎扎的络腮胡子，身穿玄色中式对襟夹衫。诸葛顺的目光追随着他，看见他驻步楼梯口，左顾右盼目光四扫，最后扫到了“老麻风”的那副座头。“老麻风”不动声色，看也没看他，但他已经断定那主儿就是苏南地区小有名气的枪贩子“老麻风”，于是就走过去。按照规矩，两人只要对上那个介绍他们相识的朋友的姓名或者绰号，就算是接上了线，然后就座，喝茶，跟“老麻风”聊天——当然没几句就要转到生意上的。
诸葛顺盯着目标，头脑里回忆着碧清观道士和洪升福客栈曾经接待过的那两个不同体貌的冒牌蒋兆琳，跟眼前这个“板刷头”对比下来，觉得“板刷头”肯定不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但是，据那个中间介绍的朋友对“老麻风”说，那人找“老麻风”是想跟他谈美制左轮手枪子弹的交易，那应该与王秀先枪支被窃案有关，估计这人和冒牌蒋兆琳属于同一犯罪团伙。
诸葛顺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忽见“板刷头”起身向“老麻风”拱手作揖，告辞了！哎，怎么只谈了这么短的时间？交易谈成了没有呢？
“板刷头”向楼下走的时候，诸葛顺向楼下坐着的朱芝明、杭鼎发了一个暗号，于是杭鼎就在“板刷头”出门后尾随而去。宋芝明随即结账，然看出门骑上自行车追了上去。
一小时后，宋、杭两人完成了跟踪，回到南区分局专案组办公室，向董锐夫汇报了跟踪结果：“板刷头”是西区猪行河头后街葛记棺材店的老板葛富生，此人的历史情况、表现什么的还没着手调查。
这时，“老麻风”来向董锐夫报告情况了，说对方自称姓张，让唤其“老张”就是。“老麻风”说这个老张是个老江湖，两人见面后，对方根本没谈是否要买左轮手枪子弹什么的，只是盯着打听“老麻风”的情况，那副样子简直就是青帮中人的“盘海底”。如若不是公安安排他“钓鱼”，碰上这种主儿，“老麻风”早就一口啐上去，扬长而去
“老麻风”走后，专案组四人就开始分析情况，认为葛富生如此对待“老麻风”，看来可以断定这家伙身上有戏，否则他就不会如此小心翼翼了。那么，往下怎么办呢，是等待葛富生继续跟“老麻风”接触呢，还是直接采取措施，四人反复商量下来，一致认为不如干脆直接对葛富生采取措施。
董锐夫说我们先去葛富生住所辖区的派出所了解一下这人的历史情况。他们赶到派出所的时候，正是下班时分。派出所领导认识董锐夫，说董科长你是无事不登门的，这个时分登门料想必有要事，我就通知同志们别忙着下班，留所待命吧。董锐夫说不劳全所惊动，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辖区内葛记棺材店的老板葛富生的情况。
据派出所方面介绍，葛富生历史上有过事儿，抗战前当过国民党保安团的团丁，抗战时是公所（日伪时期将苏州城区划为三个公所）维持会成员之一，抗战胜利后呢，又信了“一贯道”。不过，这人无论在保安团、维持会还是“一贯道”，都是打酱油的一类，据说信奉的是财神菩萨，做生意卖棺材第一，所以都是挂—个名，什么活动都不肯参加，也就谈不上作奸犯科了。因此，苏州解放后军管会张贴布告让历史不清白的入主动前往登记时，葛富生积极响应第一个赶到派出所，一报参加过的反动组织，倒使接待他的民警暗吃一惊，但最后听清楚他的情况，也就一笑了之，放他过去了。
董锐夫想到了另一层：“本人的情况是这样，那么其社会关系如何呢？我说的是亲朋好友中是否有人有重大历史问题？”
这个，倒还让董科长说着了，葛富生有个姐夫是国民党的上校，顾祝同部队的军需主任，以前跟葛富生家走动得比较勤。那个反动军官在苏州解放前夕还去过葛富生家，后来去了上海，上海解放前夕逃到台湾去了。这个社会关系，葛富生曾向派出所交代过，还表示要跟留在苏州的姐姐断绝关系，听说后来是不再来往了。
离开派出所后，董锐夫对宋芝明三人说：“我琢磨还是要动一动这个姓葛的家伙！”
诸葛顺问：“抓捕？”
“先拘留吧。”
“什么罪名呢’”
“他跟‘老麻风’为枪支弹药买卖而接触，就是罪名。尽管他本人还没直接跟‘老麻风’说这事，可是与其约见就是为此目的，所以，对其拘留审查是符合规定的。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
于是，当天午夜，专案组悄然去了葛记棺材店，宣布对老板葛富生实施拘留。然后，就对葛的住所兼营业场所进行了搜查，但没有搜出任何违禁物品。
专案组没有连夜讯问葛富生，而是决定先将其关押于分局看守所，次日再过堂。哪知，当晚就发生了意外：专案组拘捕葛富生、搜查葛记棺材店后大约两个小时，棺材店竟然意外遭到抢劫！
三、棺材铺的秘密
这桩抢劫案之所以被称为“意外”，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即便在旧社会，哪怕旧到封建社会的某朝某代，按照江湖上的规矩，强盗通常也是不会去抢劫棺材铺的。道上那班弟兄讲究迷信，如若有谁想到抢劫棺材铺，那就说明这人惦记着棺材，那就有可能没过几天就死于飞来横祸了，不是被其他帮伙干掉，就是搞窝里斗火并挂了，再不就是让官府逮住砍了头。以旧时的规矩，不管死于上述哪种方式，都会有人弄一口棺材给死者躺的。所以，惦记棺材是江湖上犯忌的事儿，强盗土匪都不会动棺材铺的脑筋。
其二，棺材铺通常都是采取薄利经营方针，利润薄，所以开棺材铺的老板如果不搞其他多种经营，都是老板中的下等。大家如果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在阅读旧时那些富豪的发家资料时，很少有谁是靠着卖棺材发迹的。
其三，棺材铺的商品除了棺材还是棺材，原料呢，则是木材，此外，还有一些木匠使用的工具。老板薄利经营，积蓄自然不丰，而强盗登门抢劫，通常是抢不到钱财就抢商品。别的店铺比如典当铺、钟表铺、布店等等，商品体积不大，搬运起来也方便，销赃更不容易暴露，而棺材铺子的商品既笨重又廉价，既不容易出手且销赃时极易暴露，因此强盗一般是不会光顾这种地方的。
可是，这回却非常奇怪，强盗竟然抢了葛记棺材店。两小时前，专案组刚刚搜查过该店并抓走了老板葛富生，这对于葛家上下来说自然是晴天霹雳。刑警押着葛富生离开后，家人哪里还睡得着，全家三代大大小小聚拢在一起，猜测葛富生镊犯了什么事，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当时律师还没有被取消，所以还要考虑是否请律师，如果请的话又应请哪个律师，是苏州本地的呢还是到上海去请。
还没议出个结果，后面临河的那道门被人轻轻叩响了。葛家人以为是刑警忘记了什么事情去而复归，慌乱之中根本没想过警察怎么会走水路而至，就让葛富生的三弟去开门。哪知进来的却是两个黑纱蒙面的汉子，为首那个手持左轮手枪，后面那个手里握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尖刀。开门的葛家老三顿时呆若木鸡，对方枪一指就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两个强盗也不吭声，用枪逼着葛家老小八口就地跪下，令老三将各人裤带解下绑住双手，最后强盗把老三也绑上了。然后，就里里外外前店后宅搜起来，一直到二遍鸡鸣后，这才没了声响。后面宅里被绑着的那几位估摸者强盗已经离开了，这才大声呼救。这时，夜间巡逻的警民治安联防队正进行当晚的最后一遍街头巡逻，路过附近时听见人声喧哗，便过来查看，于是便知道葛记棺材店遭劫了。
治安联防队是过问不了这么大的案件的，当下就守住现场，派人到附近找个能打电话的地方往西区公安分局报案。分局于是派了三名刑警前来勘查现场，进门一看暗吃一惊：前面棺材店那宽敞的店堂里，叠放着十几口大大小小的棺材，里侧角落里的那口一眼就可以看出属于“镇店之宝”级别的硕大黑漆楠木棺材已经被掀翻在地，底下露出了一个比棺材稍小的长方形地洞。刑警上前查看，这个地洞深约一米，底部都是白色粉末——受潮而分解了的石灰。拿根棍子来戳探，约有二十厘米深。
刑警唤葛家人来询问，都说不知道店里有这幺一个地洞。至于这口楠木棺材，即使邻居也都知道，那是葛家老太爷的寿材，早在抗战胜利的次年就已经打下了，之后每年盛夏要上一遍油漆。之所以在店堂里而没置于后面的宅第，是有着顺便做一份广告的意思。刑警于是就问谁是老板，这才知道老板已于午夜时分被南区分局的警察逮去了。
那么，葛家另外还被抢去了些什么东西呢？问下来，三名刑警均感愕然：竟然没有其他任何损失！强盗尽管在卧室、客厅甚至厨房翻箱倒柜都折腾过，却没对已被控制的葛家人搜身，甚至对葛富生妻子佩戴着的黄金耳环也视若无睹。
出现场的那三个刑警返回分局后立刻向值班领导作了汇报。值班领导也颇重视，决定待分局其他领导上班后一起商议该案。
话分两头。枪案专案组四位刑警午夜执行抓捕葛富生任务后，就在南区分局随便找个地方挨了半宿。清晨起来正商量着去看守所讯问棺材店老板，看守所打来了电话，说你们昨天半夜送来的那个姓葛的人犯，进来后就不得安生，先是大哭，整个看守所的在押人员都被他吵醒了。值班看守员就把他提到外面办公室去谈话，问其为何事进来的，他却又不肯说。看收押单子上写的不过是拘留审查，似乎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案要案，于是两个看守员就向他宣传政策，前后一共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总算把他安抚住了送回监房。谁知天亮后他又大叫起来，说要求面见抓他的公安局同志，有重要事情需要立刻报告。先前那二位看守员于是又把他提出来，说这会儿分局刑警还没上班，你有话可以跟我们说，也可以稍等一下，待刑警上班后我们打电话过去给你联系。可是，这个人犯就是不听，再三坚持一定要“立刻求见”抓他的刑警。这样，看守员就只好试着打电话过来，看是否联通系得上。
董锐夫接听这个电话后，心里一喜，说看来咱们运气来了，葛富生那家伙多半是想主动交代问题了！于是，四人也顾不上弄点东西填肚子，直接就去了分局看守所。
葛富生确实是要主动交代问题。他对刑警说，他跟“老麻风”联系，是想做一笔买卖。他有—批货要赶紧出手，所以就托人找了“老麻风”。昨天下午在茶楼跟“老麻风”见面时，心里忽然又觉得不大托底，他知道这种事情如果被公安局知道，肯定是没好果子吃的，所以想对“老麻风”有了透彻的了解后再作最后决定，因此只跟他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
那么，葛富生意欲出手的是什么货呢？葛富生说是他那个国民党上校军需主任姐夫在苏州解放前夕偷偷寄放在棺材铺子里的十箱军用弹药。当时他姐夫是当面把每口木箱打开给他看过的，其中四箱是手榴弹，六箱是子弹；子弹有大有小，至于是何种枪支使用的，以他当过几个月伪保安团团丁的经验判断，好像是步枪子弹和驳壳枪子弹，可能也有左轮手枪子弹。姐夫当时对他说，这些东西寄存在你这里，可能不久我就要派人来取，以你姐姐和你的生日为暗号，不管来者是何人，只要连着把这两组数字念出来，你就可以放心地交给对方。
葛富生收下了这批货。当时因为担心战乱，他已经把全家老小都送到乡下去躲避了，店铺也关了门，除非谁家死了人敲门来买棺材才接待一下。因此，葛富生有的是时间，他就移开老爷子的那口楠木寿材，在下面挖了个长方形的地洞，担心潮气太重，又去石灰行购买了一担生石灰铺在下而，用油布把每口箱子都紧紧裹住，外面以电线团团捆扎，这才放入地洞，上面覆以泥土，夯实，铺上砖头，垫了两根方木，用撬棒把寿材移上去，一切看上去与之前无异。、
苏州解放后，原本对国共战争不大关心只管做他那棺材生意的葛富生开始关心起时势来了，他得等着姐夫派人来把那批货取走啊。但形势对国民党方面越来越不利，他那军需主任姐夫根本没有音信，是死是活也不清楚。葛富生先是被人民政府一道道禁止民间私藏枪支弹药、勒令私藏者限期交出的通令吓得心惊肉跳，接着又是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捱到现在，镇反风声渐小，葛富生于是就想把那批货处置掉算了。本来，他可以向朋友借条小船，深更半夜悄然把货装上去，偷偷运到郊外，随便扔进哪个白荡（江南地区对小型湖泊的称谓）就是了，堪称神不知鬼不觉。可是，葛富生是生意人，只要遇到跟钱沾边的事，就放不开手了。他寻思这么些弹药，都是紫铜、黄铜和生铁制造的，就是当废品卖也值不步钱呢，里面的火药还可以卖给鞭炮匠或者猎人（当时民间允许持有以铁砂为弹药的火药猎枪）。于是，葛富生就开始打听这方面的路子。直到前几天才总算有了眉目，他通过一个绰号“野模子”的熟人知道了专做枪支弹药买卖的枪贩子“老麻风”，于是就有了茶楼之约，也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
其时，西区公安局那三个出现场的刑警刚刚勘查完葛记棺材店，西区分局还没来得及向南区分局王秀先枪案专案组通报该抢劫案的情况。这边专案组提审完葛富生后，四人立刻奔葛记棺材店想去起赃。董锐夫四刑警一路兴致勃勃，直到抵达目的地后方知他们昨晚离开棺材店大约两小时后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
可以想象，董锐夫四人面对着寿材下的那个地洞时是怎样一种神态。昨晚他们来棺材店拘捕葛富生时，是对前店后宅都进行了搜查的，搜查前面的店堂时，一口口棺材都掀开盖子查看了，还用木棍对一口口棺材又是敲又是捅，检查是不是有夹层，只是没想到店堂的地下竟然另有名堂。根据葛富生的交代，这是整整十箱弹药，除了子弹还有手榴弹，已经落在歹徒手里，其后果不堪设想啊！
董锐夫毕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马上镇静下来，对朱芝明、杭鼎，诸葛顺说：“我是负责人，这件事由我承担责任，跟你们三位没有关系。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迅速债破这个案件，追回赃物。其他就不要去考虑了。”
这等大事，当然是要立刻报告市局的，市局还得上报苏南行署公安处。市局领导问董锐夫是否有把握迅速侦破该案，董锐夫尽管心里没底，还是硬着头皮点了头。领导卫问是否需要增派力量，董锐夫想了想说，这起抢劫案发生在西区，就从西区分局抽调两名精干刑警参加专案侦查吧。这样，西区分局就指派刑警王有顺、陶一飞向专案组报到。
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别对葛家受害人进行了详细询问，然后聚在一起对情况进行了分析。那两个强盗尽管以黑纱蒙面，但从葛家人对其身形的描述来看，初步可以判断与碧清观和洪升福客栈曾经接待过的两个冒牌蒋兆琳相似。因此，大家估计葛记棺材店抢劫案的作案者就是那两个“蒋兆琳”。从他们抢劫时所持凶器系左轮手枪以及所抢劫的赃物乃是弹药这一点来看，那二位应该就是王秀先枪案的作案者。
弄清了这一点，往下就好理解了。诚如董锐夫等人所分析的，那两个家伙偷窃了王秀先的那支左轮手枪后，觉得子弹太少，又动起了寻觅美制左轮手枪子弹的脑筋，于是就盯上了葛富生。至于是通过何种途径知晓葛富生手头私藏着军用弹药的，如果葛富生没有透露过，就只有那个把葛富生介绍给“老麻风”的中介人清楚了。
因此，专案组认为在如何追查那两个“蒋兆琳”的问题上，似乎不必多费心思，只要盯着那个把葛富生介绍给“老麻风”的中介人就是。因为既然能够介绍双方洽谈生意，总应该与双方都是相识的，虽然不一定知根知底，但总比此刻专案组的刑警要了解得多—些吧？
于是，专案组分为两拨，一拨前往看守所向葛富生了解那个中介是何许人，另一拨则找到还在社会上四处奔波试图联系下家的“老麻风”，问清了中介人的情况。最后两拨人碰头把情况一汇总，就勾画出那个中介人的轮廓了——那主儿名叫龚仁发，苏州郊区龚家村人，三十三岁，因为从小好勇斗狠，所以人称“野模子”。“野模子”家境贫穷，只有两亩薄田，他就在农闲时扛着一杆老辈当“长毛”（太平军）时传下来的火药枪四处转悠着打些飞鸟、野兔之类换得些许钱钞贴补家用。打猎这一行听上去似乎很浪漫，但如果要以此为生，那就要风餐露宿、日晒雨淋了，弄不好撞上野猪之类的猛兽，还有生命危险。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尽管你吃了这么些苦头冒了那份生死之险，却不一定能保证获得收益。因此，“野模子”干着干着就没了劲，就寻思另外再找一份比较省心省力的营生。
这项营生还真让“野模子”找着了，那就是做支弹药买卖的中介经纪人。“野模子”因为在江湖上小有名气，一年里又有大半年时间在外面奔波，所以人头比较熟，其他一些跟他一样亦农亦猎的朋友需要买火药、铁砂或者修理甚至置办猎枪时，就会托其介绍可靠渠道。“野模子”由此受到启发，寻思可以将此作为一门兼职。于是，大约从十年前开始，“野模子”就干起了这一行。干了三年，日本投降了，一些跟日伪有勾结或者直接在日伪政权担任伪职的主儿中颇有一部分是有枪支弹药的，他们担心国民党接管后要找他们麻烦，就纷纷急着处理，扔的扔，卖的卖。找“野模子”的人顿时多了起来，但他只有干干倒腾火药枪的能量，军用武器到了他手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出手，于是就结识了苏南地区有名的枪贩子“老麻风”。
屈指算来，“老麻风”已经跟“野模子”结识六七年之久了，曾多次去过“野模子”家所在的龚家村，当下就向刑警和盘托出了上述情况。至于这次“野模子”介绍的棺材店老板葛富生，“老麻风”说当时他按照行规没有打听，不清楚葛富生是否跟那两个强盗相识，更不知道葛富生是否向那两个强盗透露过私藏弹药之事。
那么，关于这点，葛富生是怎么说的呢？葛富生听说寿材下的弹药在刑警赶去起赃之前已经被人劫走，不禁大惊失色，连连摇头，哀叹“想不到”。他所结识的人中是否有那模样的两个主儿呢？葛富生说肯定没有。这倒也是，葛富生并非江湖中人，在社会上交往的朋友不多，而且全是生意上的。刑警又问是否向中介人“野模子”透露过要出售的是什么东西。葛富生说他没有对“野模子”明说，但估计“野模子”心里是有数的，因为他跟“野模子”见面伊始对方就说：“‘老麻风’向来只做军用品，民用品他看都不看的噢！”当时葛富生昕了连连点头——这就等于向“野模子”表明他要做的是军用武器生意了。至于“野模子”住在哪里，葛富生就没有“老麻风”那样了解了。
专案组于是全力寻找“野模子”龚仁发。几个刑警化装前往郊区龚家村，打听下来说“野模子”确实住在该村，两天前还有人见到过他，可是昨天开始就不见踪影了。这也正常，因为这主儿向来是外出的日子比在家的日子多。那么“野模子”去了哪里呢？这个，材里人就都说不上来了。刑警又请民兵队长让家属前往龚仁发家佯装串门，跟龚仁发之妻聊天时套问，也没获得结果。龚妻根本不知道丈夫去了何处，而且她对于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
当晚，专案组六刑警会合于驻地南区分局，讨论应当如何寻找“野模子”。分局秘书股（就是后来的“办公室”）值班警员给他们送来市局发的当天的《敌情通报》时，还附夹了一份苏北行署公安处寄发的《协查通报》。这份《协查通报》，终于使专案组弄清了那两个冒牌蒋兆琳的真实身份。
四、沈泾塘劫枪案
江苏无锡，位于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西南郊的五里湖，相传系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偕西施泛舟之处，故后又称之为“蠡湖”。五里湖畔有一个只有四五十户村民的小村庄，唤作“窦庄”。1918年3月，窦庄增添了两个男丁。这两个相隔二十天出生的男婴是一对同胞姐妹所生，故系姨表兄弟，两家分别给他们取名为窦镇云、薛锦宝。
窦镇云、薛锦宝舶家境都还算不错，介乎上中农与富农之间。因此，两人六岁就被送人当地乡村小学读书，据说有点儿聪明，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乡村小学最高只能读到四年级，两人就去无锡城里继续求学，保持着向上的好势头，两年后考入初中。又过了三年，他们初中毕业了。以其成绩是可以考上省级高中的，可是他们家里觉得再供养下去似乎要捉襟见肘了。在当时，能够把孩子供养到初中毕业已经算是一桩了不起的事了，往下就可以直接进入社会，当教师、账房、职员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从此就不必再种田或者下湖捕捞水产了。因此，窦镇云、薛锦宝的求学之路就到此为止了。
窦镇云、薛锦宝初中毕业后，一个做了乡村小学的老师，一个先是在无锡城里的德大洋行当职员，不久去了上海。这两个当时算是小知识分子的青年从文职工作到沦为湖匪只用了短短五六年时间。邪路，是从这对表兄弟的老二薛锦宝脚下开始的。薛锦宝去了上海后很快就染上了鸦片瘾。当时他在上海一家美国商行玉作，收入比他在无锡洋行时高出数倍。但是，这份高薪放在一个瘾君子身上，那是微不足道的。这样，薛锦宝渐渐就由赌博发展到诈骗，最后失去了工作，沦为街头乞丐。
薛锦宝当了一段时间乞丐后，因为没有钱钞，鸦片瘾倒是被迫戒掉了，但生活难有保障。这时候，有一个姓殷的老扒手不知怎么看中了薛锦宝。殷老爷子在当时的上海滩黑道上也算是一个颇有名气的角色，他少年时是专门拜过江湖人士接受过扒窃训练的，后来到了上海滩，加入了青帮，在帮里的辈分还比较高，与沪上闻人杜月笙同辈。当时，殷老爷子早巳成家立业，开了一家南货店，还在闸北的一家铁工厂拥有股份，若论成分应该是资本家了，所以光老婆就娶了两个，只是无子嗣。殷老爷子之所以要收薛锦宝为弟子传授扒窃技艺，据说是因为他当初拜师时是发过誓要把这门邪道技艺传授下去的，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觅有资质的弟子，现在终于发现了合格的培养对象。
对于叫花子薛锦宝来说，碰上这样一个机会自是求之不得，于是薛锦宝就正式拜殷老爷子为师。这一学，学了整整三年。第四年是实践，殷老爷子让薛锦宝放单飞到上海滩各处作案。一放单飞，殷老爷子就发现自己可能老眼昏花看错了对象，薛锦宝很难成为他这一门的合格传人。怎么说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薛锦宝虽经过三年正规训练，其技术已经符台殷老爷子的最低标准，但是，心理素质不能过关。放单飞不到三个月，他在作案时已经由于紧张而被人发现过数次，有三次还让巡捕房的便衣抓进去了。幸亏殷老爷子在上海滩的路子还算广．每次都及时把他捞了出来。第三次捞出来后，殷老爷子就宣布解除与薛锦宝的师徒关系，给了他一笔钱钞命其离开上海滩，永远不得再回来。
其时是1937年初冬，上海刚刚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日军占领上海后，就按照战略计划向南京方向急进。沪宁沿线城市一片混乱，无锡自也难以幸免。国民党军队难挡日军，纷纷溃逃。老百姓中倒有一些热血志士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薛锦宝的表哥、乡村小学教师窦镇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武器倒是比较容易搞到，国民党军队溃逃时都是扔了枪支弹药穿着便衣上路的。窦镇云纠集了十来个人，用捡得的枪支弹药武装起来组建了一支队伍，人数虽少，打出的旗号却很了得，叫“江南人民抗日总联队”。这支队伍还没放过一枪，薛锦宝就回乡了。他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人，听说表哥组建了队伍，自封“司令”，马上就去投奔。哥儿俩交谈下来，乡村小学教师发现表弟的见识比自己高出了不知多少，于是立马让出“司令”位置请薛锦宝坐，而自己则当了“参谋长”。
接下来的情况证明薛锦宝果然有眼光，他在多如牛毛的民间抗日武装热血沸腾打击日军时，把自己这支队伍拉到太湖深处的小岛上练兵顺便收罗逃兵、湖匪、强盗。半年多练下来，当别的民间武装都让鬼子打得差不多的时候，他这支队伍已经有四五十人，而且有不弱的战斗力。这时情势已起变化，苏南地区的抗日已是共产党的事，当然国民党的“军统局”别动队偶尔也会开开枪。薛锦宝、窦镇云哥儿俩看看势头不对，就不再打抗日的旗号，而是摇身一变成了拉杆子的，分别报出了“独角龙”、“黑煞龙”的诨号，其队伍也就不叫什么“抗日总联队”了，江湖上报了个匪号唤作“太湖双龙”。
这哥儿俩成为赫赫有名的“太湖双龙”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