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京大学周边，有一个模范牛奶场，是由清华毕业的一位留美学生所办。陈叔敬观察到，每天一早，附近公馆的佣人、教授的太太、公司的职员、有钱的学生，纷纷到牛奶场门市部买牛奶。

对于牛奶，陈叔敬一开始并不熟悉，但在北平这样的大城市，他看到全国报刊杂志上关于牛奶对于强壮国人身体的言论，也看到周围人喝牛奶的需求，敏锐的察觉这个新兴行业正处于蓝海阶段，并且由于使用资金量较大，门槛高，不是谁都能进入，陈叔敬便有了回家乡重庆办一个牛奶场的想法。

陈叔敬

他听说，中国的第一批奶牛是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带到上海的，就利用寒暑假，专门去上海考察，详细搜集资料。

1930年初，陈叔敬正式回到重庆，开始自己的牛奶事业。

这是陈叔敬的一小步，却是重庆牛奶业的一大步。

02 重庆牛奶业里程碑的一天

在中国历史上，饮用牛奶的氛围并不算特别浓厚，直到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在当时中国的大城市里，牛奶场和乳制品厂开始渐成规模，城市优裕家庭也开始慢慢接受牛奶。1923年，我国最早的牛奶业同业工会 “上海牛奶业同业会”成立。

陈叔敬，则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入到一个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行业。

20世纪初期的上海奶牛养殖场，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为重庆四大盐商之一的公子，陈叔敬的资金并不算宽裕，但也绝不算羞涩——就在陈氏家族内部，陈叔敬发起股本征集，其中响应最甚的是其弟陈敦川，共集纳股本金两万银元——这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字，按照当时的物价，一个银元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200多块钱，按照现在的说法，“这是个大项目”！

养殖奶牛是个技术活，学国文的陈叔敬肯定是不懂的，所以他一边派出石泉秋远赴上海学习奶牛养殖技术，另一方面选定嘉陵江边的土湾（当时属巴县）李姓与覃姓两家坡地，作为养牛场址。

1930年，国内战乱，经济凋散，陈叔敬、陈敦川兄弟决心实业救国，于年初集资2万银元，筹办重庆奶牛场

同年，在石泉秋学会了饲养、挤奶等各种奶牛养殖技术后，陈叔敬以每头牛一千大洋的价格向上海畜殖公司订购了荷兰纯种公牛1头、纯种乳牛4头，由其岳父家公司的轮船拉回重庆。因为奶牛金贵，为了不让奶牛感到憋屈，陈叔敬岳父甚至将货仓拆卸，只为保证奶牛的活动空间。

1931年4月，运回重庆的奶牛先后开始产奶，1931年5月1日，重庆牛奶场正式挂牌成立。

这一天，是重庆乳业里程碑的一天。

03 重庆牛奶场的实业救国之路

于初创的重庆牛奶场而言，技术储备与资金都不算特别丰厚，技术人员除了有四五个月学习经验的石泉秋外，还有一名从上海畜殖公司借来的挤奶工。而在组织结构上，更是扁平到接近简陋，经理是陈叔敬，场长是陈敦川，场主任是石泉秋，场内工作人员和工人全部加在一起共五六人，挤奶工月薪7.2个银元，包食宿。

不得不说，陈叔敬是知人善用的，在当时的重庆牛奶场中，场主任石泉秋没有任何背景，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技术人才，在早期重庆牛奶场的发展中，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按照现在的说法，陈叔敬是社会资源丰富的人，所以期初的订单来得不算难。项目一上马，第一波订单数就达到63单，每单每月7.2个银元，与一名挤奶工工资齐平。

19世纪30年代，重庆牛奶场边的竹林小路

在当时的重庆，市民其实是并未有饮用牛奶强壮身体这一概念的，相反，在他们的认知中，牛奶是会引起燥热的。

针对这一情况，陈叔敬除了向自己的亲朋好友推荐牛奶外，更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牛奶营养价值的文章、以及刊登平面广告进行牛奶知识的普及工作。

重庆牛奶场印制的《牛奶育婴法》

严格地说，这一行为除了为那个时代的重庆市民普及牛奶的营养知识之外，我固执地相信，陈叔敬心里想得更多的也许是这杯奶可以提升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

这与1917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到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有异曲同工之处。

重庆牛奶场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出版发行《牛奶与人生》，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内政部批准公开发行的中国乳品行业最早的一张报纸

经过一段时间尝试，第一批订户都觉得喝牛奶对身体很有好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些先期用户的影响下，当时重庆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也纷纷订起了牛奶。

很难想象，在重庆这样饮食习惯极其顽固的城市，牛奶的消费基础就这样培养起来了。

当时重庆商业区的店铺 图片来源于网络

通过奶牛杂交育种，重庆牛奶场开创了重庆人饮用牛奶之先河。

正是在这样超前的理念下，重庆牛奶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奶源更是供不应求。1932年，他又派出技师赶赴上海，购买纯种乳牛10头。但经过检查，发现一半都有问题，且身体虚弱，这让陈叔敬产生一个疑问，是否因水草气候有不相适应所致？

于是他们便开始作新的尝试——成批用四川及贵州黄牛与荷兰种公牛进行改良黄牛实验。

为了做这样的实验，重庆牛奶场共聘请了来自十多所大专院校的专家和优秀学生二十多人，其中专家的月薪为200多个银元，这在当时已算金领了，按照购买力计算为接近现在的五万元左右。我固执地坚信陈叔敬在那个年代就明白了“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

19世纪30年代，重庆牛奶场的奶牛

从1933年开始，重庆牛奶场前后购买四川及贵州黄牛约百头进行杂交实验，在以后的十余年间，第一、二、三代杂交牛实验的结果非常满意。其杂交乳牛的产奶最高纪录，是每日产奶六十磅（54斤），他们惊讶的发现，杂交的奶牛简直可与纯种乳牛相媲美。

这是中国自有乳业以来，第一次以荷兰公牛与本土牛种交配，进行的杂交试验。

重庆牛奶场对于改进牛只及杂交实验，从开始就有完整资料保存，这为历年来的改进牛只杂交实验研究，提供了珍贵详实的第一手资料。直到1985年，这些资料都一直在为整个中国乳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上世纪40-50年代，重庆城市盛景 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在整个牛奶场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强壮国人身体、提高国人素质的就不言而喻了，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陈叔敬和他的重庆牛奶场为本地民众甚至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为重庆的民生提供了有效的补给。

堪称当年实业救国的典范！

04 新生活运动中的陪都和重庆牛奶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宣言”，随即，重庆成为战时陪都。一时间，几乎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精英与资源都汇集于此，上百万人进入大后方重庆。

陪都时期的重庆，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于重庆牛奶场来说，在时代洪流中成长——大量的客户群体为牛奶的销售扩大提供了可能性。

因为产量增加，牛奶从之前仅供应显贵家庭，开始进入到寻常百姓家。而从1934年兴起的新生活运动中，“饮食养生，人之大欲”这一句也为饮用牛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成为陪都之后，重庆市民受到来自当时南京等“先进发达城市”的影响，更是订奶数一发不可收拾。

那个时候的重庆牛奶场算得上如日中天、人才济济，连财务都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员工更是朴实肯干，工作细致严密到每一头奶牛都能完整追溯到它的血统谱系。这意味着，就在那个年代，重庆牛奶场就完成了自己原始的全产业链溯源系统。

1938年，陈叔敬在民生路第二门市部安装霓虹灯，蓝边红字，上书“鲜牛奶”三字，这对于当时的主妇和市民的震撼，不亚于直辖后不久，肯德基进入重庆造成的轰动。

因为并无详细资料进行佐证，我们已无法确认重庆最早的霓虹灯广告出自于什么产品了，但毫无疑问，重庆牛奶场的鲜牛奶霓虹灯广告一定是最早的一批。

1941年，重庆牛奶场零售部

严格地说，重庆市民对于重庆牛奶场的共同记忆也正是源于那个时代。

据老市民回忆，重庆牛奶场的牛奶一律用半磅玻璃罐装瓶，用蜡纸加火漆封口，卫生美观，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重庆牛奶场的牛奶就采用了巴氏杀菌处理法处理，远远超过一般散户零售的散装奶。

“当时章乃器在重庆也办了牛奶场，但被我们收购了。”陈叔敬的儿子、现重庆著名中医陈为樑这样告诉我们。

陈叔敬之子陈为樑

一切如同陈叔敬所预料的那样，重庆牛奶场在本埠基本没有竞争对手，一般散户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在物资紧张的抗战时期，陈叔敬身居要职，是不折不扣的“陪都红人”，但令人奇怪的是，牛奶场没有国民党党支部、青红帮，没有三青团组织，反而是“七君子”等进步人士多次到牛奶场给职工演讲。

冰心、梁实秋，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陈为樑记忆中，包括冰心、梁实秋、白杨都是家中常客。

重庆民族乳业就这样披荆斩棘走向辉煌。

05 实业救国 与民族共进退

抗日战争对于全中国人民都是艰苦的历程。

从1940年开始，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重庆的物资极度匮乏，造成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更加困难。与此同时，牛奶场的养殖成本也一路上升。

1941年，为了降低成本，重庆牛奶场将牛奶场过剩的产奶成年母牛交给经过训练，并学会了挤奶的农民代养，同时成立代养处，由农家代养。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一行为从客观上大大促进了重庆民间的奶牛养殖技术的发展——牛奶场对于民间的技术指导及支持，直接让重庆的奶牛养殖普及度提升了数十年。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重庆牛奶场这一举措为无数农家提供了生计，毫不夸张地说，养活了一大批人。

民国时期实业救国铜墨盒，图片来源于网络

除此之外，陈叔敬联合当时重庆名流创办了重庆清华中学，本人更是直接捐赠一栋教学楼，而在学校读书的学子们在寒暑假的时候可以进入重庆牛奶场打工，包吃包住而且每月3块银元，这无疑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们犹如雪中送炭——3块银元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学期的学费。

对于特别优秀的学生，陈叔敬则会将其送到清华大学就读，并全包其费用。

当时的重庆清华中学，图片来源于网络

1945年，抗战胜利，来自于全国大江南北的人纷纷回归家乡，此时的重庆牛奶场在重庆已拥有一个总厂兼五个分场，除总厂位于沙坪坝土湾之外，另五个分厂分别位于石马河、山洞、高滩岩、磐溪、清水溪。

产量过剩的问题，出现在了陈叔敬面前，披荆斩棘在所难免，正如陈叔敬自己说的那句话一样“做个有钱人不容易，做个有名的有钱人更不容易”。

抗战胜利后的一次场务会合影，后排中间为陈叔敬，前排左面第一位为陈敦川

1946年1月，陈叔敬赴美国考察牛奶产业和乳制品加工设备，着重考察了冰淇淋和滚筒机。当时美国的《幸福》杂志对此做了详细报道。

1947年，重庆牛奶场开始生产“大丽牌”黄油和干酪素（工业用粘胶），鲜牛奶提取黄油后，余下的脱脂牛奶无法处理，便开设“渝庄”专卖脱脂牛奶，由送奶工人担起挑着的热牛奶沿街叫卖。

而陈叔敬在美国考察的滚筒机，则为后来开发“荷花”牌奶粉，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这一切，都来自于陈叔敬科技兴国的执念。

记者采访陈叔敬的小儿子，重庆著名老中医陈为樑

陈叔敬的小儿子陈为樑对当时生产的黄油记忆尤新，他说那时候的离心机搅拌后，最开始出奶油，然后再出黄油，那黄油用来做糕点，“味道太好吃了！”

1949年，重庆牛奶场生产的黄油和干酪素打入了上海市场，陈叔敬更与浙江西湖炼乳公司合作，共同投资在南岸野猫溪加工生产燕牌薄片奶粉，年产20吨左右，开四川奶粉生产之先河。同年，重庆牛奶场开发的“荷花”牌奶粉，进入当时的食品巨头冠生园的渠道进行销售。

当时的冠生园酒楼，图片来源于网络

与此同时，一种新兴的甜品在重庆开始盛行，那就是冰淇淋。

在当时解放碑核心商业及交通主干道，重庆第一高楼会仙楼对面，陈叔敬开设了重庆第一家西餐厅——“心心西餐厅”，用从美国购买回的冰淇淋机制作出了重庆最早的冰淇淋，球状的冰淇淋呈放在精致的甜品碟中，和其他西式甜品一起在心心西餐厅中售卖，这在当时是稀罕玩意，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的青睐，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场“终端零售”实力出圈。

在重庆，一个工业化奶制品公司雏形开始出现，而此时的陈叔敬，一直想完成自己组建一个全国奶业公司的梦想，完成强壮国人的初心。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1951年，重庆牛奶场与中国百货公司签订合同，将旗下“荷花牌”奶粉定价、定额交给对方在西南总经销。1954年，拥有奶牛400余头，年产牛奶150万磅以上。

1956年7月，重庆牛奶场参加公私合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1964年，重庆市牛奶供销处正式更名为重庆市乳品公司。

这是重庆乳业的再一次起步。

06 整座重庆关于一个时代的回忆

杨秀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进入的重庆市乳品公司工作。

记者采访原重庆市乳品公司三厂厂长杨秀山

1963年，公司用新式离心式分离机生产出首批“山城牌”奶粉，结束了滚筒式生产的旧工艺流程。1964年，更是购买卧式奶粉干燥塔图纸，按图改造，建成日处理20吨鲜奶的设备。在此基础上，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提升技术改造建成了日处理奶粉干燥塔，极大地提高了奶粉质量。

山城牌奶粉

提到“山城”牌奶粉，相信看到这篇东西的很多人都会有共情感，这是属于重庆这个城市的共同记忆。作为60、70、80后这三代人，几乎都是吃着“山城”奶粉成长起来的，它是我们记忆深处最温暖的那杯牛奶，更是在那个年代能让我们喝出弥足珍贵幸福感的的东西。有网友甚至说，干吃也很香。

ME TOO！

60年代，山城奶粉

“山城”牌奶粉研制推出后，上世纪70年代末另一款占据我们记忆的美好——麦乳精随后也研发面市了。

山城牌-麦乳精

那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麦乳精和其他一些糕点，都是被爸爸妈妈专门放在一个柜子里，有时甚至要上锁，平时都是舍不得喝。有些小孩等大人不在家时，会悄悄打开柜子，然后打开麦乳精的瓶子，拿出一勺放在嘴里干吃，那个感觉美极了。

虽已成为了过客，但不得不说，提起这个名字时，大多数重庆人都会咽一口口水吧。那是关于生活品质感最朴素的记忆和眼波流转。

80年代初，原乳品一厂生产麦乳精

时光与技术同时在前行。随后，重庆乳品公司又在大同路牛奶加工站引进了一条全新的现代生产线。它可以实现奶瓶清洗、消毒杀菌、自动灌装、蜡纸封盖的全过程自动化机械化操作。

毫无疑问，这款有带蜡纸盖、用精致玻璃瓶装着的消毒牛奶不仅仅是从手工灌装到机械灌装的升级，更重要的是这一生产线将重庆的乳品行业从固态产品一跃提升到液态奶制品领域。

是的，这是里程碑式的提升。

随着科技的进步，机械化灌装逐渐替代手工

而在计划经济时代，牛奶是很紧张的，普通百姓吃不到，只有婴儿和病人凭户口本和规定疾病病历才可以领牛奶。

不夸张的说，重庆乳品公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生产的鲜奶和山城奶粉属于稀缺品，供不应求，更是被纳入市政府计划（含价格）管理范围。

而前文提到的，曾经摆放在孔二小姐常年出没的“心心西餐厅”中的美国冰淇淋机，也在这个时期走进重庆乳品公司道门口营业部，而它生产出的蛋卷冰淇淋是那一年重庆最弥足珍贵的定情信物——青年男女无不将同舔一个蛋卷冰淇淋视为共享甜蜜的爱情。

这是冰淇淋甜品在重庆“平民化”的开始。

这更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

07 视野与世界接轨，科技向世界靠近

随着时光推移，国人对牛奶的认知体系也愈发丰富，尤其是八十年代初期，在听到战后日本“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的说法后，社会对于牛奶的需求更是甚嚣尘上。

80年代末，商业分公司柜台

而这时的杨秀山已是大同路牛奶加工站任副站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