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 年8月底 和老哈一起去农大报到，才知道被分到园艺系蔬菜专业。种菜！不是大苹果？心里窝囊。先不管这个，黄河发了大水，冲了铁路，南方学生们来不了，本来应该受欢迎的我们，变成了迎新的人。我们天天到火车站等人，过了十几天才通车，迎新生的工作就结束了。
那时校长是在广西当自治区党委书记饿死人的那位陈漫远，（姑父说他们那里饿死20万人），他被撤了职后到中央党校学习，学完调到了我们农大。 我还是对上蔬菜专业耿耿于怀，去找大表哥，他是我们学校农学系教授，也没管用，那时不兴走后门，他说学蔬菜也挺好，后来果然从内蒙回京是因为在北京的蔬菜所工作，而学果树的话就得到外地到不了北京了，得上兴城，郑州了。 回过头看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主宰的。
我因为是中学篮球队员，又被选中参加了大学篮球队，练球很多，因为没参加过什么比赛，也没当板凳队员。可是那时还是困难时期，所以运动员受到特别照顾，每天晚上到留学生食堂吃饭，给一大碗红烧肉，所以没多长时间我就成了个胖子，马家爸爸参加的足球队同等待遇。
我好说好动，爱唱歌，被选为班里的文娱委员。国庆节要大家练习跳舞，去天安门庆祝，马家爸爸和我们班北京的同学就调皮逃跑，成天追他们去练舞。
63年末，反修学习开始了，每个人要检查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于是五花八门地把自己检查一遍再批判一番。我们班典型的检查好的是曹同学，他说他家是富农，土改时房子和地被分了，他每次看到人家分的他家的房子时就想放火把它烧掉。于是他大会讲小会讲，成了反修的典型。等文革结束，他家被平反，原来他爸爸一直给杨靖宇的抗联送粮食，说他应该是烈士。由于他的典型，班里全都疯了似地批自己，我记得杜班委说她想过要当尼姑，罗支书说过他爱帮地主家挑水。我检查什么哪？我说：我去逛故宫看到皇上不错，就想我要是能住哪儿多好，幸亏别人没在意。
64年秋，课上的好好的，四清运动又开始了， 我们就都到了北岸河叫前柳林的村子参加四清，清什么闹不清，只记的毛主席说有些干部变修是因为“懒，馋，贪，占，变",意思是人懒了就馋了，人馋了就想贪污，要贪污就多吃多占，这样就变成修正主义了。我们去就是帮助清理农村里的多吃多占的干部，每个干部都得检查叫“上楼”， 检查好了再“下楼“。不过审干部的事儿不是我们，记得罗支书成天和村里的干部走来走去的。 记得杜班委总是把比我们大的叫大叔，我们说他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别叫了，她改不了。
我在那儿学会了耐心， 因为房东的家里总有很大团的乱线团（缝衣服用的线）。我就迷上了把那乱线团弄好缠成线球，整整地缠了好几天。史同学等住的地方要自己烧火炕，他们哪儿干过这种事，每天弄得烟熏火燎，我和徐晓花去帮忙也效果不大。就这样和老乡打成一片地过了几个礼拜的时间就回来了，后来说我们这叫粗线条四清。
那时，清理思想的运动不断，我记得一次讨论谁最苦，施同学说：农民苦吗？天黑睡觉。工人苦吗？按时睡觉，学生每天晚上熬夜念书，最苦！
新校长到了叫王观澜， 有名的人，在井冈山时做过毛主席的秘书， 听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出自他的手，后来在延安病得要死，毛主席提了字“既来之，则安之”，成了名言。老头很和蔼，一幅学者打扮，夏天喜欢穿着米色的吊带裤，一看就是知识分子的样子。他来了要搞半农半读，让我们大家讨论，因为大家要到涿县的军垦农场去，很多同学不赞成，认为我们学不到东西了，但是最终还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