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走向绞刑架的卖国贼
明镜书刊2017/03/05 18:00:00 (UTC)2314
李大钊，爱国者还是卖国贼？
《新史记》第35期 余杰 专稿
一台绞刑架
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已并入国家博物馆），收藏了共产党创党以来的各类纪念物。有谁知道它收藏的第一件文物、馆藏文物编号为001的是什么物品呢？
是一台绞刑架。据坊间流传，共产党定都北京之后，接受旧警察局所辖的功德林监狱，公安部的官员无意中得知，狱中所存放的一台体量庞大的机器，竟是北洋政府时代的绞刑架。一位旧狱警报告说，在执行绞刑的人中，就有“贵党李大钊先生”。
李大钊是何许人也？1949年3月，当毛泽东回到阔别多年的北平城时，曾十分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
公安部的官员得知绞刑架的不凡来历之后，经过层层上报，这部杀人机器被搬进故宫午门下的一间平房里，供新中国各单位组织人员来参观。有位当年参观过的老人回忆说，那架机器个头很大，据说是德国进口的，机械很复杂，像一部小汽车似的，上面还有一块块暗红的痕迹。后来，这台绞刑架成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天字第一号文物。
1927年4月28日，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级审判厅、京师警察厅等方面联合组成军法会审，就在苏联使馆被捕的若干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一案，在警察总监的会客室开庭。此前一天，北京警察厅发表公告称谓：“党案发生以来，关于审判机关与审理手续，各主管官署业行送次会商，现时当局为谋裁判之公平起见，决定由享有法权之各机关，组织联席会议之审判机关。审理之时，采取证据主义，其无相当证据者，概将从宽免究，并予被告人以充分之自由辩护。”法庭由安国军第三号人物、军事部长何丰林将军亲任审判长，足见张作霖对此案的重视。
经过70多分钟的审理，法官当场依法向李大钊等案犯宣读判决书。军法会审所依据的是《陆军刑事条列》第二条第七项，即战争期间，平民勾结外国人或俯从阴谋意图紊乱国宪及煽惑内乱者，虽非现役军人，亦可按此法审判。
随即，五辆刑车将20名死刑犯押往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李大钊要求实施绞刑而非枪决，为此，狱方启用了新式大型绞刑机。安国军政府为死者准备了20副棺木并且给予首犯特殊礼遇：李大钊是上等棺木，价洋70元；其馀19人则是中等棺木，价洋40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李大钊一生追求阶级平等，死后却不能与党内同志享有平等待遇。
1949年之后，中共当局组织人手撰写《李大钊传》，主要执笔人“根据推测编写”了李大钊临行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场景。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则描述说，刽子手故意增加父亲的痛苦，别人行刑耗时20分钟，父亲则用了40分钟——其实，她当时并不在现场，第二天才得知父亲的死讯，她的描述是道听途说。
当时在现场的高等刑事厅推事何隽在《李大钊殉难目睹记》中写道：“（李大钊）经行刑人拥登绞台左绞绳下铁盖上，其另一受刑人则拥登右绞绳下铁盖上，均面南而立。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绳接环，（李大钊）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者’再，毅然引颈就环。”
《北洋画报》发表了一篇署名“王郎”的通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也描述了当时行刑的详情：“未几，执刑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绞刑架），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
次日《晨报》披露的行刑过程亦颇为详细：“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十八分始绝命，计自二时至五时，二十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从“仇俄”到“附俄”
赤旗帜的世界是人相食的世界。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生于直隶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父亲因病去世六个月后李大钊才出生，一岁半时母亲又不幸病故，是祖父将其抚养成人。1907年，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从预科读到正科，直到1913年毕业。
在校期间，李大钊与同学郭须静一起加入由江亢虎创办的中国社会党，毕业后到北京参加中国社会党活动。中国社会党吸取了不少欧洲社会主义的思想，如“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和“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据江亢虎所说，当时全国有数百个支部和数十万党员。李大钊即为其天津支部干事。不过，后来江亢虎投入汪精卫伪政府出任考试院副院长，共产党方面便隐去了这段李大钊等中国创始人受其思想启蒙的历史。
在此期间，李大钊的好友蒋卫平投笔从戎，在东北被俄国军队杀害。李大钊为此写下“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千载胥灵应有恨，不教胡马渡江来”之诗句，表达了他对近代以来祸害中国甚剧的俄国的仇恨。
从天津法政学校毕业后，李大钊“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但他不安于学业，被学校退学，其学籍表上盖的最后一个图章是：“长期欠席，除名。”他的成绩单上的各科成绩大都是勉强及格。回国后，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也是那个时代才有的奇迹：连本科学历都没有的留学生，居然能在最高学府担任教授。李大钊的月薪为120元，进入高薪阶层——分管登记新报刊和借阅者姓名的图书馆临时工毛泽东，月薪仅8元。
1918年冬，李大钊参与主编《新青年》，还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急剧左转。1917年7月，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一激情澎湃的呐喊，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人。李大钊不仅支持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等青年社团，还参与组建少年中国学会等组织，试图“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开辟一新纪元”。
1920年，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到中国推动成立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与李大钊深入交谈，对筹建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李大钊又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由此开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李大钊生活简朴，自律甚严，早期共产党经费不足，他自掏腰包贴补，据当时的北大学生汪崇屏回忆说：“李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每周还教几节课……李当时每月可拿200馀元，领到月薪后，便分给他的党员，每人3元、5元、7元、10元不等，自己仅剩下五六十元应用。他没有包洋车，每天只是坐著破洋车跑来跑去，其所剩之钱，还要随时应付向他求助的同志。” 然而，若是大义错了，私德好亦于事无补。
1922年，李大钊南下拜访在上海赋闲的孙文，与之“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会谈之后，孙文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并委托李大钊与廖仲恺、鲍罗廷一起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李大钊是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文指定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和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主席。李大钊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称：“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李大钊首先是共产国际成员，然后才是中共党员——这两个身分并不矛盾，因为在中共二大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即承认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而国民党员的身分只是“借壳上市”。回到北京之后，李大钊很快帮助建立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推动国共合作在北方的发展。
李大钊曾无比痛恨侵吞中国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占有中东铁路、觊觎东北的沙俄。但是，当苏维埃革命成功之后，为了能在中国复制“庶民的革命”，他忘记了苏俄的本质是大国沙文主义，一厢情愿地以为苏俄会无偿、无私地帮助中国革命，遂全身心地倒向苏俄的怀抱，成为苏联在华利益的代言人。由此，李大钊从迷狂的爱国者一步步迈向无意识的卖国贼的不归路。他绝对预料不到，此后的中国虽然变成“赤旗的世界”，却又沦为比他厌恶的军阀混战的时代更不堪的“人相食”的时代。而他的学生毛泽东在与斯大林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之后，又与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彻底翻脸，并将苏俄视为最邪恶的“修正主义”和“新帝国主义”。
1924年7月，苏联政府派遣曾任苏俄外交事务全权代表的加拉罕到中国，与北京政府谈判九个月，双方签署《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北京协定》）。加拉罕获准取代沙俄驻华公使，并接收俄国使馆旁边的前俄军兵营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沙皇俄国的领地——一年多以后，这里成为李大钊等国共两党骨干的藏身之所。
正当中俄双方展开谈判时候，李大钊发动学生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据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回忆，他与李大钊有一段鸡同鸭讲的对话：
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
……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
因此我便对他说：他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
由于考虑到李大钊教授的意见与我的见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诉他，鉴于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他讨论。于是我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告退了。
北洋政府长期被国共两党在海峡两岸分别垄断的历史叙事妖魔化为卖国政府。但是，以这段对话来看：李大钊与顾维钧，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贼？
顾维钧是老派的职业外交家，风度翩翩，人品高洁，即便对与自己观念截然相反的人士也保持了风度和礼貌。1927年，顾维钧在危机时刻勉强出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兼摄大总统职务，实际上北京政府为自称安国军总司令之奉军首脑张作霖所掌握。张作霖直接出动军队闯入苏联使馆搜捕李大钊等人，绕开了以顾维钧为首的政府部门。顾维钧虽然厌恶为了左派意识型态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李大钊，却不赞同张作霖的做法。多年以后，旅居美国的顾维钧回忆说：
我的确是会反对这种行动的，在致苏俄使馆的照会中，我申明外交部事先不知道此事。在我任职期间，我尽力使中国政府给人以井井有条的印象，尊重法律和惯例，可是军阀们的行为使我的愿望难以实现。
颠覆中国的苏俄使馆
作为颠覆中国之基地的苏俄使馆“神圣不可侵犯”吗？不过，对于躲藏在苏俄使馆中不分昼夜地推动颠覆本国政府的活动李大钊及其同僚，张作霖的做法或许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1926年3月底，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而被北洋政府通缉的李大钊，不仅自己遂逃入东交民巷的俄国兵营，而且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其中。（1989年，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夫妇在六四大屠杀之后遁入美国驻北京使馆；2012年，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遁入美国驻北京使馆。中共官媒媒体均指责说，他们是勾结西方势力的卖国贼，却忘记了同样的逻辑可以套在李大钊身上。）
当时，北伐军已经剑指长江流域，而控制北京政府的张作霖仍奄有直、鲁、奉、吉、黑、察、热数省地盘，以及35装备精良的奉军，计划南下与国民革命军作战。京津一带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活动频繁，威胁安国军的后方安全，张作霖遂决心搜捕党人。
此时，北京的苏俄使馆已成为颠覆北京政府的基地，其明目张胆的做法让西方各国使馆为之侧目。由英、美、日、法、荷、西、葡等国组成的外交团发现了苏俄的一项阴谋：苏俄大使馆的军事随员企图挖洞偷入英国大使馆，盗取情报。“苏俄大使馆跟英国外交团本来是比邻而居，中间只隔著一堵墙。据说俄国人已在这堵墙下面挖了个洞，准备从这个洞中爬到英国使馆里，攻击英国的卫兵，且不惜因而引起一个突发事件。”
按照当时的规定，所有携带武器的中国人，乃至各类中国军警人员，一概不得进入使馆区的大门。中方政要来访时，保镖可以随行，但必须解除武装。另一方面，各缔约国的大使及公使们也不可能自己组织武装力量，对受到怀疑的苏俄使馆实行突袭。
于是，安国军总部决意自负责任、发起搜捕行动。张作霖先派人与英、法大使商议，两名大使一开始不能同意。安国军代表说：“吾人前方正与敌人对垒，今总司令部所在地，即有敌人之一大本营在，危险孰甚，无论如何，非办不可。”英、法两国大使回答说，此事涉及变更条约，容约辛丑条约国各使召开会议讨论。会议结果，允以相当条件，许可中国军警前来，至于具体方法，则委托使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科主持。
4月5日晚，安国军总部召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授以方略，定翌日早晨准备军警300馀人，赴东交民巷备用，便衣人等则以带红线为记，同时令其备一正式公文，声称使馆界内远东银行、中东路办事处、庚款委员会等处，有党人阴谋暴动机关，事机迫切，立须搜查，请予许可等情。6日清晨，安国军总部外交处长吴晋赴荷兰使馆指挥。10时以前，军警及宪兵齐集，10时20分，由荷使就警厅公文签字，随即著手搜查。
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率大批军警抵达苏俄使馆门口，十名彪形大汉抱在一起，用身体作木桩，强行撞开大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上前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对空鸣了一枪，军警们抓住甘布克，一拥而入。这是一片面积宽广的区域，包括使馆办公区、建有十处工作人员住房的大院子、军事区域、远东银行和商务代表处所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地段等，全都被士兵围得水泄不通。
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大女儿李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李妻赵纫兰带著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听到尖厉的枪声，李星华惊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他拉著女儿的手，走进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
片刻间，屋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冲进来，吴郁文按照片认出了李大钊，宣布将其逮捕。搜查结果，拘获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中国人60馀人及俄人十馀人。
当日下午2时，中国军警正在搜查时，苏俄使馆武官室，突然起火。“尽管苏联人试图销毁卷宗，当局依然查获了大量文件。苏联人在一栋使馆房屋外设置了障碍，将文件堆进壁炉里，浇上煤油点燃。但中方军警急中生智，用水桶接水后，从烟囱浇下，挫败了苏联人的企图。”
中国军警在苏联使馆查获了总共3000多份文件。这些文件充分暴露了苏联特工机关在中国的秘密活动，同时还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名单等。此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对苏联驻上海和广州领事馆进行了搜查，查获大量文件。不过由于这些文件记载了国民党和蒋介石从苏联那里获得的利益，蒋介石不敢像张作霖那样将其公之于众。
莫斯科的领导人对此焦虑不安，于5月12日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由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作中国问题报告。会议通过决议，派专人赴中国确保销毁一切有损名誉的文件，杜绝其他文件被抄的可能。据苏联情报员阿加别科夫在回忆录中证实：
1927年年中，在中国警察搜查熟练驻上海和广州领事馆后，我们收到了为全权代表处、商务代表处、情报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拟定的通电，通电命令检查这些机构的档案文件，销毁那些可能损害苏联国外政权机构声誉的文件。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立即著手清理档案。挑出了一堆堆该烧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全权代表处的院子里烧了整整一个星期。火焰冲天，以致市政府一味苏联全权代表处发生了火灾，打算派消防队去救火。
我们收到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今后只保存最近一个月内的来往信件，保留的方法和条件是：要使大使馆一旦遭受袭击时，能够立即销毁一切损害名誉的材料。从如此匆忙的举动可以看到，莫斯科的惊慌失措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苏俄使馆被搜查之后，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根据所获各种证物，向苏联代办赤尔尼（加拉罕已奉召回国）提出抗议，“收容共产党，谋紊乱治安，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且违反此前缔结之中俄协定”。
苏联代办赤尔尼则于同日向中国外长顾维钧提出抗议，“军警侵入使馆房屋，事出非常，违反国际公例，侵犯使馆尊严”。荷兰公使则以使馆领袖的名义，表示“搜查使馆界内房屋之不当”，作形式上的抗议。
苏俄代理外交委员长李维诺夫，于9日向北京政府驻莫斯科代办郑延禧提出严重抗议，认为此举侵犯苏联使馆人员之治外法权，并提出四项要求：一，立即撤退监视之军警；二，立即释放所拘俄使馆馆员；三，交还使馆武官室抄去之文件；四，军警劫去之钱物簿籍，即交还原主。在未得满意答复前，拟撤回驻北京之代使及职员。
中国外交部对上述抗议，经于16日驳覆，电致中国驻苏俄大使郑延禧，让其转达苏俄政府：“公使馆之治外法权，不能容许组织助长所驻国内乱机关。此次未搜查使馆，仅于其附属房屋内，查出军火、宣传物品，并捕获重要党人，足证俄人有意扰乱中国治安，破坏中国秩序，所提四项要求，与事实不符，碍难照办。并声明俟所获宣传共产文件翻译告竣，再提严重抗议。”
根据1924年两国签署的《北京协定》，苏俄政府承诺不在中国传播共产思想，而被查获的文件却证明苏俄违反了该协定。苏俄政府理亏在先，恼羞成怒之下，以要求未有结果为由，召回驻京代表赤尔尼及馆员20馀人，于19日乘车出京，取道奉天、哈尔滨回国。至是北京政府与苏俄外交关系中绝。
此后，南京国民政府也于12月14日正式宣布对苏俄绝交。苏俄亦声明从未承认国民政府为报复，并令上海苏联领事下旗归国，中苏关系乃告全面断绝。
李供词泄露了天机
从被捕到被处死，李大钊在狱中度过了最后的22天。中共在党史中记载：“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
实际上，李大钊并未受到酷刑折磨，他被关押在门口挂著“优待室”木牌的单间里，《晨报》报导，李大钊“在厅甚受优待，唯看守特别严重”。他还能从容书写洋洋万言的《狱中自述》，并声称：“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全责。”
在审讯过程中，李大钊对很多实事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问：你的姓名、年岁及何处人？现住何处？是何职业？
答：我名叫李大钊，现年三十九岁，直隶乐亭县人，现住俄兵营内三十号房内。我前充北大教员。因党员资格，被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现在俄兵营内进行党务工作。
问：你对现政府是反对的了？
答：当然是反对的。
问：你党与苏俄如何接洽妥协？
答：苏联为反帝国主义同盟帮，替我们训练党军，军中用俄教员。
问：你被捕时，由你屋内捡出之手枪是何处得来？
答：是俄国兵送给我自卫的，遇有必要时，俄馆亦可借给我们武器自卫。
问：你党经费若干？你的薪金若干及经费之来源？
答：我的月薪是一百五十元。我党经费是舒启昌管理。经费议决案月支二千元，向由远东银行、中国银行自南方汇来，请查搜出帐簿便知。
问：这秘密稿簿上所教致冯焕章函稿报告军政情形，内有“本党接济西北革命军之六十万已经陆续汇上，闻本月尚可筹出百万并以附闻”等语。此款你如何过付？
答：上年九月、十月间，广州议决接济西北革命军费后，党军入湘顺利之时，李石曾等介绍冯玉祥代表刘骥、李鸣钟二人与广州方面接洽，当付接济洋十万元。最近该代表等两次得接济费洋二十万元，前后三次共三十万元。上年所议之六十万、百万之数实际上未能照数供给。又，冯玉祥由俄回国后，始由于右任等介绍正式入党，因而党政府议决予以财政上之援助。上年北京政委员会传递消息于冯同志玉祥，将本党在北方最近之工作及北方军阀相互之关系作成书面，一并报与冯同志。函稿尾署名李大钊，是我自己写的。
问：南北军政各情如何传达？
答：南方军政各情由各党员报告，由南方送至北京党部，分转国民军及各方面。北方军政各情由北方党员报告，分转各方。
问：这件稿簿上载有致顾孟馀函，所述用牛乳写密信法？
答：信的正面写些不相干的话，背面用牛乳书写，接到后用火烘烤，字迹即显。
问：现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帐一册，你看是你自己登记的不是？
答：不是。但是我确知道其中收支情形。
问：该帐册一月份、三月份均有收外友洋贰千元，又，三月份有收外友补助洋贰百五十元。“外友”二字名义太觉宽泛，究何所指?
答：此款想是李石曾在外间张罗来的。
问：你素来光明磊落，不必说这不负责任的话，况此款系最近收入，你那有不知道呢？
答：我细看帐册上所登一月份收借外友洋贰千元，三月份收借外友洋贰千元，又，外友补助费洋二百五十元，此三项均系由俄使馆借来的，经俄使馆管理财务之俄国人米尼阔夫与我负责交付及接收。至补助费也是借贷性质，将来由会开帐寄到武汉党部与俄人鲍罗廷清结。在去年，我会也常向俄使馆挪用款项，但只是零用数，不过一二百元，系由俄使馆前管财务之俄国人沙士阔与我交接。
问：俄代使借给你党会办公费是如何情形？共数若干？
答：因为党会办公费不足，向俄代使借二千多元。
问：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秘密通告第一号、第十四号所载运动方略，有（双）十节运动大纲、北方区农村工作计画、联俄反奉等通告，农村工作计画，篇中有勾结哥老会，使其势力集中之计画，云云。此等计画是何人违议？如何实行？
答：此等报告原由翠花胡同党部移至使馆，内中所存之物甚为复杂，实记忆不清此项报告是何人违议。至勾结哥老会一节，我个人甚不赞同。
由此可见，李大钊的一系列秘密活动，从指令到金钱全部来自苏俄。然而，李大钊比同样得到苏俄援助的蒋介石、冯玉祥、陈独秀等人对主子更加顺从，偏偏从未得到苏俄的信任和重用。作为纸上谈兵的书生，他跟手上掌握重兵的蒋、冯的份量自然无法相比；即便就学术和文章的水准，以及在知识界的地位而言，他比起陈独秀来，份量也明显不如。苏俄当然是看人下菜，你有怎样的份量，便赐予你怎样的位置。
在中共的一大上，陈独秀和李大钊都缺席，陈独秀当选总书记，李大钊却没有任何职位。在中共二大上，陈独秀等五人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而李大钊仅名列三位候补委员之一。即便是北方地区，他也不是最高负责人——“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的委员长是范鸿劼，后来与李大钊同时被捕并处死。在中共三大上，李大钊虽然出席，却仍未进入“中共中央局”，只有一个“驻北京中央委员”的虚位。
李大钊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与他的资历不相称，这是由苏俄方面决定的。他以化名“李琴华”出席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也没有被安排在大会上发言。他在苏联停留了大半年，没有获得斯大林以及其他苏共领导人的接见。在此期间，李大钊多多少少观察到斯大林在全国上下展开的大清洗，他已对苏联模式有所疑虑，“循著苏俄发展之迹，怕要走上沙皇的老路”。可惜，他上了贼船，只能硬著头皮走到底。
直到冯玉祥再度倒戈，致使直系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大败，中国北方的政局出现变数，斯大林这才想起还有李大钊这枚被闲置的棋子。于是，苏共赶紧派遣李大钊回国，做联络冯玉祥的工作。
名垂青史?死有馀辜?
这一次北京政府对苏俄使馆的突袭，除了抓捕李大钊等党人外，军警共获取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学者沈云龙研究这些文件后指出：“经北京当局于4月12日起，陆续公布，择其要者译为中文，次要者举其目录，都百万言，其后辑为《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一书行世（此书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一部），于是世人始了然第三国际、俄共与俄国政府、鲍罗廷与其政治、军事顾问团以及中国共产党，均一脉相通，而实以享有治外法权之俄国使领馆为行使阴谋之策源地，其赤化计划之周密狠毒、对华政局之分析精到、购买密探之遍布全国、使用经费之庞大，虽时隔半世纪以上，情异势迁，然从历史观点言，犹足资国人警惕。”
其中，比较重要的资料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苏俄政府寄驻华武官训令。此件系莫斯科致驻华武官随员训令，内容关系国际甚大，业已被火，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毁，仅馀全文二分之一，其译文为：“兹特附送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通过之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并将根据该项议决案所拟定之训令寄发，仰即遵照办理可也。……必须于张作霖军队所占领之地域内，造成排欧之混乱。……激动反抗欧洲暴行之风潮及英国计划（以下被焚）。 ……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设法获得各国对于国民群众之适用武力战斗。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遇有与欧洲军队冲突事件发生时，更应利用此种机会，实行激动。……”
第二部分为苏俄在华密探之组织：其有关文件载于《苏俄阴谋文证汇编》者凡七件，由是可知苏俄当时在华设有军事及政治两种密探系统，而均直接受莫斯科指挥，在华亦通过使馆互相协助。各地共产国际机构，在国民革命军中苏俄顾问人员，均须协助军事密探工作。中共中央执委会、军委会代表，且接受苏俄训令。其密探机关部之组织，则规定“各分机关部，彼此均不得知其机关部之所在地及工作人员。各分机关部除得消息后，各自报告北京总机关部，由北京转达莫斯科。在中国之各分机关部，得藏设于使领馆等机关内，以托庇护，有时亦得暗设于市上饭店商号之中。……又如广东俄国技师、顾问能与该司令部有直接关系者，分机关部即可藏彼处，以资保障。惟在此种保护之下，无论如何，须以能保全秘密，及随时探寄消息为要。”苏俄遣派密探员渗透于军政宪警各机关及兵工厂曁各使领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运作自如，消息迅捷，其谋略之深远，决非他国所能及。
第三部分为苏俄在华使用之经费：据北京员警厅公布搜获文件中，有关1925年10月1日至1926年4月1日苏俄在华军政费半年度之预算，“计（甲）对于中国全国之普通经费共美金九三、八五三元，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党部军事指导人员经费五○、○○○元；（乙）冯玉祥军队经费共美金一四八、八三○元；（丙）国民二、三军（按即胡景翼、孙岳所部）经费共美金一四○、二四○元；（丁）广东经费，因缺乏相当报告，未拟定预算。总计除广东外，半年即需耗美金三八三、九三三元，约合中国大洋一百万元。以民国十四、五年间物价之低，苏俄所用在华军政及培植共党经费如此之钜，其用心叵测，不难窥知。”
根据这些触目惊心的档，张作霖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颠覆政府的活动。但面对各方从宽发落的呼吁，尤其是章士钊、杨度等人说情，张作霖又有些犹豫。他思量十多天后，作出一个特别举动：“此事不可独断，须与京外十一将领商量。”为了让各位将领独立发表意见，他不以联衔通电方式，而是分别致电孙传芳、张宗昌、张作相、吴俊升以及吴佩孚、阎锡山等征求意见。除了阎锡山这个首鼠两端者没有覆电外，其他将领均主张“严办”或“法办”。张宗昌甚至怒气冲冲地反问说：“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人心？”将领的意见比文人重要，张作霖由此作出了决定。
其间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亲武汉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发表了一则消息：“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北京《晨报》转载时略去蒋介石的名字，改称“南方某要人”。有学者认为，这则消息是伪造的，因为就在安国军突袭苏联使馆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还致电苏联代办表示慰问，张作霖查获此电报之后为之震怒——南赤与北赤、国民党与共产党果然是一家人！
不过，后一事实并不能否定前一事实。安国军突袭苏联使馆发生在4月5日，蒋介石4月6日发电支持苏俄，那是在“四一二”清党之前六天，以蒋介石的权谋术而论，他完全可能以此迷惑苏俄和中共，让他们以为自己是一名左派将军，如斯大林所说的“可以放心挤干的柠檬”。然后，蒋介石才在上海及南方发出雷霆一击，比张作霖在北京的行动更血雨腥风。等到“四一二”之后一两个星期，蒋介石再致电张作霖，建议对方像他在南方杀戮共产党人那样，处死李大钊等人，亦在情理之中。换言之，张作霖在北京突袭苏俄使馆、抓捕党人与蒋介石在南方“清党”，两者之间有著某种“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内在关联性。
李大钊死后，中共将其奉为革命英烈之第一位。中共建政后，对参与“党人案”的相关北洋人士，展开无情追杀。原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在北京鼓楼后的一座大杂院中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未及执行即瘐死狱中。原京师警察厅长陈兴亚在镇反运动中被捕，也是瘐死狱中。负责审判李大钊的京师高等审判庭推事王振南，在上海被捕并被枪决。
然而，中共的滥杀和复仇并不能掩藏李大钊犯有叛国罪的事实。李大钊并不是名垂青史的英烈，而是遗臭万年的卖国贼。李大钊之被处死，跟抗战胜利之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的陈公博、周佛海等汪伪政府高级官员一样，并不值得同情。投靠苏俄与投靠日本，性质当然是一样的。在任何一个民主和法治国家，像李大钊这样的卖国贼都亦难逃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