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浙江军区政治部调集所属各军分区的文工队集训，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我所在的第六军分区文工队，除少数队员因婚姻等原因调离外，全体队员经萧山、金华到兰溪参加集训。
参加集训的人员共有数百，称“浙江军区文艺工作训练班”，简称“文训班”，班主任由浙江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何秋征担任。为便于专业训练，参加集训的人员暂时脱离原属文工队的编制，按业务专长分别编为七个队，一队为从事文艺工作不久的无专长人员，二队为文化教员队，三队为舞蹈队，四队为音乐队，五队为戏剧队，六队为军乐队，七队为舞台美术队。
全体人员集中住宿在一座空旷的大庙及其附属建筑中。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硕大的庙宇中没有任何泥塑木雕的踪迹，只是从建筑物的布局能看出，这原本是一座庙。大庙西侧隔一个水塘是另一个庙宇，体量较小，由南向北高度逐渐上升，西侧和北侧都有不少房屋，说不清原来是不是庙宇。巨大的空间被隔成一个个小间，便于居住，一班一间。
每人领到了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书是军区文化部编印的学习材料，厚达数百页，除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外，还有一些苏联领导人的著述，其中包括日丹诺夫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等。业务学习则是依据个人的专长排练节目，戏剧队的排戏，音乐队的练曲子，舞蹈队的练功学舞，如此等等。综合性的训练是排演话剧《董存瑞》，参加的主要是五队，四队谱写和演奏背景音乐，七队做舞美、灯光和效果设置和制作。一队，二队，三队不大有事干，领导上就给他们各自安排了排演对口小节目的任务。没有系统的讲课，甚至没有指导老师，所以，日子过得很平淡。
1951年接近年底时，中央发起“三反”运动，所谓“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文训班闻风而动，学员们不再进行正常的文艺理论和专业业务学习，全身心投入“三反”。为便于开展运动，学员们回归原属的各分区文工队参加运动，起初按专业分别建立的七个队，除了提供食宿外，基本上名存实亡。
我所属的六分区文工队共有二十余人，队长LXX，指导员YX。某日，指导员宣布成立三人领导小组，成员：YX、许明龙、DXX。指导员事先并未与我谈过话，我忽然成为领导小组成员，而L队长却不是，这让我和许多人都十分吃惊。DXX是从连队调到文工队不久的基层文化教员，对队里的情况并不熟悉。指导员虽然不算新人，但他没有一点文艺细胞，与大家的关系比较疏远。我其实还是个少年，满打满算还不到十六周岁。这样一个领导小组，如何领导二十余人的“三反”，反正我心中没有一点儿底。此前也有过运动，但那是镇反，落实到临海主要是肃清土匪，我也参加了，在L队长带领下，去西乡剿过匪，与LXX一起去杜下桥调查过土匪材料。然而，这次“三反”运动的对象是自己队伍里的同志，所以不知道应该怎么搞，一切都听从指导员的安排。
“三反”的第一反既然是反贪污，当然就从经济问题搞起。小小文工队二三十号人，没有自己的账户，连个会计都没有，怎么个贪法？可能是指导员的主意，第一支矛头对准了HX，他是从国民党军队投诚过来的一个军需官。文工队一次下连演出期间，指定他临时担任司务长，经管账务若干时日，经手的钱财自然就有相当数目。有了目标就好办了，YX指定几个人成立了专案小组（我不在内），对HX进行攻心。由于没有办公室，住在宿舍里的人来自各个军分区，并非都是六分区的人，所以也不便进去，审问就在宿舍外面的过道上进行。手中既没有材料，也没有人揭发，漫无边际地瞎问，毫无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与此同时被瞄准的还有两个对象：YXX和FXX。他们的问题不是贪污，而是偷窃。FXX不仅爱占小便宜，顺手牵羊把他人的东西占为己有，而且偷了同宿舍的LXX的一块袁大头银元。YXX的问题是在管理演出所用的小道具时，偷偷把一些钉耙、锄头等铁器卖到临海东门外的铁匠铺，将所得装入自己囊中。他们两人的问题不像HX那样无厘头，而是有人揭发，所以专案组审问的火力比较猛，尤其是FXX吃了不少苦。那时尚无殴打之类的“武斗“，但在我记忆中，对她使用了两种“战术”，一曰车轮战，审问的人轮班上阵，被审的人长时间不得休息。二曰“画地为牢”，具体地说，就是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大圆圈，请被审的人坐在圆圈里面，不经允许，不得出圈。FXX折腾了一两天，终于承认了，而且还主动交代了一些小偷小摸的“罪行”。YXX没有经受任何折腾，很快就承认确有此事。
三个人的经济问题审查结束，被审查者也就“解放”了，虽然没有宣布任何处分，但一个个灰头土脸。尤其是FXX，一个大姑娘坐在过道上的圈里，被多人围攻，来来往往的陌生人也都不免瞅上一眼，个中滋味不难推想，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下去。文训班结业时，她没有分回六分区文工队，就专业而言，她在我们队里的舞蹈水平算是较高的，按照常理，是应该回来的。她受到的精神打击可能真的很大，1995年我们老战友在南京聚会时，她远不像以前那样爽朗，与我们似乎有意保持着距离。
就在我们审理HX等三人时，文训班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跳池塘了。此人是个司务长，因被怀疑有贪污行为而被整，他愤而跳进池塘要自杀。池塘很浅，水深仅及腰，他站在池塘中进退维谷，或许是他并不想死，或许是水太浅死不成，总之他想上来了。有人找来了一根长竹竿，从岸边伸给他，鄙夷地对他说：“想不想上来？想上来就握住竹竿。”司务长伸手抓住竹竿，在水里蹚了几步，上岸了。此事很快就被传为笑谈，没有人同情他，倒是有人说，真想死，就别在小坑里闹腾。
经济问题很快就结束了，剩下的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可做。文艺人的特有问题被激活了：男女关系。比起经济问题，男女关系问题搞得轰轰烈烈，更加有声有色，我们队有两个主要对象。一是队长LXX，有人说他对女同志总是一副色迷迷的样子，更有人揭发他半夜摸到女宿舍去。此事可算是一笔旧账。大概就在1951年，一位姓D的女同志新调进文工队，不久后的某一个半夜，她发现L队长偷偷摸进了女宿舍，半晌方才离去。她虽然醒着，但没敢声张。次日她向文工队的顶头上司政治部宣传科告发。上级是否进行过认真调查，我不清楚，但板凳尚未坐热的D同志，很快就被调离文工队，有传说是因为她隐瞒家庭出身，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普通队员都不知情。我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原因之一是她刚进队时，在众人邀请下独唱了陕北民歌《妇女自由歌》，水平在我队所有女队员之上，引得我对她肃然起敬。再就是，如果我记忆不错，此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的胡登跳是她的丈夫，他们都是三门县健跳人。胡登跳后来颇有成就，担任过上海音乐学院的民乐系主任，其作品也广受赞扬。我那时对音乐已经有了兴趣，因而注意到这些旁人不注意的细节。队里开会整LXX时，女同志们都很激动，但也有个别涉事者低头不语，生怕被人指名道姓。LXX 眼见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没了往日的威风，不敢否认大家的指责，笼统地承认自己作风不好，但咬紧牙关，不承认与任何一位女同志有过体肤接触，只说自己犯有“青年病”。我年纪小，不知道什么是 “青年病”，年长以后才明白，他指的是手淫。俗话说，捉贼捉脏，捉奸捉双，他的问题只能整到这个地步，无法给他清白，也无法给他定什么案，就这样挂起来了。
另一个整治对象便是CX和TXX，他俩是六分区文工队挂头牌的男演员和女演员。CX是南京解放时参军的高中生，TXX是南京国立剧专的在读学生，解放时投笔从戎。他们两人平时关系亲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三反”反到男女关系时，有人指称他们曾经有过野合之事，有人说未遂，有人说已遂，再三审问也说不清楚。不知是谁的决定，下令把CX关了禁闭，禁闭室就在五队宿舍旁边。CX惯常与我关系很不错，她可能有点喜欢我这个小弟弟，演出前常常主动帮我化妆。我和她又都是小道具组的成员，演出时在后台常坐在一起闲聊。可是，我这个领导小组成员，竟然不知道是谁、凭什么把她关起来的。我虽然解救乏术，去看看她还是做得到的。于是我去禁闭她的那间小屋，记不清跟她说了些什么，反正她挺感激我的义气和勇气。大概两天以后，她被放了出来。为什么关她，为什么放她，一切都稀里糊涂。CX有人同情，TXX可就倒霉了，他在军人大会上被批斗后，由保卫科的人带着手枪把他押上火车，送到军区，但很快就退了回来，似乎因为没有什么理由法办他。但他从此就被看作与流氓没多少区别了。
在我们队整男女关系时，别的队也没闲着。一队队长SXX是八分区文工队队长，队员们纷纷指责他有男女关系问题，而且不止一起。流传最广的劣迹，是他在墙上挖洞，窥视女队员洗澡。据传，他还与一名女队员的关系不清不白（据传此人曾是国民党的小老婆）。我们不与他一个队，不知是真是假，只是当笑话听听，没有太在意。出乎几乎所有人意外的事不久发生在他身上：SXX 开枪自杀身亡了。当时他在八分区队因男女关系挨整，24小时被带步枪的队员“监护”。某日早晨，负责“监护”的队员临时外出，把枪扔在床上，SXX拿过枪来，将子弹推上膛，枪口顶着咽喉，右脚脱了鞋袜，用大脚趾头扣动扳机，子弹穿过头颅，当场毙命。当天召开军人大会，领导宣布开除SXX的军籍。
那位跳池塘的司务长可能是作秀，SXX却是坚定赴死，一点也不含糊。消息传来，大家极为惊诧，男女关系即使出格，顶多受个处分罢了，值得为此送上一命吗？据说，他和LXX 一样，是个南下的山东干部，在我们这些年轻的文工队员眼里，那就是老革命了。虽说他好色，让大家尤其是女同志痛恨，但他这一死，却成了一条汉子，赚来的是一边倒的怜惜。
正常的恋爱也受到了严重干扰，省军区文工团的小提琴LXX与他的女友都在四队，眼看运动势头凶猛，为避免引火烧身，二人双双来到井边，将彼此赠予的信物投入井中。LXX 后来成了著名的军旅作家，这是后话。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男女关系问题热闹一阵之后，领导的关注焦点渐渐转向政治问题。我和DXX奉指导员之命出差，到温岭的松门、箬横等地调查材料。现在我已经想不起被调查的人是谁，这说明，我对此人并不熟识，否则不可能忘掉他的姓名。
“三反”在我俩身上显出了明显的效果，我们尽量找低价的小旅店住宿，找简陋的饭馆进餐，回来报销时实报实销，比规定的费用节省了不少，一分钱也没留下，统统上交了。
闹腾了几个月，运动尾声终于到来。1952年的阳春三月，文训班全体列队出游，到郊外的六洞山玩了一整天。运动中压抑的气氛瞬间一扫而光，大家吃着伙房分发的干粮，尽情享受江南春天的秀美。这一天非正式地标志着运动终于结束了。
原本是来参加文艺培训的，结果什么也没学到，在紧张不安中度过了几个月。“三反”给我们带来的效果，并非这场运动的初衷。
原来以为训练结束后，各回各自的单位和地区，始料未及的是整个文训班的数百号人，全部重新分配。六分区文工队的多名队员被分到别处去了。XXX和GXX是国民党起义或投诚人员，被调到军区教导处，实际上是去接受政治审查。CXX和FXX等几位女同志被调到22军另行分配。最惨的是TXX，若从专业水平考虑，六分区文工队绝对需要他这位受过戏剧学校专业训练的演员，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回到六分区。去了哪里，我至今不清楚，只知道他后来当了保温瓶厂的工人。有文化的人毕竟与众不同，他聪明，肯钻研，后来成了保温瓶制作的高级技师，离休之后依然被高薪抢着去当技术顾问。我最心痛的就是他，如果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他必定在戏剧事业上有很大的发展，说不定是另一位于是之，要知道，原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就是他国立剧专的同学。
YX调走了，新来的指导员是原七分区文工队的指导员CXX，LXX毫发无损地回来了，依旧当他的队长。
2021年6月 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