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英文名：Youqin Wang ），1952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师大附属女中，曾作为知青下放云南。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得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中文，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 、知名的文革研究学者 。
2021年8月29日凌晨，原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老人去世了。他今年3月整整100岁。我一连收到了六个电子讣告。我很难过。
55年前的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校长，在校园中被红卫兵毒打而死亡。55年以来，她的丈夫王晶垚一直在纪念她，努力为她争取正义。55年前，我是那个中学的一名学生，目击了部分虐杀场面。我写作文革迫害历史，和王晶垚先生来往28年了。这种努力不是那么成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今天很多来关心王晶垚老人的去世，是因为关注卞仲耘校长被害案件，说明文革受难者和红卫兵暴行已经成为写作文革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可能被挖苦、取笑或者否认。
远在1967年，在中学的校园里我听同学说，卞仲耘校长的丈夫在调查卞仲耘之死。他收集材料，并且知道很多女附中学生的名字。那时候，学校里还贴着卞仲耘和别的学校领导的大字报，是对以前贴出的大字报的整理和汇总，当时称为“梳辫子”，内容是关于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些材料还被刻写在蜡纸上油印出来，王晶垚先生收集、保留了这些材料。现在回想起当年学生用闲聊的方式谈起王先生所做的事情，却不会想到他的妻子被打死在学校里，难道他不应该到学校来认真调查吗？一代人在文革过程中接受了迫害人、残害人的观念和做法，实在令人感到痛心和可耻。
1993年8月，我先通过1966年8月5日和卞仲耘校长一起遭到毒打的胡志涛校长的子女见到了胡校长。胡校长告诉了王晶垚先生的联络方式。在和胡校长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共有3个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8月25日，在校园里打死了3个人：学校负责人姜培良、语文教员靳正宇和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西曼。当时我已经了解了一些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中的血腥事实，但是显然还有大量的事实没有了解到。
卞仲耘校长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暴力杀害的教育工作者。20天后，暴力已经蔓延和升级到了更大的规模。官方有内部的统计，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很多北京市民认为不止此数。这是北京城三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残忍和恐怖。这里我要向不忘历史的胡志涛校长致敬。
几天后我第一次见到了王晶垚先生。他看了我写的关于卞校长之死的文章（1986）以后说，27年来，我是第一个来见他的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他给了我文革后1978年给卞校长开追悼会时印发的十六开双页四面的材料。第一面是卞校长的照片，中间对开的两面是卞校长的简历和“结论”。最后一面是一个信，讲述了卞校长在学校里被打死的经过。王先生在1966年8月收到了这个信。写信人既没有署名还改变了笔迹。后来知道了写信人是师大女附中的语文老师张静芬。我在学校见过她，一位端庄文静的中年女教师。在那个恐怖的时期，她冒着危险用左手写了匿名信寄给了卞校长的家人。十年文革，王晶垚先生一直藏好了这封信。我要向张静芬老师致敬。
我了解到，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后，王晶垚先生立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架照相机，她拍下了卞仲耘校长血迹斑斑遍布伤痕的尸体。他把卞校长的血衣和用来擦拭身上的伤口的棉球和纱布（因为她被用有铁钉的旧课桌椅腿殴打），还有她手上的手表，手表带是金属的，金属都被打得撕开了一个裂口。王晶垚先生把这些物证保存在一个皮箱里。2006年，南京的胡杰去北京把王晶垚和他的皮箱都摄进了他拍的纪录片《我虽死去》。这个关于卞仲耘的纪录片的片名来自俄国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诗句。我认识的一位老编辑在北京看了光碟电影后告诉我，她为此大哭了一场。
我在访问王晶垚先生之后去了女附中学校（文革后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那里不愿查阅档案资料。王晶垚先生拿出了他收集的各种资料，有当年油印的大事记，大字报选编，文革后他写给法院的诉状等，交给我。我去街上复印店复印。王晶垚先生担心复印店里的人会注意这些材料的内容。我则明显地感觉到，虽然文革已经过去多年，文革的压迫还存在。
文革后，当局给受难者平反，按照当时的普遍做法，按照文革前给工作人员死亡的补助标准，给受难者家人发420元钱，其中180块抚恤金，240块丧葬费。这是文革前在职工作人员去世，单位就按照这个标准发放给家人。王先生拒绝接受这个钱，他要求用这420元钱在学校做个纪念牌，或者种一排树，纪念卞校长，被拒绝。
王先生向法院告了一个文革中伪造证据诬陷卞校长，在“斗争会”上打了卞校长的人，西城区法院说此时已经过了“追溯期限”。难道在十年文革期间可以起诉这种人吗？怎么会有过了“追溯期限”的问题呢？王先生请“人民代表”送材料到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底，最高法院回信说，师大女附中打死卞校长是受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暴力行为的影响。确实，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更早开始暴力行为，在1966年8月在他们校中打死了两名附近的和平居民。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回信也并不追究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暴行。
我写出了关于卞校长之死的文章，只能发表在我自己的网页上。我在1994年写了《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刊物上发表，英文版的印在哈佛大学的文革课读本里。2004年我在香港出版了书《文革受难者》，第一个就送给了王先生。在这本52万字的书里有659名受难者，其中最长的一篇是关于卞校长的。他仔细看了书，做了一些很中肯的评论。后来有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说，王晶垚说我关于卞仲耘的文章中有12个错误，却不写出是什么错误。这根本就是随意编造的，因为我和王先生一直联络来往。假使有错，他会早就告诉我了。从这类胡编乱造的谣言（还有别的），可以看到一些想要否认红卫兵暴行的人对一位老人的欺负。
诉诸法律失败，王晶垚先生希望诉诸历史。2002年，卞仲耘、王晶垚夫妇青年时代的朋友李慎之(1923~2003)直接批评他说：卞仲耘已经被打死36年了，你现在什么都不做，就为了你晚年生活的平静？王晶垚先生把李慎之的“斥责”录了音，他不但重放给他自己听，还曾放给一个晚辈听。这个晚辈从中理解老一辈的愤懑和苦恼，他一直帮王先生打字。
在卞仲耘被打死13天后，8月18日，最高领袖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这样的接见一共有八次，并都向全国实况转播）。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在城楼上给最高领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他们的照片和关于文质“彬彬”和“要武“的对话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8月18日大会后，暴力虐杀在北京和全国蔓延升级。
41年后的2007年，师大女附中（已改为实验中学）为庆祝校庆90周年，选出了90名杰出校友，宋彬彬是其中之一。她给最高领袖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放在一人高的展板上在校园里展览。庆祝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晶垚给这所中学的校长写了一个公开信。打字打好后复读，王先生加上了一句，宋彬彬献给毛泽东的这个红卫兵袖章上，有卞仲耘的血。
打字的晚辈说，他一开始觉得卞仲耘的惨死事实本身已经足够惨烈，不需要再加任何有“文学化”色彩的说法，可是他马上意识到，老人这句话有力量，这个公开信需要这样一句说透事实的话。我同意这个看法。
卞仲耘校长遇害的时候50岁，王晶垚45岁。现在他在100岁时去世了，我们会想，他的一生是怎样的一生啊。在卞校长遇害之后，他活了55年。他一直在顽强地纪念卞校长。
他是一个老人，对于老人做这样的事情，我认为应该特别尊敬。在他的年龄，荣誉、地位和金钱，都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他的顽强的纪念，很纯正地是为了正义，为了责任，为了后代。他不要让文革这样罪恶和可耻的事情再次发生。
这里也特别想要向李芸老师致敬。王晶垚先生在卞校长遇害八年之后，和李芸老师结婚。她退休以前是英文老师。她善良，有气度，尽心尽力照料了王晶垚先生。在他们家，有一面墙布置成了卞仲耘纪念墙。我每次去，她都亲切友好地接待我。我第一次在她家吃午饭，她特地买了鹌鹑蛋做的松花蛋，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小的松花蛋，印象很深。有一次她送我一包花生，说她和王先生牙齿不好吃不动。花生装在一个普通的尼龙绸袋子里，但是上面印的图案很别致。她特别告诉我，这是王先生的女儿（王先生和卞仲耘的女儿）到远方旅行回来装礼物用过的。
我把花生给学生吃了，但是这个尼龙袋我至今保存着，装着我那个夏天的一些采访笔记。我想，李芸老师的温情与和善，使得受到如此残酷打击的王先生活到了一百岁。文革摧毁了无数受难者的生命，也摧毁了很多人的道德，使人怯懦、健忘、人格分裂，变成鲁迅写的阿Q式的人物。但是，有美德的人还在。他们发出的道德之光，照耀我们的生活。
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和一位朋友在电话上说起此事。她马上做了个心算。她说，卞校长在文革第一年1966年50岁的时候被打死，王晶垚先生活到了100岁。他使得他们二人活了150岁，每人75岁。她的算术提醒了我。我们影响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来向延长了受难者生命的王晶垚老人致敬。
2021年9月6日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