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新：忆父亲二三事
《华夏文摘》发表于 2021 年 10 月 05 日 由 舟巷,
这些年，看着父亲日渐缩小的身影，我常想，这么一个又瘦又小的男人，是怎么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八个的？
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总在忙。
生产队分的粮食，不足以糊口。秋收过后，到来年开春，父亲就做小生意，卖些纺棉用的锭子，包饺子的小擀杖，还有磨面的箩，三乡五里，都知道父亲是“箩匠”。
无论纺锭，还是小擀杖，都要硬木，要干透，才不易弯曲，才能长久。
秋收一过，父亲便去山西或是河北的山区，买些山上的硬木，做纺锭用。小擀杖则可以就地取材，家乡的梨木就是上好的材料。
要经过几道工序，才能成品。先将大树锯成板，再锯成条，用斧头削成大致的形状，用刨子除去棱角，再放在镟床上，右手拉弓，左手持刀，仔细镟出产品。锭子还需挖出一大三小的豁口，大的用来固定，小的用来转动。
父亲总是晚上干活，白天赶集。公社时期，农村的集市五天一个，为了多赶几个，有时要跑很远，几十里路。不逢集的日子，父亲便背着箩筐，走村串乡，吆喝叫卖。
北方的冬天，是纺棉的季节。年关将至，买小擀杖的就多，家家都要有个小擀杖，包饺子用，过年了，不好去人家借东西。
每逢集市，和父亲做同样生意的，少则三个，多则六七个。集市开始的时候，他们便拿出一个布口袋。锭子三毛钱一个，每个同行，每卖一个，自己留下两毛，拿出一毛钱，放进口袋里。整个上午，布口袋就在他们中间传来传去。
晌午过后，集市结束时，布袋里的钱，拿出来，数一数，大家平均分。有时天气太冷，他们会买几两烧酒，每人喝两口，暖暖身子，再回家。
父亲的手艺好，卖的东西比别人多，放进口袋里的钱就多一些。
有一回，我问父亲，“你卖的钱，为啥要和人家分？”
“同行么，都要养家，要互相照应”，父亲说。
“同行是冤家”，在我们的父辈，是不存在的。父亲和他的同行，时常相聚，喝酒聊天。他们互相借材料使用，有时来不及，到了集市，甚至借别人的成品来卖。许多年后，大家都老了，不做生意了，还是经常走动，亲如一家。
父亲小事糊涂，比如，常常记不住别人的名字，大事却从不糊涂。
抗美援朝时，书记动员他去当兵，他连夜就跑了。过了几天，回来了，书记又来动员。
“我不能去当兵，打死咋办？我兄弟一个，谁给我养家？”父亲的口气很坚决。
书记说：“你没想过当战争英雄？”
“呵呵，当兵的多如牛毛，英雄就像牛角”，父亲说，又补充道，“很多牛，还没有角，”态度依然坚决。
当天夜里，父亲又跑了，躲去了亲戚家，月余方回。
父亲的宽厚从不显露在外。
“大跃进”时期，因为放卫星，地里产不出那么多粮食，书记就带着人挨家挨户搜查，有的人家，挖地三尺，有的人家，墙上挖个洞，看有没有藏粮食。
我们家除了门后一筐发霉的芋叶，更是家徒四壁，别无他物。搜查的人到了我们家，没有找出粮食，便把父亲抓了去。十几个青壮男子，围成一圈，父亲被推来搡去，逼着父亲交出粮食。直到父亲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被关进一间黑屋里。夜里，父亲醒来，跳出窗户，又跑了。
多年后，和父亲闲聊，谈起此事，我问：“你恨他们吗？”
“恨啥，都是邻居，他们也被逼无奈，没办法的事。”父亲就原谅了他们。
知识青年下乡的时候，三个毛头小伙被送进村子，如坠五里雾中，茫然不知所措。父亲送去小擀杖，对他们说：“孩子啊，离开了父母，就要自立”。望着三个十七八岁吓的失魂落魄的少年，父亲只有摇头，只能叹气。
父亲还有一颗好奇的心。
五十多岁的时候，让我教他识写自己的名字，父亲叫刘凤君，教了一个“刘”，八十多岁的时候，考考他，还会写，这也是父亲一生认识的唯一的字。六十多岁，父亲开始学骑自行车，赶集上市，走亲访友，晚年增添不少的乐趣，一直骑过九十岁，方才停下。
居澳三十年，每有机会，我总要回去探望，有时一年多次。
我每次回家，他就不再出门，和我聊天，好奇地打听外国的情况，或是坐在一旁，安静地听我与别人聊天。
这一回，因为疫情，两年未能回乡。
去年冬天，父亲身体有恙，视频时，父亲问我，“啥时候回来？”
这是父亲第一次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给他说：“你要好好地活着，等过了年，春暖花开了，我就回去看您？”
父亲从春等到秋，从花开等到秋凉，也没等到我。
早些日子，父亲知道自己要走了，见谁都问，“小三咋还不到呢？说了要回来的？”
因为疫情，我最终也未能回去，未能送父亲最后一程。父亲走时，眼角含着泪，带着牵挂，牵挂着他唯一一个未在身边的游子。
父亲属牛，虚岁九十有七，如今和母亲一起，歇了世上的辛劳。我也就成了断线的风筝，成了天边的云，继续在天涯漂泊。
深夜无眠，望着故乡，望着父亲的遗像，我想说，父亲啊，如果有来生，如果您不弃，我还愿意做您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