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的悲剧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2021-11-01 16:30:34
沈醉的悲剧
金翎
沈美娟是沈醉最小的女儿，也是他唯一留在大陆的子女。从1960年被特赦到1996年逝世，三十多年间，沈醉与女儿沈美娟相依为命，共同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坎坷。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有喜有悲，反映了时代大背景下个体的悲欢离合。
对于沈美娟而言，离世多年的父亲沈醉始终活在她的情感世界中。父亲的一生惊涛骇浪，折射在她的身上竟也云谲波诡。如今，父亲已离世，带走的是或悲或喜的一世心情，留给她的却是无尽的思念以及对父亲一生际遇的痛惜。
好在她并不寂寞，一只精灵般的小鹿狗不离左右，儿孙们也频频探望。更主要的是，整理父亲留下的资料已然成了她每天生活的主题。这些资料是父亲最珍贵的遗产，也是父亲留给她的念想，整理这些史料是她聊以自慰的最好方式。
沈美娟说，父亲一生坎坷，充满悲剧色彩。表面上看，他开朗、乐观、风趣、健谈，实则一生萦绕于心的，是深深的自卑和由此产生的孤独与悲凉。
沈美娟与父亲的合影
以下是沈美娟的口述。
与父亲相思不相见
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的隆隆炮声中，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香港、台湾。时任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总务处长的父亲，却在上司毛人凤的强令下“坚守”云南。眼看越来越多的人身揣细软、挈妇将雏前往台湾、香港甚至海外，父亲终于按捺不住，决意让母亲粟燕萍，带着年迈的祖母和我们六个未成年的子女到香港暂避。当时，排行老五的我还不到四岁，小弟才一岁多。
对于离别的情景，三岁多的我不会有什么清晰的记忆。后来每每跟父亲谈及此事，他都为当初的决定自责不已。父亲是无奈的，否则他不会让母亲一个弱女子，带着一家老小到一个陌生之地。为了让同往香港的一个朋友关照自己的妻儿老小，他送给这个朋友一家五张飞机票。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搞到一张机票就是一件很难的事。令父亲想不到的是，朋友一下飞机就自顾自地领着家人走了，丢下我们一家老小在香港这个陌生之地茫然无助。
多亏母亲随身携带了一些金银首饰，变卖后好歹安顿下来。煎熬和期待中的母亲，不久从报上得知父亲在云南参加了卢汉领导的和平起义，她相信父亲很快就会到香港接我们回去。然而，一段时间的苦苦等待之后，父亲却失去了音讯。情急之下，母亲让舅舅领着我和呆傻的大姐先回大陆寻找父亲。命运就是这般弄人，最初，母亲决定让舅舅带走的不是我和大姐，而是三姐和四姐，原因是我的年龄太小，而大姐又不正常。但临走前一天，三姐患急性肠炎住进了医院，四姐被汽车撞断胳膊也住进了医院。就这样，我和大姐跟着舅舅回到了大陆，暂住在长沙的伯外公家里。
一天，家里来了几个人把舅舅五花大绑带走了，二十四岁的舅舅就此一去不回。再后来，听说他被当做潜伏特务枪毙了。不久，又一个坏消息传来：父亲被“镇压”了！原本期待着有一天与父亲相见的我们姐妹俩，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
痴傻的大姐因无人照顾，最终又病又饿而死。大姐死的那天晚上，还不明白死意味着什么的我，惊恐地看到大姐的腋下已经溃烂，几条白蛆在溃烂的地方蠕动；伯外公在大姐的衣袋里找到一片肮脏的白菜帮和一只用破布条包着的、已经咬了一半的血淋淋的青蛙！那是饿极了的姐姐临死前“珍藏”的食物。多年后，那个场景还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令我伤心不已。
父亲不在了，姐姐也死了，香港又回不去，我只好跟着伯外公艰难度日。伯外公整天在采石场砸石头，又累挣钱又少，每天只能给我提供少许食物。不到六岁的我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每天除了外出捡劈柴，还像个野丫头一样，到处找寻可以饱腹的东西。
一次，听说远处的一个水塘里有鱼，我就和小伙伴一起去抓鱼。好不容易抓到一些小得可怜的鱼，一个男孩却说我抢了他的地盘。争执之中，我毫不退让，不料因此埋下隐患。几天之后，那个男孩带着几个人在半路截住我又踢又打。我奋力还击，竟一脚踢在他的裆部，差点毁了他的“命根”。后来，伯外公为此花了一个星期的伙食费给那个男孩看病。
当初送全家去香港的时候，父亲以为离别是暂时的，不日即能与亲人团聚。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十年生死两茫茫”，这一别让他抱憾终生！原来，他没有被当作起义人员对待，而是作为战犯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战犯集中营，接受政府的教育改造。
此后十几年，他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但阴差阳错，那一时期港台媒体登出的消息却是父亲被“镇压”了，台湾方面还因此为父亲在忠烈祠设了牌位。绝望之中，母亲为了给子女们找一个靠山，无奈嫁给了一个从大陆过去的男人。
奈何伊人已做他人妇
日子虽苦，我还是一天天长大了。20世纪60年代初，大陆正经受着三年自然灾害的煎熬。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可是因为营养不良，看起来还像个没有发育的小女孩。
初冬的一天，我的一个表舅兴奋地来到伯外公家，指着一张《人民日报》上的特赦战犯名单对伯外公说：“您看，五妹子的爹还活着！”父亲的确没有死，这些年被关押在战犯改造所，1960年底被特赦。这些消息是后来我从父亲的来信中获知的。父亲还说，要我去北京和他见面，并随信寄来了一件他用自己的睡衣改成的小衬衣，说让我穿着这件衣服过去，方便他接我的时候辨认。
离开父亲的时候我还不到四岁，在十几年成长的岁月里，我与伯外公相依为命，对伯外公的感情远远超过了毫无印象的父亲。所以，父亲的“死而复生”对我来说，起码在感情上不是一件十分令人激动的事情。但是，父亲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毕竟我是他留在大陆的唯一女儿。当时父亲正在北京红星公社旧宫大队劳动，为了尽快与我相见，他节衣缩食，每月攒出一些钱来，作为我的路费和在北京的花销。
尽管与父亲是陌生的，但“父亲”一词在我的心中还是那样的温暖。我带着对父爱的渴望，踏上了赴京的列车。在我的想象中，父亲应该是高大白净、儒雅帅气的。踏上站台，当我看到一个身材高瘦、皮肤黝黑、一身农民打扮的中年人向我跑来时，我几乎有点怀疑了。但那盈满眼眶的泪水告诉我，他就是我的父亲！昔日的军统特务、冷面杀手，今天怎会变成了这个模样！这十几年对于父亲来说，究竟是怎样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接下来的一周，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七天。父亲给我买好吃的，陪我游览故宫、北海、天坛等名胜古迹，恨不得将空缺多年的父爱一次性补偿给我。对我而言，三岁多离开父亲，四岁多离开母亲，十几年孤儿般的生活，父母之爱仿佛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突然有一天，“死去”的父亲重又回来，失去的父爱安抚了曾经苦难重重的身心，我的心情无法表达。我像任何一个拥有父母关爱的小女孩一样，时而会跟父亲撒撒娇、怄怄气。我想，这该是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孩子最好的表达吧。
但我哪里知道，父亲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心中却有无限的愁苦无法言说。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被特赦后，即与母亲联系，一是了解家人的情况，二是想立即把全家接回大陆。父亲与母亲婚后一起生活了十一年，感情很好。对母亲而言，父亲是她的精神依靠，是给她遮风挡雨的大树；对父亲而言，母亲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情人一般深爱的雪雪。
起初，父亲并不知道母亲已经改嫁，对一家人的团聚充满期待，他一次次去信敦促母亲早日回归。当初在非常情况下，母亲无望地选择再婚，而今得知父亲还活着，母亲顿时乱了阵脚。她感觉无法跟父亲解释，也无颜面对曾经那么爱她的丈夫。
但父亲最终还是知道了母亲的情况，他伤心甚至绝望，但唯独没有像母亲预料的那样暴怒，而是充分理解和原谅了母亲。由于他们并未履行离婚手续，且母亲与再婚丈夫也没有什么感情，母亲是可以回来跟父亲团聚的。事实上，从接到父亲的信函起，母亲就一直在惴惴不安中做着各种回大陆的准备。这对离别十几年的恩爱夫妻期待着重续前缘，他们约好国庆节相会。然而，母亲却最终失约。
母亲之所以失约，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关键的一点应该说是为了子女——当时，我的姐姐们和弟弟已经到台湾跟大伯一起生活。获悉父亲还活着，台湾方面在香港的有关人员找到母亲，告诫她说，如果回大陆，在台湾的子女可能会遇到麻烦。母亲在两难中痛苦地选择了留在香港。
面对现实，父亲的失望与痛苦是可想而知的。父亲特赦一周年那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原本也是他们期待已久的重逢之日，但父亲在深圳火车站苦苦等待了两天，也没有等来他的雪雪。那几天，南国不停地下着愁人的雨，父亲一下子憔悴了许多。我知道，从那时起，母亲成了父亲心中永远的痛。
1962年，父亲被分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当时我即将升入高中，经父亲申请、周恩来总理特批，我离开长沙进入北京女六中读高中。高中的三年，父亲既当爹又当妈，给我做饭，陪我学习、玩耍，甚至一针一线地给我缝衣服。我则想方设法让父亲高兴。
那时，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孩子是费尽心思在安慰我，事事依我。我被她的一片孝心深深感动。今后长时间父女相依为命地活下去，我不得不为她的健康和兴趣着想，让她愉快地生活在我身边。我真想不到，我晚年有这个小女儿能给我这么大的安慰……
这是父亲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寻找到的最本真的人生快乐，更是父亲用生命中的苦难修炼出来的大彻大悟和一份寻常人的恬淡心情。
再婚的父亲遭遇尴尬
与亲人离散多年的父亲，把我看作是此生失而复得的宝贝，爱护着我，也依恋着我，甚至到了离不开我的状态。我不在家的时候，父亲倍感孤独寂寞。
高中阶段，定期下乡劳动锻炼是我们的必修课。高二那年5月的一天，我从京郊农村劳动回来，一进门，看到父亲已做好我爱吃的菜肴，专心在家等我。看着父亲消瘦的脸庞，我突然想到，自己不可能陪父亲一辈子，父亲身边需要有个人照顾。
然而，自打母亲的事伤了父亲的心之后，尽管不少人撺掇着让他再找个老伴，但父亲皆一口回绝。我清楚，父亲的心中满满的都是母亲，此生，再没有人可以走进他的情感世界。
我开始劝说父亲再婚。父亲听了总是摇摇头一笑了之。聪明的我耍起了“花招”，说自己四岁以后身边就没有了母亲，现在想找到母爱，希望有个人能让我喊她一声“妈妈”。其实这也是我的真实想法。为了我的这一愿望，父亲终于肯去相亲了。
1965年，父亲与继母杜雪洁结婚。继母原是沈阳一个基督教堂的修女，新中国成立后，她被遣散，之后来到北京，做一些缝缝补补和护理的散工。在此前不少写父亲再婚生活的文章中，都是以父亲的后半生很幸福为主题的。岂不知，父亲的再婚生活也有他的难言之隐。
也许因为个人经历的原因，继母的个性很强，平时不苟言笑。结婚之后，父亲仿佛成了继母的“专利”。过去，每天晚上吃过饭，我总会和父亲亲亲热热地说上一阵子话。现在，我一旦跟父亲聊天，继母的脸就拉得老长。慢慢地，我与继母由格格不入发展到了形同路人。
有一次晚饭后，继母看我和父亲谈得很高兴，脸色顿时阴暗起来，随后甩下一句话独自进了卧室。我和父亲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气氛也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这一切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为了让继母高兴满意、少找我的碴儿、家庭和谐，父亲包下了家里做饭、买菜、打扫卫生等一切活计。即便如此，情形依然如故，我在继母眼里成了多余的人。父亲常常在叹息之中选择隐忍，除了忍父亲又能怎样呢？
父亲也有不能忍的时候，但父亲依然不会跟继母争吵，而是选择逃避。有两次，他甚至动了跟继母离婚的念头。顾及大局，我劝阻了父亲。实事求是地说，在父亲的后半生里，尤其是在晚年，继母杜雪洁在他的生活方面给予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