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父亲去世了，终年87岁。母亲的悼词，言简意赅地总结了他的一生：出身于贫农家庭，9岁时成为孤儿，18岁加入人民解放军，入党提干，以后转业担任国企领导20余年，爱党爱国，尊老爱幼，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人......
我爱父亲吗？这要看怎么定义爱！我心中的爱，应该是发生在男女之间的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鼻子嗅到了芬芳，耳边的风声变成了歌声，一种甜蜜的感觉弥漫在心间.....这是一种脑子里神经递质的化学反应，强烈而温暖。除了相爱的男女，这种化学反应也会发生在别的情况，看到聪萌的小孩，特别是自己的小孩；见到久违的朋友；幼时躺在妈妈的怀里；依偎在外婆怀里听她讲故事....
但父亲，没有给我这种温暖的感觉。在很多女孩的文章中，总有父爱如山的描述，朱自清的“背影”，描写的也是一个任劳任怨的父亲的影子。但我记不得父亲有什么很感人地关怀我的细节，他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强大！
小学里，有次来了位凶悍的家长，为他的女儿受到了学校的不公正待遇找说法。说着说着，争吵转化为暴力，小学不大，大家都出来看，只见那位家长，把企图镇压的小学里最厉害的体育老师摁倒在地。校长不得不哀求那位家长，有话好好说！
但两边说不到一块，据说是老师说了他女儿几句，让他女儿气得几天睡不着觉。家长要求将老师开除，否则每天到学校来闹。这肯定不好办，如果碰到现在，可以报警，但那时，户籍警不管这些事，也没有120报警电话。学校里乱成一锅粥，这时，这位家长扬言，他是某玻璃制品厂的人员，如果让他高兴了，以后学校里的玻璃（那时是紧俏产品）由他包了。
他说的这个厂，就是我爸爸当领导的单位。我的班主任让我赶快去把爸爸叫来，当我爸爸出现的时候，那位凶悍的家长，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变得奴颜婢膝。爸爸不动声色地说了几句话，这件事就解决了。这下子，我在学校的地位瞬间提高了很多，连校长对我也客客气气的。我心里也别提多自豪了，觉得能有这样一个爸爸太棒了。泄气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你是某某某的儿子，这件事怎么难得倒你？父亲是我幼时的英雄！
那个时代的父母，不会和子女讲自己的历史。我们那时被灌输的旧社会，是个黑暗的人吃人的社会。父亲常常提起党的恩情，说像他那样的放牛娃，孤儿，如果不是共产党，怎么会这样出息。64那会儿，我有很强的反党情绪，父亲竟然拿棍子打我，说我忘了党的恩情，就不是他的儿子！
我顶了一句，你九岁成了孤儿，到当兵的18岁之间还有十年，是党养你的？说到这话时，父亲脸色凝重了，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父亲确实在9岁时成了孤儿，以后的日子里，是村里的地主把他养大的。这是从父亲和乡亲聊天时，我偷听到的。后来，那位地主在镇反时，被农会腰斩了，地主在死前，看到我父亲，向他求救，父亲说到这里，眼里也充满了泪水。这颠覆了我被灌输的，地主都是坏人的印象。
但就是到了新社会，也不是个个穷人都翻了身。父亲参军的时候已经是解放后，也没参加过什么战争。就我在军队的经验来看，混的好也是需要背景的。但孤儿从军的父亲，肯定没有背景，他入伍时，还不识字，既没有文化，也没有背景，居然能混到提干，以后转业又到大厂担任有实权的领导，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而20余年屹立不倒，这个穷小子是怎么做到的？
父亲有时说起他的英勇往事，我听来听去，再加上自己的推理，大致勾画出他的成长经历。到了部队后，父亲意识到，必须在部队出人头地，否则就是回去当一辈子农民。要出人头地，必须入党，如何能入党呢，靠表现！
表现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特长！有人文化好，就去写文章；有人体力好，成为军事标兵；有人听话，被领导视为亲信；有人爱告状，成了领导的耳朵......而且，表现好，如果不出色，不抓眼球，也是然并卵。父亲和很多农村出身的士兵一样，各种方法都使尽了，快三年也没起色，义务兵的服役期快到，马上就要退役了，党也没入，功也没立。
这时，机遇来了。部队号召开展种地竞赛，可能是为了因应当时的经济困难，很多地方都饿死人了，军队食品供应也出了问题，因此部队把自建农业当一个大事来抓。农村出身的父亲抓住了机遇，他知道怎么种瓜，选择了一块原来是厕所的地，精心培植他的大冬瓜。他知道，这场竞赛的目的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新闻价值，所以把大多数的瓜都摘了，只留一个大瓜。通常的冬瓜只有20来斤重，他的瓜长到快200斤。部队的领导喜出望外，宣传股的干事把父亲吹上了天，他上了报，出了名，入了党，立了功，提了干。完全是机遇吗？不是的，是机遇找到了有准备的人！
60年代初，部队的待遇大减。50年代学苏联搞正规化的时候，排级干部就有100多元的工资（相当于现在年薪百万），军衔上是真的金丝。国家经济困难，正规化又回归革命化，父亲觉得还不如到地方工作，但他一个孤儿，最可能转业到边疆。于是，他需要找一个家。
经人介绍，父亲认识了我妈妈。我妈除了长得不高，其他条件还是蛮硬核的，她的父亲是1937年的共党干部，时任海军高级军官，她有杭州户口，高中优等生(当时高中可以谈恋爱），很有希望考上大学。我妈对我爸也很有好感，他高大帅气，穿着军装更显威武。在转业时，我妈还给部队写了一封信，确认了他们的关系。父亲如愿转业到杭州，担任当时还是一个几十人的小厂的厂长，以后这个厂扩大了规模，他也相应升职了。
父亲虽然“势利”，但关键时刻还是很重情谊的。我妈因为考大学政审外调，搞出了件大事：原来我外公，在一年前的“对党讲真话”运动中，交代了他在参加革命前曾经当过伪警察（其实是国民政府的警察），这下被一撸到底，但外公没和家里讲，只说到外地工作一段时间，其实是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妈从红色公主一夜沦为坏分子子女，不但大学没得读，婚姻也有问题了。父亲的单位已经找他谈话，根据政策，父亲作为党员干部，是不能和坏分子子女结婚的，否则可能失去党籍和干部身份。
但父亲选择了继续和我妈结婚，这在当时是要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据说，结婚后，父亲就准备被下放到农村去了，但那时的政治波诡云橘，1964年左右又出现了一个柔和期，温和派占了上风，以后惩罚之事也不了了之了。
文革是对那个时代人的一个考验。父亲应该也有一个成长期，据说在开始时，他被单位的造反派吊起来打，一个平时很要好的朋友，冷不丁拿起一根自来水管朝他腰上猛击。父亲当场倒地，大小便失禁，好在脊髓没断，以后又恢复过来了。
在这场革命中，父亲成长起来，文革十年，他始终在领导岗位上。文革后，他也没受冲击，反而成了反对四人帮的榜样。但他的政治敏锐度还是很高的，文革后有人让他去作控诉文革的报告，他坚决不去，说，老毛还在天安门上，怎么能去控诉他？
文革时我很小，但也领教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有天，父亲回来后，把我叫去，问我是否在毛主席的相片上打叉，我矢口否认，也确实没有，而且在父亲所说的时间地点，我都有不在场的证据。父亲明白了，是政敌利用家属来整他。那时，如果这件事坐实，我可能要被当众打死，父母可能也活不成了！
父亲进行了凶猛的反击。那个政敌，是我们的邻居，小孩还是我很好的发小，被整得家破人亡，男主人被捕，以后在牢中死了，女主人疯了。我不知道父亲用了什么手段，也无法用道德评判他，文革就是这样一个你死我活的丛林社会，在那个时代，你只有比人更狠，才能生存下来！
很多文革的受害者，也同时是加害者，只是斗败了的坏人，据说那个被吹得道德高尚的翻译家傅雷，就是先揭发人，然后被报复整死。这件事，我无法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看问题的，对方是首先以整死我们一家为目的发动进攻的，我父亲只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如果他不反击，可能就没有我了。 我父亲是在行使一个父亲和家长的责任，保护自己的家人，也保护他自己，他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
但我相信，父亲不是那种无情的党棍，是那种有人性的，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枪口抬高半寸的人。他给我讲过一件事，在大饥荒时，他在部队农场巡视，忽然听到猪叫声，就举枪去查看，见几个饥肠辘辘的农民在偷猪。他当时完全可以开枪击毙那些人，但他没有，而是躲在暗处，鸣枪示警，让那些人跑了。
父亲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代，总体上他算是一个成功者。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他开始落伍了，而我对他，也从崇拜，转而变成鄙夷了。父亲很不习惯失去了儿子的崇拜，为了他的自尊，还是要耍耍他的威风。有一件事，让他受了很大的打击。那时有了电视，他一直告诫家人，小心电视爆炸，电视里是高压，所以大家看电视必须远远的。终于有一天，我忍无可忍，说电视是真空管，是负压，只会朝里面缩，而不会往外爆。父亲大怒，拿起能打的东西往我身上砸。但有天，一位懂电的朋友到我家玩，父亲问起这事，那人的回答和我一样。父亲非常感概，把头耷拉下来，以后，有什么他不明白的事，他会没好气地说，问问我们家的知识分子！
可能20岁以后，我就不复对父亲的崇拜了，到了西方，全面地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和反共理念，更和父亲格格不入了。但随着生活的展开，有挫折，有职场的争斗，有和子女的冲突，我慢慢开始理解父亲，也理解了人要历史地看待人和事物的道理。
在我们这个时代，混的好的通常道路，是读好书，进入一家好的大学，毕业后找到好的工作，这也是找到一个好的配偶的前提条件。然后在工作中，抓住机遇，或晋升或跳槽，争取名利双受，此为事业成功。管理好家庭，不要搞砸了，教育好子女。现代人大多数能活得很久，退休后还有几十年的漫长时间，那时已经没有了事业，子女就是你的荣耀了。前半辈子事业成功，后半辈子看子女成就，一生也就可以了。
我父亲那个时代，靠读书不是可行的道路。他出生抓了一手烂牌，但紧紧抓住当兵这个机遇，靠自己不懈的追求，终于阶级升级，又通过斗争，在那个残酷的年代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也为子女创造了一个上升的条件。当晚年时，他会满足于自己远远高于农村的发小，和部队里战友的事业成就，以及自己虽然没有读过小学，但有一个读了中国大学，在北美担任高级科学家的儿子，和在北美读了博士，担任专科医生的孙子和孙媳妇。父亲的一生，应该感到满足，含笑于九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