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华同体的朱俊英：澳大利亚首位认同中华文化的参议员 鬼谷雄风2021-12-25 13:52:30

澳华同体的朱俊英：澳大利亚首位认同中华文化的参议员

澳大利亚联邦在1901年成立，以众议院和上议院作为立法机构。1913年，一位已在塔斯马尼亚省议会任职4年的议员，成功入选联邦参议院担任参议员，由此一路连任，直到十年后因病逝世。自进入社会，这位形象威猛的欧罗巴人便以自己具有华裔传承为傲，且能操说流利粤语，也会官话，并一直为在澳华人争取权益。他的名字叫Thomas Jerome Kingston Bakhap，同时，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朱俊英。[1]

朱俊英生于1866年10月29日，出生的地点是有“新金山”之称的维多利亚所属巴拉瑞特(Ballarat)的救济院——Benevolent Asylum(乐善堂)。他的母亲是时年18岁的爱尔兰裔女子Margaret Geneva Hogan；但其生父是谁则无从得知，因其出生证上没有标明，但从他在出生证上的名字Thomas Jerome Kingston来看，极有可能其生父的姓氏是Kingston。无论如何，在其刚满二十个月之时，其母就在新金山嫁给了从广东省新宁(台山)县来此淘金的朱百合(George Gee或Gee Sing Ge或Gee Bak Hap)。[2]

生于1833年的朱百合，青少年时期接受过传统的文化教育。受澳大利亚淘金热浪潮感召，他在二十几岁时就从家乡乘船前来澳洲寻找梦想。但他所乘坐之船到达北婆罗洲时，不幸翻船，便流落在该岛。在这里，他与当地马来人和达雅族人一起生活了一年，以杂耍和变戏法维生，也为此学会了当地语言，且说得非常流利。也许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到了西方传教士，从而也学到了英语。随后，他得以搭乘一艘荷兰籍的帆船，前往澳洲。只是很不幸，该船在靠近南澳海岸时沉没，但他还是得以登陆澳大利亚。[3]在涉及朱百合相关的资料中，并没有具体说明他是何年何月进入澳洲，但从前述材料所提及他是从南澳登陆来看，很显然是在1857年以后到1860年前后，因维多利亚殖民政府对中国人实施人头税，迫使大批来自中国的淘金工人从南澳港口罗布(Robe)上岸，绕道步行前往维多利亚的新金山和大金山(Bendigo)等淘金地。[4]由是，朱百合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经历与这群广东籍华工相同的路径，最终来到新金山。

在新金山，朱百合淘过金，最终开设一小店维生。也许此前的船难事故及流浪生活让其语言能力较之一般中国同胞要好些，适应性强，使之与当地人更易沟通。当他35岁时，遇到了20岁的Margaret，互相爱慕和信任，便将其迎娶回家，次年生下一个儿子；而对Margaret所带来的儿子Thomas，他也全然接受，视为己出，为其取名为朱俊英，并将自己的名字Bak Hap倒装成为姓，变成Bakhap，使其在当地的名字成为Thomas Jerome Kingston Bakhap，亦即随他的姓；而与Margaret所生的儿子，则叫做Simon Peter Bakhap。不仅如此，朱百合还教两个儿子学说广东话，教他们有关中华文化的知识。为了让他们学好中文，他甚至还将两个儿子送回广东老家数年，让他们在那里学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和国语。事实上，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朱俊英早已将朱百合视为自己的亲生父亲。[5]

1878年，朱百合夫妇带着两个儿子离开了新金山，跨过塔斯曼海，移居到塔斯马尼亚岛的东北部，在小镇洛塔(Lottah)住了下来。他们来此的主要原因是，塔斯马尼亚东北部的锡矿开采此时成为热潮，吸引大批人员前来，包括那些从中国前来澳大利亚淘金但在大陆上已经难以找到机会的广东人，因为大陆上的各个殖民政府收紧了对中国移民的限制，而塔斯马尼亚则为了得到矿业的开发，对中国人入境的条例相对比较松弛。在新金山有着丰富淘金经验的朱百合，对于在新地方的挖锡颇为自信，也看准大批华工涌入那块地方所带来的商业机会。他先成为锡矿工，然后开了一家商铺，也获得过锡矿开采执照。此外，他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草医，确认了岛上很多种植物的药用价值，并利用它们制成药剂，解除了许多矿工的伤痛，甚至是免费为他们服务。[6]他的这种热情助人的态度和做法，也对两个儿子影响巨大。因生意的成功和努力的结果，他在1884年通过申请，顺利归化入籍。[7]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朱俊英逐渐长大。十几岁时，他就跟着父亲一起采锡，成为出色的矿工。就在父亲朱百合归化入籍的前后，因洛塔镇及其周边蓝层(Blue Tier)区此时的华人矿工已聚集达700多人，占据了在此间采锡人口的大半之数，但他们很多人因语言不通，出现了很大纠纷。于是，精通中文的朱俊英就成为这些华工的翻译，为他们服务，也为他们发声。[8]因为这一需求巨大，他那刚刚十四五岁也同样通晓华语的弟弟也加入其间，跟他一道充当翻译，服务当地社区华洋人群。[9]当地传媒报导显示，1880年代后期及1890年代前期许多涉及华工的案件审理，朱俊英都是正式的翻译。[10]更主要的是，因自小便在矿区成长，也从草根中一路走来，他对矿工的利益和矿区的安全等事项都十分了解，因而全身心投入到争取民众利益的公众事务中。[11]1895年，塔斯马尼亚在其首府好拔埠(Hobart)召开首次矿业大会。他作为蓝层地区矿工代表，在会上对很多问题提出了看法以及保障矿工利益的措施，也在很多场合与人辩论，充分显示出其辩才，他的名字也由此广为人知。[12]同时，通过参加这些规则的制定和法律咨询等大型活动，他也大声为华工说话，抨击限制华人的政策，使他在当地华人社群中享有较高的声望。[13]而在1906年底，中国驻大英帝国公使馆派遣馆员黄厚成来澳调查民情而去到塔斯马尼亚岛访问时，朱俊英作为当地华人社区主要接待人员及公私场合的随同翻译，陪同他遍访全岛各地华人社区和地方政府，[14]也由此让他的名字在华洋两界更为响亮。

在公众事务活动中渐露头角的过程中，朱俊英从不讳言自己所具有的中华文化特质及中文能力，并为此而自豪。[15]1909年，他决定竞选自己所在地区的塔斯马尼亚省众议员席位。当有人匿名在媒体上质疑其说华语亲近华人而欲否定其候选人资格时，他不仅投书报社回怼，且在公众集会场合对此予以猛烈回击，同时也强烈表达了他对澳大利亚国家的认同和忠诚，[16]使这一质疑和否定最终销声匿迹，他也顺利当选。三年后，再次当选。1913年，他代表塔斯马尼亚竞选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以大比数选票获胜。由此，他一直连选连任，直到1923年因病去世。

在其从政的十几年间，除了致力于履行职责，参与许多法律的制定等事务之外，[17]他也为华人发声，尽可能提供帮助。比如，1910年，来自广东四邑在墨尔本开设“荣盛木业”的华商谭兆平(George Ham Show Ping)成功申请到儿子亚祁(Ham Ah Ging)来澳留学读书，为期六年；但签证到期后，外务部拒绝展签。谭兆平通过当地华人牧师联络到朱俊英后，他就利用其参议员的身份及影响力给予大力协助，使之得以留下来，直到1920年完成学业后才归国。不仅如此，朱俊英还在这一年初也协助谭兆平的次子谭亚安(Ham Ah On)获得入境签证，赴澳留学。[18]1913年，一位叫亚胜(Ah Sing)的华人被判挪用他人身份证入境以及无法通过语言测试而面临遣返。为此，朱俊英出手相助，向法庭证实，早在1905年他就在塔斯马尼亚的很多矿区见到过亚胜，从而使他避免了被遣返的命运，得以留下来。[19]1918年，鉴于澳洲严厉实施白澳政策，华人无法入境，且各项苛例日益加紧，全澳华人组织维持禁例会，游说政府放松入境条例，宽限禁例。对与政府游说交涉之事，朱俊英不仅是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积极促成，还协助安排该会成员面见联邦内务部长陈情。[20]虽然最终成效不大，但朱俊英对此事的努力则不能抹杀。为此，墨尔本华商团体聚会，对朱俊英表示感谢；[21]当他次年去到悉尼时，该埠华商也为其举行公宴，以表谢忱。[22]早在1917年，澳大利亚华商成立中澳船行，经营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航运。对此，朱俊英十分支持，积极推动。只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船行的正常运营受到严重影响，直到1919年战争结束后，船行才恢复正常经营，并在全澳华人中集资，以便更好地拓展业务，与其它大公司展开竞争。为此，朱俊英也经常出席该公司股东会议，力劝侨胞认股。[23]

由于有中国文化的渊源，朱俊英也极为关注与中国相关的事务。在参议员的位置上，他对战后中国所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深表关切，对日本攫取德国在山东利益的行为予以抨击，提醒澳大利亚政府警惕日本在南太平洋原德属殖民地扩张。[24]他也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并从国家的层面予以推动。事实上，早在1906年底他陪同中国官员黄厚成遍访塔斯马尼亚各地时，后者在兰市慎埠(Launceston)华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致辞时，强烈呼吁当地华人发展和促进澳洲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朱俊英作为主要接待人员，对此深为认同。[25]因此，在联邦参议员的位置上，他便身体力行地推动澳中经济贸易的发展，并呼吁在澳大利亚开展亚洲语言尤其是中文的教学，以因应此种发展之需求。努力的结果是，1922年他受参议院委派前往中国做商务考查。回国后，他提交报告给总理和商务部，建议加大与中国经济交往的力度，并力促在目前设在上海的澳大利亚商务专员之外，还应在香港专设一办事处，并脱离大英帝国使领馆的控制，自主发展，扩大澳大利亚的影响。[26]

最能体现朱俊英为其中英文化传承与特质正名的一个例子，是在1914年重选参议员之战。1913年，他当选联邦参议员后，按规定任期应为6年，但因两党争执，导致1914年7月两院解散重选。[27]这一结果，使其应有的任职期限减少了六分之五。据当地媒体报道：

因朱俊英一直以具有中国亲缘而自豪，他对此解散决定深感愤怒；而为重选复职，他则发出了其所具有之中国式洪荒之力的咆哮与拼搏。他能达到从政之巅，路途艰难之极。无人可以想象，一个尊崇华人为先祖之人，居然可以登堂入室，进到澳大利亚的立法机构里来。然而，重选结果表明，这位出身卑微的前参议员却俨然是那些可以重返参议院的众人中之一员。他曾与塔斯马尼亚西海岸工会相持多年，但仍然获得他们的选票；他虽然出自草根，却也得到了富人的大力支持。这一切，皆与其出色的能力、坚定的意志、以及对人性的充分理解有关。他在海岸边的成长过程，他的与种族和阶级歧视偏见作斗争经历，以及不断遭受到的厄运，也许就是撰写一部澳大利亚优秀小说的良好素材，但作家却不能将一位英雄描述成为百万富翁，因为朱俊英太过于慷慨施舍，以致常常感到囊中羞涩。[28]

这样的评价极其中肯，一个多月后，朱俊英重新顺利当选。[29]

1923年8月18日，朱俊英在其位于塔斯马尼亚兰市慎埠的住所去世。事实上，他在去年赴华商务考察回澳后不久就被发现患上了肺病，但一直无法治愈。[30]出殡之日，全城轰动，执绋者众，备极哀荣。[31]三年后，他的夫人Julia也在维多利亚州去世，[32]他们的大女儿Margaret Justice在1924年嫁人，[33]小女儿Judith则在1930年代之后成为一名护士；[34]而他的弟弟Simon Peter Bakhap则在1918年3月12日便已在洛塔镇去世，[35]他们的母亲Margaret Geneva Hogan也于1925年2月16日在墨尔本离世，终年77岁。[36]

朱俊英是澳大利亚早期政坛上的一个异数。尽管在其青年时期步入公众事务并在中年后进入省和联邦政坛的过程中，他的很多主张和做法都深受那个大时代的影响，也引起争论，比如其对女性及其权益的看法以及反对东欧移民，[37]但在“白澳政策”形成和实施的过程中，他不讳言自己的华人继父之背景，且以自己具有的华裔背景和精通中文为荣，尽可能地为华人争取权益，提倡和推动与中国的交往与发展经济贸易活动，不仅受到华人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当地澳人的大力支持。他的那些争取华人权益的活动和推动华人融入澳洲的努力与实践，正是一百多年前居澳华人先民开发和建设澳大利亚融入这个多元文化大熔炉的写照。

而兼具爱尔兰血统和中国文化特质的朱俊英，就是澳大利亚所经营的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完美结合的一个范例。

粟明鲜

19/11/2021

朱俊英Thomas Jerome Kingston Bakhap (1866-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