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父亲是当地的土财主，也只想做土财主，比如吃好点、娶个小老婆等。尽管他有很多土地房子， 但连儿子去读书都不舍得花钱。
然后， 一个意外改变了整个家族的走向。我外公的大哥在他15岁时被土匪绑架了。尽管赎金还没有对外公家的总资产造成严重损失， 但甘于做土财主的外公父亲不得不改变他的思路， 认识到在乱世光有钱是不够的，于是送几个儿子去读书。这就开始了我外公在国民党时期发迹、在共产党手里倒霉的人生。因为他本人喜欢动手做技术，并不热衷政治， 但被卷入政治， 是一个被时代玩弄的人。
在讲我外公故事细节前， 先描述一些整个外公家族的大背景。外公的大哥， 也许受到被绑架的刺激， 15岁开始读书， 但进步神速，很快考入30年代我们省的警察学校（当然是国民党的），不久参加了蒋经国的第一期庐山训练班，解放前是一个省的警察、地方武装头子。解放后作为战犯坐牢。我外公的姐夫，从抗日后期就做到某个省军统头子，在共军过长江后，在一个地阶市，在国军主要将领都借故逃离后，他坚持带二三个师抵抗到底， 被俘后被当场枪毙。
我外公大概出生在1910年，比他大哥小七八岁，他大哥被绑架是约7岁， 所以他是适龄就开始上学。他中规中矩地性格，有些书呆子气，在家族的大背景下，上完高中， 没有上大学。大概在哥哥姐夫的帮助下，他抗战初期就做到国民党的县长。（这大概是他没上大学的原因之一，因为高中文凭已足以让他进官场）他本人不喜欢政治、不喜欢官场，做了几年县长就辞职回乡了。我外公从高中起就喜欢学英语，操弄机器。
我们家乡解放后，我外公全家族就都倒霉了。更倒霉的是他那个党国忠臣的姐夫在他们的家里藏了500-1000只枪，解放后不知是被动搜出、还是家人里有人告密后被搜出。我外公自己又因自己的缘故经历先更惨后好转的戏码。50年，那时我外公已不是国民党官员多年，国民党高官的哥哥已去坐牢、姐夫已被枪毙，被认定地主，已进入“稳定”的被压迫生活。一天， 县公安局的人忽然来抓他。在牢里，共党公安问他：你是否还私藏枪支？他说没有。几天后，公安直接拿出证据说：他们检查了我外公做县长那县的国民党政府的记录，发现我外公辞职时私自带走两把手枪。这下， 我外公说：他回乡后不久， 一个他的高中时期校友、当时声称是新四军的一个土匪头子把枪借走了、再没还回来。转折是：我外公的那个校友还活着，还在我省某个县做县阶干部，更幸运的是那个人没有“负义”，为我外公出了书面证明。这样， 我外公不仅被释放， 而且被认定为“同情革命的地主”，他因此几乎没被批斗（也因为他们村和附近村也不少更大的地主、和更大更坏的国民党官员）。
地主的日子是艰苦的， 我外公因为善于机械维修、机械操作，在没有私有经济的农村， 他靠修钟表、修收音机和做裁缝为家里带来不少收入。文革结束后， 也在他老年时， 因为家乡的几个初中英语教师不足， 一当某个老师生病（如产假）、培训， 他就去代课。
在我的眼里， 我外公是一个古怪的人、冷漠不友善的人。主要是受到学校教育形成的对地富反坏右的仇恨，家里因他的地主身份而受到的负面影响，使我从小不喜欢他， 应该说我从小反感他。举几个例子：我外公来我们村某家做裁缝时，中饭一般在雇主家吃， 晚饭不一定。这时， 我妈就会让我去雇主家叫外公来我家吃晚饭。每次我去叫他，我外公就特别侨情。我外公， 与我父母是一分钱也要算清的，在农村这种人被看成小家子气、不近人情。我大了后，懂得：他这样做是减少他的身份对我们的冲击， 创造条件让我们与他划清界线。我外公在1992年去世，到死都遗憾的是：因为他的地主身份对几个舅舅婚姻的强大负面影响。恢复高考后，外公几个兄弟的好几个外甥和外甥女都考上大学，但孙女孙子中一个也没有，我的那些舅舅们只好自嘲说：风水都外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