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子以来，在大陆被以反革命罪名处死的，至少要用数十万乃至百万计，而唯独林昭被一些人士奉为圣女，主要是赖其在狱中所写的血书，慷慨悲壮。然而这些广为流传的血书，其真实性，却鲜有考证。
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后，认为现今流传的所谓狱中血书，系后人伪造。证据如下：
一、林昭在血书中自称基督徒，而基督教的教规对血有禁忌，不能用血写字。写血字是敌基督的行为，是撒旦的行为。在西方的小说，恐怖电影和真实的案件调查报告中，经常可以看见这一点。
或有人辩解道，不同教派对此禁忌可能宽严标准不同，或林昭可能不知道有此教规。故，本项暂时存疑。
二、有资料称，林昭多次用利器割伤或刺伤自己，取血代墨书写，写下多达32以上万的文字（《灵耦絮语》18万字，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第三封信14万字，还有很多未统计，现流传15万字的血书，主要是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第三封信）。她甚至把牙刷在水泥地上磨尖，制成利器，以刺伤手指，还多次企图自杀，未遂（基督教反对自杀）。此类行为，也多次被监狱管理当局发现。不要说是管理严苛的大陆监狱，即使美国的监狱，如果犯人多次这样做，而监狱管理者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典狱长也要被回家了。如果是当时的中国大陆，恐怕典狱长也得被定罪为反革命。
三、即使监狱当局听之任之，一次又一次地任由林昭用利器自伤，那么取血代墨也仅仅解决墨的问题，纸张的问题，笔的问题呢？有资料说林昭曾经在床单和衬衣上写字，又说使用发卡写字。不过林昭的同学在血书前言中说，手稿是写在137页有光纸上，字体大小为老五号。《寻找林昭的灵魂》中说，手稿后经林昭用钢笔誊抄。
老五号大小的字是不能用发卡写的。在管理严格的监狱里面，这些纸张和后来明确出现的钢笔是从何而来？莫非是监狱管理者在默许林昭不断地写这么多及其危险的反革命材料？
四、这些在当时看来如炸弹般危险的反革命材料，是如何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下流出并保存完好的？《寻找林昭》中只是提到：“这是一位警官冒着生命危险把它拿出来的。至今我们不知到他是谁，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这位警官是从档案里面窃取作为罪证的资料，还是从林昭手里直接得到的。如果网友对文革时的大陆政治环境有所了解，就会知道此警官不只是冒着自己生命危险，还冒着株连家庭的危险。如果这是真的，此人的勇气绝对不次于林昭。能在体制之中出现如此正义且勇敢的人，已经是非常稀奇，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林昭早已平反的情况下，在现在站出来不但没有任何危险，还能留下美名的情况下，此人却不留名字。即使是真英雄不想扬名，至少也应该说说自己的事迹的，是怎么保护林昭的血书30年的？退一步说，即使此人不说，寻找林昭的人也应该探访挖掘一下这位真英雄。
五、有网友会说，以上这些疑问，虽然都是可能性极小的小概率事件，可是也许有可能都会发生，于是林昭的奇迹出现了。那么请看最后一点。林昭在血书中，多次出现“极权”一词，而“极权”或“极权主义”一词传入中国大陆，最早也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直到90年代，才在学界流行。林昭不可能未占先知地使用“极权”一词，如果她想表达这样的观点，完全可以用“法西斯”或“独裁”等词语。
Totalitarianism，是意大利法西斯理论家乔瓦尼·秦梯利在1932年创造，1945年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用于称呼和开放社会（自由民主）相反的社会政治结构。二战后，西方思想家多指纳粹德国与苏联的制度。在1965年，殷海光等人翻译哈耶克时，把“Totalitarianism”翻译成“极权主义”。而大陆在1949年之后到1978年之前，和西方思想界中断联系，和对岸的思想界更不会有联系。故此，在1978年之前，不会出现某位大陆人士使用“极权”或“极权主义”一词的情况。
由此可以判定，现今流传的15万字的所谓林昭狱中血书，的确是后人伪造的。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呢？我当然不知道。不过在《寻找林昭》中，曾经阅读过林昭案件原始档案的原《民主法制》记者陈伟斯先生这样回答编剧：
问：档案里有血书吗？
答：有血书，血写的。
问；写在什么上头的？
答；写在一张黄的纸上。所以说仔细看起来就不大好看。
问：认不出来了？
答：认得出来，看还是可看的。经过这么多年，颜色退了一点。
问：有没有写在其他地方的，比如说写在布上、衣服上的。
答：衣服上的没看到。
由此推测，林昭的确在狱中写血书了，不过不多，只有一张纸而已…………
真实的林昭可能比所谓血书中展示的更加勇敢和觉醒，不过这需要新的证据支持。而由现今流传的所谓狱中血书支撑起来的圣女形象，则只是一个虚构的圣女，某些人的美好想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