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谋杀周总理谜案之真相 千里2022-01-24 21:53:25

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就有人来抢人，赵上校职责所系，自是不让。他觉得，这人从飞机上“跳”下来，涉嫌违法，只要违法，就一定要严办，说什么都不让把人带走。

眼看媒体纷纷赶来，谷正文焦急万分。他那心里藏着的不可告人的惊天秘密，恐怕会因此张扬出去，那可要坏大事。

看着吵闹不休的赵上校，他只好板下面孔抬出了“幕后老板”，他说：“这事是老先生（指蒋介石）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赵上校见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只好同意谷正文把人带走，但是据说后来赵上校还是因此被免职。

那么，这个“偷渡客”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从飞机上跳下来？不仅劳驾谷正文亲自迎接，还害得一位上校被免职。

这事还得从著名的万隆会议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土崩瓦解和帝国主义阵营的逐渐削弱，一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其中以亚洲和非洲的发展最为迅猛。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亚非地区有近30个国家宣布独立。

1955年初，由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锡兰（现斯里兰卡）5国总理联合发起，决定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亚非国家参与的万隆会议。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大规模国际会议。参加的国家除5个发起国之外，还有柬埔寨、阿富汗、利比里亚、利比亚、苏丹等21个国家，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这样的一个讨论亚非国家自身切身利益和未来国际关系发展走向的会议，中国当然要出席。经过中央研究，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陈毅为副团长率代表团出席。

当时出国不像现在这样便捷，由于受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船只和也没有国际航线，要想出国就必须从香港中转。

周总理先是提出从香港坐船走，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几天。但是经过研究分析之后，发现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尼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船，一只5000吨，另一只才3000吨，单程就要走一周时间。如果蒋介石派出特务沿途搞破坏，安全很难保障。

海路走不通，就只能选择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那是一架属于盂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所有的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飞机。

经与印度商定，4月11日我国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当日下午1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于4月3日通知相关单位密切监视美国和台湾敌特动向，广东公安机关接令后专门派出人员赴香港进行侦察。

4月5日广东公安机关的侦察员从香港返回后专程赶到北京，汇报说：美国和台湾的特务机关已获悉代表团的行踪，他们正在策划利用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并已经展开行动，代号为“1号”。代表团赴雅加达，可能会有危险。

第二天凌晨3点，周恩来接到了这个紧急情报。他立刻把公安部的负责人员召集来，指示他们迅速核实情报，采取得力措施。

4点，公安部派人与广东省公安厅的那位侦查员一起，紧急飞往广州，第二天一早就潜入香港，对这个紧急情报进行核实。不过公安部的这名特派员工作开展并不顺利，所得的情况和广东的那名侦查员并没有什么差异。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去还是不去，成了一个大难题。工作人员担心周总理的安全，提出不去参加会议。但周恩来坦然地说：“蒋介石太蛮了！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我前去万隆，当年重庆百万禁军之地毛主席也敢闯进去，难道这小小的威胁能难倒我吗？”

就这样，周总理决定率代表团按计划参加这次重要的会议。正当代表团紧锣密鼓地展开准备之际，周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的电报。他邀请周总理在去万隆参加会议之前，先到仰光休息两天，然后从仰光乘机去万隆。他还说，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周总理。

缅甸吴总理实际上是想在参加会议前，邀请几个主要参会国家的领导人先碰个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总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尊重，周总理自是欣然应允。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先去昆明，然后再去仰光，之后从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是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定计划于4月11日从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雅加达。

4月7日上午，当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从北京西郊机场正准备出发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总理。

这份情报内容更加具体：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经停香港加油检修之时，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周恩来看到这个情报，非常重视，当即指示：转给在京的外交部有关领导尽快办理。

4月9日，在昆明等待前往仰光的周总理还在惦记着转道香港的代表其他成员的安危。

这时，浙江省公安机关也破译了台湾“保密局”香港特别情报站的暗杀我代表团的密电，并将情况尽快上报了公安部，公安部及时报告了中央（据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后任公安部长的王芳回忆文章披露）。

周总理在昆明得知情况后，于当日晚上9点多，打电话给邓颖超，嘱咐说他虽然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可是其他成员要坐，请她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成员的同志们。

罗青长接到邓颖超转告的周总理指示后，立即请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将总理的电话指示转告了新华社香港分社。10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于9点半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并通报了相关情况，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代表团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会将这一情况转告香港。

新华社香港分社还不放心，连夜派人赶到印航驻香港经理住处，通报了情况。印航经理听后，不敢相信，他觉得光天化日之下，谁敢如此胆大妄为！但是在中方提供的大量证据面前，他表示将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并表示飞机在香港停留之际，决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负责。

事情至此，应该说是万无一失，可以放心了。但其实并不然。

“克什米尔公主号”于当日下午1时起飞后，在距海面18800英尺高空飞行。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突然从右翼轮舱处传出一声巨响，随即右翼第3号发动机着火，飞机迅速下降，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大海。当时时间是4月11日下午6时30分。

除机上副驾驶员、领航员、机械师3人生还，在海上漂流几个钟头后奇迹获救外，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失事飞机的残骸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的印度尼西亚所属纳土纳群岛附近被发现，机身坠入离海岸1公里的水中。

根据解密档案中的印尼空难调查委员会的事故调查报告，幸存的机组人员在回忆飞机坠入大海那一瞬间时曾说明：“当时机内没有发生惊慌，乘客们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不幸罹难人员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沈建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李平、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杜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郝风格(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牺牲的第一批新闻记者)；周总理司机钟步云、对外贸易部第三局副局长石志昂、外交部情报司科员李肇基，此外还有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记者斯塔莱茨。

周总理在接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联的情况报告后，担心恐遭不测，异常悲痛，代表团成员对蒋介石特务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代表团成员下此毒手无不异常悲愤。但不幸之中的万幸，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吴总理的邀请，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几十年来，有关该案的内幕一直众说纷纭，成为冷战时代两岸对峙的一大疑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峡两岸对该案的档案资料开始解密，媒体相继对此进行了报道，尤其是台湾情报部门头目也站出来“招供”，事件的真相开始大白于天下。

文章开头台湾松山机场生擒“偷渡客”、谷正文抢人的那一幕，正是特务头子谷正文在1995年对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透露的黑幕，也抖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周总理的始末。

原来，这一事件是美蒋特务相互勾结，意图破坏代表第三世界走上历史舞台的万隆会议顺利召开，不惜下毒手谋害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惊天阴谋。

那名从台湾松山机场“偷渡”入境的小个子，就是意图谋杀周总理和外交人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爆炸事件的关键人物。名叫周驹，又名周梓铭，香港人，时年20岁，是一名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工。

他被蒋介石特务机关重金收买后，接下暗杀周恩来的危险“任务”。他于11日早上跟着工作人员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悄悄地把伪装成牙膏的TNT定时炸弹放在了飞机的右翼轮舱内。然后自己隐藏在同在机场停放的陈纳德民航公司的客机上。

岂料周驹躲藏的那架飞机很快就起飞了，他“飞”到台湾松山机场时，这边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还没起飞。为了防止事情闹大，惊动了大陆和香港方面，误了大事，谷正文才霸道抢人。

但即便如此，周驹逃往台湾不久，真相就被大陆和香港当局知悉。原来上世纪50年代，台湾当局为防“大陆渗透”，对港澳居民入台的限制非常严格。周驹当时到台北属于“偷渡”，恰又逢台湾情报人员没能在第一时间赶来“接站”。

赶到现场的国民党“中央社”驻机场记者，虽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还是马上发了一条“某港客在松山机场与海关人员发生争吵”的新闻，并通过“中央社”的播放系统传到全世界。第二天早上，大陆和香港当局看到这条电讯后，立即就明白炸机嫌犯已逃往台湾。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人员遇难一周年的安葬仪式

那么台湾特务是如何找到这个关键人物，周驹又是如何混过严密的安检的呢？

在亚非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机构就获得了周恩来将率中国代表团，包租“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雅加达的相关情报，他们决定利用飞机在香港机场停留加油时放置定时炸弹，让飞机在海上爆炸，造成飞机失事坠海的假象。

据大特务谷正文事后披露，当时暗杀行动的主要执行者有两个人，一个是“保密局敌后布置组”组长周斌成，另一个是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敌后”颠覆的特务。

炸机计划中放炸弹的人是关键人物，找个陌生脸孔的国民党特务，恐怕通不过机场严密的安检，最好是能接近飞机，又不引人注意的机场工作人员。经特务们一番筛选物色，最后选中启德机场清洁工周驹。选中他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周驹是个“小角色”，个子瘦小，长相也平平，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第二，他有个好赌成性的父亲，家里正缺钱。特务最后以60万港币、事成后安排到台定居为诱饵，买通了他。

计划大致确定后，周斌成与陈鸿举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毛人凤报告，毛一听觉得“大有可为”。因为本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一直有暗杀周恩来的策划，但始终没有付诸实施。

尽管毛人凤觉得计划可行，可是周、陈两人却不敢向上司提60万港币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被否决。最后，两人央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谷正文，请他出马为刺客申请60万的赏金。

谷正文听罢谋杀计划后立表赞成，认为暗杀中共领导人本来就是特务的“工作”之一，同时想借此给香港政府施加压力。因为在此之前，港府对台特务毫不客气，抓到总是判重刑。

谷正文这个老牌特务十分狡猾，他进一步安排道：为防止周驹临阵退缩破坏整个行动计划，最好在行动的前一天，就将周控制住，和你们一起住在旅馆，并将他的爸爸一起找来作为人质。这样到时候，他就是要反悔也来不及了。

4月10日，周、陈两人从台湾带回60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到香港，与周驹住进同一家旅馆，将现金交给周的父亲保管。当晚，台湾特务手把手地教他如何使用炸药，并对行动细节反复推敲。

4月11日上午，周驹跟往常一样上班，顺利通过机场例行检查。原来，台湾特务交给周的TNT炸药，是一种当时的高科技产品，由美国中情局专门为台湾特务机关提供。这次为了应付机场的安检，特意将炸药做成牙膏模样，装进牙膏里。因为一般简易的盥洗用具，工作人员可以带入机场。

当天，周驹负责3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包括 “克什米尔公主号”。他装模作样地跟别人一样做勤务，利用清扫飞机的机会，将定时炸弹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内，然后就突然“失踪”了。

其实，“失踪”的周驹是躲进了“飞虎将军”陈纳德所属公司的那架客机上，准备乘机偷渡到台湾。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后，印尼当局在海面打捞了10天，从对飞机残骸的检查分析看，机身右翼部分起火处有可疑之处，证明爆炸事件是一起阴谋活动。印尼调查委员会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爆炸造成的”。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残骸

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就此事件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谋杀事件。我外交部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要求港英当局迅速调查，破获此案。但杜维廉对我方的要求不予配合，并强调：你们现在就断定飞机失事属于人为破坏，没有证据，为时太早。

4月26日，我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再次召见杜威廉，敦促他抓紧破案。但英国方面仍然采取抵触、拖延的态度，一再表示没有证据，并要求我方把掌握的情报提供给他们。事实上，英国政府根本无心破案，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刺探我方的情报渠道。

在这种情况下，7月13日和8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两次亲自召见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用我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向对方摊牌。在谈话中，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指出，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的主犯就是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周恩来甚至连谁送定时炸弹给周驹、谁对周驹进行了训练，也一一说了出来。

在确凿的证据下，港英当局被迫同意对在港国民党特务采取行动，并先后搜捕了108名嫌犯。但这些狡猾的特务拒不承认，最终港英当局竟然不顾大陆抗议，将抓捕人员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并将台湾特务全部限期离境，全案只起诉了周驹一人。

港英当局曾通过英国驻台湾“代办”向国民党当局要求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因双方没有“引渡协议”，台湾拒绝了英国的“引渡”要求。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就这样，最后不了了之。在台湾当局的庇护下，真凶周驹逍遥法外，周父也在台湾特务机关的安排下，于案情曝光前被安排“偷渡”去台。从此周氏父子改名换姓，在岛内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