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写赵丹，于我是个意外。
一位收藏名人手札的朋友打来电话：”手头有一样东西，请你过来看看。”
北京国贸饭店。他把桌子上约有半尺高的纸质”文档”和几个大小不一的小笔记本，双手推到我跟前说：”这是赵丹狱中的交代材料，原装。”
“赵丹？中国头号影星。”
“嗯。”
名人手迹、照片及签名，向来是人们热衷搜集的物品。眼下，摆在我面前的几十万字文字材料就出自大明星之手，有点不可思议！小心翼翼地把它们翻开：每一张均为手写，字迹潦草，密密麻麻，写者似乎处在十分焦急局促的状态。写材料的纸大多是大陆监狱（及看守所）专门提供给未决犯或已决犯使用的。太熟悉了：因为我坐牢写交代，也用这种纸。
我说：”真货呀，多少钱？”
答：”几十万。”听了，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把摊开的材料小心翼翼地归拢，移到他跟前。说：”我搞唱念做打，电影一窍不通。不看了。”
朋友说：”我就是给你看的。日子不限，看完还我就是。”
“为什么？”
“我用几天时间把材料看完，觉得你用来写他，能写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赵丹。”
有点动心了，当然也犹豫，最后我还是接过沉甸甸的布包，坐上公交车回家。
赵丹的字极难辨认，随即花钱请人重新抄写、打印、装订出来。我每次翻阅它们，都有种冰雪般凛冽的感觉。
的确，这是一个和电影无关的赵丹。从此，一块石头压在了胸口……
（一）
时光回到”文革”，那是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８日。
上午九点多，上海市专案组成员跨进赵丹的家门。亮出身份后，说：”为了全面、彻底弄清你的问题，我们给你找了个地方……”
当然明白”找个地方”是啥意思，赵丹穿好外衣，说想要上厕所。坐在马桶上就起不来了，经过催促，才提起裤子。接着，刷牙，洗脸，然后，下楼，出门，被推进一辆轿车。上车，就蒙上了眼睛。
睁开眼，人在一间地下室。
赵丹在室内来回走动，捶打铁门，大声诘问，都遭致拳脚。他这才感到自己是坐牢了，后转移至正规监狱，铁门，高墙，铁栅栏，武装看押。据说，这里曾经是上海的少管所。向他宣读的狱规：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当然还有众多的”不许”，如不许交谈，不许串联，不许携带金属制品，不许说出自己的姓名。每月发三元零花钱。
赵丹的编号是１３９，别人叫他１３９，他管自己也叫１３９。太熟悉了，因为我坐牢时也这样，编号：３７３——大陆监狱的基本规则都是一样的，无论他在上海，还是我在四川。
中国历次运动的本质是清洗，被清除的人都有称谓：”土改”有地主分子，”三反”运动有三反分子，”肃胡”运动有胡风分子，”反右”运动有右派分子。”文革”是大清洗，名目就更多了：走资派，孝子贤孙，残渣余孽，漏划右派，黑五类，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阶级敌人的圈子越划越大，被关押的人犯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政要、名人。前者有刘少奇，后者如赵丹。
赵丹属于文艺黑线人物，说是阶级敌人，但具体身份尚未明确划定，也就是说，没有给他戴帽子。不像我，抓捕的时候就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既然是身份未定，那就给赵丹留下了”争取”的空间。争取什么？争取从宽处理：从”解除关押，恢复自由”到”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都属于”从宽”的范畴。我被判处有期徒刑２０年，也是宽大处理（判决书上就是这样写的）。能争取到什么样的”从宽”，那就看本人的表现、形势的变化和掌握政策的人了。失去人身自由的赵丹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努力创造条件，以达到”从宽”处理。而”努力创造条件”的基本方式和方法，无非就是交代，汇报，揭发，检举，大量写材料，频繁又诚恳。应该说，赵丹写交代材料和思想汇报的自觉与热情，相当惊人！又多，又快，又长，说啥都是一套一套的。于是，几十年后的我才有幸看到和使用这份厚实的文档。
第一份思想汇报写于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５日。赵丹写得郑重其事，属于郑重表态——
一、我所写的材料，皆是兵团材料组、宣传组、外调组要我写的。此外没有私自写过任何材料给别人。
二、我接受革命群众，革命组织把我批臭，批透，批垮，打到（倒）！我不抱任何幻想，我只有彻底揭发文艺黑线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就是我的根本态度，和唯一可能，和自己应该你努力做的事。此外，我应时时注意遵守兵团的纪律和规定，向兵团组长，随时汇报思想情况。
赵丹６７，７，１５
这两条以及一个”此外”，是他给自己定下的规矩。
十天后，赵丹呈上第二份思想汇报，这是在参加了（上海）电影厂党委组织的揭发斗争大会之后写的。其中一句，说：”所受教育甚深，思想推动很大，内心沉痛，自咎！”的确，从写第一份汇报到最后一次写材料，数年之内他都在反反复复、诚诚恳恳、絮絮叨叨地自责，说自己有罪，对前半生所作所为万分痛悔。我以为：赵丹必须这样写，也只能这样写。凡是被关押的人都要这样写，被逼无奈，否则皮肉受苦，乃至送命。但我认为：赵丹的自责基本发自内心：真的认为自己错了，艺术上错了，政治上错了，是有罪（且深重）之人。这不是我分析出来的，是那些痛心疾首的文字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而且每一场批斗会下来，都能促进他交代问题和加深自我认识。一经批判，好像自己的罪行证实了。
国庆来临。１０月１日，他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文汇报》政论文《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斗私批修方针指引下高歌猛进》、《毛泽东思想是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胜利旗帜》。１０月２日，学习了《毛泽东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的报道、林彪同志讲话、周总理在国宴上的讲话，以及《上海五十万人隆重举行国庆集会游行，张春桥同志讲话宣布特大喜讯，毛主席向上海人民问好》的报道，还有《霍查同志在我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等。读这些社论和报道，赵丹兴奋难抑，立即提笔写道：
感到无限兴奋、欢欣、鼓舞！虽然属于专政对象，但仍按捺不住，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感到无比幸福！”"我要万分万分，加倍加倍的，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尊敬的江青同志，向尊敬的总理和尊敬的柯老（柯庆施）致敬……向党、向人民请罪。
赵丹的每一份材料无不表达出对共产党、毛泽东的热爱。他还热爱张春桥、柯庆施，他还敬佩江青，你能说这些表述全是假的吗？当然用意也明显：表白自己，争取”从宽”。
赵丹写材料采用”文革”书写的标准格式，即第一段必是”最高指示”。汇报什么内容，选择哪条语录，绝非信手拈来，而是下了一番功夫。
１９６８年７月８日的汇报里，他引用的”最高指示”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里谈知识分子的一段话，即”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未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抄完这段语录，他跟着写道：”想家，想孩子，想爱人，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为说出一句”想念家人”，赵丹先给自己扣上”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的帽子，也就是说，以语录作自我批判，然后表达心中所思。费尽思量！我算了算，他从１９６７年被关押，到１９６８年写下”想家”"想孩子”"想爱人”这么几个字，相隔时间长达一年！不得不承认：在个人情感方面，他有着惊人的克制力。
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表现，让我产生遥远的联想：曾风靡世界的古巴革命领袖格瓦拉”思想残暴，嗜血成性”（纳赛尔语）。有人索性称他是”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年轻的格瓦拉死后，有一本”波利维亚日记”留了下来。人们从中发现：习惯于硝烟与孤独的他在日记写下的文字，让人心动的竟是对世俗生活和私人情感的眷恋！好几篇日记里，一开始就是想到他的亲人——２月１１日日记以”老头子生日：６７。”开始，他想到自己的父亲。２月１５日日记以”希尔迪达的生日：１１。”开始，他想到自己的长女；２月１８日日记以”约瑟菲娜的生日：３３。”开始，他想起了妻子；２月２４日的日记以”恩内斯迪科尔的生日：２。”开始，他想起了幼子；５月１８日的日记以”罗伯特和胡安·马丁。”开始，他想起了两个兄弟；６月１４日日记以”西丽塔：４？”开始，他想起了幼女，尽管不太确定其年龄；６月２１日的日记以”老太太”开始，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难怪有人说，在丛林中多次迷失方向的格瓦拉，在日记里没有丢失过自己的亲人。”文革”毕竟不是战争，我在关押和劳改期间，每次写年终总结材料都要说”我想念亲人！一定加速改造，希望尽快见到他们。”赵丹当然也可以这样写，但他似乎把热烈的感情更多地给领袖、给了党。
思念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仅隔一周，赵丹在递交的汇报材料里，再次写下”想家”、”想孩子”、”想爱人”的句子。他说——
格外地想家、想孩子、想爱人！我要一切重新做起，所以也就想恳求革命组织、革命群众开释我，让我到外边在工作中考验我吧！
其实，我真是个老实人，一点也不向组织隐瞒自己的内心情感的人，甚至坦率到近乎迂阔的程度了，请看有谁敢于像我一样地每次思想汇报都诚实地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从不谈一句自己有所进步，改造有成绩的话！但凡有点私心杂念的人，难道不怕罪行的积累吗？
恳求，再次帮助我伸出挽救的手来，让我早日出去……恳求！恳求！千万个恳求！
赵丹 ６８，７，２９日
白日难熬，夜晚恐惧，以前曾经有过的灿烂与温暖，现在都要用空前的孤寂来偿还，而孤寂的背后则是脆弱与渴求。我深深体会到——囚禁所制造的彻底隔离是极为残酷的精神折磨，它可以让意志崩溃，生命迅速枯竭。赵丹也不例外，为了”格外地想念”，他开始恳求，而且是”千万个恳求！”
情势巨变，明星成凡品。
（二）
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报纸刊出张春桥回到上海出席会议的消息。他看到了，又兴奋起来！赵丹知道张春桥，张春桥不可能不知道赵丹。所以这是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求情的机会。向张春桥求情？咋求情？写信呀！这是他的机敏，也是他的优势。
请求开释，说干就干。马上给张春桥同志写信，情感热烈、态度恳切：
我要积极地写信给春桥同志，并转尊敬的江青同志（恕我一时找不到适当的称呼，故仍称”同志”）因为，我的事情早已结束了，近来的日子不短了。此时再不请求，更待何时？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恳求您，尊敬的春桥同志，能挽救我一把，并求您向江青同志面前求求情，恳求能宽恕我。能让我再回头重新做人……使得我今后的一生改造成为革命的、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的一生。
写信求情，古今皆有：司马迁为李陵求情，胡适替王若飞求情。现在的求情，多是写给上级、长辈、老师、朋友，为自己的问题和过错求情。赵丹给张春桥和江青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写信，即属此类。求人如吞三尺剑，靠人如上九重天，何况监狱对信件的管理极其严格：比如每月只能写一封信，每封信不得超过二百字，还必须是写给自己的家人。赵丹的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不要找任何幻想。不要还以为自已是名演员！”这话有如削尖的利刺飞扑而去，直戳他的痛处。
赵丹很快作出反应，在８月１６日写出检查：
我的请求，也仅仅是向中央文革领导上认罪、请罪，请求恩赦，绝无其他不良动机，根本不可告状，任何能解脱心里的包袱呢？等等的思想动机（注：此处不通，原文照录）。这里也就恰恰暴露了我还是在潜意识里存在的特殊化和特权思想了！原来首长对我的批评指责是中肯的，是正确的，正由于有这种特殊地位的思想，才产生出幻想，也正是这个幻想，才蒙蔽了自己的眼睛，认识不清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常识：即何时开释，这不是依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事，因我没这个决定权，这权力在组织和群众手里。我只有为自己争取早日开释而努力创作条件，所以急躁地，一厢情愿地请求提前开释的做法、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不符合我的现实的地位的。这样，则又是自作聪明、作茧自缚、结果反而自寻苦恼，自己折磨自己了。
他还是识趣，抓住了要害：说自己就是想用个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求得某种特殊处理。赵丹的自我判断也准确，叫”自作聪明，自寻苦恼，自己折磨自己了”。这说明囚禁并未让他大脑失灵，检查写得也还算到位，想必会汲取教训。万万没料到的是一个月后，他又想给江、张写信了。原因是看到报纸上刊出的”发动群众定案 实行群众专政”的报道以及工人宣传队开进文艺界、电影界消息。这回赵丹误判了！他以为”群众专政”就意味着可以出狱，让群众管理自己。再度兴奋的赵丹，马上写了一份很长的思想汇报——
为像我们这种犯罪的人，创造、提供了有利于自新、改造的充实条件。越来越看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威力，无产阶级政策威力光芒四射。
这些天，思想上的斗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运动一开始即蕴藏这一个心愿，即是到了运动的后期，要写信给尊敬的江青领导，尊敬的春桥首长，求求情，能给予从宽处理。因为这个人一生的最后的时刻，也是关系到全家大小的大问题，特别是看到报上要发动群众定案的报道，感到紧张……”（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３日）
坐牢的人一般都比较敏感，赵丹属于极度敏感。任何一篇社论（或一则报道）的提法，都能让他展开想象，并与自己可能的出路相联系。其实，任何一个在押囚犯的明智只能是怎样认清自己的处境和如何适应，偏偏在这个重要的环节上他不大搞得清。
１９６８年底，中央有个极重要的战略步骤，叫”清理阶级队伍”。它当然来自毛泽东的批示，理论依据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具体做法是全国各地在军管会和进驻单位的工宣队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对社会进行全方位大清查，揪出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尤其着重未被查出的人，不管你是谁，都在清查之列。大清查夺去许多人的性命，让许多家庭瞬间瓦解，制造出无数”冤、假、错”案，惊心动魄，鲜血淋漓！那时在四川成都街头天天都看揪斗”阶级敌人”的恐怖场景，我断定在北京的右派父母也定遭厄运，不禁浑身战栗，彻夜不眠。而我本人也就是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被革命群众揪出，由四川省革委会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由军管会宣判后关押在大牢。
这种血腥的”清理”，尽管赵丹未能亲眼得见，但起码的政治常识与社会经验还是有的。令我不解的是——赵丹的表现好像没有多少忧虑与焦愁，反而在汇报里表示拥护和赞赏。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日，在阅读《解放日报》社论《文艺界首先要抓清队工作》后，他这样写道：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对于那些所谓”三名”"三高”的人物，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做阶级分析。他们当中有的就是文革前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就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对于这些坏人，我们必须彻底揭露他们，把他们清洗出去。
原来我主观的设想，清除出党，不能干导演、演员工作了，一切行政待遇，社会职务及特殊化生活待遇等等，通过一杆子刷到底，这是没疑问的，肯定的，因之思想上一点也不存在任何幻想。但仍可能留在厂里，给一个力所能及的大小工作做，或者受群众的监督劳动等，也即是说还给饭吃！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仍是不切实际的了。不符合革命路线的政策精神了。因之也是错误的。
冷静一想，将我这样的人清除出文艺队伍，则又完全正确完全必要，因为我这样的人，为文艺界造成的罪恶多端，实在是文艺队伍中蛀虫，再若留在文艺队伍中，这简直是对文艺界的玷污和耻辱！
若从１８岁干电影算起，已干了３６年，若从１３岁干话剧算起，已经足足干了４１年了，今日落到被清洗出电影界文艺界，心头当然是非常沉痛的，心酸的！但这一生中从未真正为无产阶级革命为劳动人民而创作，相反尽是制造了大毒草，替革命事业，招致无法估计的损害，今日被逐出电影界，则又是天公地道的事。新陈代谢这本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搬掉我们这些革命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障碍物，让新生的无限美好的革命的电影事业，蓬勃发展，这实在是最好的好事！这样一想，心里豁达，开朗起来！
敬祝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读这篇检查，我不知道说啥才好。人只要被揪出来，当然要”上纲上线”，做自我批判。赵丹能把骂自己的话说到这份儿上，说自己被逐出电影界是”天公地道”，是为革命搬掉”绊脚石！”是一件”最好的好事！”被踢出电影行业，不仅不难过，反而”心里豁达、开朗起来！”写出如此卑贱的文字，得下多大狠心！为了得到一些珍贵的东西，而失去另外一些珍贵的东西，这些文字的后面也隐含了说不出口的哀伤与酸苦。聂绀弩”文革”期间在北大荒劳改，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两句流传甚广：”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深刻，很深刻。
我们不是改变乾坤的人，但我们能否守住一些根本？
（三）
对时间长度的认识，首推犯人。
“文革”中，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宣判后，我马上推算出二十年的长度是七千三百天，计十七万五千多小时；二十六岁入狱，四十七岁出狱；青春逝去，亲人离世……想到这里，泪如雨下。这是比押上公判大会，听宣判还要致命的打击。
从寓所带走赵丹的那一刻，上海市专案组成员说：”为了全面、彻底弄清你的问题，我们给你找了个地方……”这就是说，关押他是一无手续、二无期限，看不到尽头，真的很残酷。而更难熬的则是每一天，除了吃饭，睡觉，便是终日枯坐。唯一难得的”乐事”，就是阅读递进来的《解放日报》。细细地看，慢慢地看，从头版头行读到末版末行，还舍不得看完，社论则反复读。看完一张报，足足耗上三小时。
看完了，赵丹觉得对报纸的利用得不够，于是别出心裁：把报纸四周的白边撕下，撕成一片、一片的纸条。有了这些小纸条，也就有了写字的冲动，随即在上面写几句话，再说，也不用上缴。赵丹开始自得其乐地写小纸条啦！什么”丢掉幻想，你出不去了。”"你呀，不要着急，很快可以出去了。”"你还有希望。”"你还有什么希望呢？”等等。写着，写着，他童心大发，像孩子作游戏，把小纸条揉成小纸团，双手捧起，抛向空中，自由落下，再随意抓它一个，展开来读……对这样一个举动，后来有很多分析，说得挺深沉，挺有内涵。但依我看就是游戏，玩呗，目的就是打发时间。我在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期间，就把好端端的一双白线手套拆了，织成一块条状物，变有用为无用。为什么？就是为了消耗时间。今天，明天，后天，日子就像磨盘一圈接一圈地转动，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搞政治的人，才懂什么是政治；进了班房，才知道啥叫坐牢。狱中最忌讳的就是写小字条，传小字条。赵丹在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６日的思想汇报里，承认自己写小字条：
前几天，解放军同志收去了我写的一张小字条，记得内容是”现在走的这条不请求的路，显然出去的时间，要拖延些，而只有请求才得快出去，但一定要坚持下去，否则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就是绝路了。”云云
为啥要写？赵丹说自己是在钻牛角尖，是”恶习”所致：
这个”小纸片”真是害苦了我了！由于它惹出许多误会来，惹出多大的祸事来呀！真是说来心都要碎了。可就是为什么改不掉呢？真是屡教不改呀，前一大阵子，我已改掉，再也不写了。可一搬到三楼来，一个人住，更由于一下子认识不清形势和处境，一焦急则又重犯了。这是由于我是思想上认为，我一个人住，写写小纸片，自己和自己做思想工作，这又何妨。组织上总不会怀疑我在和别人交谈呀！
他还说，这是”缺乏毅力的意志的脆弱的阶级性格，这是重犯的根源，我对此也没有任何话好说。”（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２日）
“惹出多大的祸事来呀！”"心都要碎了。”显然，写字条给赵丹惹出祸事。所谓”祸事”，也许是挨揍，也许是提审，也许是批斗，有可能声称对他会加重惩处，更有可能是借此查抄监舍所有人犯的床位，而这是要引起众怒和报复的。你干什么就自己干，别连累别人——此乃坐牢之首要潜规则；你犯了，就是犯了大忌。对此，赵丹完全不在行！狱中苟活求存，很多人没有死于狂风暴雨，而是死于日常琐细。
不求珠玉，但求米粟。犯人时时处在食物短缺的饥渴之中，最想吃的是肉和糖。
我狱中十年，夜里做梦几乎都与吃有关，写给母亲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是要吃的！首先是要糖果，没有糖果，白糖也行。犯人星期天休息，用白糖冲一杯糖水，喝上一口，甜香充溢于口腔，再沿食管顺流而下，那才叫高级享受。其次是要猪油，一般是玻璃罐装，这种包装现在好像已经绝迹。犯人肚子里实在没有油水。母亲寄来的猪油，令所有的狱友羡慕不已。每隔几天，我就用小勺挖一点点猪油搅拌到菜里。猪油搅拌过的菜顿时成了大菜，特别香！我总是有意延长咀嚼的时间，舍不得咽下。出狱后回到北京，我曾在一盘素烧圆白菜里拌上一勺猪油。夹一筷子送进嘴，咋这么难吃？
赵丹也不例外，想吃糖果。托工作人员给他买水果糖，水果糖没买到，买了白糖，剩下两枚一分钱镍币。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在搜查房间的时候，发现了两枚镍币。看守马上审问：钱从哪里来？两分钱也是事儿。赵丹写了汇报：
这二枚一分钱的镍币的来处，我记不确切了……记得当时我因天冷，要求过此地工作人员代购些水果糖，好增加热量，此时工作人员还不肯呢，而改做只找糖。由于我个人在生活小事上，素来马马虎虎，所以就留下这二枚一分的镍币了。这说明我在思想上并未认真重视，其根源还在我的反动阶级的自由主义的缘故。
看押期间的赵丹没出什么大事，惹出的小事倒是不少，挨骂挨整写检查。他一边接受惩处，一边颂扬监狱。监狱里这样的犯人不少，隐忍又卑贱。
赵丹是这样”颂扬”的——
首先拿物质条件来比，我是坐过新疆监狱的人。新疆是土房土炕，一年才洗一回澡，中秋，春节才吃一次大米饭，一身棉袄穿过五年（关押了五年），虱子、跳蚤、臭虫生满身，没报看，没书看……够了，不多讲了，和我们这儿比，真是人间地狱之别，２５元的饭钱，连一般农民也吃不到这样的伙食，还为我们创造了学习的多种条件，一点也不夸大，真是一座学校呀！而更主要的是我们的一切革命措施手段，都只是贯穿着两个字”挽救”。（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２日）
他把监狱比作学校，何苦！为啥？当个人权益屡屡受到剥夺和侵犯，仍有人选择自我伤害或相互伤害来讨好统治者，这是以求自保吗？我找不到答案。活在这个天地，真的有一种奇异感！
（四）
１９７０年全年，赵丹写了三十五份汇报材料，也就是每个月三份，平均十天一份。１月４日，他交上了第一份。
迎来了七十年代，但这并未给赵丹带来喜悦，相反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刺激：有一批人放走了！赵丹很着急，决定给张春桥再次写信求情并呼救，同时，也向江青呼救。这个写于１月４日的求救信，前三页被撕毁，我看到的从第四页开始——
最近这儿开释了一大批人，我心里十分惶慌，十分焦急，也十分羡慕，看到他们都走上了７０年代的辉煌灿烂的毛泽东幸福的新时代。新世纪了，而我仍然掉落在这个旧时代里，每日在沉痛的忏悔中生活，加之我又是个热情洋溢的人（过去的热情是为反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因之那是坏事。如果改变了立场，纳入到无产阶级这样宝贵的时光，白白流去，心中真是无一刻宁静，所以经过了思想上的激烈地斗争，终于提起勇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向敬爱的您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