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藩：清华文革的动荡岁月zt 世事沧桑2022-02-21 00:14:49

 

1965年，“四清”运动后一年，政治气氛还算正常。1966年5月，聂元梓在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得到毛泽东的赞许，“文革”就轰起来了。清华的红卫兵组织也一个个冒了出来。6月，校长蒋南翔停职反省。清华逐渐分裂成了两大派，一个是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另一个是414派。各个系里都有派别，还有小头头。我属于逍遥派，那个夏天，革命起来了，我没有激情，常常跑到颐和园游泳。

 

 

1968年5月，两派武斗，在清华园里打起仗来。那是真的打仗，拿着大刀、长矛和自制的武器，把校内的重要建筑都占据了。清华的武斗最厉害，死了些人。除了武斗，还有文攻，两派都有自己的大喇叭广播站，彻夜不停，表示他们是革命者，以及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武斗时，他们拿着长矛，甚至枪，互相开火。它的武斗，跟文科生不同，工科学生的动手能力很强。闹得最厉害的，是414兵团在物理系系馆底下挖通了一条地道，一直通到水利馆。物理馆是414兵团的大本营。两馆之间距离约三百米，硬是挖通了。最严重的一次，就是蒯大富的团派火烧了物理馆，顶上一层全部烧毁。另一次，他们还烧了学生澡堂。

 

1968年8月24日，红卫兵把清华园的象征——二校门给拆了，从顶上一直拆到底部。二校门建于1909年，是个牌坊，门楣上“清华园”三字由清末大学士那桐书写。那天，我正巧路过，看见红卫兵们举着宽皮带，抽打一些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教授和校内干部，其中有钱伟长、艾知生等人。中层干部也在那儿拆校门、运砖。那天，真是恐怖！我害怕极了，心想没准自己也会被抓起来。那是大夏天，挺热，被斗的对象脱得只剩下背心。我看到，一些人实在搬不动了，在地上爬。红卫兵在后面挥着宽皮带抽他们。我赶紧绕着走，离开了现场。

 

 

受权刊发，选自《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金国藩 口述，张力奋 撰，新星出版社2021年12月。

 

 

除了蒋南翔校长，没少挨斗的是时任清华党委副书记的艾知生。他当时分管学生工作，“文革”后做过广电部部长。我看见他被打得满脸流血。最残酷的场面，是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在清华。现场据说有三十万人。红卫兵在她脖子上挂了一长串乒乓球做成的“项链”。那是1967年4月10日，很多已被打倒的中央领导人陪斗，其中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还有校长蒋南翔。那天，我没在批斗会现场，是在仪器系馆的楼顶上看到的。批斗会就在主楼前广场，我能看到全景。

 

“文革”中，蒋南翔吃了很多苦头。他是个硬汉子，有骨气。记得他被批斗时，红卫兵对他连骂带打，屡次将他打倒在地。他爬起来，说“我还是那句话，马列主义是没有顶峰的”。遭贬之后，他住进了我以前住过的宿舍楼。两间小屋，就在我们楼上，就他一个人，挺可怜，也无人照顾。他夫人叫区棠亮，很有名，曾做过团中央书记。“文革”中，他们离婚分了手。每个月，宿舍楼要收清洁费，我的孩子会去敲蒋南翔的家门，他会开门交钱。某天，他好像心脏出了问题，爬到家门口呼救。对门邻居是力学系的教师，打了急救电话，把他拉到医院。幸好不严重，救了回来。他晚年凄凉。因为他被打倒，孩子的前途受了影响，失去了读书机会。

 

“文革”期间，我自己没遭大罪，但住在城里的父母却大祸临头。因为他们的宅院太大，看着显眼，被附近一所中学的红卫兵盯上了，说一定是个豪门，冲进去抄了家。什么都没了，全抄空了。红卫兵让母亲交出值钱的东西。她说没有，红卫兵动手就打，把母亲打得半死。奶妈私下劝她：“太太你就给他们吧，保命要紧。”最后，所有金银珠宝都抄走了，房子也没了。家里珍藏的老照片、我的毕业证书都被一扫而光。红卫兵还给母亲剃了个阴阳头。父母都说忍忍吧。父亲年近八十岁，他们竟然命令他去扫大街。他哪里扫得动，只能坐在卖水果的蒲包上头，一步一步往前蹭。他曾告诉我，当时动过自杀的念头，但下不了决心。他想，自杀可能对子女不利，再大的罪也只能认了。红卫兵扫地出门，老头、老太太被赶到旁边胡同的一间小屋里。抄家后，保姆也走了。我问过母亲，这么大的家业没了，心里难受吗？她说，做人得想开，都是身外之物，没了就没了，无所谓。

 

当时，我已被隔离，自顾不暇，无法照顾父母。我哥哥、弟弟在外地，也在挨批斗。最后还是靠妹妹金国芬把老人从城里接回了清华。我们兄妹四人，只有她不是共产党员，普通群众，政治上没包袱。父母回清华后，与妹妹一家同住。只一间房，没厕所，中间挂个帘子，隔断一下。我妹妹跟妹夫住外面，父母住在里头。老人得跑到外面上公共厕所，特别是冬天寒冷，他们没少受苦。不过与女儿同住，老人还是好受很多。住了一年多，他们向校方一再反映，说父亲是清华资深教授，希望得到学校帮助。后来老人分到两间屋，跟人合住一套公寓。有了自己的住处，他们的境遇有所改善。

 

父亲几乎从不提及抄家的事。都是伤心事，我们也从来不提。“文革”中，他开始变得很沉默，不再跟别人来往。过去他有不少教授朋友，也不再走动。他整天在家，很少外出，多半躺着，身体也越来越弱，幸好有母亲照顾他。1970年，他在家中去世，走得很快，倒没受什么罪。先是有点感冒，一下就睡过去了。火化时没有任何悼念仪式。“四人帮”倒台后，有清华教授发起，曾为他开过一次追思会，算是恢复名誉。

 

“文革”后，政府归还抄家物资。这么一个大家，什么东西都没找回来，连张纸片都没有。那些老字画，还有全套的古籍线装书，都是父亲生前最喜欢的。“文革”时抄家有两种：一种是红卫兵随意闯进民宅，抄完家，东西可能就分掉、散落了；有些抄家，是受组织指使，抄完家，抄走的物资会先搁到一个仓库，且有记录。我们家是第一种，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们在清华的家也被抄过。来抄的是教研组的一些造反派，说今天要去你家检查，看了看，东翻西翻，没抄着什么，就走了。我们挺紧张的，家里还有几百块钱的现金，为防万一，我事先把一些箱子存放在可靠的朋友家里。

 

“文革”一乱，都停了课。我整天写思想检查，加起来有厚厚一摞。被打成另类后，每天要劳动，扫院子、剪草，还学会了蹬三轮车，把土、草倒入垃圾堆。所谓的劳动改造，实际上就是隔离了。下乡，我也跟着去，就在北京郊区。因为谁也不理我们，倒没受什么大的冲击。我们系里，所谓资产阶级代理人就抓了我，挨了批。批判会由革委会召集，四五十人参加，历时两三个钟头。他们东拉西扯，我反正不言语。有时听了荒诞，想笑，又不敢笑出来。

 

工宣队进驻清华，是1968年7月27日。在清华，掌握实权的是军宣队。他们进校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核查历史问题，比如是否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等。那段时间，我系有两个系主任自杀。第一个系主任曾在美国实习，做过国民党的技术军官，好像是上校军衔。后来他挺进步，加入了共产党。虽然历史问题早已交代并查明，清理阶级队伍时根本不管那套，还是认定他可疑。当时，清华在四川绵阳建了一个无线电系，就把他弄到四川，做图书馆管理员。因为他是少数民族，后来又让他回到清华。工宣队教训他，说你工资太高，最多值一百多块钱，不配拿这么多钱。于是，他每月只留一百多块钱家用，余下的钱都存着，说他不应该得。他精神压力太大。某天一早，他把动脉割断了。夫人还奇怪呢，说今天不错，这么晚老头还不起床。进屋一看，已经过世了。

 

第二位系主任，科研能力很强，我们都敬佩他。他是第一个做数控机床的。工宣队进校后，他受到冲击。解放前，他曾在重庆一家机械厂当总工程师，一次厂里工人罢工，他没办法，打电话给警察局，警察来了。后来说他镇压工人。他是双料留学生，在美国工厂实习待过很多年，又去过苏联一年，对前沿技术很感兴趣，挺钻研。挨斗后，他实在受不了，从清华家里四楼跳下，含恨而死。

 

我看到过一个数字，工宣队进校后，清华立案审查的有一千二百七十八人，一百七十八人定为敌我矛盾或专政对象。

 

我们兄弟几个，我受的冲击最小。哥哥在抚顺石油三厂当总工程师，英语不错，平时需要看外文技术资料。批斗时，要他跪在地上，头上顶着厚厚一本《韦氏英文大字典》。我弟弟在哈尔滨中科院地震所，还是支部书记、科研组长，因被人举报偷听美国之音，挨了批斗。

 

因为我没大问题，历史清白，成了“文革”中第一批被解放的干部。我先去了北京计量光学仪器厂，接受工农兵教育，就在三里屯一带。跟我一起的还有一批学生。这批学生，在清华有个特殊的称呼，叫作“新工人”。这批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最深：“文革”前考进清华，多半出身工农家庭，思想单纯，进校不久，“文革”就爆发了，基本上没受过正常的正规教育，就是搞大批判，搞“四清”，搞政治运动。有些学生留校后也教课，但是缺乏系统训练，基础太弱，荒废了。中国的院士中，新工人背景的似乎不多，除非他们后来又到国外深造拿了学位。

 

我有个学生是贺龙元帅的儿子，叫贺鹏飞。“文革”前正经考上的。第一年没考上，隔年再考，终于进了清华。那时，风气正，开后门较难。他就属于新工人这一代。下放工厂时，学生跟教师混在一起，贺鹏飞正好编在我们组。某天，工宣队组织我们到一个刷子厂参观。突然开来一辆绿色吉普车，说要找贺鹏飞，马上把他接走了。那天，贺龙去世了。

 

下放劳动时，我们给工厂设计图纸。图纸有不同尺寸，比如A1、A2、A3。我是实习队长，坚持按专业标准折叠图纸，否则无法归档。这下惹怒了一个军宣队员，觉得我跟他较劲。他说，这个人不成，有资产阶级思想，需要改造。事隔不久，我就下放，去了江西的鲤鱼洲农场，清华的干校。那年，我正好四十岁。

 

1969年5月，清华的“文革”领导人是迟群和谢静宜。他们觉得教师应该进一步思想改造，向工人农民学习，就在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建了一所抗大式的劳动大学，名叫鲤鱼洲干校。北大的干校也在那里，那里原来是个劳改农场。据了解，从1969年5月开始，清华一共送去2821名教职工。我是当年9月去鲤鱼洲的，待了一年零八个月。1971年5月回到北京。

 

我是在“八七风暴”后去的江西。1969年8月7日，鲤鱼洲正在忙着抢收。那天奇热，很多人中暑。忽然大家看见云边有条黑线，凉风袭来。随之黑云压了过来。原来是飓风，夹带着超强雷电，据说大石头都被掀起。很幸运，在这次大风暴中，清华无人遇难或受伤。

 

从工宣队通知我下放到出发，不超过一个礼拜。那天，好多学生跑到火车站送我。我跟他们在站台上说笑了一阵。他们把我抬起来，往半空抛了一阵，我就上了火车。同行的有一批清华的同事。我们系就有六七个人。火车先到上海，而后转车，开往江西。列车中间的一节车厢，全是清华的人。我的随身行李很简单，就是一个竹编的箱子，一些简单的替换衣服，还有牙膏一类日常用品，别的就没了。

 

清华的鲤鱼洲干校共有八个连队，包括一个副业连、一个机械连，由工宣队领导。各连设连长和政委，士兵就是我们这批教职工。我在三连，又称“抢、拼、练”连队，主要任务是种水稻，干农活。江西的夏天炎热，我们只穿裤衩，赤身裸体，光着脚，泡在水里，插秧、耘田、收割，吃饭就在田间，在泥水沟里洗一下手。主食是米饭，空心菜，南瓜汤。一星期能吃到一次肉菜。肉菜来自副业连，养了一些猪。冬天，就做水利工程，挖水渠。清早六点钟开始干活，下午五点多收工，冲个澡，吃晚饭。晚饭后，政治学习天天读，至少一小时。双抢时，凌晨四点就得起床干活，一直干到晚上六七点。等到天天读，大家都累得快睡着了。

 

江西有血吸虫。每天干活前，我们要在腿上涂一层二丁酯，以防血吸虫钉螺钻进皮肤、血液，感染上血吸虫病。当时防护条件差，加上经常有“紧急集合”，顾不了涂药，很多人得了血吸虫病。我就是紧急集合下湖捞木头时感染的。

 

因为血吸虫病泛滥，我们经常做体检，主要是查大便。某天，我接到通知，说得了血吸虫病。赶到医务室，医生给我吃一种药，叫口服锑剂。这药毒性很强，服用后心脏跳得乱极了，好像要跳到嗓子眼。我住进了医务连的男病房。其实就是一个大草棚子，好多人住在那儿。病房里，气氛非常放松，有人还光着屁股睡觉。受了伤，就不用劳动了，可以休息，也是因祸得福。我一直没痊愈，就没让我下地干活。我患血吸虫病时，身体没什么感觉。发作以后，血吸虫最伤的是肝，血吸虫咬出一个个小洞，洞的周边开始硬化，肝硬化后很容易癌变。清华得血吸虫病的人，后来死了不少。直到现在，我们这些曾经的患者每年还会收到血吸虫病营养补助，几十块钱。患病后，我有些沮丧，觉得活不到六十岁。血吸虫病最严重的症状是腹水，一有腹水就没法治。回北京后，脱离了疫区，毛幼虫就不可能再进到皮肤里，加上营养较好，慢慢痊愈了。刚回京时，我的心脏还是跳得厉害。有些人回来后就不成了。一个工人小伙子，原来身体很棒，回北京不久就死了。

 

一天劳动下来，最怕半夜三更响起哨子，不是抢险，就是练兵。紧急集合时，要背上行军包，就是自己的被子。有一次，我的被子捆得不紧，跑步中散开了，变成了个“大尾巴”，受到批评。为此，我写了一篇思想检讨，题目是《思想松，背包散》，在全连广播站宣读。

 

鲤鱼洲干校按照军队建制组建，我们二十个人住一个大草棚。夏天，到处是蚊子，我们一个个帐子全挨着，不让蚊子钻空子。每个人的铺位，大概有一尺五的空间。我没从北京带什么书去。带了，也没地方读书。每天都很疲惫，也没心思写日记。大草棚中间挂着一盏灯。每个人床边都有块毛巾，睡着睡着就出大汗。难受时，赶紧擦上一把，再接着睡。睡我旁边的是个青年工人。清华副校长张维教授，与我同一批下放的。当时他已五十多岁，在副业连，日子比我们好过，就是养猪、种菜。

 

干体力活，很累，只想睡觉，也没心思给北京家里写信。某天，我爱人正好到南昌出差。鲤鱼洲离南昌很近。她给连里打电话，人家告诉我，你夫人来了。我赶紧请假，团部同意我去探亲。我头一次到南昌。她住在一个招待所，我住了一晚。我的脸黑极了，她都不认得我了，就像个劳改犯。平时，我们一出干校，有些当地农民不知道劳改农场已经换了主人，就说我们是劳改犯。

 

谁去干校思想改造，由工宣队决定。本来我已经当了教改分队的队长，待在北京。但工宣队不同意，必须下放。通知我时，工宣队领导让我树立在江西终身扎根的思想准备。有些带家属下放的，会有一个单间土屋。我们不知道猴年马月能重回北京。工宣队说，改造是没有限期的。有的人从干校成立就去了，一直到最后撤销才回到北京。

 

人的思想和情绪是很奇怪的东西，到江西后，每天干体力活，人反而轻松了。在北京时，有教学任务，又有科研，压力挺大。现在，压力没了，除了干活累一点。我身体较强壮，可以挑一百斤。刚去的时候，风一吹，人就从田埂上掉田里了。但很快适应了。一天晚上，紧急集合，大家都迷迷糊糊，困得很。任务是，大家排成一队，运砖头。我前头这位，没等我手里的砖送出去，就撒了手，一块砖头全砸到我脚上。一看脚趾都往上翻了。医生说，这个脚趾已折了，弄个夹板捆上了。不能劳动，就让我改做宣传工作。后来当过副校长的倪维斗教授，当时是宣传组组长，领导红卫兵宣传队。他本来跟我就熟，说咱们就一块写点稿子吧。

 

1970年12月5日，父亲在北京家里去世。终年八十二岁。我接到家人电报，向工宣队请假，要求马上回家奔丧。但是他们不同意，说干校正忙，不能走开。此事是我一生的遗憾。父亲故去，我没在他身边，更没能最后见一面，向他告别。当时，连个追悼仪式都没有，草草办了丧事。差不多十年后，1979年6月，有老教授提议为父亲补开追悼会，就在清华的一个教室里。悼词中说：“解放前，金涛不满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义事业，做过一些有益于我党的工作……解放后，作为一名爱国的老知识分子，见到新中国的解放，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总理。”热爱周总理的提法，还是很少见的。

 

1971年5月，我离开鲤鱼洲，回到北京。我对后半生怎么过，很是渺茫。人过中年，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惑着我。1971年，林彪9·13出事。当时我们完全不知情。后来民间有传言，说林副主席掉下来了。林彪事件一年后，基辛格秘密访华。又过一年多，尼克松正式访华，会见毛泽东，上海公报签署，中美敌对关系开始解冻。但在科学交流层面，我没感觉到大的变化。

 

1973年，“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这段时间是补课的时期。慢慢地，我们开始了解一些国外的科技成就、研究方向。比如，我听说光学中有个非常重要的新领域，叫做付氏光学。图书馆里，英文学刊、期刊慢慢有一些了，甚至翻成中文。有个朋友，名叫Joseph Goodman，在斯坦福大学，是著名的光学专家。他出了本新书，物理所几个人合作就把那本书给翻译了。

 

工宣队进驻清华后，把我们教研组和楼下的光学车间混编成一个连队，我原先是教研组主任，非让我做光学连的连长。干了一阵子，后来我遭到批判，让我去机床工具厂劳动。回来后说要开门办学，把我们编成一个小分队，开拔到广安门的318厂，是做军用光学仪器的，用于枪或炮的瞄准具。工宣队给我的任务是带教工农兵学员。我带了几个教师，在工厂给他们上课，吃住都在厂里，晚上就睡防空洞，长达一年多。一早起床，都有严格规定，是军事化管理。

 

我在318厂劳动，专业完全对口，收获挺大。我本不是学光学仪器的，等于在这里实习。我们教的工农兵学员，水平比较低。但他们政治上优越感很强，担负着“上管改”的任务，觉得你们臭老九是改造对象，彼此关系有些紧张。我有时候坐车白天回家一趟，取点东西，晚上赶回工厂。太晚的话，有时只能翻墙进厂。

 

厂长兼总工程师是一位军队老干部的儿子，懂技术，曾在莫斯科鲍曼技术大学学习过。鲍曼在苏联属于学术水平较高的，倪维斗教授也在鲍曼学过。知识分子的心思是相通的。厂长跟我的关系挺好，当时我女儿在南口机车车辆厂做车工，上下班实在太远，很辛苦，我请他帮忙把我女儿调过来，他就帮忙解决了。他叫刘虎生，是革命烈士刘伯坚、王叔振夫妇的长子。

 

“文革”中，太多荒唐事。其中，有个事情是“考教授”。1973年年底，工宣队突然把我们集中在图书馆老馆的阅览室，让我们考试。试卷上面是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题目，尤其是化学，简直就是对我们的羞辱。我们都记不清了。考完后，走下图书馆楼梯，我还摔了一跤。最后倒是没有发榜，没了下文。好像大家考后的反应都很差。化学简直要考零分、交白卷了。毕竟都是读书人，有的同事还去打听自己的分数，反正都不好。心想这教授还当不当啊！我想这是工宣队存心给我们难堪。

 

1970年起，作为试点，清华、北大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废除考试，改为推荐。“文革”后期，我教了好几届工农兵大学生。他们的问题是没有经过高考选拔，良莠不齐，基础很弱。个别学生不错，但是一部分仅有小学文化程度。老师讲课，得兼顾程度最低的，绝不能讲深了。当时有个口号，叫“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讲深了，很多学生就会掉队。有些专业课，只能讲得很浅。1976年10月，光四二班的工农兵学生说我夺了党支部的权，要我做思想检讨。我不服从，就是不去。我已经从美国之音短波中获悉了“四人帮”倒台的新闻，他们还不知情。我心想，你们的后台已经倒了。多年后，这个班的班干部校庆返校，见到我，有点愧疚。当然我并不怪罪他们。他们也是受害者。

 

1976年元月，那年北京很冷，周恩来总理逝世。民间悼念的规模是空前的。4月，天安门广场爆发“四五运动”。我去广场看过一次，没卷进去，只是旁观者。广场上，很多标语、诗抄，大家在慷慨激昂地纪念已故的周总理。群众起来了。是非之地，我很快就走了。当时就预感事态会发生变化。7月，朱德朱老总去世。7月底，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泽东去世。时过四十多年，仍记忆如昨。1975

chufang2022-02-21 01:07:46

如果按被学校和学生整死教授的数量来说，北大和清华可以在全球占第一和第二位，这也是祖国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