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00—101：胡宗南身边的红色电台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5年第2期—第3期
文：胡杰
1948年11月中旬，古城西安。
早上出门在街道上喝了一碗糊辣汤，国军上尉军官、西安绥署二处特工潜伏电台台长薛浩然在放下碗的那个瞬间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投奔共产党，说走就走。
说来可笑，这碗糊辣汤差不多花光了他身上的所有现金。钱已经毛了，越来越不值钱了。自从内战开打，物价就翻着跟斗往上涨。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出台《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改法币为金圆券。23日，西安市开始发行金圆券，收兑法币，一金圆券兑换三百万法币，顶半块银元。可到了11月12日，一块银元在西安已经可以兑换五千金圆券了。
《西京日报》11月10日登出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蓝田244医院住院的一名伤兵。他说，在医院里，他们每天两顿饭，每餐只有一碗白水青菜，没一点儿油水。“昨天发下金圆六元的全月饷钱，到街上买肉没有，买油没有，我气极了，便到菜铺炒了一盘肉丝，价钱为一千二百万元（法币）。所剩几何？请自算吧。”
11月3日的《西北文化日报》上刊登过这样一则新闻：政府某机关一位科长的太太分娩，因没钱开销医药费用，夫妻俩相对而泣。他们的亲友多系公教人员，同病相怜，想借钱都没地方去借。西安大中小学教员的生活，此时已经陷入绝境，他们每月所得不能购得两袋半面粉，普遍已经没有能力养家糊口了。
进入民国三十七年，西安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2月份，西安市开始征收“勘乱建国费”，老百姓骂声一片。钱收来干什么了呢？挖了战壕了。说是解放军要攻西安城。不料，壕沟挖了两个月，彭德怀不来攻西安，却一度攻占了西府的宝鸡。再说，这壕沟就是挖得再深，能挡得住人家进攻吗？这难道是冷兵器时代吗？私下里，薛浩然和他的一些哥们儿没少骂过。
民国三十七年里，有一个人曾经让薛浩然感到震撼。
薛浩然时年二十二岁，陕西韩城大南沟村人。家里兄弟姊妹九个，活下来六个，薛浩然最小。他大哥比他要大二十五岁呢。薛浩然的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又都十分疼爱这个最小的儿子，哥哥、姐姐们也都宠着他。大南沟村是个离县城有五十里地的小山村，薛浩然一家就靠种地为生，有时还会遭到土匪的袭扰，日子过得并不宽展。尽管如此，家里供他上了完小，又送他上了一年初中。这时，赶上胡宗南黄埔一期同学、喜欢学佛的第一军军长丁德龙在韩城招童子军，薛浩然被编入战时工作干部第四团。半年后，胡宗南当小学教师时的同事、日后给他当过多年机要室主任的王微到童子军中选学生，薛浩然和同县的高孟吉等人被选中，成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学员，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就是1924年6月创办于广州的黄埔军校。1927年，黄埔军校迁往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抗战开始后，军校于1937年11月迁成都，并于全国设立了九所分校，七分校即属其一，也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所。胡宗南的第17军团血战淞沪，死伤极为惨烈。1937年8月奉调关中整补，沿途热血青年踊跃投军，至陕西已有千数之多。1938年1月，胡宗南奉命筹办七分校，即将此部和在湖南招收的知识青年编为第15期第1、第2总队，3月29日干凤翔县成立。4月，接收长安县王曲镇西北训练班与江苏抗日青年团学生，编为第4、第5两总队，并于兰州成立第3总队，学校初具雏形。这年5月，七分校从凤翔迁长安县王曲镇，校本部设城隍庙。胡宗南以校务主任名义实际主持，校长蒋介石。最火的时候，小小的王曲镇，遍地是军人。
不过，虽然同为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没在王曲镇，而是在西安城里的北校场公字3号。1942年底，薛浩然学习一年后毕业，下部队任见习军官，转正后当了胡宗南第八战区副长官部通讯营的少尉见习报务员。1944年秋天，薛浩然随部队参加过豫西抗战。抗战胜利后，他配属到37集团军总部，37集团军的长官就是人称“独眼将军”的刘戡。
刘戡字麟书，湖南省桃源县桃花源镇膏田村人。这个长得相貌堂堂的“湖南骡子”，也是胡宗南黄埔一期的同学，二十九岁就是中将。薛浩然在三原刘戡的司令部待了将近一年，经常见到刘戡。他对这位抗日名将相当佩服。2月底，关中咽喉宜川被解放军重兵围困，刘戡奉胡宗南之命率整编29军前去救援，行至瓦子街时被包围，刘戡捡了个手榴弹引爆自杀。消息传来，薛浩然十分震惊。
在刘戡三原的整编军部待了大半年，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部成立了一共有十部电台的直属无线电队。1946年秋，薛浩然又被调到了西安。西安比不得上海的繁华，但比三原之类的地方强多了，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和在北校场通讯班学发报时不同，薛浩然他们这会儿是军官，有时间、有自由，也有薪水可花。除了有机会上街打打牙祭，薛浩然还学会了赌钱。那年头，连胡适这样的青年导师都出入妓院，薛浩然这样的下级军官，能不随波逐流的有几个呢？
不过，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半年，薛浩然就感到无聊了。他不甘心就这样沉沦，开始在夜校学习英语。英语学了仅半年，就因为部队换防离开西安而中止。在电台工作，薛浩然他们这帮人有一个便利条件，就是能听到延安的广播。所以，对于官方的战局报道，他根本不信。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薛浩然知道，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已经从起初的十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对于正在进行的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薛浩然一点儿也不看好。且不说人心向背，仅从军事上说，国民党也已经败相毕露。
这个年纪的人，谁都有三五个关系要好的朋友。七分校通讯班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总共七十多人。跟薛浩然最铁的，一个是韩城老乡高孟吉，另一个是华县的吕出。吕出是个刺儿头，曾经因为伙食问题闹过罢工。听说营长要收拾他，吓得他投了别的部队。1947年秋，吕出回到西安，住在杜公祠，薛浩然常去找他聊天。分别将近一年，薛浩然发现吕出变化很大，思想很激进，提起国民党就是骂，提起共产党就是夸。当然，他们只能私底下这样说说，要是让人汇报上去，被列为“赤化分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老乡高孟吉是个文艺青年，爱看书，也爱写文章。不知通过什么渠道，高孟吉能看到亲共的书刊。从这两位同学这儿，薛浩然开了不少窍。不光是他，跟他们经常扎堆儿的河南籍同学徐学章、王冠洲，湖北籍同学李福泳以及铁路电台的朋友赵继义，这会儿都成了“赤化分子”了。
随着战事的吃紧，上面开始考虑在大部队撤走后，留下人潜伏。1948年4月，绥靖公署机要室主任王微与二处处长刘庆曾一起办了个潜伏电台培训班，薛浩然又被抽去参加培训。受训的一共十人，两人一部电台，其中一人为台长。薛浩然、高孟吉二人为其中的两个台长。当台长的好处，就是可以吃几个人头的空饷。学习结束，薛浩然就被派到陕南的镇安县潜伏。镇安等地这会儿还是胡宗南的天下，但是，预计到大势所趋，上面提前把这些人安插下去。9月下旬，薛浩然找了个借口离开镇安，溜回西安。
让薛浩然一直以来感到不爽的，还有一件事儿。十四岁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完了婚，媳妇比他大四岁。薛浩然怎么看这媳妇怎么觉得别扭，早就想离婚，当面又开不了口，只得写了一封信，提了离婚的事。后来收到他哥的来信，才知道女人在家寻死觅活地闹了一场。离婚八字还没一撇，他就已经是个穿军装的陈世美了。
从镇安回到西安，薛浩然就拿定主意，再也不回镇安了。不回去，他就是逃兵，上峰当然饶不了他。也就是这时候，他决定去延安投共产党。可是，像他这样的下级军官，带不过去一兵一卒，人家共产党凭什么相信你呢？薛浩然想到了电台。
究竞走哪一条路去延安呢？线路有两条，一是从淳化、耀县走。薛浩然专程去三原实地探测，感到困难还是比较大；另一条路，就是从华阴到韩城。虽然韩城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但他是韩城人，回家一趟总是说得出口的理由。那么，跟谁一起走呢？这个时候，高孟吉还在柞水县的潜伏电台困着，无法脱身；薛浩然跟吕出说过，吕出的意见却是再等等。
这天早上，推开糊辣汤碗，薛浩然决定马上去找吕出。如果吕出不走，他就要自己行动了。他已经装病两个月了，再不回镇安，上司就要收拾他了。
2015-09-15 16:39:16
北校场黄埔军校七分校通讯班第二期学员中，最具老陕“生、冷、蹭、倔”特点的人，非吕出莫属。
吕出本名不叫吕出，叫吕重山。两个山摞在一起，不就是个“出”嘛。同学中，大伙儿都不叫他学名，就喊他“吕出”。吕出是华县人，家里比较穷，但还是供他上了小学。后来，他和薛浩然一样，当了童子军。吕出会的秦腔段子特别多。学员们搞文艺活动，吕出的秦腔一向是保留节目。不管是洗澡，还是洗衣裳，他都是曲不离口。不过，有一阵儿，吕出的秦腔不见了，一张嘴就骂骂咧咧。
那是1945年春末的事儿。战局上，日本鬼子已经是秋后的蚂蚱，眼瞅着大势已去。国民党军队这边，军官们因战事被压抑着的欲望开始像入夏的野草一样疯长。从上到下，当官的吃空饷成了见怪不怪的常事，连个小小的电台台长都要多报个报务员、摇线兵的假名字，吃上一两名空饷。对于下级军官来说，当官的多吃多占本就可气，问题是通讯营的军官们还打起报务员夜餐补助的算盘，夜餐补助一拖再拖，好不容易发下来，五分之二还被克扣了。不光夜餐费，大灶上的油星子也越来越少。别人只是停留在背地里骂骂当官的这样一个层面上，吕出可咽不下这口气。
怎么办？给当官的提意见？这不是老鼠给猫提意见吗？罢工？胡宗南司令部的电台能允许报务员罢工吗？那怠工呢？如果你不出活儿，但别人出活儿，就把你显出来了。那么，怎样既能怠工，又不会被显出来呢？那就是大伙儿一块儿不出活儿。
吕出就扮演了四处游说同事消极怠工这样一个角色。转眼间，各个电台都攒下了一堆没有拍发的电报稿，指挥部的指令都处于紊乱状态。台长们平时不干活儿，这会儿都得撅着腚拼命干。通讯营一台是唯一有女报务员的台，女报务员们都是些官太太，平时，台里的工作主要是男报务员们干，这会儿不行了，官太太们一个个叫苦不迭。这件事儿折腾的结果，就是夜餐费能按时足额发了，伙食也有所改善，但吕出却在通讯营待不住了。营长知道这次挑头闹事儿的就有他，能饶了他吗？吕出只有开小差走人。
吕出有个老乡，在西安当律师，交游广阔。吕出就去找他帮忙。律师正好在河北民军有关系，写了封信让吕出拿上去河北，投了乔明礼的河北民军，当了通讯连长。不久，吕出随乔明礼的河北民军参加高树勋起义。尽管他如实说明了自己的经历，但政审时，组织上对他有两点保留意见：一是不相信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二是不相信他是开小差离开胡宗南部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而河北民军是什么？杂牌中的杂牌，别说夜餐费，军饷都未必有保证。吕出好好的正规军不待，跑到这杂牌军来图什么？河北民军的大多数下级军官都留在部队接受了改编，在民主建国军番号被取消之后，并入晋冀鲁豫部队中。吕出有收发报技术，按说正是部队急需的人才。但是，他没有留在部队中搞通讯工作，而是被送到军政大学学习，这应该和组织上对他的不信任有关。
1947年6月，刘邓大军主力即将横渡黄河，挺进鲁西南，拉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这时候，晋冀鲁豫军政大学保卫部长盛北光跟吕出谈了一次话，让他回到西安，设法重新回到胡宗南部队当卧底，给解放军弄情报。盛北光给吕出留了一个通讯地址，吕出连宿舍都没回，就前往西安。
吕出是不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呢？当然是。但是，同为情报人员，我方的重视程度却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是重要的情报人员，我方都会为其配备专门的交通员，否则情报如何传递？按常规，被晋冀鲁豫部队派出，就是要为晋冀鲁豫部队服务。但派吕出回西安搞情报，就是搞到了，也只能是西北的情报，晋冀鲁豫能用上吗？由此可见，派出吕出实际上就是卸包袱。对于晋冀鲁豫部队来说，派出吕出这样的青报人员，应当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把他这样不明根底的人留在部队，是不放心的，而当时的环境又无法核实他的情况；处理他，他又没有什么过失，何况看上去他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年轻人。那么，把他作为情报人员派回国民党军队中，就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他真能弄到情报，这当然是最好的；如果弄不来，那对我方也没什么损害。
再说吕出。投入到解放军阵营中，他算是找到了感觉。组织上既然把这样一个神圣的任务交给了他，他就千方百计地去完成。回西安这一路，他波解放军抓住过两次，一说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兵，还都能顺利脱身；可遇上国民党军队，却不那么顺。
在河南滑县，他就被抓了壮丁。要不是后来碰到军校同学，他就得继续当大头兵。好在这支国民党军队里也有七分校通讯班的同学，通过同学举荐，吕出在郑州干上了老本行，当上了一名中尉报务员。直到入秋，他才找机会脱身，回到了西安。不久，他在通四团第二营一连当上了二台的报务员。
吕出失踪两年之久，怎么回来又能接着在胡宗南的机要机关工作呢？他这段历史国民党方面就不严加审查吗？还真是这样。这方面，国民党比共产党可要粗得多。何况，随着战场上的一再失利，国民党军队正急需用人。吕出回来后，也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再加上有跟他关系好的这帮七分校通讯班的同学打圆场，他就再次坐到了发报机跟前。
不过，吕出可没忘记他这会儿的身份。后来，吕出几次给盛北光留的那个地址写信，但都石沉大海。这段解放区的经历，他没敢跟任何人说起。但通过私下里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知道很多人都对现实不满，看不到前途。两个月前，薛浩然动了投奔延安的念头，跟昌出商量时，吕出说再等等。为什么要再等等呢？吕出没说，多年后，作者也无从推测。不过，当薛浩然决定哪怕一个人也要成行的时候，吕出立即决定跟他一起走。去韩城。
三哥：
你之近况已由勉斋二哥详细告我。你所需之物，除少数已交勉斋兄带回外，其他价太昂，不易购到，随后有力再办。弟弟详情可询勉斋哥即知。弟家老者老，幼者幼，无人照管，希兄多加帮助，勿使年迈双亲、弱妻幼子陷于饥饿。烦哥之处，后当力图报之。千言万语，无从说起，谨此预祝黎明即降天地早日回春为盼！
敬盼
安好！
小弟秋涛上
四月二十五日西安
这封信写于1948年4月25日，写信的人就是薛浩然的韩城老乡高孟吉，“秋涛”是他在老家沟北村的小名。信里提到的“勉斋二哥”名叫高勉斋，是他同宗同族的一个哥哥，买卖人；而那个“三哥”又是什么人呢？
高孟吉的爷爷和父辈都是读书人，他爷爷的国学底子尤其深厚。十二岁时，家道中落，高孟吉被迫辍学。他哭着跟他妈说还想念书。打小，家里人就觉得他是个念书的料，可再要读书，钱从哪儿来呢？她妈只好去找一个婆家家境好的姨妈商量。姨妈悄悄把自己的私房钱给妹妹。高孟吉得以继续学业。他偏爱语文和历史，写一手漂亮的字，当上了学校墙报的主编。小学毕业，已经是1940年。隔着一条黄河，日本人天天往韩城这边打炮。别说再供他念书，他家已经有断炊的危险了。
河这边驻扎了很多国民党军队。有个叫廖自新的营长住在高孟吉家。这个廖自新是湖南宁乡人，出自寒门，对这个爱读书的孩子非常同情，就劝高孟吉他爸送儿子到他们那儿去当兵，部队里的大学生可以教他。第二天部队开拔前，廖自新给高孟吉送来了一身军装。高孟吉他妈哭肿了眼睛，但为了孩子的前程，还是咬牙同意他去当兵。
部队从师家滩过河，驻扎山西乡宁县。因为战乱，太原的学校迁到了乡宁县的山区，成立了一个山西省联合中学，招收沦陷区的学生。当时廖自新已经当了团参谋长，他以自家孩子的名义，将高孟吉送到学校。后来日本人进犯晋西北，部队向吉县转移，廖自新派人专门把高孟吉送回了韩城。赶上上海童子军来韩城招生，管吃管穿不要学费，高孟吉就当上了童子军，不久又被选人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
在军队里，报务员是项比较自由的差事。只要不值班，你是逛大街、打麻将，没人管你。高孟吉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没事儿还爱给报刊投个稿。看的什么书呢？虽然在国民党阵营中，但共产党那边年轻人看的书，他们照样找来看。于是，他就看r一大堆的高尔基、鲁迅和丁玲、谢冰莹，在同学中还得了个“高尔基”的外号。
和吕出、薛浩然一样，报务员的一个工作便利，就是能听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在国共合作没有完全破裂之际，高孟吉还是<秦风工商时报联合版》的忠实读者，因为这份报纸每天都登新华社消息。1946年3月，一帮包括白俄在内的乌合之众举行反苏游行，顺便砸了《秦风工商时报》的办公楼。高孟吉非常气愤，还和机要室的少校参谋韩其旭一起，给<秦风工商时报》写了封慰问信。韩其旭是甘南人，挺欣赏高孟吉的文采，两人对脾气．内战开始后，此人干脆带着老婆开小差回了老家。
有一回，韩其旭跟高孟吉说，要带他认识一个人。在莲湖公园附近的王家巷，高孟吉见到了一个高个子、长胡须的长衫老者。这人就是后来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的民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杜斌丞。跟此人聊了一次，高孟吉简直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再以后，民盟的韩城老乡刘敬业又给他推荐过一些《新观察》、《时与文》以及西南联大出的《民务周刊》等进步刊物。有了这样的浸染，高孟吉思想上就压根儿没什么硬弯要转了。
1947年下半年，高孟吉在西安见到了同村同族、被他称为“二哥”的高勉斋。高勉斋在做小生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西安进货。从高勉斋这儿，高孟吉知道了不少解放区的事情，他也感觉到高勉斋不像个普通生意人。高孟吉跟高勉斋谈过，想到延安去求学。1948年3月24日，韩城二次解放。4月份，高勉斋再去西安，捎给高孟吉一张小纸条。写纸条的人高孟吉认识，就是前文那封信中他称为“三哥”的高步林，也是沟北村的同族。
高步林时任中共韩城县的保安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那个时代，领导干部配乘马，和现在配车是一个道理。但共产党的干部中，一个县有资格配乘马的只有三个人，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就只有保安科长。因此，这三人在当时又被称为县上的“三驾马车”。
高孟吉这才知道，高勉斋就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已经把自己的详细情况都跟高步林说了。高步林的纸条上字写得很小，这是一个提纲，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情报。这个小纸片是放在高勉斋的鞋底子里带过来的。高孟吉按着纸条上面的要求，把能搜集到的——告诉了高勉斋，包括电台的种类、波长、密码等。信里所提“你所需之物，除少数已交勉斋兄带回外，其他价太昂，不易购到，随后有力再办”，说的就是这件事。这个时候，高孟吉已经结婚，刚刚有了儿子。他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生活非常困难。所以，在信中，他也把家小托付给高步林照顾。
这个时候，高勉斋、高孟吉两人就正式成为韩城保安科掌握的情报力量，分别被编为10号和11号。10号高勉斋化名静方，11号高孟吉化名孙健。孙健这个名字高孟吉用了很多年，直到他1962年调回韩城工作，才向组织提出申请，将名字改成了“高健”。
在投奔解放区这件事儿上，薛浩然原来计划几个人一起行动的，参与者有吕出、赵继义、高孟吉以及高孟吉推荐的师世德。
师世德也是韩城人，和薛浩然是小学同学，跟高孟吉也同过学。他在西安市政府当差，能给他们办身份证。赵继义是河北保定人，在陇海铁路电台当译电员。他家在南郊郝家村，和薛浩然他们的电台是邻居。赵继义两个哥哥都在外地，家里除了岁数很大、身体也不好的父母，还有个侄女。一家四口的生活，基本上就是靠他这个下级公务员的薪水，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尽管如此，赵继义在读书上却舍得花钱。他家里订了一份香港的《大公报》，而且买了很多苏联小说。赵继义胆子大，不怕事儿，跟薛浩然又年龄相仿，两人很自然就成了好哥们儿。
本来，赵继义也答应跟薛浩然他们一起走，但他家老人生病，走不成；高孟吉这时候还在陕南的山沟沟里钻着，也走不了。因为薛浩然执意要走，哪怕一个人都要行动，吕出最终决定跟他一起走。当然，同行的还有师世德。师世德给他们俩一人弄了张身份证。三人动身，薛浩然穿了件长袍，扮作小学老师；吕出穿了件半旧的中山装，看起来像个学生。为了出门方便，薛浩然还特意带上了绥署二处的特工证件。
那时候回韩城，火车只能坐到华阴庙。三人下车后，又雇了一辆马车。马车一路跑到合阳，就到了国共对峙的地方。两边都有检查站，雷庄这边，是国民党的检查站，穿军装、穿便衣的都有。一行三人没带什么违禁品，又都有身份证，所以，薛浩然连绥署二处的证件都没往外掏。过了雷镇的检查站，就要上个大坡。走上十里八里，坡上面就是方镇，那是共产党的地盘了。在这边的检查站，他们遇到了一个姓石的干部，后来他们才知道，此人叫石启明。薛浩然也没什么经验，一见是共产党的，就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包括高孟吉让他找韩城保安科的高步林之类的话都说了。但是，到了韩城县城，石同志没带他们找高步林，却把他们领到了北关狮子巷，见了晋绥公安总局韩城情报站的秦波与关克。原来，石启明是晋绥公安总局的人。
来到晋绥情报站，薛浩然又把跟石同志说过的话和秦波、关克说了一遍：“我和高孟吉是给咱做工作的，孟吉让我来找韩城保安科的高步林科长，他是沟北村人。”
“高步林，噢，我不熟。”秦波这样答复。
其实，秦波刚从山西来韩城，和高步林一起在保安科的灶上吃了两个月的饭，高步林给他帮过不少忙。只不过，这会儿有送上门来的情报关系，他舍不得再交给高步林。问明情况后，秦波留薛浩然、吕出、师世德三人在他那儿住了几天。但是，薛、吕二人跟秦波话不投机。秦波让他们回西安，但回去干什么、怎么干，他谈得很笼统。吕出要过些纸，马上把知道的情况给他写了出来。接着又提出用电台联系，秦波一口就回绝了。在吕出看来，秦波完全是个外行；而秦波知道，别说他这个情报站，当时就是晋绥公安总局也没有一部电台呀。也是害怕引起怀疑，吕出并没有跟秦波等人说起他被晋冀鲁豫部队派出的经历。
因为薛浩然是韩城人，秦波同意他回家看看。回到家，薛浩然只住了一晚上。他三哥薛万年告诉他，高步林早就说过，想见见他。第二天，薛万年就带他去了高勉斋的杂货铺子。高勉斋是个瘦高个儿，比薛浩然大几岁，看上去很精明。一见薛浩然，高勉斋特别高兴，中午，高勉斋还请他们哥儿俩吃了顿饺子。那年月，这可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薛浩然见到高勉斋那天，是11月24日。这天，高步林下乡工作，下午才从涧南村回到保安科所在的城西街。他刚进门，高勉斋就来找他：“薛浩然来了。”
高步林当然知道这个人，这就是高孟吉曾多次提到的那个跟他关系很铁的哥们儿，两人同为韩城籍的电台台长。
“他在哪儿？”高步林赶紧问。
“回来咧，说是住在狮子巷。在哪一家，他可没跟我说。”
高步林只好让人去狮子巷，以查户口的名义寻找薛浩然。结果，找到秦波这儿，找见了人。当时，秦波、关克不在，薛浩然前脚去了保安科，后脚秦波追来跟高步林要人。人在自己这儿，高步林当然不肯再放走，这明明是自己建立的关系嘛。没办法，秦波只好气哼哼地走了。
当时，东府工委的办公地点也在韩城，晚饭后，高步林与保安科副科长、原先在边保（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前身是成立于江西中央苏区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茶坊检查站工作过的史志春领着薛浩然去见他们的上级领导、黄龙地委社会部副部长兼东府工委社会部长高仰山。薛浩然把自己在秦波那儿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当然，也提了和吕出、师世德一起回来并且被秦波他们留下的经过。对于师世德，高步林并不感兴趣；但他并没想到吕出就是高孟吉原先跟他提过的吕重山，所以也就没去跟秦波交涉要人，只是让薛浩然不要再回秦波那儿。
为这事儿，两家关系闹得挺僵。后来，官司打到了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这儿，由刘文蔚拍板，薛浩然转到韩城保安科，吕出、师世德由晋绥韩城情报站掌握。
薛浩然被高步林接过来之后，安排在一所中学里住下。当年，保安科就相当于公安局，高步林要管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跟薛浩然谈话的主要是当年边保资深的情报专家高仰山。
高仰山比刘文蔚小五岁，看上去却像个小老头儿。他是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前入党的老党员，到了陕甘宁根据地之后，一直在从事保卫工作。那会儿，边保下面的保安分处、保安科与社会部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所以，高仰山也是黄龙分区社会部副部长、保安分处的副处长。高仰山后来曾担任过西安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
高仰山问到薛浩然的，主要是他的社会关系，以及回西安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高仰山对薛浩然了解得很细致。薛浩然说，在绥署通讯系统，跟他关系最好的除了高孟吉、吕出，还有赵继义、李福泳、徐学章、丁元善等人。高仰山就详细问到这JL个人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朋友圈子。赵继义有个哥们儿叫秦福祥，二十七八岁，山西人，回族。此人是绥署二处机要室的译电员，而且业务水准很高。要知道，高孟吉、薛浩然、吕出他们都只是发报的，按规定，他们对于发送的电报内容完全不掌握。如果能把秦福祥拉过来，绥署二处的情报就可以掌握一大半。那么，秦福祥的思想基础又怎么样呢？此人原来是少校，现在却降为上尉，正一肚子牢骚。何况，他本来就是个思想进步的年轻人。因此，高仰山、高步林研究后决定，因为秦福祥的原因，首先发展思想进步的赵继义。另外，思想进步、发报技术高超的李福泳也是首先要发展的对象。李福泳掌握着一部15瓦功率的电台，而薛浩然、高孟吉的电台都是2.5瓦的特工台，如果要和延安方面联系，功率都达不到。所以，李福泳这样的人不发展，发展谁呢？
薛浩然提到的另外两个朋友徐学章和丁元善，也引起高仰山、高步林的很大兴趣。徐学章是绥署总台的报务员，薛浩然泡病假从陕南镇安回到西安之后，就是在他家落脚；吕出、高孟吉、李福泳他们也常去位于火车站北街的徐学章家聚会。徐学章思想进步，但性格有些软弱。后来，当高孟吉、吕出、薛浩然、赵继义、李福泳他们这一拨儿隋报力量全部随大军西进时，只有徐学章坚决不肯离开西安。他后来的人生坎坷，也多少与这样的性格有关。
组织上对丁元善的兴趣，主要是因为他有个姓潘的哥们儿在绥署侦查台工作。这是一个边保方面感兴趣的部门。
以后几天，薛浩然基本上都在韩城保安科里写材料。薛浩然是诚心诚意掏了心窝子，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高步林，主动提出愿返回西安为我方搞情报。经刘文蔚和高仰山的批准，11月25日，他填写了干部登记表，正式参加革命工作。
高仰山、高步林与薛浩然商量了电台联络的办法，决定波长为45米，呼号、密码为明码加“西北解放军”五个字。他们还商定了薛浩然的化名为“万国祥”。以后去西安找薛浩然的交通员，将自称“兆庆”，问他是不是万国祥。薛浩然要问对方家在哪儿，对方回答：“涧南村。”再问：“那你在西安住什么地方？”对方回答：“三盛合小纸烟铺。”这时候，薛浩然要再问：“是李掌柜吗？”这才对上了号。组织上要求薛浩然写情报材料尽量用特工专用的化学水，用纸要尽量小，便于携带；无论他调动到哪里，必须给参府街17号高孟吉的表哥解常新打招呼。另外，组织上要求薛浩然回到西安后，如果没有发生意外，要给家里写一封信，信中要有“工作很好勿念”这样几个字。他家里将会把信交给组织。
高步林、高仰山对电台也是外行，电台联络方面的事儿，就由薛浩然自己定。当时，胡宗南军队电台的呼号是“CQ”，薛浩然提议呼号为“coo”。组织上发现有电台呼“coo”，就可以调到45米波长进行联系。
既然要把薛浩然再派回西安，就不能让他在韩城耽搁太久。离开韩城的前一天，高步林带他去见了中共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这可是共产党在东府地盘上最大的官。那时候共产党的干部都没什么架子，刘文蔚和薛浩然聊了足有一个钟头。
薛浩然临走，高仰山给了他五百万农洋（边币）作为活动经费。当时的行情，一块大洋可以换三十万边币。本来，组织上还要给薛浩然一些黄金，但薛浩然说什么都不要：“我投身革命，可不是为了钱。你看你们的日子过得这么艰苦，不管怎么说，我在国民党那边还有薪水。”
从西安到达华阴庙时，薛浩然曾经给徐学章写过一封信，目的是给西安放出风，就说他回家了，免得连累徐学章、李福泳他们。高仰山、高步林认为，薛浩然再回西安，虽说有一定危险，但如此安排应该还是可行的。到西安，让薛浩然先去徐学章家，然后对西安的朋友们说，他原来打算回韩城，可走到渭河边，那边在打仗，不能再走，就在华阴庙逗留了几天，看实在没希望才回来的。这种说法完全合乎情理。回到西安后，让徐学章先在绥署探探风声，如果没什么动静，薛浩然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在绥署露面；如果上司追问，他就一口咬定没回韩城，回家途中在华阴庙困了数日。万一薛浩然暴露，真的没法在西安立足了，就让薛浩然分别跟赵继义、李福泳、徐学章三人实话实说，将这三人发展了，然后由他们尽快派出交通员跟组织联系。
来韩城时，薛浩然他们租了辆马车；回去时，就他一个人，高步林就给他弄了辆自行车。怕他路上遇到麻烦，高步林专门派保安科的老李护送他出境。11月26日一早，薛浩然动身回西安。老李带着枪，一身农民打扮。他骑车子带着薛浩然，两人一气儿骑到合阳方镇，在那儿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老李不能再往前送了，把车子交给薛浩然。薛浩然一个人骑到朝邑，遇到了国民党保安团的一个检查站。薛浩然掏绥署二处的工作证时，随手带出了一张五千元的边币，这下闯祸了。本来，薛浩然是想把这张边币带回西安，给徐学章他们看个稀罕。哨兵不由分说，把他带到了县保安大队的营部。等了几个小时，总算来了个当官的，薛浩然好说歹说，人家才算让他走人，不过，那张边币被扣下，徐学章他们没法看到了。
骑到华阴，薛浩然骑得全身是汗。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只好在这儿住了一宿。第二天搭火车，客车不让他带自行车上去，他只能搭货车。货车上拉的是花生，他坐在花生包上，半截身子都在车厢外面，被吹得灰头土脸。车到赤水站，后面追上来一辆客车，有人在扯着嗓子喊薛浩然的名字。循着声音望过去，客车上喊他的竟然是特工电台的同事孟师孔。
孟师孔大个子、小眼睛，比薛浩然年长丽三岁，老家在潼关。虽然都是七分校通讯班的同学，但他跟薛浩然不是一路人。意外遇到同事，薛浩然不知是福是祸。他不能装看不见，只好冲对方招手，算是打了招呼。
回到西安，薛浩然住在徐学章家。第二天，孟师孔就找上门了：“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到那边逛逛。”
“得了，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知道什么？”薛浩然吃了一惊。
“干什么？你屁股底下坐的是谁的货？”
孟师孔一脸的心知肚明，薛浩然松了口气。孟师孔没注意到他那辆自行车，光看到那节车皮里都是花生包。
“那是人家的货，不是我的。”
孟师孔摆摆手：“行了行了，我又不分你的花生。我找你有事儿呢。”
原来，薛浩然在韩城这些天，孟师孔也偷偷回了趟潼关。现在，他们都面临上司、特工电台的负责人程再颐严厉的盘问，孟师孔心里发毛。路上看到薛浩然，孟师孔算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孟师孔的电台设在三原，原来准备三原失守后作潜伏台。孟师孔拉薛浩然一起去找程再颐，两人订下攻守同盟，孟师孔说自己一直在三原，有薛浩然作证；薛浩然也不用交代私下跑单帮做生意的事儿，就说到三原找孟师孔玩了几天。程再颐拍着桌子把他们骂了一顿，也没再追究，让他们去领了潜伏电台的电池，孟师孔仍回三原，而薛浩然则被要求立即回镇安。
吕出早薛浩然一天回到西安。他的运气没有薛浩然这么好，失踪这些天，没人能给他作证。于是，吕出被部队除名，又一次成了个生活无着的人。
1948年11月28日，薛浩然离开韩城三天之后，高步林就派高勉斋再去西安。高勉斋来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联系高孟吉，二是要把薛浩然骑过去的自行车再骑回韩城。那个时候，韩城保安科还穷得叮当响，没有任何代步工具。高步林虽说号称韩城县“三驾马车”之一，但他其实根本没有马骑。那辆自行车也是韩城保安科向一个商人借的，还要还给人家。
高步林是韩城本地人，时年二十七岁，上过初中。在当年，他就算是个知识分子了。1937年5月，高步林在韩城上初中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了延安。1938年7月，在结束延安鲁迅师范的培训之后，他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派到延安县，担任延安县教育局第三科的科长。当时，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是边区政府教育厅的厅长。虽是上下级，但高步林与周扬私交不错。新中国成立后，每次到北京出差，只要有时间，高步林都会去看看周扬。在延长县，高步林创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所女子学校，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再后来，高步林就调到了边保（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干部科工作。
1947年秋，高步林被组织上派回老家，担任地下韩城县委委员、社会部长和游击大队政委。说起来官职一堆，但高步林实际上还是做地下情报工作的。当时，韩城还没有解放，县委委员中，只有他和后来担任了黄龙县保安科长的赵智翔是在国统区工作的。天天在敌人鼻子底下转可不是闹着玩的，有几次他们和国民党大部队交上了火，仗着地形熟、人熟，才保住了性命。
1947年10月11日，西北野战军二纵、四纵攻克韩城，这是韩城的第一次解放。当时，韩城有不少游击队，规模都不大。12日，四纵司令员王世泰还专门在韩城西大街银行的楼上开了一次会，决定将韩城的九支小型游击队整编成韩城游击支队，隶属于黄龙军分区；先期成立的韩宜游击大队整编成韩宜游击支队，隶属于东府工委。这时，胡宗南正四处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试图进行决战。四天之后，胡宗南大军压境，解放军撤出了韩城。为阻止解放军攻城下令烧毁北关、东关八百多间民房的国民党县长赵玉琳，于10月15日随国民党军队重回韩城，疯狂抓捕、杀害共产党人和亲共群众，实行白色恐怖。韩城的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两支游击队也不得不过黄河，退到了山西解放区一边。
1948年3月24日，王震的二纵收复韩城，这就是韩城的第二次解放。解放军负责打跑国民党军队，但韩城的正常接收工作却不能靠他们。起初，跟随解放军接管韩城的共产党干部，县委加上县政府，也就十来个。整个县委、县政府只有一个党支部，保安科只是一个党小组。高步林被边保派回韩城，担任韩城的保安科科长。保安科刚成立时，他还是个光杆司令。沟北村的高勉斋推荐了同村的高志学给他当警卫员。说是警卫员，但高志学内勤外勤的工作都得干，包括审犯人也是他们俩。
高步林在韩城保安科的房子四壁皆空，炕上只有一张光席，连个枕头也没有。高步林天天工作到深夜，然后就和衣倒在炕上胡乱睡一会儿。后来，因为高步林的妻子徐汀被调到韩城县保安科工作，组织上才临时给高步林缝了床新棉被。
2012年春，在西安市建国路一个干休所笔者见到了八十二岁的徐汀老人。许多年之后，徐汀还记得那床被子是粉红色织贡呢的面子。她说，有一次，高步林的小妹高金茸赶到县上来看他。刚解放，事情多，高步林忙得团团转，恨不得多长几只手，也没顾上跟她说几句话，把亲妹子晾在一旁。回到家，高金茸给他爸说起他哥的样子，边说边掉眼泪：“我哥穿了个黑棉袄，棉花都露出来了，腰星系了根绳子，跟要饭的没两样。他那么可怜，还不如叫他回来种地算了。”后来的许多年里，这段话成了高家的经典笑话。
徐汀是挺着大肚子回到韩城的。不久，在沟北村高步林的老家，生下了她和高步林的大儿子。她为孩子准备的东西，只有两件用旧灰布缝的小衣裳。当时，韩城四周还是国民党占据着，所以，生产后仅仅十八天，保安科正好有一批犯人要转移，徐汀又抱着孩子一路颠簸去了山西。
高步林一回到韩城，高勉斋就到保安科来找他，说了他在西安见的一些人。说到高孟吉，高步林眼前一亮，立马动了把高孟吉拉过来的想法。他征求警卫员高志学的意见，看谁去西安送信合适。上小学时，高志学和高孟吉做过一年多同学，知道高孟吉媳妇王萍是寺庄村人，并且认识高孟吉的妻哥王鹤龄。按说王鹤龄是高孟吉的亲戚，去西安比较合适。但高志学告诉高步林，王鹤龄人太老实，相比之下，还是高勉斋随机应变的能力更强。
4月14日，高步林派高勉斋去西安，带去了他给高孟吉的亲笔信。这场后来影响重大的谍战大戏，由此拉开了序幕。
1948年5月，高步林让高勉斋又跑了一趟西安。高勉斋回家后大病一场，卧床三月才痊愈。从上次在西安分手，他再没得到过高孟吉的音讯。11月，薛浩然回了韩城，高勉斋才知道高孟吉此刻在商县。12月2日，高勉斋又去了西安。他找到事先与高孟吉约好的联络地点参府巷17号，见到了高孟吉的表哥解常新。解常新说，高孟吉并没有留下转交给他的信。不过，高孟吉和解常新倒是通过信，解常新拿过信封交给高勉斋看，上面写的地址是“商县龙驹寨中山街83号华美药房陈先生转交”。这次来西安，他的任务是务必见到高孟吉。因此，高勉斋准备第二天就出发去龙驹寨。
当晚，高勉斋投宿在二府街69号刘昌祈那儿。刘昌祈也是个韩城乡党，在西安做生意，跟高勉斋有些生意上的往来。他只知道高勉斋是个生意人，经常往返韩城与西安之间。高勉斋告诉刘昌祈，商县龙驹寨有个朋友欠他一批皮子钱没给。此人现在开了个药房，干得不错，他准备去找人家要账。刘昌祈问：“你有身份证吗？有路条吗？没有，这么远的路，你怎么过得去？”
经刘昌祈这么一提醒，高勉斋决定先给高孟吉拍份电报，联系上以后再说。
再说高孟吉。11月16日，高孟吉带着特工电台跟随他这一潜伏小组的组长、绥署二处的陈祖荫离开西安，前往商县。他们的目的地是豫西的西峡口。25日，就是薛浩然骑着自行车从韩城返回西安的那天，高孟吉抵达龙驹寨。那时候，国民党部队下级哄上级是常事儿。因为行动迟缓，陈祖荫向上司报告说，他们已经抵达更远一点儿的武关东三十里的清油河。
他们此行坐的是军用卡车，赶上下雨，就只好淋着。28日，高孟吉发起了高烧，连日不退。12月2日，高孟吉给机要室拍电报，想请短假回西安治病。7日，机要室复电：“给假一周，不必来西安，应速设法在当地治疗。”在收到机要室复电之前，他先收到了高勉斋拍给他的电报：“妻同母来省，请速返西安。新。”新，指的是解常新，高孟吉一看就明白。当时，高孟吉并没有想到是高勉斋在装神弄鬼，以为他妈和他媳妇真的来了西安，心里非常着急。他马上把电报拿给陈祖荫看了。到了下午，高孟吉又收到一封电报，电文和早上的一样，但落款是“勉斋送家来”。这次，他心里有数了，知道有任务要给他了。
于是，他再去找陈祖荫，以病势沉重和老娘、老婆在西安没人管为由，闹着要回西安，而且非走不可。陈祖荫只好让他快去快回，这边，他的职务暂时由报务员李志兴代替。
12月9日，高孟吉赶回西安。第二天一早，高孟吉在菊花园和高勉斋见了面。11日，高孟吉去小雁塔绥署机要室汇报工作，程序是先见负责他们潜伏电台的中校副营长程再颐，再由程再颐领着去见王微。
王微是胡宗南的中学同学，中学毕业后，胡宗南在家乡浙江孝丰两所小学校教过八年半书，王微一直是他的同事。后来，胡宗南投笔从戎，当了国民政府的师长，王微就投奔了他，先后担任书记官、秘书和少将机要室主任，成为胡宗南的核心幕僚。
连日发烧，高孟吉瘦了一大圈，一脸病容。王微对自己的学生显得挺关心，问了高孟吉的病情，催他赶快到医院看病。从他这儿出来，高孟吉私下里跟程再颐说，他不想在陕南待，想换个地方，最好是渭北一带。程再颐说：“这事儿，你最好跟二处刘处长汇报一下。只要他同意，我这儿没问题。”
中午，高孟吉没去看病，先赶到绥署二处办公的北院门。二处五科的中校情报组长谢璇很关心他的病情，催他赶紧去看病。高孟吉跟他说了不想在陕南工作的想法：“潜伏工作，还是什么人到什么地方最合适。要不然，你一张口，人家就听出你不是本地人，工作还怎么开展？”
“什么人到什么地方”，这是绥署二处处长刘庆曾提出过的思路。高孟吉如此一说，谢璇果然很感兴趣：“你是什么地方人？”
“韩城人。”
“韩城正需要派潜伏人员，这两天正发愁派谁去呢。好，只要你愿意，我马上跟处长汇报。”
高孟吉当下表示愿意去韩城。和韩城保安科建立联系后，高孟吉就开始有意识地搜集高步林感兴趣的情报。几个月过去了，他已经积攒了很多东西。有些情报是不能用笔写出来让高勉斋带回去的，那样很危险，他也没时间、没机会一一写出来。此刻，他正迫不及待想去韩城，当面向高步林汇报。
谢璇给高孟吉沏了一杯茶，让他稍等。很快，谢璇回来了：“处长有请。”
胡宗南的心腹主要是浙江人，刘庆曾却是湖北人。后来当过第七补给区司令的程开椿，是胡宗南在孝丰王氏小学的学生。而程开椿和刘庆曾是黄埔军校八期的同学。程开椿给胡宗南当副官时，把刘庆曾推荐给了胡宗南。胡宗南当34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刘庆曾就是他总司令部二科科长，同时还是七分校办公厅二科科长，负责搞军事情报。
抗战期间，王微的机要室曾经设过一个研究组，专门研究小型无线电人员使用问题。从七分校通讯班毕业后不久，高孟吉就被抽到这个研究组任少尉组员。这个时期，参二科的科长就是刘庆曾。因此，高孟吉与刘庆曾是熟人。
一见高孟吉，刘庆曾就很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辛苦了！小伙子都瘦了。你愿意回去工作，非常好。韩城正需要你这样的人。籍贯合适，而且通讯问题嘛，不用另配电台。我们把这类人员叫‘一体化’，就是情报组长是你，台长是你，电报员、译报员也都由你一手包办，自己采集情报自己译发。做潜伏工作，你这种人是最合适的。”
不过，刘庆曾似乎忘了高孟吉只是一个搞无线电收发报的技术人员，从来没受过情报方面的训练。当然，局势所迫，也容不得刘庆曾再给高孟吉做什么特工培训了。这些年，高孟吉配属绥署二处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刘庆曾知道他是王微培训出来的娃娃兵，从信任度上讲，高孟吉在他这儿是没什么问题的。
刘庆曾点上一根烟，问高孟吉：“你打算怎么回韩城？”
“我有个好朋友是做买卖的，经常往返韩城和西安，沿途都熟悉。他现在人就在西安，我可以跟他一起回去。”
刘庆曾对这个方案基本认可：“谢组长，你回头和这个商人见个面，咱们心里要有个数。”
下午六点，高孟吉领着谢璇来到了位于北大街62号的一个商铺。这家小商铺是高勉斋沟北村的同族高铭斋开的。
“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高汉卿，我打小一起玩尿泥长大的朋友，当年我们还拜过把兄弟呢。”高孟吉把高勉斋介绍给谢璇。
一个人做什么职业久了，举手投足都会留下痕迹。谢璇干的是特务，三教九流接触人很多，只要开口聊上几句，他心里就会有数。而高勉斋虽说是在给共产党跑交通，但他又确确实实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商人。每次往返韩城、西安，他决不会空着手。谢璇问了高勉斋做些什么生意，每一种东西西安与韩城两边的行情，高勉斋都对答如流。高勉斋是个跑江湖的人，形形色色的人也见得不少。面对谢璇，他一点儿也不紧张。应该说，眼前这位“高汉卿”给谢璇留下的印象还不错。
“你多给高台长帮些忙，以后高台长工作有了成绩，可以由高台长写个报告，给你也请个阶级。”谢璇说的“阶级”，是给高勉斋弄个乌纱帽的意思，让他当官。换句话说，就是事成之后，要发展高勉斋为绥署二处的正式特务。
高勉斋连声称谢。本来，谢璇打算让高孟吉这次去韩城就把机器带上。想到高步林临行前跟自己说过，高孟吉在外面的作用要大于回到韩城，高勉斋就跟谢璇说，那边查得很严，这机器不是那么容易带过去的。即便带过去了，放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自己的建议是这次高孟吉先跟他回去，把能放机器的秘密地方找好，再由他设法带过去。
“这个计划好！”谢璇认为高勉斋的话有道理，“我回去马上跟处长汇报一下，你们争取这一两天就动身。”
12月13日一早，高孟吉又到北院门绥署二处找刘庆曾。刘庆曾不在，他就对谢璇说：“高汉卿昨天没好意思跟您说，他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不能在西安再住。您看是不是给处长汇报一下，我跟他早点儿上路？”
谢璇让高孟吉打个收条，从财务上领r两百金圆券作差旅费。折合成法币，这就是六百万。这笔钱不算多。按工作流程，高孟吉下午又见了二处一科的科长岳冠武，由岳冠武给他布置这次出行的注意事项：朝邑至禹门口沿途，有多少共军的军事工事；黄河渡口每天共军渡河的情况；共军的医院、仓库所在地等。另外，共产党的行政系统也是高孟吉此行要关注的内容，比如什么人在当什么官等等。
布置完工作，岳冠武紧紧握着高孟吉的手：“好兄弟，祝你马到成功！”
在绥署二处，潜伏这事儿特务们都害怕，派谁去谁都不愿意。听说有人主动报名，大家很惊奇，把自告奋勇回韩城潜伏的高孟吉看得像英雄一般。
在韩城保安科迎接高孟吉的，除了保安科科长高步林、副科长史志春，还有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东府工委社会部长高仰山，以及韩城的两位父母官：县委书记白耀明、县长段杰。听了高孟吉讲述他如何骗过特务头子刘庆曾，刘文蔚感叹：“孟吉，你们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呀！”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高孟吉就在韩城保安科写材料，内容涉及他所知道的西安军、政、警、特的情报，以及他从西安回韩城前前后后的经过。另外，他将吕出、李福泳、薛浩然、徐学章以及赵继义等几个人的情况也一一写出。19日晚上，高步林才派保安科的李福成把他送回了沟北村的老家。毕竟，他回韩城还是秘密行动，见不得人。
高孟吉的家中挺困难，老人身体也不好，大冷的天，家里连取暖的炭都买不起。在高孟吉回家十几天前，组织上派人给他家里送来了五十万边币，让他家买炭用。高孟吉深受感动。
那个年代，交通不便，又没有保密电话，派专人去延安请示工作，领导的批示半个月后才能见到。所以，21日一早，高步林就和高孟吉骑上借来的骡子，带了两名背长枪的战士从韩城出发，准备上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向于桑处长汇报，然后再上延安向边保领导当面汇报。
这天出发时，天色就极阴沉，走着走着，下起雪来。雪越下越大，他们走到一个叫上井丰村的地方，已经是积雪盈尺，连骡子都走不动了。没办法，23口，他们又折回韩城，再由机要员将高孟吉所写的文字材料送到黄龙和延安。几天后，高孟吉收到了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处长、黄龙分区社会部长于桑写给他的信．信中充分肯定了他和高勉斋所做的工作，鼓励他们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继续奋斗。
于桑还给韩城保安科拨来一千万边币的专款，并明确交代：为便于孟吉出去活动，特寄汇农洋一千万元，给孟吉六百万元，换成黄金或金圆券带出，作为救济赵继义家庭和拉关系之活动费。余四百万元中抽出若干救济孟吉、勉斋家庭及招待他们之用。
于桑原名郁朝贵，时年三十一岁，四川渠县人。十六岁时加入红四方面军，曾经三次过雪山、草地，左眼在战斗中负伤致残。在红四方面军时，于桑就是保卫局特务队的文书。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先后在西北保卫局、延安市公安局工作。至于于桑的名字，是1938年他在边保做情报工作时，因工作需要改的。于桑当过边保一科的科长。一科就是情报科，所以，说他是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专家，那是一点儿都不过分。
于桑的设想，是让高孟吉在绥署二处长期潜伏，而且要给他创造条件，让他在敌营里往上爬。当下，是要让他马上返回西安，争取把电台带到韩城，潜伏下来并为我方所控制。在此过程中，可以让他给敌人提供一些一般性的情报，取得敌方的信任。然后，再请示边保，想办法物色一个合适人选，到韩城接替高孟吉，让高孟吉能够回到西安继续在绥署二处混。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高孟吉回西安之前，高仰山、高步林、史志春他们应该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要替高孟吉准备好回去应对刘庆曾的说辞：回韩城后，住什么地方？与什么人见面了？有没有受到我方的检查与怀疑？于桑认为，为了应付敌人，可以适当提供一些公开后对我军行动没有妨碍的情报，让高孟吉带回去口头报告给敌人。如果敌人问起这些情报是怎么弄来的，高孟吉也应有合情合理的回答。
根据组织上的要求，高步林和高孟吉一起研究了一套回去应对刘庆曾的说辞，绞尽脑汁写出了一份三千多字的《韩城归来》，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模拟回西安后可能遇到的审查，并且进行了反复演练。史志春扮刘庆曾，他问，高孟吉作答，直到高孟吉能够对答如流为止。
本来，做情报工作，都要求单线联系，绝对不允许横向联系。但组织上也接受了高孟吉的意见。除了赵继义在铁路局工作之外，他们那帮哥们儿都是从十四五岁就在一起上学，工作后又在一起，好得形影不离，不分你我。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高步林向高孟吉转达上级的意见：这个特殊群体不受单线联系的限制。他让高孟吉回到西安后，代表组织召集吕出等其他几个同志开个会，明确以后的工作一律归口边保方面，高步林是他们的直接上级。另外，高步林详细说明了组织上需要的情报范围与方向，并且希望能尽快创造条件，实现空中联络。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是电影《林海雪原>里杨子荣的经典台词。高孟吉再回西安，就有点儿杨子荣上威虎山的意思了。
1949年1月10日，高孟吉天不亮就出城与高勉斋会合。黑暗中，一阵马蹄声响，一辆马车停在他面前。和高勉斋一路同行的，还有一个他熟悉的小商人。一行人拿的是韩城商会的路证，沿路接受各检查站的检查。在他们出发的同时，高步林还派出保安科的魏进财带着两名战士走另一条道，带着给高孟吉准备的书报和宣传品，以及用于桑寄来的农洋换的银元和金圆券等，直奔黑池寨。
第二天傍晚，他们抵达了黑池寨。高仰山的办公地点就在这里。支开随行的商人，高孟吉跟着高勉斋去见高仰山。不多会儿，魏进财也赶到了，把钱和书报、宣传品交给了他们。高仰山是个非常细致的人，一再叮嘱他们要提高警惕。
12日中午，他们出了封锁线，来到了国民党控制区的无量洞。在一个车马店，他们刚下车，就有两个穿着极为破烂、像是大车店喂牲口的人过来，拦住他们要检查。高孟吉知道，他们一定是国民党军队的便衣特务。尽管高孟吉出示了韩城商会的路条，特务依旧不肯放行。两人在他们身上没搜出什么，就到车上翻。结果，从草袋里翻出了那些书报和宣传品。
“这是什么？嗯？”两人变了脸。
一看两个特务声色俱厉的样子，马车夫以及那个同车前往西安的商人面如土色。
“来来来，借一步说话。”高孟吉并不紧张，他把其中一人叫到房子里，掏出绥署职员证让对方过目，并说明自己是二处的工作人员。“我是二处刘处长亲自派到韩城工作的，你们如果不信，马上拍电报向二处查询好了。”
特务嘟囔：“既然是自己人，咋不早说，省得那么麻烦！”
他们上车继续走，走了没多远，又遇到…处军队的检查哨。这次，高孟吉没等人家动手查，就掏出自己的职员证递过去，哨兵在递还证件时，还给高孟吉散了个礼。
“这世道太可怕了，你竟然能两边通吃！”马车再走起来，那个同车的商人忍不住感慨。
13日下午回到西安，高勉斋去二府街刘昌祈处落脚，高孟吉去参府巷找他的表哥解常新。l4日一早，高孟吉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北大街62号的高铭斋被抓起来了。上次离开西安去韩城之前，高勉斋和谢璇就是在高铭斋的商号里见的面。高铭斋被抓，会不会是因为自己回韩城近一个月没有消息，刘庆曾着急了？高孟吉赶快跑到北大街62号高铭斋家，详细问过高铭斋的老婆。原来，警察在捕一个毒贩，赶巧高铭斋在人家家中打牌，就被一块儿抓了进去。也就是说，高铭斋是属于误捕的，而且也不是在自己家里出的事儿。高孟吉这才松了口气。
来到北院门，谢璇一如继往地客气：“辛苦了，老弟。”
“这次去得太仓促，没准备好。要不是因为我是韩城人，对当地熟悉，你这会儿恐怕都见不到我了。”高孟吉告诉谢璇，回家二十多天，他只在家住了四天，而且全是深更半夜进的家门，白天门都不敢出。余下的时间，他都是在亲戚家东躲西藏。“本来我可以早几天回来，一是下了几天雪，路不好走；二是我想要的情报资料一时没收集上来。”说着话，高孟吉就把带来的书报、墙上撕下来的标语、宣言之类的东西翻给谢璇看。
“还不少啊。前几天，处长还问起过你呢，我说还没有消息。”谢璇说。
这下，高孟吉心里踏实多了，看来，刘庆曾并没有怀疑到他。因为刘庆曾当天不在，谢璇约他第二天再去。心里有事儿，高孟吉这一晚上彻夜难眠。见了刘庆曾，到底会是什么情形呢？尽管和史志春把这场景演练了无数次，但真实的刘庆曾会问些什么事情，他心里还是没数。若是让他们知道他投了共产党，高孟吉很清楚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太阳庙门的“西北特别拘留所”，就是绥署二处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别说是无名小卒，就是西安的文化名人、主编《秦风日报》副刊<每周文艺》的郑伯奇、画家赵望云等人被关进去，还不都给打得半死？拘留所里打死个人，就像拍死一只蚊子一样随意。据说，自打1940年到西安解放，“西北特别拘留所”关过五万人，其中近万人没能活着出来。所以，这天夜里，高孟吉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好像老天爷是专门对应着高孟吉的心情，1月14日这天，西安下着小雨，天空阴霾。高孟吉早早来到绥署二处，一进刘庆曾的办公室，他看到火光映照下刘庆曾的一张笑脸：“这次你很辛苦啊！”
刘庆曾让他把回韩城的经过讲一遍。
“12月14日上午10点半，我和商人高汉卿乘东行快车，下午5点抵达华阴。15日因为伤兵移防，马车都被拉差，将近10点车才回来。我们雇了一辆车，当晚住在朝邑。16日抵达交界地带的雷村，第一次遇到共匪的士兵。高汉卿出示了韩城那边给他开的路证，跟当兵的说：‘这是我弟弟高益民，他在西安教书，挣的钱养不活自己，我这次去专程把他接回来。’匪军说：‘回来好，咱们解放区不是同样可以做事吗？’我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