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02：伸向密档的黑手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5年第4期
文：东方明
一、令人费解的潜入
1948年9月27日，济南宣告解放，中共中央宣布将济南设为“特别市”，下辖第一到第十一共十一个区。本案的发生地“濮庐”，位于第一区东关老鹰嘴。
“濮庐”建于1927年，由当时的山东省军务督办张宗昌下令建造。张宗昌是有名的“三不将军”，其中一不就是不知道有多少女人。众多的妻妾、情妇不便居住一处，于是就搞金屋藏娇。老鹰嘴这边属于丘陵地带，有青翠满坡的小山丘，也有潺潺清泉，正好被路过此处的张宗昌看到，于是就下令在此盖了一座占地面积三百来平方米的宅院。据说此处是给一个来自西南的少数民族美女居住的，所以部属中略谙文化的秘书之类就向张宗昌建议，给该宅院起名“濮庐”。张宗昌觉得这个名字起得贴切，不但马上采纳，还亲自挥毫展示其丘八书法，写下了“濮庐”两字，制作成木匾挂在院门上方。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年，老一辈的济南人还对张将军的那块匾额有印象。不过，那个没有留下名姓的美女对“濮庐”是否满意就不清楚了，因为不久张宗昌就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出了济南。
张宗昌一走，“濮庐”包括那个美女的所有权自然也跟着改变了归属。美女改变得如何不清楚，“濮庐”作为不动产，老一辈济南人倒是有目共睹的：韩复榘主政山东时，两个曾指导过其读书的河北灞州老乡结伴前来济南投奔，被安置于“濮庐”内，连同家眷一直居住到抗战爆发济南失守。日军侵占济南后，“濮庐”又成为一个在侵略战争中负伤致残的日军大佐的住宅。这个老鬼子一住六年，最后暴毙于“濮庐”，据传是被中国的民间高手暗杀了。此后，“濮庐”披视为凶宅，一直是宅门紧闭着，直到抗战胜利后方才重新被使用，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何思源将其拨给了社会局。社会局的人知道这是有名的凶宅，尽管条件优越，但没有谁愿意来此办公，就作了专门存放档案材料的库房。
济南解放后，成立了济南特别市政府，原国民党政权的各个部门都被新政权接管，其中也包括社会局。民国的社会局与中共的社会部完全不同，其职能林林总总，比如工商行政管理，物价及金融贸易事项，工商同业公会和特种社团的管理，社会救济，社会福利设施，书报影剧的管理等。在新政权中，根本找不到相对应的接管机构，所以，新政权采取的办法是把这些职能分解到现有机构的相应部门，其余一概暂予搁置。
“濮庐”就属于暂予搁置的那部分。这样，原受雇于旧社会局的库房门卫老于头儿就得以留用，继续看守“濮庐”。
老于头儿那年六十挂零，从十六岁起就开始干守夜、看门之类的营生，而且一生的三分之一时间都待在“濮庐”——当初张宗昌建造“濮庐”后就雇佣了他，之后韩复榘把“濮庐”给老乡居住时他仍受雇；后来日本军官入住，他依然是看门人，不过，那军官神秘暴毙后宪兵队特高课曾把他拘捕，还动了刑，关押了三个月才释放；有了这层资格，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济南后他仍被留用。如今，新政权是讲阶级的，老于头儿是贫民，相当于农村中的下中农，按照政策属于依靠的对象，所以没有争议地留了下来。老于头儿没有想到，他为新政权效力还不到半年，“濮庐”就出了事儿。
老于头儿平时就住在“濮庐”，除了看门，还负责打扫庭院、侍弄花草。在外人眼里，这活儿很是辛苦，他自己却觉得比较轻松，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况且那些档案材料都是放在屋里的，门窗上锁，而他并不掌管钥匙，钥匙在市军管会那里，他们每月会派人过来查看一下。对于老于头儿来说，只要管住大门不让外人进入，每天早晚检查各库房门窗完好无损就行了。老于头儿被各个不同的东家雇佣是有原因的，人家看重的是他那股认真劲儿。认真到什么程度？他的孙辈出来玩路过“濮庐”想进来看看，都被他铁面无情地挡驾。他的一日三餐都是家人送来的，如果家人送得晚，他宁可饿肚子也决不会离开“濮庐”一步。
1949年3月10日早晨，老于头儿和往常一样，黎明即起，洒扫庭院，然后打了一套拳活动筋骨。做完这些，老伴儿让外孙小虎把早饭给送来了。老于头儿的早餐在当时说来属于稍有讲究的一种，他每天要吃两个油饼，还要一点儿下酒菜，因为他每天早上要喝一小盅自泡的药酒。下酒菜不贵，好点儿的是花生或者豆腐干，次一些的则是咸菜疙瘩。这天，老于头儿吃喝过后，沏了一壶土茶，点了一袋烟，喝过茶，抽了烟，他就要开始干每天例行的活儿了——侍弄花草，然后把库房门窗外侧那一面用湿布擦拭干净。可是，这天他没干得成这些活儿，因为一袋烟还没抽完，他竟然睡着了。他不知自己是怎么睡过去的，只记得眼皮沉重得像是拴上了石头似的，不由自主地就黏到了一起，然后就迷糊过去了。
如果不是被人唤醒，老于头儿这个盹儿还不知会打到几时。叫醒他的那位是军管会干事刘苍坤。那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部队当过班长，参加济南战役时负伤，一条腿有点儿瘸，组织上便安排他到军管会工作。刘苍坤参军前上过初中，初二辍的学，这在当时的部队中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所以被领导指定参与和文化搭界的工作，“濮庐”档案库房就交给他管理。这时济南已经解放将近半年，那些最紧要的工作已经完成，清理类似“濮庐”库房档案这样的工作就列入了日程。昨天，领导对刘苍坤说，已物色了三个政治可靠且有高中文化的同志组成一个临时小组，由他担任组长，下周对“濮庐”库房的那些档案进行清理，凡是有对口机构的马上移交，暂时没有的就继续保存着，待日后再说。今天早上，刘苍坤特意来“濮庐”看一下房子，想让老于头儿准备两间空房供档案清理小组工作和住宿。
刘苍坤见老于头儿竟然破天荒地大白天打盹儿，觉得有些意外。而被他唤醒的老于头儿本人对于自己的打盹儿就不是意外，而是近乎震惊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已经睡了一个晚上的好觉，早上怎么还会打盹儿。他正想向刘苍坤表示歉意，这个从年龄上来说可以做其孙辈的顶头上司却根本不在意，说明来意后，便和老于头儿一起去里面看哪两间房子适合让档案清理小组使用。两人进入二门，绕过影壁，只一看，都是大吃一惊：内院的每一间库房都是门户洞开！
这下，老于头儿就不是震惊了，而是一屁股就地瘫坐，嘴唇嚅动着，却说不出话，急得刘苍坤手忙脚乱地给他抚胸拍背，好一会儿才让他回过神来。刘苍坤虽然年轻，但毕竟是野战部队的班长，经历过枪林弹雨，库房失窃这样的事儿还不至于让他失态。他这时的感觉是惊奇胜于害怕。“濮庐”库房是领导分派给他负责的，失窃自然要追究他的责任，不过他之前接管“濮庐”时曾查阅过档案目录，知道都是国民党社会局的档案材料，并不十分敏感，换句话说，不过聊胜于废纸而已，如果半年前解放济南时给我军炮火轰掉，也不会有人对此感到惋惜。刘苍坤甚至怀疑是某个小偷路过“濮庐”时，见大门虚掩而门卫又在瞌睡，就进来窥探一下看是否有值钱的玩意儿可以顺走，不料把一间间屋子的门锁都撬开，却发现里面全是“废纸”。
于是，刘苍坤就安慰老于头儿：“不必紧张，您先坐下歇口气，我去看看小偷究竟顺走了啥东西，然后再作计议，该报案就报案。”
“濮庐”被用作库房之前的那些家具摆没，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时早已作为敌产搬走了，留下一间间空房屋。被作为存放档案的库房后，按说应该有橱柜，但是，国民党政府抱着得过且过的观念，只弄了些木料让木匠做了些简易架子往里一放，就算是档案柜了。由于长期无人管理，这些木架子制作得又粗糙，档案颇有损坏。刘苍坤当初参加接管时，和同志们一起草草整理了一下，也就不过把倒塌的架子重新钉好，倾斜的用木头撑住，所有档案堆放上去就是。接管后，刘苍坤每月来看一两次，所以对各个屋子的档案摆放位置都已熟悉，现在查看是否失窃，也无须具体点检。逐间库房查看下来，刘苍坤发现各屋的档案都没动过。
由此，刘苍坤作出判断：小偷潜入“濮庐”是以为这里必有值钱物件，可是把所有库房的门锁撬开后，却发现里面都是档案。所以，小偷什么也没捞，空手进来，空手出去了。
济南解放伊始，社会治安情况不容乐观，别说小偷小摸现象了，杀人劫财大案也是屡屡发生，北方黑道上著名的大盗“李燕子”（非“燕子李三”，而是济南地面上的飞贼李圣五）也还时不时地露一手（后被济南市公安局拿下，不久处决）。像“濮庐”这种小偷撬门入室而未作案的情况，哪里值得向公安局报案？不过，刘苍坤寻思，还是得向领导报告此事，因为门锁都撬坏了，得申请批点儿钱钞购置新锁。
领导得知这个情况，跟刘苍坤一样，并未当回事儿。倒是申请购买新锁费了口舌。刘苍坤的首任领导张科长没说什么，大笔一挥就给批了，可是财务处却说这是事故造成的，按照规定，具体责任人还得写一份检查让领导批示后作为附件一并存档。具体责任人自然就是刘苍坤了，他只好先写检查再办理手续。
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当晚刘苍坤利用值夜班的空闲写这份检查时，窃贼再次光顾“濮庐”。
二、雨夜失窃
当晚，浙浙沥沥下起了春雨，不大也不小。老于头儿被雨点儿打在屋顶上的声响扰得睡不成觉，索性爬起来喝茶。哪知越喝越兴奋，干脆又拿出一瓶烧刀子，没有菜肴，就一口酒几口茶地对付着。平时，他也就老秤五两的量，今晚因为心里烦闷，喝了将近八两，这才上了床迷迷糊糊地入睡。
睡了不知多久，老于头儿渴醒了，起来喝水时听见外面远处传来阵阵鸡鸣，听听雨已停了，打了个哈欠，寻思还可以迷瞪一会儿，就又上了床。再次醒来时，东方天际已是晨曦初露。起床后，老于头儿第一桩事儿就是检查大门，完好无损。再去里面查看库房，昨天每间屋子的门锁都已撬坏，刘苍坤检查完库房，让老于头儿找来一团细麻绳，剪断后一一穿进门上的鼻扣，打上了死结。
老于头儿记得很清楚，当时刘苍坤一边打结一边说他打的结自己认得，如若窃贼再次潜入，即便解开了进入库房，退出时照样子打上结，别人认不出，他自己却是认得出的。老于头儿当时听了脸上有点儿发热，暗忖刘干事是不是在影射自己。不过，正因为刘苍坤这么一说，老干头儿就留意观察刘干事打结，手法甚熟，打出的结跟别人打的似乎有些不同，但他又说不出不同在哪里。给所有库房门都打上死结后，刘苍坤不无得意地告诉老于头儿，他家经营着一个专门修补渔网的小作坊，他从小就跟着大人修补渔网，练就了一手打结、解结的本领。
也幸亏昨天刘干事说了说，现在老干头儿就留了心，巡查到十四号库房门门时，突然发现鼻扣上的绳结与昨天刘下事打的明显两样！
“不好！昨晚又有贼进来过了！”老于头儿一个激灵，再次查看绳结，确认这个结虽然也是死结，但显然井非出自刘苍坤之手。
这一来，老于头儿哪有心思再晨练，站在门口四下张望，想请熟人往市军管会去给刘干事捎个话。等了半个多小时，方才看见一个熟人，那是街坊一个姓丁的小伙子，是小学的体操老师（旧时称体育课为体操课），这会儿是晨练长跑路过的。老于头儿便唤住小丁，托其设法给市军管会刘苍坤干事捎个话，当然，不便向小丁老师透露出了事，只是让小伙子说“老于头儿请刘干事过去一趟”，料想刘干事一听，便会意识到“濮庐”这边发生了情况。
很快，刘苍坤骑了辆自行车急急赶到了。他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保护现场”，一看自己打的绳结被动过了，一边嘀咕着“谁这么大胆子，敢动我打的结”，一边灵巧地解开了在老于头儿看来难解难分的死结。推开库房门一看，这回就没有昨天那么好的运气了——库房靠门边一侧架子上的一部分档案已经不翼而飞！
这下，刘苍坤发火了，倒不是责怪老于头儿，而是对那个雨夜潜入库房的窃贼骂骂咧咧，临末说这事看来得报警了，让公安局来调查究竟是哪个不法分子下的手。老于头儿说那您留在这儿，我去公安局报告？刘苍坤说情况已经发生了，急也没用，也不差这么点儿时间，老于您老在“濮庐”待着别离开，我先回军管会报告，看领导是怎么个意思。
领导的意思是：报警！
于是，一个电话打往济南特别市公安局第一区分区。那边听说是市军管会打去的电话，自是立刻作出反应。不过，那时的警力实在有限，再说刘苍坤报案时告诉一分局值班领导说失窃的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旧档案”，所以一分局只指派了一个名叫简连芒的刑警前来查看。可是，简连芒到了“濮庐”门口，却给门卫老于头儿拦住了不让进。为什么呢？老于头儿说这是档案库房，要进去得经市军管会刘干事批准，咱只听刘干事的，即便你是警察也没用！
简连芒五十挂零，是个留用旧警察，他虽然从未犯过欺压百姓、敲诈勒索之类的歹事儿，却是国民党员，而且是老党员——早在抗战前就已加入了，尽管是跟朋友喝醉了被哄着糊里糊涂在申请书上按下的指印，之后什么活动也没参加过，但到了这时候总归是一个历史污点。按说他是没有被新政权留用的资格的，不过分局军代表听说他对刑侦业务颇有心得，再说其嫡亲兄弟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的第一批入伍战士，出生入死，如今已是华野某部团长了，于是就同意留用，还是干刑警。简连芒当了将近三十年旧警察，平民百姓没得罪过一个，现在是破格留用，更是不敢惹事。所以，老于头儿说不让进，他就老老实实地待在门口，直到刘苍坤赶来，老于头儿才放行。
刘苍坤对简连芒倒是很客气，问过对方姓名后，一口一个“老简同志”，叫得简连芒心里热乎乎的很好受。刘苍坤把简连芒引领到“濮庐”里面去查看被盗现场，然后介绍了昨天上午老于头儿早餐后离奇打盹儿，导致有人潜入“濮庐”，将库房的门锁全部撬坏却并未窃走一页档案之事。
库房地面上铺的是地板，北方干燥，这库房又是长年关闭着的，昨晚下雨，案犯从外面进入库房，自然会留下比较明显的足迹。先前刘苍坤入内检查时未想到要保护现场，踩损了几枚泥脚印，不过简连芒还是发现了两个完整的脚印，是同一人的，由此推测案犯应是一人。他用卷尺量了量，推算案犯身高应在一米六五到一米七之间，穿的是一双鞋底磨损得很厉害的旧胶鞋。然后，简连芒又勘查了“濮庐”的围墙，最后断定案犯是从后面西北角的墙头上攀爬而入的，墙里墙外都有与库房地板上相同的脚印。
刘苍坤于刑事侦查是外行，向简连芒请教，就凭这脚印去查摸窃贼，那能行吗？简连芒毕恭毕敬的说：光凭这脚印是很难逮住案犯的，还得进行另外的调查，只有发现了嫌疑对象，才能用脚印去比对判断。除了脚印，还得提取指纹，所以，请刘干事检点被窃了哪些档案时注意保护，一会儿咱分局的老朱会过来提取指纹。刘苍坤说这好办，每捆档案最上面的那页纸上都是灰尘，还有被窃的那个架子上也都是灰尘，只要窃贼碰过，就会留下指纹，我们会注意的。
这时，一分局刑侦队痕迹师朱成道接到领导通知赶到“濮庐”了。门卫老于头儿照例将其拦下，让其在门外等候，待他入内请示。
中国的指纹鉴定用于刑事侦查，始于1909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由于颇著成效，1918年，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便指派一个名叫夏全印的警官前往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学习。夏全印学成后，根据实践经验结合理论著书一册，名曰《指纹学术》。北洋政府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将夏全印聘为指纹学教授，《指纹学术》就成为指纹学的专业教材。到1927年初内政部高等警察学校停办夏全印共培养弟子三百余人，除少数留校外，其余都波分派到各大城市警察机关担任痕迹师。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也曾在警察学校中开设指纹学课，培养了一些痕迹师，到抗战爆发停止。由于抗战期问的动荡形势，痕迹师流失现象比较普遍。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忙于“劫收”，以及之后发动内战，到济南解放时的1948年9月，全国的痕迹师还是非常紧缺。当时的济南公安系统，市局和十一个分局全部的痕迹师也不过三位，一分局痕迹师老朱就是其中的一个。老朱为人高调，干的是精细活儿，性格却比较暴躁。他是纯粹的技术人员，没参加任何党派，又是奇货，所以见谁都不买账，在旧政权是这样，到了新政权还是如此。现在，他被老于头儿拦了一拦，不由大恼，见了刘苍坤便大发雷霆，让简连芒给劝住了。不过，老朱的本领牢靠，工作也有热情，很快就提取到了七枚指纹。
老朱离开后，刘苍坤问接下来该干什么，简连芒问是不是可以了解一下被窃的是什么档案。刘苍坤说这里的档案是原国民党社会局留下的，包括抗战胜利时接收的日伪社会局档案，算不上机密材料。不过，档案总目录被我拿到军管会我的办公室去了，得麻烦您稍等，我去附近打电话让人送来。
前面说过，这时刘苍坤已经有了三个可以使唤的助手，于是就打电话把那二男一女统统叫过来相帮核对。核查的结果是，被窃的档案是济南市自民国以来的工商档案中的一部分，一共二十六本，都是民国前期的老档案。刘苍坤觉得有点儿纳闷，说小偷把这些旧档案盗去千什么用啊？简连芒分析，工商旧档案的作用，应该是处理遗产诉讼时作为证据，也可以作为合伙人划分产权用的依据，这是一个用项。如果案犯的作案动机不是为了这个用项的话，那可能就是把档案作为废纸偷去卖点儿小钱。
刘苍坤说：“老简同志，我于侦查案件是外行，说不出什么道道，这个案子就拜托您了，需要我这边配合的，您吭声就是。”
简连芒回到一分局，想向刑侦队领导汇报“濮庐”档案失窃和勘查的情况，领导参加分局局务会议去了，他寻思反正也是等着，就找了个僻静角落抽了两支香烟，默默地把案情梳理了一遍。
这个案子看似简单，就是失窃了二十六本档案，但是，由于昨天白天有人趁门卫老于头儿打盹儿潜入“濮庐”，把档案库房门全部撬开，当晚就发生了失窃案，这案子就似乎不那么简单了。失窃的档案是民国前期工商档案的一部分，难道是有人为打官司拆分商号产权或者什么祖传秘方所有权（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知识产权）之类刻意所为？不过转念一想，又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是为诉讼取证，那是可以请法院出面的，也可以请律师代劳，不必冒险作下这样的案子。要是这一点可以排除，那么小偷顺走那二十六本档案的目的，无非就是当废品卖了换点儿小钱。可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何必白天先把档案库房的门锁破坏，到晚上才下手呢？他完全可以晚上直接爬墙而入，撬锁、偷窃合并进行，那不是更省事？况且，这里面还有门卫老于头儿莫名其妙打盹儿一节，那又作何解释？
正左思右想，刑侦队黄雄岭队长散会了，简连芒赶紧迎上前去。黄队长是老八路，干过三年武工队，于刑事侦查工作属于半路出家，具有那个年代文化程度不高的革命军人所特有的共性，用许世友的话来说，叫作“什么叫战术，打进去就是战术”，引申到眼下的刑侦工作上，就是遇到琢磨不透的干脆不去考虑，改从怎样把案子破了的思路上去琢磨，只要破案就成！当下，黄队长听了汇报，说老简你不用想那么多，先找条走得通的路去走就是，不就几本旧档案吗，不要有思想负担。
简连芒就按照黄队长的指示，把先前琢磨不透的那部分搁置起来，光去考虑那两个作案动机中哪一个调查起来简便些，结合他在国民党警察局当刑警时善于与社会最底层——乞丐，扛包工、清洁工，小摊贩等打交道收集线索的特长，决定先着手调查后一种可能，即小偷小摸作案。
当天下午，简连芒骑了辆破自行车转悠了几个行乞兼有顺手牵羊行为的混混儿聚集点，这些人中颇有与其相识者，他装作正好路过，下车跟他们闲聊，故意把话题往废纸方面引，却皆无收获。
当年的废纸慨念跟如今有些不同，现在的所谓废纸，包括旧报纸、办公室用过的纸张、广告彩页、海报招贴、废弃的学生作业本等等，作为垃圾丢进垃圾箱的居多，只有较大数量的才可能唤来收破烂的收购。废品收集方统一回收后，唯一的用项就是化成纸浆作为造纸原料，称为再生纸。而六十多年前的所谓废纸利用的范围比现在要广：花花绿绿的广告、海报，可以代替墙纸用作家庭装饰，玩具作坊还将其作为制作儿童玩具的原材料；旧报纸，办公废纸和作业本，主要用于出售花生、瓜子，点心等店摊的包装纸，水果店摊通常也用旧报纸糊制纸袋给顾客盛放水果。那时社会上还没有“食品污染”的慨念，街头常见白领阶层也用裁成小片的此类纸张托着食品边走边吃。那么，什么样的纸才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废纸呢？上述这些被利用过后丢弃的才是废纸，被“破烂王”收去送到造纸作坊化纸浆。
之所以要作上述交代，因为这跟老刑警简连芒次日发现的线索有关。
三、小偷章老二
3月12日，老简晨起溜达一圈，去茶馆喝茶吃早餐，出了茶馆就直接去分局上班。走过前面第二个街口时，迎面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壮汉，挑着一对竹筐，前后两个都装得满满的。里面是啥呢？旧报纸。按说，“濮庐”库房失窃的是档案，眼前那汉子挑的是旧报纸，绝对不是被窃的赃物，寻常人甚至包括一般的警察在内，通常都不会产生联想。可简连芒不然，他是干了三十年刑侦活儿的老刑警，见多识广，头脑里已经形成了职业性的思维惯性，当下便下意识驻步，站在拐角处看着那汉子的背影，稍一沉思，随即转身尾随。
汉子往前行至铜锣巷，穿巷而过，简连芒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铜锣巷不到百米，往外是一大片空地，杂草丛生，后来渐渐被外地进入省城的无业游民作为居住地占据，到济南解放时，已是一片破破烂烂的棚户区，住户不是乞丐就是像眼前这个汉子一类的拾荒者。那汉子在一片水洼前的空地上放下担子，身后是一间半以泥巴为墙，破芦席、零碎军用油布和干草作顶的低矮小屋。
简连芒与对方相距二十来米，驻步一株大树下，想看看对方竹篮里的旧报纸下面是否装着被窃的档案。对方却并不动手，而是从怀里掏出两个烧饼招呼屋里的妻儿出来吃。这时，背后有人叫了声“简老总”，回头一看，是他当旧刑警时的一个耳目。
那是个三十岁的乞丐，姓忻，老简发展他当耳目时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多年来替老简打探到不少有用的信息。这时他已经和一个女乞丐成家，也住在铜锣巷这边。简连芒赶紧纠正对方对自己的称谓，说如今解放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倡导穷苦人翻身当家作主的，警察局已经改称公安局，所以不能像旧社会时称什么“老总”了，应该称“同志”，像你我这样的熟人呢，互称“老简”、“小忻”就可以了。小忻告诉老简说，托人民政府的福，他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火车站扛包，媳妇也不再要饭了，经铁路局工会介绍，在一个铁路工程师家做了女佣。接着，他热情邀请老简去他那破家坐坐。见简连芒脸有难色，马上反应过来，四下扫溜几眼，压低了声音问：“您老是否来调查什么线索的？需要我效劳吗？”
简连芒心里一动，下巴朝那汉子方向一努：”这人是什么来路？”
小忻说那是个河南人，姓关，人都唤他关二狗，前年春上过来的，以收破烂为生。这人很勤快，也会折腾，一年下来就攒了些钱，把家小都接过来了。这时，那汉子把竹筐里的旧报纸倒出来了，简连芒一看底下并未藏着档案，心里有些失望，转念寻思，既然来了，何不让小忻介绍跟对方认识，请其相帮留心失窃档案的线索。于是跟小忻一说，小忻自无二话。
两人走过去，关二狗正数着旧报纸，每五十张一摞放在一旁。听小忻说了简连芒的身份，连忙站起来冲老简点头致礼。简连芒跟他才聊了几句，竟意外发现了线索------这些旧报纸，是他跟提炉桥畔的“破烂王”金老三换的，而用来交换的东西，就是“濮庐”失窃的那二十六本档案！
昨天午后，关二狗挑着两个空箩筐在东箭道街边收破烂，披一条小巷子里出来的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子唤住，说他家里有些旧纸要卖。关二狗跟进巷子到了对方家门口，那男子从里面拿出一个沉甸甸的麻袋，底部沾着的泥巴还没干——关二狗之所以留意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担心对方把这口装着旧纸的麻袋放在露天，昨晚下过雨，只怕里面的旧纸都给淋湿了，那他收下后就得晒干了再去卖给“破烂王”。况且，称重量时也容易为打多少折扣而跟人家发生纠纷。不过，打开麻袋一看，里面那二十六本“旧纸”却是干的。关二狗的杆秤最多能称三十市斤，这些“旧纸”称了两次，一共是五十二斤。那人主动提出算五十斤，按三百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比率为一万比一。下同）一斤算，付给对方一万五千元。
关二狗收购废品后，再加价转卖给“破烂王”。“破烂王”就是专门集中收购废品的私人，他开的店铺没有字号，也无须申办工商执照。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店铺被政府集中经营，称为“废品收购站”。一般像关二狗这类收破烂的，都有一个固定的上家“破烂王”，关二狗的上家就是提炉桥畔的金老三。他从那男子处收得“旧纸”后，径直挑往金老三处。金老三给的价是每斤四百元，应该支付关二狗两万零八百元。不过，金老三的老婆刚生病住院，手头没有现钱，要求欠一欠，三天后归还。关二狗答应了，但要求对方提供四十斤旧报纸，钱款三天后结账时扣除。这旧报纸是他答应卖给“鸿元昌”炒货铺的，这几天人家催得紧，他原本就是想来跟金老三商量以收购价每斤二百元买进的。金老三也是一口答应，让他今天上午去取，所以关二狗一早就赶去了。
简连芒听关二狗说完，便让他带路去东箭道街找那个卖给他“旧纸”的主儿。两人找上门时，那男子正好出门，被堵个正着。老简亮明身份，将其提溜到一分局。
讯问下来，那主儿名叫章天祥，家里排行第二，人都唤他“章老二”，无业。原先他家境还不错，家里是开布店的，三年前失火破产，其父急病而殁，老妈卧床不起，家境立马败落。章天祥读到初中一年级辍学，就在自家的布店里做学徒。三年前布店失火时他已满师，却就此失业。曾去应聘过布店以及其他工作，却是高不成低不就，全家生话就靠一个已经成家的哥哥在机器厂打工的收入支撑。半年前哥哥结婚了，嫂子看不惯这个游手好闲的小叔子，整天闲言碎语，章天祥被迫去寻工作。但济南解放伊始，经济萧条，不少有钱人逃离，工厂店铺只有关闭的没有新开的，哪有工作给他做？他就只好临时做些零星活儿，挣点儿小钱聊胜于无。
前天上午，章天祥踩着一辆除了车铃不响其他地方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外出找工作，经过“濮庐”时，掉链子了，不得已停下修理，正好看见刘苍坤唤醒打盹儿的门卫老干头儿一幕。当时他并未在意，等到装上链子准备离开时，看见老于头儿失魂落魄地从里面出来，嘴里嘟哝着什么。这时，章天祥的烟瘾上来了，掏出香烟，一模口袋却没带火柴，就去向老于头儿借火，听见刘苍坤正跟老于头儿说库房门锁破撬坏的事儿。他知道“濮庐”，也知道抗战胜利后此处被国民党政府作为仓库，就是不知道仓库里存放着什么东西。济南解放这半年里，章天祥多次从“濮庐”门前路过，每次看到的景况与以前无异，门卫还是老于头儿，还是那副气派犹在，却因年久失修颇显败象的门脸，便寻思着这个仓库里存放的多半还是济南解放前的东西。什么东西？章天祥想当然地认为仓库里存放的必是物资，至于是军需物资还是民用物资，那就没法儿猜测了。
要说这小伙子的本质并不坏，尽管他在别人眼里属于不务正业好吃懒馓的主儿，但之前从来没有顺过别人的任何东西。因此，当时他也就是下意识地对“濮庐”库房内存放着什么物资稍作猜测，借火点了香烟就离开了。当晚，章天样被浙渐沥沥的雨声搅醒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开着电车，忽然开到了“濮庐”，鬼使神差似的就停在那儿了，寻思库房门锁被橇坏，料想当天无法修复，何不溜去看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好歹顺点儿回来换几个零花钱。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就像往白衬衫上洒了一滴墨水，再也抹不掉了。于是，章天祥冒雨骑车前往“濮庐”。
可以想象章天祥爬墙而入进入库房，发现里面存放的“物资”竟是档案后的那份沮丧。他原本已经准备空手离去了，但走到围墙前时想来想去觉得不甘心，于是重返库房。虽然平生第一回做贼，并不知道道上“贼不走空”的行动准则，但贪婪的本性还是使他找了截绳子，取了二十六本档案捆扎结实，爬上围墙吊拉到墙头后扔到外面，用自行车载回了家。
以上，就是章天祥潜入“濮庐”，盗窃二十六本档案的经过。简连芒听后，寻思如果真的像章天祥说的那样，就意味着撬锁的和偷档案的并不是同一个案犯。那么，真实情况究竟是不是如其所言呢？于是，老刑警就问对方3月10日上午的详细活动情况，诸如什么时间在哪里、在干什么以及有什么人可以证明，又让章天祥按下指纹、脱下鞋子，直接送往痕迹师老朱那里做技术鉴定，人则先押在分局留置室再说。
章天样的运气似乎还可以，刘苍坤和老于头儿都可以证明他现身的时间点，不过，这还无法证明在老于头儿打盹儿那段时间里他的行踪，就不能排除他之前潜入“濮庐”撬坏了门锁，然后躲在外面待老于头儿醒后，再现身以表明自己与撬锁无涉的可能性。章天祥交代说，他在去“濮庐”之前，先去了一个朋友家，托对方为其留心介绍工作。对方家里正好拆房子，临时缺人手，请他搭手相帮了两个多小时，他离开朋友家时是九点左右。老简随即去向那位朋友调查，证明章天祥说的是实话。简连芒又骑着自行车前往“濮庐”，途中时间在二十分钟左右，而那天老于头儿被刘苍坤唤醒时是九点不到。这样，章天样总算被排除了撬锁的嫌疑。
老简回到一分局时，老朱那里的技术鉴定报告也出来了：送检物与“濮庐”现场的指纹、脚印相符。
至此，可以认定潜入“濮庐”作案的那个小偷确是章天祥。但简连芒的调查尚未结束，他还需要弄清楚章天祥的作案目的是否真如其所供述的那样。于是，就去访问了章家以及邻居，了解下来，证实章天祥所言不谬。
3月12日晚，简连芒加班完成了关于“濮庐”档案失窃情况的调查报告（因未曾立案，所以不称案件），连同追回的那二十六本档案一起交给刑侦队领导。老简在调查报告中说，尽管小偷已经抓获，其所交代的作案经过与现场勘查所获取的证据相符，失窃的旧档案也已追回，但是，他仍觉得其中有不能解释的疑问。老简所说的疑问，就是3月10日上午“濮庐”门卫老于头儿莫名其妙地白日打盹儿，与此同时库房门锁全部被撬坏。根据对章天祥的讯问和相关的调查，其在3月10日晚潜入“濮庐”行窃之举纯属临时起意，跟白天库房门锁撬坏并无关系。那么，是谁在3月10日上午干了此事呢？他又是出于何种目的？
黄队长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本区近日连续发生凶杀，抢劫、强奸等恶性案件，这三个昼夜他合眼迷糊的时间加起来不到十二小时，眼睛熬得血丝密布。大案频发，警力自然紧缺，“濮庐”失窃的事儿，如果不是市军管会下属部门报的案，肯定不会引起重视，派不出人就先搁一搁再说，不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旧档案吗？
简连芒提着两捆档案走进黄队长办公室时，对方正在接听电话，只朝老简瞥了一眼，打个手势示意先别走。老简还以为领导要当面问问调查情况，便把档案放在角落里，那份调查报告则呈送黄队长桌上。哪知，黄队长放下话筒说：“‘濮庐’那活儿你完成啦，很好！大钟那里侦办甜水巷凶杀案正缺人，你立刻过去帮忙。”
简连芒指着呈送的那儿页纸正要开口，电话铃又响了，黄队长抓起听筒说了声“喂”后便挥手示意老简离开。简连芒寻思可能是保密的事儿，便赶紧退出，向第三组组长大钟报到去了。
可想而知，忙到这份儿上的刑侦队长，肯定不会去看那份报告的。他只是往市军管会打电话说“濮庐”失窃的档案已经追回，有空就派人来取，然后，就把这件事丢到脑后去了。
这时，受命整理“濮庐”旧档案的刘苍坤已经带着三个部下入住“濮庐”，开始着手干活儿。他们吃住都在“濮庐”，向后勤科领出了伙食费自己开伙。至于喝水，门卫老干头儿可以供应的，老于头儿还从家里拿来了一个竹壳热水瓶，以便刘苍坤四人随时可以喝上热水。
军管会接到一分局刑侦队的电话后，因为考虑到"濮庐"无电话而这事又不着急，所以当天下午刘苍坤去军管会领办公用品时才被告知失窃的档案已经追回，
让他们明天上班时先去一分局领取档案。刘苍坤离开时，又看到大门内贴出的一纸通知：明天上午九点全体同志在食堂听取传达上级文件。如此，刘苍坤就决定明天午饭在军管会这边吃，午后去公安局领失窃的档案，然后再去“濮庐”上班。
谁也不曾想到，就是次日上午，“濮庐”竟然再次发生了情况！
四、再次遭窃
3月l4日上午，刘苍坤四人离开“濮庐”后，老于头儿还是像往常那样，烧了开水，打扫整理了刘干事他们的办公室，然后，回到门卫室待着。
大约九点左右，门口来了一个男子，约摸二十五六岁，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身穿藏青色卡其中山装，外罩一件旧的黑色风衣，头戴鸭舌帽，看模样是当时社会上经常看到的旧政权文职人员，是否被新政权留用说不准。这天没出太阳，还刮着冷风，颇有些寒意，所以老于头儿是把靠马路一侧的窗子关上了的。该男子把自行车停在门口，走到门卫室窗外轻轻叩窗，老于头儿便开了窗户问有什么事儿。那人说他的自行车出了点儿小毛病，没法儿骑了，问是否有扳手，借给他用一下。老干头儿说扳手没有，只有一把老虎钳，还有一把螺丝刀，您要的话可以借用。对方一迭声道埘，递上一支香烟，拿了工具就在门口动手修理了。
老于头儿一个人在门卫室待着正觉得闷，再说屋里生着炉子，也该打开门窗通通风，于是就开了门窗，走到大门口抽着烟看那男子修自行车。那年头，济南马路上自行车还不多，摩托车更是凤毛麟角，老于头儿不但不会骑自行车，而且对眼前这人竟然有自己动手修理自行车的技能怀有敬佩之意。见对方把自行车翻过来轮子朝上摆放稳当，三两下一番折腾，轻轻松松把前轮胎给卸下来了，老于头儿不禁惊问：“您把轮子拆下来了，还能装上去吗？”
“能拆自然能装，您老没看路边修车摊的师傅就是这样弄的嘛！”对方一边说，一边掏出香烟，里面还有小半包，干脆全部递给老于头儿。老于头儿收了香烟，对此人大有好感，跟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还去屋里端了一碗开水请他喝。
那人折腾了好一会儿，老于头儿当然看不懂修了啥。最后，对方把拆下的轮胎装了上去，转动了几下，说行了。把自行车翻过来，推了推，对老干头儿道声“谢谢”，上车走了。老于头儿看着对方渐行渐远的背影，突然觉得似乎什么地方不对劲。可是，看看手里对方还回的老虎钳，螺丝刀，寻思着人家借的东西归还了，喝水的那个碗也放在窗台上了，脚根本没进大门一步，还给了自己小半包香烟，有什么不对劲的？
不过，老于头儿的脑子还很好使，一转眼就找出了不对劲的源头——这人的那张长瓜脸似乎在哪里见到过，有点儿眼熟。于是，就站在门口背着手琢磨，终于想起来了，先前垃圾车经过（旧时有专人推着垃圾车让住家、店铺倾倒垃圾的惯例），老于头儿出去倒垃圾的时候，看见这人站在马路对面抽烟，像是在等人。刘干事他们出门后，老干头儿去关大门时，那人已经不在了。想到这里，老于头儿便穿过马路，到那人站立的位置查看，只见地下丢着六七个烟蒂，捡起一个，上面赫然印着“大前门”图标——与那个修车人慷慨相赠的小半包香烟一个牌子。老于头儿终于醒悟：这人是特地守候在“濮庐”门口的，十有八九是盯着刘干事几个是否出门。
想到这儿，老于头儿暗道“不好”，返身急穿马路便朝“濮庐”里面跑——别是又有窃贼光顾过了？！
刘苍坤四人来“濮庐”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头天被人撬坏的库房门锁拆下来送往街头修锁摊上修理。这个主意是军管会那个长着一副山羊胡子的老财务“老黄”出的。此公本姓张，大伙儿之所以要给他改换姓氏，是因为他在财务开支方面堪称铁算盘，一分钱经其一算没准儿也能掰两半儿花，有人戏言他跟《白毛女》中的反派黄世仁有一比，故有“老黄”之称。“老黄”出这主意是为了省钱，刘苍坤一想这样也好，如果新购锁具，那二三十把都得他们自己动手安装。而请锁匠修理，人家是上门服务。
当下，老于头儿奔到“濮庐”里面逐间查看，来到编号为第八号的那个房间门前，不禁一个激灵：门锁已经撬坏，门半掩半闭！
老于头儿定定神，经过之前被盗二十六本档案之事，他已经知道，如若发生案件，要注意保护现场，以便警察前来勘查，所以他没敢进入库房，只是站在门口往里看了看，发现里面进门右侧那个木架子上原本整整齐齐的档案已经给翻乱了，一部分档案乱七八槽散落在地板上。这使他颇有些纳闷儿：窃贼偷档案，那就像上次那样一本本拿走就是了嘛，还要翻腾，这是干吗呢？
返回大门口，老于头儿想找个靠得住的人往军管会打电话报告。“濮庐”这边属于冷僻地段，大白天虽有路人经过，但不多，而且都是一看就不会打电话的粗汉。半晌，终于看见一个高中学生模样的男青年远远走来，正要招呼，忽然听见一阵引擎声，一辆小吉普疾驶而来，往他面前戛然停住，把他吓了一跳。惊魂未定时，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来——正是刘苍坤。
刘苍坤不是在市军管会听传达上级文件吗，这当儿怎么突然来了呢，而且是坐了吉普车过来的？这就要从济南市公安局打给军管会秘书科（相当于后来的办公室）的一个电话说起了。
半小时前，市军管会值班秘书接到市公安局的一个电话，说据他们对被捕的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司马云飞的讯问，得知“保密局”有一份重要密件藏匿于“濮庐”保存的旧档案中，要求军管会立刻通知管理“濮庐”档案库房的同志，中午前市局将派员前往查取。值班秘书立即通知正在听传达文件的刘苍坤的顶头上司老张，老张是个办事非常认真的人，生怕刘苍坤来不及赶回去误了公安局的事儿，就给他联系了一辆小吉普送其过去。
刘苍坤下车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老于头儿：“有人来过吗？”
老于头儿回答：“有啊，又……”
刘苍坤打断他：“是市公安局的同志？”
老于头儿一边摇头一边说：“刘干事啊，又出事啦……”
刘苍坤拔腿就往里面去，一看第八号库房里的景况，便知大事不好。他强迫自己定定神，心里暗暗祈祷，但愿窃贼没找到公安局电话里所说的那份重要密件。
刘苍坤已经被“濮庐”接二连三遭不速之客光顾吓怕了，不敢离开库房，担心对方去而复归再次下手，寻思得自己守在这里。
于是，就让老于头儿赶紧去外面找个电话机给市公安局打电话报告。
一会儿，刚才送刘苍坤过来的那辆小吉普再次疾驶而至，第一个跳下车的就是刘苍坤的直接领导老张，他接到电话后自是大吃一惊，要了吉普先去市局，停在人家大门口也不进去，直接在门卫室往里面打电话说了此事，市局随即指派两名侦查员随车前往“濮庐”。
市局派来的两名侦查员，一个叫冯增良，另一个叫赵史图，都是从解放区过来的具有一定刑事侦查实践的公安人员。先前给军管会秘书科打电话的那位就是冯增良，他和赵史图两人负责承办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司马云飞一案。
司马云飞的公开身份是旅馆老板，这人比较善于伪装，跟四面八方的关系都搞得很融洽，历史也貌似清白，如果不是北平市（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仍沿用民国时的称谓）公安局破获的一起特务案中有材料牵连到池，估计一时还不会暴露。北平的材料是昨天上午寄达的，上有表示重要机密”的标记，按照规定，这种保密等级的密件只有接收方的局长本人才可拆阅。济南市公安局长李士英拆阅后，立即指令政保科派员抓捕司马云飞。
冯增良、赵史图两人化装前往司马云飞开的旅馆，得知司马云飞去乡下走亲戚了，要到晚上才回来。于是，昨晚十点在旅馆将其速捕。连夜讯问，那司马云飞自以为隐藏得好好的，想来想去自己没有暴露的可能性，哪肯承认自己是潜伏特务？一番交锋，直到午夜时分，派去司马云飞住所执行搜查使命的另一组侦查员拿来了搜查到的左轮手枪、密写药水等罪证，司马云飞的气焰才被压了下去。
接下来，司马云飞祭出了沉默法宝，冯增良、赵史图只好跟他磨嘴皮予、宣讲政策，中间还和他一起吃了肉丝汤面夜宵。可任凭他们说什么，司马云飞就是不开口。直到下半夜，公安局派人接来了其年老的父母进行亲情攻势，方才打开了缺口。司马云飞倒也爽快，一旦决定投降，交代得就很彻底。交代完自己的事儿，还提供了一些他所知道的其他情况，其中包括“保密局”济南站密藏干“濮庐”档案库房内的一份密件。
这份密件是“保密局”济南站1947年、1948年两个年度的财务原始票据及账目。国民党“保密局”的前身是“军统”，“军统”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由戴笠干1932年一手创办。根据戴笠的规定，不管局本部机关还是外派单位（济南站系外派单位），都必须设会计，一些区级（即“军统”局××区）的外派单位，还须设总会计。特务工作的开支内容复杂，许多项目是没有发票的，戴笠为防下属趁机贪污，故严令必须要有原始票据。有发票的保留发票，那些没有发票的开支，要求必须有签字——谁批准的、谁经手发放的、谁领取的，都须一一列明。直到抗战中期由“军统”大特务陈恭澍担任“军统”上海区区长时，所有票据上的姓名都还是真名，租借作为据点的房屋都附有原始契约——那上面自然有真实地址。
后来“军统”上海区被日本宪兵队和汪伪“七十六号”联手破获，日伪将查获到的“军统”特务全部登报公布。即便如此，簸笠还是坚持他的这一规定，只不过稍加改进，把住址，姓名用符号，化名代替。“军统”的财务人员名义上也是特工，当然，他们并未接受过特工训练，只知道埋头理账，让他们折腾符号、化名，那真是难为他们了。因此，另有一本账册，上面写的是符号、化名的对照内容，相当于一本密码。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殒命后，“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郑介民、毛人凤执掌，还是沿袭这种做法。
司马云飞交代的藏匿于“濮庐”的那份密件，就是“保密局”济南站的一份账册。中共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是出乎国民党意料的一个大动作。济南的国民党守军有十余万兵力，而且在距济南三百公里的徐州还驻有十七万国民党军队。以蒋介石的盘算，中共军队如果攻打济南，只要出动徐州的军队，一两天即可抵达，况且还有空中支援，正好可以与中共进行一场“徐济会战”，必将重创中共军队。当时国民党国防部的内部文件就是这样传达的，因此，“保密局”济南站根本就没把华野攻城特别当回事，更没想到如何处理机密文件。不料，中共军队围城打援，在出动十四万大军攻打济南的同时，另组织十八万兵力专门负责阻击徐州驰援的敌军。济南敌军孤军作战，八天后兵败城破。“保密局”济南站作鸟兽散前，烧毁大量文件档案，但却不敢违抗禁令毁掉财务档案，遂将这部分档案分散藏匿于几处，其中类同于密码本的那份，匆忙之中就藏匿于“濮庐”的旧档案中。
这份重要材料如果被我方获取，将对肃清潜伏敌特起到重要作用。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份密件已在一个多小时前被敌特分子窃走了！
五、专案侦查
情况迅速上报，济南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下令，立刻组织专案组侦查该案，要求迅速查获盗窃密件的敌特分子，追回密件。
当天，济南市公安局指定冯增良牵头负责组建了专案侦查组。专案组成员共有四人，冯增良任组长，三名组员是赵史图和一分局侦查员何野冈、简连芒。用现在的眼光看，以区区四人侦查这等分量的一个案子，阵容明显有些单薄，但当时的警力紧缺，也只能这样凑合着干了。
下午，专案组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冯增良介绍了上午他和赵史图以及一分局痕迹师老朱对“濮庐”现场的勘查情况——
冯、赵赶到“濮庐”，先听门卫老于头儿说了上午有人向他借工具在“濮庐”大门口修理自行车的情况，初步断定那个戴鸭舌帽的修车人跟潜入库房行窃的案犯是同伙。其使命是借修车为名绊住老于头儿，使其无法去库房巡查。老于头儿报告上述情况时，刘苍坤也在场。老于头儿说完上述情况，刘苍坤请他顺便把3月10日库房的门锁统统披人撬坏的事儿也说了一下。
冯增良、赵史图和老朱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发现案犯是从后面围墙攀爬进入“濮庐”的，然后径直前往八号库房，撬坏了已修复的门锁入内行窃。从库房内的档案被翻得乱七八槽来判断，案犯仅仅知道那份密件藏匿于该库房的某个架子上，但并不知晓具体藏在哪个位置。围墙内外和库房门外都未发现案犯的脚印，不过，在被窃库房内的地板上以及被翻腾的旧档案上提取到了案犯的足迹和指纹。另外，在那个“鸭舌帽”给老于头儿的那小半包“大前门”香烟的包装纸上，也提取到了两枚指纹，而且，因为修车的缘故，“鸭舌帽”的手上沾了机油，所以这两枚指纹非常清晰。
然后，专案组开始分析，“濮庐”库房是否真的藏匿了那样一份密件？从法律上来说，司马云飞的交代其实属于检举，因为所谓藏匿密件的行为并非他本人所为，以“保密局”的工作纪律，这种重大机密也不应当被其所知。可是，司马云飞却知晓了这一秘密，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司马云飞的姐夫古震城系“保密局”济南站第二交通组组长，济南解放当天，古震城化装逃遁，涉案密件是古在一天前的夜间奉命从“保密局”济南站会计王锦清那里取出，然后直接送到“濮庐”，交给了济南站书记（“保密局”沿袭“军统”的组织编制，外勤单位的书记系辅佐站长工作的副手，相当干副站长）姜青钟。古震城和姜青钟是同一期特训班的同学，还是结拜兄弟，古比姜大五岁，故私下里姜是唤其大哥的。
按照“保密局”的工作纪律，交通员是不能知晓所传递的信函内容的，即使是一个折叠成梅花形状的便条，也只能传递，不得打开看一眼。古震城本应在把密件送达后转身就走，可是，这对哥们儿听着城外华野大军攻城部队的枪炮声，都有一种末日将至的预感，到这当儿，副站长姜青钟早已把纪律丢到脑后了。他让古震城别急着离开，说今晚之后我们是否还能见面谁也不知道，希望我们都能活着离开济南，万一谁有不测，他的家属就由另一位照料。
两人说着，都十分伤感，姜青钟让卫士去他的车里取酒，说要和古震城喝一杯离别酒。这时，姜的助手小柳进来了，姜随手把密件递给他，吩咐把它放好。片刻，小柳返回姜、古所在的屋垦，把一张纸递给上司后又出去忙什么去了。姜青钟把纸放在一旁，拿起酒瓶往两个杯子里斟酒，说大哥，我们干了这杯，但愿不久就能见面。这时，古震城无意间朝那张纸瞥了一眼，看到上面写着那份密件存放的库房号码和位置：“捌号，进门右侧木架第三层第二沓底下”。
古震城当时并没在意，但当交通员的记性特好，这一瞥就再也忘不了了。离开“濮庐”后，他去司马云飞家接老婆。当时他的全家都躲在司马云飞处，天亮后就要逃离，所以尽管深更半夜，却谁也没睡，两家人围坐一处喝送行酒时，古震城把先前一幕告诉了司马云飞。次日，城破，古震城、姜青钟趁乱分别逃离，出城后就和家人走散，古震城披挤进河里溺死，姜青钟被捕，在押解途中逃跑未遂被击毙。
司马云飞对上述情况的交代应该是可信的，而现在发生的“濮庐”库房窃案跟其交代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侦查员们估计，姜青钟的助手小柳在经过一番周折逃到南京后，到“保密局”述职时，说出了密件藏匿的情况。专案组之所以认为小柳是“经过一番周折后”才抵达南京，是因为如果他早就到南京了，那么“保密局”也早就指派特务来济南窃取密件了。而且，可以肯定小柳的记忆出了问题，也许因为逃亡路上过于紧张，精神受到过分刺激，所以只记得密件藏匿于“濮庐”库房，具体藏在哪个房间的什么位置却忘记了。这从3月10日库房门锁全部被橇一节可以得到印证——受指派潜入“濮庐”的案犯并不清楚密件藏匿征哪个库房，只好逐间打开寻找，这当然不着边际。今天的再次失窃，案犯准确无误地直奔第八库房，说明那个提供情况的小柳后来脑子清醒了，回忆起了藏匿密件的具体位置。
根据老于头儿在盗案发生的同时被那个“鸭舌帽”设计绊住的情况分析，案犯再次策划到“濮庐”行窃，起码应该始于两天前。他们在3月10日潜入“濮庐”失利后，很快就获得了密件确切的藏匿位置，可是，却因“濮庐”内已经进驻了军管会派出的刘苍坤等四人，他们不敢夜晚再次潜入，只好选择白天。当时大家普遍的印象都是“共产党会多”，案犯估计刘苍坤他们肯定会经常被军管会召去参加什么会议或者政治学习之类，因此派人（即“鸭舌帽”）在“濮庐”周围蹲守。今天上午，见刘苍坤四人离开了“濮庐”，就抓紧机会行动，成功窃取了那份密件。
那么，应该如何对本案进行调查呢？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从最容易发现线索的老于头儿离奇打盹儿这一点上着手进行调查。大家分析，敌特分子可能在早餐中下了速效安眠药，致使老于头儿进入昏睡状态。于是，侦查员们马上行动，向老于头儿了解3月10日那天他自起床后的饮食情况。
不过相隔五天时间，老于头儿记性还不错，一五一十说得清清楚楚。他有喝茶的习惯，不过从来不喝隔夜水，每天大清早起来后必把上一夜喝剩的开水统统倒掉，从“濮庐”后院那口井里打了泉水烧开后沏茶。那天早晨起来一直到他不知不觉间开始打盹儿，除了外孙小虎来给他送早饭外，没第二个人来过，即使是小虎，也没进“濮庐”大门，跟往常一样，老于头儿是出门去接早餐的。前面说过，能每天早餐时要喝一小盅自泡的药洒，这天小虎送来的下酒菜是两块五香卤豆干，主食照例是两个油饼。
这就是说。3月10日那天，老于头儿从起床到打盹儿之间所进的饮食是茶水、药酒、豆腐干和油饼。如果之前专案组的分析准确的话，那么敌特分子下的安眠药只能在这几样中。泡茶的水是当天从水井打的，应该没有问题。药酒和茶叶之后几天一直在饮用，也无问题；看来有问题的应该是豆腐干或者油饼，这需要向老于头儿的老伴儿于婆婆调查了。
于婆婆告诉侦查员，五香卤豆干是她在3月9日烧制的，一共三十块，给两个出嫁后住在附近的女儿各送去十块，剩下的十块她和外孙小虎9日、10日吃了八块，还有两块是特地留给老头子下酒的。至于油饼，那是向“徐歪头”买的。
这就是说，五香豆干应该也没有问题。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一个——在那两个买来的油饼上。侦查员决定找“徐歪头”调查，先向派出所了解此人的情况。
派出所提供，“徐歪头”本名徐朝福，四十岁。此人的脑袋位置跟常人无异，之所以被人唤作“徐歪头”，是因为其父徐增寿是天生歪脑壳，徐朝福上小学时同学以其父的特征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一直沿用至今。“徐歪头”继承父业，千的也是沿衡叫卖油饼的营生。抗战时，济南被日军侵占，“军统”设立济南站，需要秘密交通员，看中了“徐歪头”，派人对他进行了考察，得出结论曰：外表憨厚，内在精明，记性优良，其职业特别适合从事秘密交通工作。于是，就将其发展为“军统”济南站的地下交通员，列入正式编制，就是说在重庆“军统”总部人事处有备案并没立人事档案，每月发给薪饷二十四元。
考察“徐歪头”的那个“军统”特务颇有眼力，“徐歪头”果然是一块从事地下交通的好料子，加上运气好，从1938军6月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他完成了数百次的地下交通工作，竟然次次顺利。为此，抗战结束后受到了“军统”嘉奖，还去南京参加了表彰大会，受到戴笠的接见。不过，像“徐歪头”这样的料只能做做基层交通员，不适宜搞管理，所以他即使干到老死也还是一个交通员。次年春天，戴老板飞机失事殒命后，“军统”大量裁减特务，像“徐歪头”这样的当然是首当其冲。
“徐歪头”的以上经历，我方起初并未掌握，而这家伙在济南解放后也没按照军管会发布的通令前往公安局登记。两个多月前，一名被捕的特务在交代时提到了抗战时期他曾领导过“徐歪头”，而徐的职业住址均未变化，公安局就把“徐歪头”提溜去，讯问证实了这段历史。因未发现“徐歪头”之后跟“保密局”有联系，就网开一面释放了。
侦查员了解“徐歪头”的上述情况后，很自然地产生了联想，这主儿会不会在济南解放前夕被“保密局”看中，让其“归队”？这可不是主观臆想，这种情况在之前已经解放的城市破获的敌特案件中屡屡出现过。如果真是这样，那“徐歪头”在卖给于婆婆的油饼中做做手脚加点儿安眠药就是举手之劳了。组长冯增良当即决定连夜传唤“徐歪头”。
派出所民警带路，专案组一干侦查员亲往徐宅传唤，并对其住宅进行搜查。搜查的结果是，除了制作油饼的食材面粉、食油、黑白芝麻外，并未发现任何可能跟本案有关的东西。不过，侦查员并未失望，这主儿嫌疑很大，因为他一见到公安便衣登门，就露出惊慌的神色。试想，一个在日伪统治下为“军统”传递了七年之久秘密情报的老交通员，应该已经形成了那份职业性的定力，此刻心里若没有鬼，又何必惊慌呢？
“徐歪头”被带到专案组苏公地一分局，奇怪的是，侦查员一开口讯问，他之前的那种惊慌竟忽然消失了。他神色镇定地回答侦查员提出的一个个问题，说自己以卖油饼为生，还要养家糊口，所以每天都得劳作，晚上通常睡得很早，次日三四点钟就得起床，和面，做饼、油煎，然后趁热拿到外面去沿街叫卖。卖掉一批后，回来把已经做好的饼坯制作成油饼，再拿出去卖。一般情况下，他每天要制作三批，卖光回家已是上午九点多了。他制作的油饼有甜咸两种，甜的是圆形的，上面是白芝麻，咸的是长圆形的，上面是黑芝麻。至于他跟“军统”的关系，早在1946年夏天就结束了，当时通知他“光荣退业”，发给一笔退业费。之后，人家再也没跟他联系过。
因为没有证据，侦查员只好先把“徐歪头”留置，然后摸黑去了老于头儿家，找于婆婆详细询问她那天向“徐歪头”买油饼的情况。于婆婆说她是“徐歪头”的老客户。10日那天早晨买了三个，一个给外孙小虎，两个给老于头儿。小虎嘴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