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5年9月调入荆门县委组织部的，前后在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20多年，荆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基本上都有所耳闻，有的还亲自参与其中，对社会产生过一定影响，经历诡异而奇特。
1966年5月，湖北省也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湖北各地更加混乱,各造反派主要围绕“打倒陈再道，冲击武汉军区”展开大辩论。武汉已经很混乱，荆门也乱糟糟的。
荆门主要成立了两大“造反派”组织----钢派（荆门钢工总、以工人为主）和新派（新华工、以学生为主），两派内部辩论十分激烈，甚至出现夫妻反目、父女失和的奇事。县电影院一对青年夫妻在辩论问题时，因为观点不一，男的回家把锅都砸掉，并上街书写大标语“砸乱锅底闹革命”！县委机关一位老同志在吃饭时，与女儿进行激烈辩论，一言不合把饭桌子都掀了。
还发生了惊悚的抢枪事件。荆门中学（后为龙泉中学）红卫兵领袖马文秀（女），带领红卫兵学生造反派，打开县武装部武器库（里面有民兵训练所用的步枪、轻机枪、手枪、手榴弹等），抢走大量军火。沙洋中学红卫兵领袖黄志丹闻讯后很不服气，带领学生从沙洋赶到荆门，要求从马派分一杯羹。马文秀不仅不给，还把军火藏到学校后面的象山上。当时的象山没有树，光秃秃，很徒峭，难以攀登。黄派得知确切消息后，连夜带领人马上山摸哨，不料途中被人发现。马派开枪阻击，黄派学生巴伦?在进入象山的来龙桥上被子弹击中而亡。黄派人马追认巴为革命烈士，但没有得到任何组织和个人承认。
红卫兵抢到军械后，发生过多起事故。有2名中学生女红卫兵各拿一支抢到的手枪，在县委机关通往广播站的后门站岗，因为不熟悉枪支，不小心摆弄走火，巨大的枪声惊动整个县委大院，险些造成人身伤亡，两个女生也吓得不知所措。荆门中学红卫兵领袖马文秀有次在造反派司令部开会，自造的土制炸弹意外爆炸，马的屁股被炸伤。马的对立派听到消息，欢欣鼓舞，庆祝胜利，满大街写着嘲讽标语：马屁股被炸啦！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荆门各级各地党政群团公检法均已瘫痪，学校、工厂、商业……等各行各业都不能正常运转。荆门、沙洋机械厂还制造枪支、炸弹、手榴弹、地雷，钢、新两派造反派真枪实弹打内战。各级各大小机构凡是带有“书记”“长”“主任”“主席”头衔的大小领导，比如某某书记、某某县（局科）长、某某主任等等，也都在接受“造反派”的批斗。各地各级学校的课本也都停用，学生学“造反派”编报批斗老师。所有单位每天早晚都要集合，面向毛主席像请示汇报。
荆门后港铁木工厂一名工人正磨工具刀，刀还未磨好，听到集合哨声，赶紧跑去插进队伍，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别人举起的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而他用脏兮兮的手举起的却是工具刀。因此，被人说成想谋害毛主席，当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姚集某大队一位农会主席，从钟祥买回一张毛主席肖像，上面印有彩色松鹤，造反派说“松鹤是祭祀亡人的”，他是盼望毛主席早死。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挨批斗多年。武汉航运公司沙洋航运站一名湖南籍职工，在本单位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时，斗胆为刘少奇辩护，称赞他为革命领袖，被大小会议批斗无数，折磨得半死不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哪个单位不成立造反组织，哪个人不参加、不拥护文化革命，就是不革命或者是反革命。在大形势威逼下，荆门各单位都成立了群众造反组织。尽管我所在的荆门县委机关，也成立了群众组织“将革命进行到底兵团”，但也无可避免地受到造反派冲击。
1966年下半年，我被抽调到荆门县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待站工作，任务是免费接待各地学生和造反派组织，安排他们食宿行。麻城绿化中学初中生红卫兵20多人到县委造反，在县委接待站门前绝食抗议，说我们红卫兵接待站有问题。但问他们我们有什么问题？他们也不说，只说你们办公室有问题，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只好动员机关人员到处清查，却没有找到任何问题。绝食进入第三天，大热天学生睡在地上，又饿又累，不像人样，我们也慌了神，只好恳求学生：问题到底在哪？学生指着办公楼顶的国旗说，你们只升旗不降旗，犯了严重错误！原来问题在这，我们恍然大悟，一边坦白认错，一边即刻把国旗降下来。学生们这才善罢干休，停止绝食，各自散去。其实，我们这里国旗并不是每天都升降的。
有天晚上，在县电影院召开批斗大会，批斗县公安局长姜培方（或许任检察长，山东人，抗战时任八路军手枪队队长）。他被红卫兵押上台，戴着一公尺高纸壳尖帽，上面用黑墨写着姜培方名字，名字上面打着个红叉。他低头站在主席台一边，两旁有红卫兵押守，各路群众依次上台揭批他的问题。正当斗争进入紧张激烈关头，我大着胆子走上台去，大声背诵毛主席语录：要文斗不要武斗。台下群众一下子明白了我的意思，简直就是捅了马蜂窝。群情激愤之下，当即把斗争矛头转移到我头上，揪住我进行批斗，指责我破坏批斗会。正在这个当头，电影院突然停电，场面一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紧急启用备用发电机，但是不知怎么地发电机启动不了，批斗会没法再继续下去，只好把姜培方押下去，草草收场。我也趁乱悄悄地溜走，逃过了挨批这一劫。
耳闻目睹文革发生的种种事情，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不正常，对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有种电影里革命老区国民党还乡团返回的恐怖感觉。内心虽敢想却不敢暴露丝毫，否则“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会重重地扣在自己头上。刚好这时组织上给了我一个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勾起了我到党中央寻求权威解释的欲望。
我是1955年9月从荆州地区贸易公司荆门县商店，调入荆门县委组织部肃反审干办室工作，之后多年参加内部肃反内部审干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办案经验，当时县委大案要案（涉领导干部）一般都交由我去办理。如当时的县委宣传部长生活作风案、国民党少将（国民党豫东军区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混入教师队伍案等，都是交给我去查办的。1967年底，荆门县委组织部领导又让我调查办理一起干部内部潜伏特务嫌疑案。
起因是这样的。原荆门县广播站一名干部无意中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张被撕毁的女性下半身照片，照片上女性坐在藤椅上翘着二郎腿，背面写着“适时再搞中美技术”。这名干部警惕性很高，及时把照片上交组织部领导。领导经过反复研究，还是不能锁定该女人是谁？只得以积肥的名义，将县广播站全部垃圾封存起来，然后一点一点地翻筛，终于找全照片碎片，拼接出上半身，锁定了女性对象。从当时掌握的内部资料显示，“中美技术”是一个国际间谍的业务用语。所以这个案件就定性为“潜伏”特务嫌疑案件，此女是原国民党北平城防剿匪司令部少将司令的姨太太，所以要去北京追根溯源。
当时全国混乱不堪，已实行军管。我持荆门军管会的介绍信去北京军管会，转批到市区调查。工作之余，我去北京故宫内前厅----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接访站，介绍荆门文化大革命情况，顺便问问中央文革究竟应该怎么搞。当时一名党政官员负责接待，他说你的介绍信呢？我说我出公差来北京调查案件，没有介绍信。他说那不行。我说我有军管会写的调查案件工作介绍信，他说那可以。我就把工作介绍信给他看了，他随手给一张接访预约单，约定接访时间是半个月以后。因为有工作任务在身，不能等到半个月后，我要求提前。他说那不行，这是我们的规定。我大失所望，但心有不甘。心想，好不容易来趟北京，就在党中央身边，哪能轻易错过这天赐良机？
每天工作之余，即使早中晚饿肚迟睡，我也要去故宫内面大广场，听听来京各地人员露天大辩论，以求明是非辨方向。北京调查工作完毕，案件线索牵涉到西安，由北京军管会在原介绍信上批转去西安军管会调查。随后我去火车站排队，买了第二天去西安的车票，又去故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接待站打探消息。
值班的是一位着装的海军军官，我向他要求接访，并将北京军管会批转去西安外调介绍信给他看，他随手给我一张预接访单，预约时间是半月以后。我提出，我是公差来北京调查案件的，不是专门来上访的。在北京工作已经完结，明天要去西安，火车票都买好了。他说火车票呢？我拿出来给他看，他说你情况特殊，可以照顾一下。便收回原先给我的预约单，换成当天的预约单。上面写着：请两湖（湖南湖北）小组接待。预约单上的编号是46号。同时给我一张访问内容便笺。我赶紧填写，一共写了12项内容。然后拿着便笺，排队站着等候，一刻不敢离开，连午饭也不敢去吃，生怕过号作废，一直站到下午4点多钟，才听到叫46号，我急忙前往“领命听旨”。
接待我的领导桌子上放着牌子，上面写着“夏懋赢”。他讲普通话，像医生一样，坐在桌子正面，我像病人坐在桌子档头。他认真看着我填写的12项内容，一条一条作了详细的解答。我用尽全力倾听，努力一字不落地记住，保持领导指示的原汁原味。终于得到党中央权威答复，这是“圣旨”啊！我兴奋异常，立即回招待所，连夜整理好内容。第二天一早赶到邮局，用双挂号信发回县委机关“将革命进行到底兵团”，并在访问资料上注明：“只在兵团内部传达，不能向外透露。”然后坐上早上九点左右的火车向西安进发。
领导回复的12项内容，完全准确的原话，我已经无法回忆起来，但其中5项却一直印象深刻：①你们南方军队任务很重（抗美援越），绝对不能冲击；②武汉军区是大军区，武汉军区关于文化革命发布的××条，是有效的，这是他们的权力；③要文斗，不能搞武斗；④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工、停产、停市、停课等；⑤要保护群众，不能搞群众斗群众……一共12条。
资料寄出去后，我也没把它放在心上，到西安就专心做自己的调查。我住在西安市委招待所，正逢大冬天，街面还有零星积雪。外面气温很低，人冻得发抖。五点钟天色还黑漆漆的，招待所服务人员就吆喝全体旅客起床，向毛主席早请示。我们旅客和招待所人员集中在会议室，站成整齐几排，面向毛主席像，举起手中红皮本，高呼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喊完后时间还老早，该补觉的补觉，该上班的上班。
四五天之后，西安调查顺利完成，我从西安乘火车回到武汉。当走到武昌桥头下桥梯时，看到武昌桥头一间房屋墙上，非常醒目地写着大字标题“中共荆门县委组织部干部林发海走访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记实”，下面是我访问所得的12项回复。这一幕让我大吃一惊。虽然武汉现在比我上次离开时相对平静很多，但是我还是十分不解，明明在资料上注明只在县委机关“将革命进行到底兵团”内部传达，怎么会传到武汉的社会上，而且满大街都是我的名字及所记录的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答复的内容。
当天没能买到车票，第二天我急忙赶回荆门，看到荆门与赴京前大有变化，当时闹得最凶的几个造反派失踪了，荆门平静稳定了，我很惊奇。事后才得知，在我人还在西安的时候，访问记录已经寄达县委机关，他们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及时，对文化大革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立即将访问内容印成传单，向社会广泛散发。传单流传到武汉，大家纷纷传阅传抄，指导当前革命运动，一时引起社会轰动，大大地震慑了各路造反派组织。
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回复，竟然一下子把当时湖北整个混乱状态暂时给镇住了，至少从我出差前后对比，无论武汉还是荆门，社会平静稳定了许多，没有先前满大街的混乱和闹哄哄的样子。我这么一个小人物，在这么一个关键时点，起到了那么点关键的作用，真是不可思议。我在荆门甚至湖北一下子成了名人，当时县武装部长王金峰当面对我说，“你是从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回来的人，我们邀请你给官兵们作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报告。”我冷静一想：我只是一个小人物、小办事员，哪敢给你们大领导作报告？所以一口谢绝。
可是平静了一段时间后，突然有一天，一架飞机在荆门上空盘旋，空投下来无数传单和小册子，散发的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戚本禹等四人最新讲话。这些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要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林副主席，继续深入开展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形势突然大变，与我访问得到的答复完全相反。这样，平静稳定的局面又被打破，各路造反派又纷纷出动，比过去闹的更凶，社会更加混乱。
这一下轮到我害怕了，我怕自己被人扣上假传圣旨、欺上瞒下之罪，连夜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写封信，主要内容是：我去中央文革小组访问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为什么现在意见完全相反、形势反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用双挂号信寄往北京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组夏懋赢同志。
过了一个星期，我收到了回信，是鼓鼓囊囊一大信封传单和小册子，和前几天飞机空投下来的完全一样。记得当时首先收到中央回函的是县邮局一位职工，他属于群众组织中的铁杆保皇派，经常被游街批斗，看到中央给我回信了，以为中央一定有最新指示精神，说不定可以救他一命，因此，半夜三更亲自送信到我宿舍，期盼先睹为快、先下手为强。等我打开信封，两人翻遍传单和册子，没见一字回复，迷惑不已，大失所望。
中央文革小组四人最新讲话下发后，有造反派组织认定我造谣生事，暗中派人到北京调查核实我的情况。说实话，尽管我所作所为，完全实事求是，没有夸大，没有缩小，没有篡改，没有隐瞒，问心无愧，但是还是很紧张，很害怕，很怕挨整。幸运的是，造反派们几经调查，始终查不出我任何问题，也没能把我怎么样，我就这样一直平安无事，许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