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拾遗》——追踪“达姆弹”
一、特殊枪弹
1951年8月12日，南京。
“立秋”已过，可气温丝毫没有降低的意思。连日焰腾腾的一轮红日，晒得地皮起卷儿。水西门外怡丰巷口的那块空场上的浮土像热锅里刚炒出的面，一脚踏上去便起白烟儿，焦热滚烫，灼得人心里发紧。南京市公安局特侦队第三组组长费愚思从巷子里走出来，一眼就看见空场的大柳村下聚着几个少年，正围着一块巨石叫嚷着什么。
是时，南京解放已经两年有余。六朝古都南京一向被认为是藏龙卧虎之地，又曾是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国民党败逃前，留下了隶属于多个特务机构的为数惊人的潜伏敌特组织，还有畏罪逃窜来的国民党军警宪特、散兵游勇、还乡团、恶霸，以及江洋大盗等刑事犯罪分子。经过历年多的深挖严惩，治安形势已经大为好转，但还未到可以马放南山高枕无忧那一步。因此，由市局第三任局长、大名鼎鼎的陈龙于1950年初组建的“特别侦查队”(当时称为“特别侦察队”，简称“特侦队”)还未解散，继续发挥着不凡的作用。特侦队的职责是：在全市范围内收集情报，分门别类提供给市局或者分局的政治保卫、刑事侦查、治安管理等部门;必要时直接参与对上述各类案件的侦查活动，这种参与分为“完全独立侦办”和“派员协同其他部门侦办”两种。
费愚思信步走拢过去，那几个少年正摆开架式准备以“剪刀、石头、布”的形式决出胜负以获取放在巨石上的一样小物件。费愚思定睛细瞧，不禁一愣！这是一颗子弹，但使他一愣的并非是此。那当儿，民间私藏的军用枪支基本收缴光了，但子弹却是零零落落还有一些，那是两年多前国民党军败逃时随地丢扔而被老百姓捡得的，所以，谁家如若有几颗子弹，那不算是一桩了不得的事儿，派出所也不会盯着一追到底。像费愚思这样的市局特侦队便衣，更不会对此感兴趣。可是，眼前的这颗子弹却令费愚思发愣了。因为，这是一颗达姆弹！
达姆弹，是由英国人克莱上尉于1897年发明的一种枪弹。因由印度加尔各答附近一个叫“达姆”的地方的兵工厂生产而得名，俗称“开花弹”、“榴霰弹”、 “人身变形子弹”，是一种不具备贯穿力但是具有极高浅层杀伤力的“扩张型”子弹。达姆弹弹头尖端没有包覆而露出铅芯，子弹射人人体后铅心扩张或破裂，因而扩大了创伤面，造成对人员的严重伤害。据资料记载，100米距离上遭到达姆弹的直接命中头部者100%的人死亡;被命中四肢者20%死亡，剩下的全部截肢;被命中左胸者100%死亡，被命中右胸者70%死亡;被命中腹部者70%死亡。达姆弹的这种骇人听闻的巨大杀伤力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恐惧和愤怒，1899年签署的《海牙公约》中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当时，中国清朝政府是签署国之一。
但是，签署归签署，使用归使用。战争中也许不用，但可以用于装备警方，或者狩猎。据已经解禁的资料透露，当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当局就动用了达姆弹镇压民众，在台湾“二二八纪念馆”藏有实品。
费愚思战争年代曾在解放区军火仓库从事过保卫工作，曾目睹过运来销毁的日军达姆弹，听技师介绍过这种子弹的可怕杀伤力，印象颇深。现在，见眼前这几个少年竟然在玩一颗达姆弹，更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从口径看来这还是一颗手枪子弹，心里顿生疑意：达姆弹通常都是用于步枪的，怎么这颗子弹竟是手枪弹？这颗特殊的子弹是从哪里弄来的？
想着，费愚思就上前去，低喝一声：“停！”几个少年闻声一惊，回头一望，喊叫一声，撒腿就跑，转眼就不见影踪。费愚思把那颗子弹捡起来，仔细观察：这是一颗崭新的达姆弹，除了弹头顶端裸露在外的铅芯外，通体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金黄色光泽。费愚思看着这颗子弹，头脑里产生了职业思维：用手枪发射的达姆弹，没有听说过，但是现在不是听说不听说的问题了，而是真真切切地捏在手里了，这难道是特制的专门供特务使用的枪弹？
于是，费愚思就有了探究之意。可是，那几个少年早已作鸟兽散不见影踪。他举目四望，忽然看见大树的另一侧树荫下坐着一个中年乞丐。于是就上前去询问对方是否认识刚才那几个少年。乞丐笑而不语，估计已经从费愚思的行为举止中猜测到其公安便衣的身份。费愚思想了想，掏出一张1000元钞票(旧版人民币，合新版币壹角，下同)递给乞丐。乞丐双手接过，说同志您是要打听刚才那几个少年的下落？好的，我给您找。明天下午一点，我在这里等您。
费愚思返回市局后，用尺子量了子弹直径，确认是手枪子弹。想来想去觉得可疑，遂向特侦队分管领导裴臻汇报了，裴臻看了子弹，同意费愚思的观点，指示往下调查。
次日下午一点，费愚思在原处见到了那个乞丐，又施舍了1000元，得知昨天那几个少年中有一个小名叫“阿兔”——想来是属兔子的，是前面“李记香烛店”店主李老稼的儿子。于是就去拜访香烛店，见到了阿兔。了解下来，得知那颗子弹是附近一个名叫朱祥康的少年拿来大家一起玩的。朱祥康的老爸朱宝富是拉黄包车的，老妈莫美珠则是沿街叫卖香烟火柴花生五香豆的流动小贩。
费愚思请阿兔带路前往朱家找朱祥康，却得知一个意外消息：这个11岁的少年已经死了！
二、少年横死
朱家住在怡丰巷深处的贫民窟里，简陋的房屋给老鼠提供了理想的活动条件，老鼠成患的日子当然不好过，于是朱家就决定灭鼠。早晨，朱宝富炒了一小碗蛋炒饭，留出一点拌了灭鼠药灭鼠，剩下的则给儿子当早餐。夫妇俩出门时，朱祥康还躺在床上。午前，莫美珠回家做饭时，发现儿子已经蜷缩在客堂一侧，一睑痛苦地死了。原来，朱祥康吃完了属于自己的一份蛋炒饭后，犹嫌不够，见灶角上还放着一小碟，就也吃掉了。
费愚思赶去时，朱家亲朋好友都已闻讯赶来奔丧，哭声一片。朱氏夫妇更是悲痛欲绝，特别是朱宝富，更是捶头大哭，后悔不已。孩子的尸体却没见到，原来是给派出所运去请市局法医解剖作尸检了。
费愚思离开朱家后，去了水西门派出所，坐等尸检结果。傍晚，尸检结果出来了：朱祥康确实死于食物中毒。那毒物源，自然是老鼠药了。
费愚思没说什么，往市局打了个电话。一会儿，他手下的一个侦查员李作新拿着盖着特侦队印章的一纸公函匆匆赶到派出所。凭着这份公函，费愚思从派出所拿走了尸检报告。回到特侦队后，费愚思立刻召集第三组五名成员开会，说了昨天发现朱祥康持有一颗达姆弹之事，对这个少年的突然死亡觉得蹊跷。其他侦查员听他这么一说，一番议论后，决定通过水西门派出所对朱祥康的死因进行深度查摸。
派出所连夜传唤了朱宝富、莫美珠夫妇，再次询问了配制灭鼠诱饵的情况，得知鼠药是春天时从走街串巷叫卖的小贩那里所购，当时用过一次，毒死过两只老鼠，还剩下一些，这次就取用部分，家里还剩了三分之一。询问完后，民警陪同朱、莫回家，取走了剩下的鼠药，交给了特侦队。
费愚思让把鼠药送检，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证实了费愚思之前的猜测：送检鼠药的化学成分与从朱祥康胃脏残留的毒液化学成分有异，这表明朱祥康之死跟鼠药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少年是服食了另一种毒药致死的。鉴于之前的达姆弹情节，费愚思觉得有理由认定朱祥康之死十有八九是被谋杀的。于是，就以特侦队第三组的名义向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对朱祥康之死立案侦查，并指定由费愚思的第三组作为专案组承办该案。
专案组当即举行案情分析会，认为该案情况有些特殊，不能像对一般命案那样盯着谋杀进行调查，而还要把达姆弹情节考虑进去。侦查员设定了这样一种假设：凶手谋杀朱祥康的动机是为灭口，以及时堵住被死者泄漏的“达姆弹机密”。如此，首先容易引起怀疑的就是死者之父朱宝富。于是，专案组就决定立刻对朱家进行搜查，看是否隐藏着达姆弹。
搜查结果是：并无任何违法物品。
费愚思考虑一番后，指派侦查员郭林升、张孝民前往派出所了解朱宝富、莫美珠夫妇的基本情况。郭、张两人了解到的情况是：莫美珠与朱宝富的结合乃是再婚，她的前夫姓黄，是个船夫，五年前死于长江航行中。1948年春，经人介绍，她与单身汉朱宝富结婚。这次横遭不测而暴亡的朱祥康，系莫美珠与前夫所生，跟朱宝富没有血亲关系。朱宝富系孤儿出身，幼时行乞多年，抗战时参加国军，抗战胜利后带伤退伍，将军队发的复员安置款、伤残补贴作为资金与人合伙做生意，赔个精光，无以为生，只好靠拉黄包车过日子。
专案组对上述情况进行分析，费愚思说这样看来那个横死的少年朱祥康并非朱宝富的亲生儿子，可是当天我见他一个大男子汉捶头痛哭，痛不欲生，按理说，死者并非亲生儿子，他对于孩子的死亡是不会如此悲痛的。现在想来，当时那一幕是否有些反常？这里面可能有问题啊！一番讨论后，专案组决定对朱宝富在8月13日朱祥康横死当天上午的行踪活动进行调查，看是否有作案可能。
两名侦查员拜访了朱家，跟朱宝富个别谈话，了解其8月13日那天上午的活动情况。朱宝富说他是拉黄包车的，只要有活儿干，那就是天大的好事儿了。儿子死亡的那天，他是七点钟不到就出门的。拉着空车朝水西门内过去，刚过城门洞，运气就来了：“大福至鞋帽店”的王老板在店门口唤住了他，说老朱你今天没包车活儿吧，那我包你半天。原来王老板的妹妹带着儿子来南京游玩，住在哥哥这里，王老板就想雇辆车让妹妹带着从未来过南京的小外甥四处转转。因此，13日上午朱宝富一直跟王老板的妹妹、外甥在一起，没有离开过。
侦查员当即直奔“大福至”，问了王老板，还直接问了还没离开南京的一大一小二位上海来客，证实了朱宝富所言不谬。这样，对朱宝富谋害朱祥康的怀疑就解除了。
8月14日晚，专案组再次研究案情，对于朱祥康的死因还是坚持认定是跟那颗达姆弹有关。既然如此，那就以达姆弹为突破口进行调查如何？于是决定次日去向阿兔等几个前天与朱祥康一起玩达姆弹的少年调查。
8月15日上午，专案组全体出动，先去找了阿兔，向其了解到了那天一起玩耍的另外几个少年的姓名住址，然后分头前往调查。最后，一干侦查员碰头汇总了以下调查情况：朱祥康比那几个小伙伴小一二岁，家里又穷，所以那几位不大愿意让他跟他们一起玩耍，而他却特别喜欢往他们跟前凑。为此，他宁愿把自己的零食、零花钱节省下来，拿给大家一起享用，以换得不被驱赶的待遇。8月12日下午，几个人说好要去捕蝉的，但没人跟朱祥康说，因为没人把这个小不点儿当回事。可是，朱祥康还是在大伙儿出发前黏了上来，拿出了一颗完整的子弹，说谁要谁就拿去。顿时引起了众人的兴趣，都争着要这颗子弹，谁也不让谁，最后不知是谁提议以“剪刀、石头、布”来作选择。但这时费愚思冒出来了，这伙少年受惊而逃，各自回家。
那么，朱祥康是否告诉过大家这颗子弹的来源呢？
这个，每个人都摇头。
专案组当然不可能就此罢休，那颗达姆弹肯定是通过某种途径到朱祥康手里的，只要了解这个遇害少年之前数日的活动情况，大致上就能推断到那条途径的方向了。
三、高家夫妇
就在这当儿，专案组接到水西门派出所的电话，说有群众前来反映朱宝富的历史问题。于是，费愚思立刻和侦查员小刘前往派出所了解情况。
反映朱宝富历史问题的是怡丰巷的一个姓蒋的漆匠，他早年跟朱宝富一起要过饭，后来朱宝富当了兵，他因病潦倒街头，眼见得就要死亡的时候，得遇一个老漆匠搭救，收为义子。后来，当了老漆匠的入门女婿。朱宝富与莫美珠结婚后也住到了怡丰巷，两人自此接触就比较多。据蒋漆匠说，解放前一次与朱宝富喝酒时，听朱宝富说过他当初入伍后，上峰见其机灵，就将他推荐到军统局警卫部队。所以，他名义上当的是陆军，其实是戴老板的军统局特工编制，抗战胜利后退伍时得到的复员金要比一般陆军部队的退伍军人多了50%。
这个问题，解放伊始军管会张贴告示要求参加过旧政权军警宪特组织的人员登记时，朱宝富是否登记过呢？派出所翻出了当初的登记材料，发现朱宝富只登记了当过国民党陆军的士兵，没有说是军统局特工编制。这属于隐瞒历史，一旦查实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当然，眼下专案组的着眼点并非在此，而是需要考虑朱宝富为何要隐瞒这段历史？这一行为跟现在的“达姆弹”和“朱祥康命案”是否有关系？
专案组决定暂时先把朱宝富的历史问题往旁边放一放，还是按照之前所考虑的，盯着达姆弹的来源进行调查。针对死者这个年龄段儿童的特性分析，他获得这颗子弹后肯定很快就会拿出来炫耀的，所以估计朱祥康获得这颗子弹的时间就在死前数日。专案组决定盯着孩子被害前几天的活动行踪查摸，指望借此获得那颗达姆弹的来源渠道。
怎么查呢？侦查员想从朱宝富之妻莫美珠那里打开缺口。
8月17日，莫美珠被悄悄地叫到了派出所。侦查员向其了解其子死亡前数日的活动情况，她只是流着泪摇头。再问，还是摇头，不过总算开了口，说她一天之中除了中午回家做饭之外，都在马路上叫卖，现在正是放暑假时，孩子喜欢到外面满世界乱跑，不清楚他在玩些什么，你们问我倒还不如去问和他一起玩的那帮子“小爷”了。
侦查员说我们已经问过“小爷”们了，他们说朱祥康并不是天天跟他们在一起玩的，比如8月11日，就是他死前两天，那天下午就没见到过他的影子。我们在想，孩子当时会不会去亲戚家了？莫美珠断然否定，说其夫朱宝富是孤儿出身，没有亲戚，而她的娘家则在长江对岸的江浦县，孩子不可能一个人去那里走亲戚，他又没钱，怎么乘船过江？
亲戚没有，那么朋友呢？比如关系密切的好友有没有呢？
这一说，莫美珠就想起一个人来了，说要么那天他去他高伯伯家了？
高伯伯是何许人呢？莫美珠说他名叫高天庆，是朱宝富的朋友，是个做木材生意的掮客。由于经常坐朱宝富的黄包车，两人又很谈得来，就成了哥们儿。高天庆夫妇不能生育，所以比较喜欢孩子。高天庆跟朱宝富成为好友后，来往较多，他们夫妇对朱祥康就特别好，朱祥康对高伯伯夫妇也很亲热，由于两家相隔得不远，高家就住在莫愁湖小学旁边的巷子里，所以朱祥康有时会去串门的。
侦查员问：你儿子出事后，高家夫妇来吊唁了吗？
莫美珠说高太太来过，高先生没有来，因为他出差去了，不在南京。
专案组于是就开始调查，先查8月11日下午朱祥康是否去过高家。这是请派出所户籍警通过居委会悄然调查的，很快就有了结果：据巷口那个卖冰棒的老太说，那天下午，有这么年岁、模样的一个男孩进过巷子，过了大约两个小时离开时喜滋滋地从她那儿买了一支冰棒。另据高家对面的邻居、常去高家串门的王大嫂反映，8月11日下午朱祥康确实去过，当时男主人高天庆不在家，其太太正和几个邻居在一起打麻将。
侦查员立刻走访了那几个打麻将的邻居，证实了王大嫂的反映内容，说那个孩子去串门，高太太正玩得高兴，招呼过后让他自己玩。大约两个小时后，孩子告辞离开时，高太太给了他一张伍百元(旧币)零票——估计就是用于买冰棒的钱了。
当晚，专案组举行会议分析上述情况。一致认为朱祥康在高家自己玩耍的那两个小时里，可能在高家乱动过不该动的东西，从而意外发现了达姆弹，很有可能不止一颗，而他出于好奇就偷偷拿了一颗。当时，高太太对此并不觉察。事后，高太太或者高天庆发现了这个情况，由于担心孩子泄露该情况，于是就动了杀心。
那么，高天庆或者其太太在朱祥康被害的那天上午，是否去过怡丰巷朱家呢？这个，还需要调查。
可是，调查下来的情况却令专案组感到纳闷：无论是怡丰巷这边还是高家邻居，都不能证明高太太在朱祥康遇害的8月13日上午曾经去过朱家。而高天庆，则去江宁办事了，他是次日中午才返回南京的。
侦查工作就此陷入了僵局。
四、午夜突袭
当天傍晚，特侦队分管副队长裴臻来到专案组检查工作。裴臻在听取了费愚思的汇报后，说你们的侦查方向看来是准确的，分析也是到位的，朱祥康之死肯定跟那颗达姆弹有关系，而之前数日他只去过高家，所以高天庆理应是唯一的怀疑对象。这样吧，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可以通过死者之母向高家透一个口风，说公安曾向她调查过高家情况，且看他们下一步作何反应。
专案组采纳了这招“敲山震虎计”，次日立刻行动，一面让莫美珠悄悄向高太太透露情况，一面安排侦查员秘密监视高氏夫妇。
这天上午，高太太从莫美珠那里得知公安局正在调查他们夫妇的消息后，送走了莫美珠，立刻出门，叫了一辆马车直往鼓楼奔。侦查员骑车尾随其后，发现她去了鼓楼旁边的“振义木材交易所”，找到正在那里忙碌的高天庆。一番嘀咕后，高天庆当即撇下客户，和太太一起回家。片刻，又独自出门，这回是往郊外去的，因为是乡村小道，侦查员不便跟踪就没敢盯上去。高天庆去乡下的时间不长，一个多小时就返回了，之后就待在家里没有出门。
专案组判断：高氏夫妇此举反常，必须继续监视，晚上也不能间断。
果然，当晚12点过后，一条小船轻悄悄地摇到了高家屋后的小河边，上来一条黑影从后门溜进了高家。然后，院子里就出现了动静。侦查员认定十有八九是高天庆转移隐藏的武器之类，他们搭起人墙悄然观察，发现有两条黑影正在院子里挖掘着什么。于是，当即拔枪冲进去。果然，高天庆和摇船而来的那个男子正在院子里挖土企图起出藏匿的武器弹药转移。
专案组在高家搜得以下武器：左轮手枪12支、特制的手枪达姆弹672发、卡宾枪10支、枪弹1000发、定时炸弹12枚、乒乓球大小的特制烈性高爆手雷100颗、军用手榴弹50枚、特工匕首20把。
案犯到案后，交代了涉案情况：高天庆，早在南京沦陷后的次年，就被军统局发展为地下工作人员，利用其木材掮客之身份为掩护秘密收集和传递情报。抗战胜利军统局从重庆回迁南京后，他正式被军统吸收为情报特工，授予上尉军衔，对外身份仍是商人，按月秘密领取报酬和活动津贴。南京解放前夕，高天庆接受已由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的指令，受命潜伏，被任命为“保密局东南第七潜伏小组”的少校组长。这个小组的使命有二：收集情报、储存武器，后一项使命使高天庆跟朱宝富由一般相识到结成朋友，并很快就将朱宝富发展为特务。
1949年3月下旬，高天庆接受上峰潜伏使命后，开始分批将储存的武器弹药从指定地点运回住宅。这是需要遮人眼目的，所以不能动用保密局的汽车，只能雇佣黄包车，而且得在夜间悄悄进行。于是，问题随之而来：形势如此动荡的当儿，深更半夜没有哪个黄包车夫肯冒险把一个相貌凶恶(高天庆天生一脸杀气且身高马大，形同强盗)连同一口沉甸甸且封得严严实实的箱子从城里运送到水西门外莫愁湖畔的。这样，高天庆就只好请平时经常接触的车夫朱宝富帮忙了。
没想到，这个曾在军统局警卫部队干过的车夫竟然猜测到高天庆运送的是武器，提出加价。高天庆权衡利害，不但大幅度加价，还请朱宝富下馆子喝酒。朱宝富喝多了酒，就把自己的历史情况向高天庆透露了。不久，高天庆就把朱宝富发展为“保密局东南第七潜伏小组”成员。从表面上看，两人就成了一对好朋友。为了蒙蔽外界，高天庆让知晓其特务身份但并非是特务组织成员的妻子李倩出面跟朱宝富妻莫美珠交了朋友，两家时有来往。
8月11日下午，平时常去高家转一趟的朱祥康又去了高家，李倩正在打麻将，拿了几颗糖果给他，让他自个儿玩。朱祥康吃完糖果，想起高家卧室里是有小人书的，于是就进了卧室。床头柜上果然有两本，他就在窗前写字台前坐下看起来了。看完后，犹嫌不足，还想看，于是就在房间里四处寻找。不料却在写字台底下的最后那个抽斗里意外地看到一些崭新的子弹，不觉好奇，就偷偷拿了一颗捏在手里。小人书没有找到，就没了劲，于是就告辞。李倩给了他五百元零钱让他回家路上买根冰棒吃，他就喜滋滋地离开了高家。
当天，高家没有发现这事。直到次日下午高天庆回家要把刚获得的一笔佣金放好时，方才发现写字台抽斗被动过了。一问太太，便知道系朱祥康所为，随即检查放在抽斗里的子弹。当初，高天庆在上峰让他保管的武器中拿出了一支左轮手枪和25发子弹，准备一旦发生意外时使用，其余的都埋在院子里。手枪放在床上枕头旁边的夹缝里，子弹则放在写字台抽斗里。当下，他立刻点检，发现少了一颗，于是断定肯定是让朱祥康偷走了，顿时冒出一身冷汗！
高天庆二话不说，立刻上街去寻还在拉车的朱宝富。两人见面后，朱宝富是当过军统局警卫的，知道达姆弹特性的，听高天庆一说此事，马上倒抽一口冷气：别在这上面出事啊！朱宝富火速回家询问儿子，得知那颗子弹已经给一个“公家人”模样的男子拿走了，便意识到大事不好，返身就去向高天庆报告。两人商量下来，决定杀人灭口，反正朱祥康并非朱宝富的亲生儿子，杀了也就杀了。两人当场商量了“蛋炒饭方案”，由高天庆提供了砒霜。次日上午朱祥康中毒身亡后，朱宝富趁妻子哭得昏天黑地的当儿，悄悄把那份拌了老鼠药的诱饵处理掉了。
1951年国庆节前夕举行的南京市公审大会上，高天庆、朱宝富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高妻李倩和那个帮助特务转移武器的农民戴大根，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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