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沧桑2022-05-25 21:04:43


  1958年5月11日清晨,天阴沉沉的,没有下雨。同伴都醒了,但没有动静。大约在7时左右,拘留所干警突然来到窗前,叫道:“孙俊、曹寿槐、伍连喜,你们赶紧收拾一下行李,今天送你们去长岗岭农场。”我们知道就要离开这个牢笼,大家都高兴起来。同屋的人都说:“恭喜你们,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出去小自由了。”占厚芳道:“我已经关了半年,至今还无结果,关在这里的滋味,实在难熬啊。真为你们三人高兴。”
  我们三人背着行装,站在拘留所门口。8时许,一位干警出现在我们面前,神情十分严肃。顷刻,又觉此人似曾相识。我记起来了,他就是常与我们一块打篮球的刑警大队的王同志。人很熟,但不知其名。虽然我们在球场上是对抗的双方,但走在街上都很亲切地点头致意。今天,在这儿相见,彼此都有些尴尬。他大概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似乎有点装着很陌生的样子,我当然更当作不认识。一路上,或许因为我的因素,他的态度变得很和气,从不厉声厉色,彼此有点心领神会了。
  临行时,不知是王同志的特殊开恩,还是按法律程序本来如此,或许劳动教养不算犯罪,只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们都没有戴手铐。
  离开拘留所,走在街上,自己真的把自己当成罪犯,头压得低低的,不敢头抬,生怕有人认出。羞愧难当中夹杂着对自己的悔恨,真不知如何面对路上遇到的熟人和那些可爱的学生。幸好,王同志带我们绕小道而行,清晨时分,没有见到相识的人,免了令人难堪的场景。
  在车上,王同志特意安排我们在最后一排坐下。我依然把头压得很低,没有见到熟人,也许是熟人见到我这般光景,当作视而不见,以掩耳盗铃罢了!
  当汽车驶过东门大桥时,我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下东山妻子的方向,只见依旧的山峦,冉冉升起的炊烟,我的眼球湿润了。心想:“自作孽,不可恕。”可是,妻子你却为我受苦了,我们何时才能团聚?能否团聚?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吧!我不敢再向下想了,唯有“满怀悲情而难泯矣!”
  再转眼一看,我曾经夜宿多年,并且成为我们百年好合的新房的奎星阁,依然雄姿挺拔地耸立在城墙边,丝毫不动声色。就在此刻,隐隐的读书声,闯入我的耳膜。孩子们,你们会忘记我吗?请不要恨我过去对你们的严厉。想着想着,心都碎了,怎么会这样呢!疾驰的汽车的轰鸣声捣乱了我的思绪,眼前的景物渐渐消失在疾驰的车厢后面。
  到湖州要绕很远的路,要翻过幽岭的盘山公路,经彭公,需四个小时。已过12点才抵达湖州。下了车,在车站小饭店里每人吃了一碗面,钱是王同志付的。他还嘱咐我负责三人一起上了厕所,他没跟在后面,这一举动令我很感动。不知是他对我的信任还是同情。15年后,偶然在孝丰与他相见,闲聊之后他说道:“我不相信右派都是坏人,你是多好的老师啊!真可惜。”
  下午,再乘车到长兴泗安。泗安我并不陌生,读高中时就多次从这里经过,但不知长岗岭这个名字。泗安到孝丰仅40公里,可绕了个大圈子,坐了整整一天的车,足见50年代中国的交通状况。车到泗安,已是下午3时许,天下起毛毛细雨。王同志告诉我们,要在毛公路上步行9公里才能抵达长岗岭劳教总场。我深知泗安泥巴路的厉害,因为它与广德的路很相似。
  我们慢慢往山里进发。走在蜿蜒、高低不平的毛公路上,泥泞如膏,少顷,已沾满了球鞋,走不多远就要来一次甩泥。开始尚可,时间一长再也甩不动了,必须用棒头来刮掉球鞋上约2斤重的淤泥,脚才能挪动。就这样步行约2小时才到达总场。
  走上一片高低相间的山冈上,只见新开成大片的畦垅地伸向远方,其间有一大片桑林和茶园。茶园的尽头隐隐见到几排长长的草房排列得整齐,低矮得可怜,好像趴在那里一般。草房的后面有平缓的山冈,漫山杂草丛生,见不到一棵树木,知道长岗农场总部不远了,突然一种荒芜和凄凉之感袭上心头。天呀!这是什么农场?在这里怎么生活啊,我一下又茫然了。
  再向前行,见到的是四周地瓜(红薯)地垄里,点缀着一些人,蜷缩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活。怎么?下雨天也要干活?我开始害怕起来,我真恨自己,图着嘴巴痛快却带来身体的折磨。真怀疑自己能否闯得过这一关。
  离总场越来越近,我们蹒跚地向前挪动着。只见一些劳教人员站在屋檐下对着我们说:“又来‘客人’了,欢迎,欢迎!我们又增加了‘新鲜血液’,壮大了队伍,太好了……”听了这些幸灾乐祸的语言,不由得让人啼笑皆非。是呀,事已至此,悲观又有何用,还是学着他们“潇洒”一点好。
  交接以后,王同志进了接待室,由宋股长领着我们编进一个临时小组,劳教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长岗岭农场原是一个国营农场,由于在一片荒芜的山冈上,可耕地实在太少,被称之为“长兴北大荒”。清一色的黄土地,庄稼生长困难,农场又经营不善,濒临倒闭,加上反右斗争后新形势变化的需要,才改为浙江省嘉兴劳教农场的,以教育和改造那些属于轻罪或人民内部矛盾的人。
  劳教对象是绝对不同的两类人:一类是知识分子类,这类人有知识、有能力但有历史问题,或言论错误,或工作中犯有错误,而被处分到此的,大部分属于政治思想问题。这类人行为上容易管理。另一类则是小偷小摸或其他较轻的刑事犯罪。这些人缺少文化,觉悟低,思想简单,政治清楚,却行为不端,容易重犯,难以改错。管理人员最头疼的是第二类人员,逃跑和偷懒犯事者大多是他们。因此,常常是第一类人员担任组长来管理第二类人员。
  长岗农场共有16个分场,又叫工地,遍及长兴的太阳卡、二界岭、七里亭和长潮卡四大部分,面积约50平方公里,劳教人员约2000人。
  几天之后我和孙俊、伍连喜三人分配到离总部还有10里的二工地(也称二中队)。二工地位于太阳卡外马王庙附近。这一带村落点点,农田、旱地沼泽夹杂其间,小桥流水自然条件还是不错的。工地房舍依然矮小,为草棚、竹笆墙,但比较集中,四周夹杂些梧桐树,环境还算幽静。工地有劳教人员100多人,共分12个小组,每组约10人。我和孙俊都分在特殊小组,孙俊任组长,我任副组长。顾名思义,所谓“特殊小组”是指那些不守本分的改造者,表现极差的人员,从生活到思想,从劳动到行为,都是难以管束的。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人员,不受欺侮,也就谢天谢地了,岂敢主动干涉他们的所作所为。孙俊再三向管理人员求饶,我们两人不久就调出了“特殊小组”。
  二工地有水稻组、蚕桑组、畜牧组和烧炭组,算是特殊工种,要有一定的技术性。其余都是种地组,以种地瓜为主,也种花生、黄豆之类。我在二工地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种地组干活,种地是所谓的粗活,主要靠体力。这一年我不到30岁,虽然从未参加过劳动,更无劳动习惯和技能,但毕竟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一学就会,很快就成为劳动好手。可是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城市出身的劳教人员,连锄头都不会拿,挑担的样子十分难看。由于是强迫性的劳动,效率非常低下,还要磨洋工。我与孙俊就显得很突出,不久我俩分别又当上了小组长。
  记得我曾经在水稻组日夜抗旱,加班车水到深夜,连续半个月,还在畜牧组到处打猪草,调到蚕桑组培育桑树、桑苗,除烧炭组外,什么活儿我都干过。
  我们也的确与劳改不同。首先,在管理上要松得多,劳动时没有管理人员跟随在后面。晚上,由劳教人员自己站岗,休假时部分表现好的人员还可请假去泗安购物洗澡,表现特别好的还可以请假一周回家探亲(我与孙俊都曾回家探亲过)。选举时,绝大多数人员有选举权,参加选举大会。我也参加过选举,会上一律称同志。因此,大多数人员进农场后,思想会慢慢稳定下来。
  劳教队里的劳动不算太重,但较少休息。每天上、下午各休息一次,每次10分钟,每半个月休息一天。严冬、酷暑、小雪、小雨天气都要出工。管理人员说:“你们是来接受教育改造的,不是来享福的,不吃苦,不受点磨难,不会长记性,能把思想改造好吗?”因此,故意刁难的事情随时都有,对待那些表现不好的人员就更甚了。如果遇上特大的风雪雨和台风天时,就改为小组学习讨论,检讨自己的改造表现,或集中大会接受管理人员的训话,总结大家的改造表现,分别予以表扬和批评。有指名道姓的,也有笼统指出然后提出改造要求的,所谓“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新生”一类的说教。
  1958年下半年是长岗岭农场增员的高潮期,几乎每天都有劳教人员来二工地报到。据说干部最多,而且级别越来越高,包括解放军大校、县委书记、教授、专家、艺术家等比比皆是。他们都是因为历史问题或划上“右派分子”而断送前程的。我们亲眼见到一位美院教授朱东润先生,当时已年过六旬,一天到晚沉默寡言,独自劳动,独自休息,极少与人往来交谈。一闲下来就拿出小本本写生,随心绘事,消极对待劳教。见到那些高级干部、专家和艺术家的遭遇,我才明白自己算老几,太渺小了,反而有一种思想解脱感。心态就会平静下来,去面对现实,面对人生的未来。
  一段时间内,劳教人员中出现“离婚热”。天天都能听到某人离婚的消息。见到他们恍惚的神态,自己不觉亦在胆寒。离婚很简单,只要女方提出,没有不离婚的。这事后来惊动二工地的领导陈继发队长。他动了恻隐之心,也是出于对劳教人员的教育改造,抵制这种单方提出离婚的要求。记得他在大会上讲:“只要你们表现好,又不愿离婚,我坚决支持你们,不批准离婚,请大家放心,我说到做到。”他真的做到了,许多提出离婚的妻子都被他骂了回去。他说:“你们不帮助丈夫安心改造,把他们逼到死路上去,良心何在!”这一说,真的挽救了许多濒于危机的婚姻。陈队长的确是个大善人。
  我没有出现婚姻危机,感谢妻子的深情。其实,妻子的苦难比我还深重。她孤身一人栖身娘家,临产在即,无人关照和安慰。虽有父母,都临暮年,孩子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来到人间的。
  妻子第一次来农场探亲时,背上驮着刚出生月余的大女儿丽芬。我见到她身心疲惫不堪的模样,一股说不出的心酸涌了上来。她为我吃苦了,冒着小雨步行120里来探亲,真是真情可鉴。劳教人员陆宗萍见状感慨道:“真像是孟姜女千里寻夫啊!”此话还惹了不小的麻烦,受大会点名批判。
  妻子在农场待了两天,因吃饭与领导管理员同灶,又不收费,在住宿上又有特殊照顾,妻子对劳教所生活还十分留恋。她说:“农场比农村好,农村苦多了。”当时,我哪能理解妻子的话,后来才慢慢知道,“大跃进”给农村所带来的灾难更为深重。妻子曾多次来探亲,有时由四姐陪着来,妻子每次来农场都是依依不舍地离去。
  特别难忘的还是大哥带着侄子永逸来农场探望我的情景。阔别近10年的手足相见,实在感到太突然,悲喜交加,但我还是庆幸大哥能提前出狱与家人团聚,心头上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说:“一见情景我就放心了,你们浙江的确不同,劳动教养更是与劳动改造千差万别,你要放下心来,好好表现自己,争取早日出来。”
  平心而论,当时劳教人员的口粮算是高的,每人每月42斤(干部才28斤)。由于农场以地瓜(番薯)为主粮(每斤大米换6斤地瓜),按理讲足以填饱肚皮,不知何故,大家都像饿死鬼。或许是思想上的传染,人人都有一副馋痨像,吃鱼不留刺,吃肉不去骨。记得一次见到许多人在焦泥灰堆里煨小死猪而抢着吃,争得大打出手。许多劳教人员只顾眼前,将衣物卖掉去换吃的,甚至将很贵重的物品,偷偷拿到农村人家调换食品。我还下水塘里与大蟒蛇搏斗,打蛇充饥。在这一段时间里,人性的弱点全暴露出来,不知羞丑。
  长岗岭农场位于浙皖(广德、长兴)交界处,一段时间里安徽的形势比浙江严峻得多,听说到处有饿死人的现象。故而安徽农民拥了进来,看准长岗农场这块风水宝地,主动要求劳动教养,还说混口饭吃。工地领导当然不收,说:“我们农场的教养人员都是犯过错误的人,经公安局批准送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收留人呢?”他们仍不离开。个别人还故意作奸犯科,借夜间偷地瓜来创造条件,犯了法以为能够进农场教养,混饭吃,结果仍被拒绝。
  自此以后,我们的口粮也减少到每天一市斤或更少。这一减少非同小可,劳教人员情绪很有抵触。为了能填饱肚子,农场只得组织人员上山挖金刚刺代粮,不几天金刚刺堆积如山。吃了两天,绝大多数人员大便闭塞,肚胀如鼓,结果只得放弃金刚刺而改吃长毛草。吃了很长时间,身体渐渐虚弱起来。
  许多人患了水肿病,浑身肿胀,我也不例外。开始用米糠治疗,大家吃米糠比吃米粉还觉香甜,抢着吃,但功效并不明显。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全场死了上百人。我们二工地也死了多人。白天劳动还好好的,一觉醒来死了两个,非常恐怖。那些猝死的人并非全是水肿病人,有些人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病情,说死就死。只有那些偷懒的调皮鬼,怎么逼也不出工,反而活了下来。
  事态的发展引起总场的重视,很快成立水肿病医院,将患有水肿病的人全部集中起来,伙食和医疗条件也改善了许多。我“有幸”得以入院治疗。在医院住了40余天,病情才基本好转。我特别感到幸运的是:领导指定我担任病房大组长。为病号送药、打饭,平时管理一些卫生和纪律之类。就这样,我在水肿病医院住了半年。是病房大组长这个肥差把我的水肿病彻底送走了。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了,但为什么还没有“新生”的影儿?虽然,每年也有三五位人员解除教养,那太寥若晨星了。记得在进场的时候,都说劳动教养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就可解教回家。为何两年过去了,还不见有大批“解教”的迹象?大家议论纷纷,思想波动严重。管理人员也从不深层解释原因,只是说:“你们应该多检查自己,是否真的改造好了,你们若胡思乱想,对改造是不利的……”
  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才找到答案。解教的早迟,主要取决于国家形势,当时的“三年自然灾害”,能把我们这些人放出去吗?主要是怕增加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故而只能留在农场里。
  一段时间后,农场为了安抚大家,根据劳教人员的爱好和特长,在劳动之余开展多种文体活动。成立了篮球队,每天晚饭后有40分钟的篮球友谊赛。组织歌咏队、乐队,还成立了劳教京剧团。我几乎都报名参加。特别要指出的是:嘉兴、湖州等地来的劳教人员中,京戏迷就有10多位,湖州的诸家贵是名旦票友。嘉兴的吕志强的京胡曾上台为京剧团作演奏。短时间内,弄来行头和锣鼓进行京剧排练,我也成为一员京胡配奏。吕志强大我约2岁,在工具间管理工具,平时比较空闲,我休息时常去向他讨教拉京胡。演出时,我作为副手滥竽充数地与他配合。不但在农场演出,春节期间还到附近农村向群众演出,演了《武家坡》《四郎探母》《捉放曹》《甘露寺》等剧目。在那文艺生活匮乏的年代,还真的受到群众的欢迎。
  在近五年的劳动教养生活中,特别难以忘怀的几件事,有的是以生命考验为代价,有的是机遇的难逢,还有的是生活中的奇闻趣事,这些都是值得写一笔的记忆。


  难忘的除夕之夜

  长岗岭是块土地贫瘠之地,种地没有肥料是不会有收成的,借助外地肥料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大年除夕夜,泗安突然到了一艘大粪船,必须当夜下货。于是农场匆匆派了30人连夜到泗安运大粪,盼望已久的春节联欢会也没看上,实在是太遗憾。其中就有我。
  我接到通知,感到十分无奈,但又不敢不去,只能咬紧牙关接受这次任务。自古道:“最黑除夕夜。”非但如此,除夕之夜还不断地下着小雨夹雪,大家挑起粪桶担出发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泥泞山路上行走,前面的人要不断地招呼“注意跟上”才不会掉队,滑倒跌跤的事,更司空见惯了。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泗安码头。一问,粪船还没有到。大家的心都凉了半截。不得已,只得在岸边的屋檐下蜷缩着等待。衣服已经湿透了,直打哆嗦,颤抖不已。此时,只听到屋内传出阵阵歌声和欢笑声,知道这是工厂里的工人们正举办春节联欢会。我们30人,肯定谁也没有好心情去欣赏!大约等了一个小时,粪船开到。只听到一声:“快上船下粪”。此时,我发起了高烧。就在这个危难时刻,是孙俊和王克强二人把我扶进一家锅炉房里,再为我也装了两桶粪。锅炉房里有两个工人见状非常和善地给我一个坐凳,还找出一件旧棉袄给我穿上。我脱下自己已湿透的棉衣,放在炉边烘烤。孙俊说:“不管怎样,身体要紧,千万不要勉强。这样吧,你若略好一点,就走到距泗安不远的我外甥女家休息,天亮回场,我回场后尽量向领导汇报你发高烧的情况。”我只得点头表示同意。大约又烤了一个小时,高烧渐退了,我这才换上自己的棉衣,挑着粪桶回场。我没有到孙俊的外甥女家,坚持蹒跚地挪动步子回场。快到二工地时,东方已经发白。可是,粪桶里大粪已所剩无几。无奈之下,我在小河井里装了一些水,冒充大粪,想蒙混过关,结果受到一顿严厉的训斥。


  月下锄草记

  大跃进处于高潮时期,谁都有点疯狂,即使是劳教农场,虽无“卫星”可放,也不能例外。场部想出一个“怪招”或是“妙招”——月下锄草,来配合“大跃进”形势,即月在中天的那段日子里,在花生地里,朦胧的月光下,锄草两小时。不论管理员们如何叮嘱:仔细再仔细,那些视力差的老人、近视眼者,也难免留着杂草而损伤花生苗。果然,白天才发现许多花生苗“遍体鳞伤”,而杂草仍在。这件事惹恼了领导,一定要追究“破坏者”的责任。找谁呢?后来,也只得不了了之,月下锄草的“妙招”也就此作罢。


  雨夜运砖

  为了改善干部的办公和住房条件,场部计划建造一幢砖瓦结构的楼房。运砖是一桩艰巨的任务,可是上级领导偏偏不允许在劳动时间去搬运,而打休息时间的主意。于是规定健壮的劳教人员晚饭后每人运砖两趟,每趟运砖20块,或瓦片50张,连续运五夜,每夜完成运砖100块或瓦片250张,才算完成任务。从窑场到二工地足有5里路程,来去10里,要一夜完成两趟。天虽未下雨,但行在高高低低水潭泥泞的毛公路上,是十分艰难的。这种苦头难以想象。开始尚可,第二趟体力就难以支撑,许多人哭了,无可奈何,中途把砖、瓦扔在路边草丛中。白天一看,草木丛中都是扔掉的砖、瓦,又无法去追查到某个人。倒霉的是那个负责运砖的管理员,因管理不严,把他调离了二工地。


  布置总部农展馆

  一天,沈会计把我叫去说:“这次要发挥你的特长了,派你去总场布置农业展览馆,做些写画的宣传工作,约一个月。你去后要记住好好表现,拿出自己的真本事,对你今后的改造是有好处的。”沈会计对我一向都很看重,就是不动声色,常叫我去帮他抄抄写写。有一次我到仓库(因工作进去的)见堆的尽是地瓜干,顺手就拿了一小把塞进口袋里,估计他是看见的,并未责备。我对自己的不端行为心中感到无比羞愧,以为他一定会批评我一通。怎么也不会想到,待我抄写完以后,他竟然拿来一纸包东西交给我说“解解馋吧”。我知道包的一定是地瓜干,就不好意思地收下了。这时,我才理解他对我是多么关爱。今天沈会计又推荐我去总场布置农展馆,心情十分激动,脱口而出:“沈会计您对我真好。”沈会计只是微微一笑。
  总场已经搬到七里亭,那里离泗安仅7里路,离长兴也只有20多公里。1961年的春夏之交,我第一次一个人到总场报到。总场安排我与平湖中学的美术教师薛老师同住一室。薛老师是浙江美院毕业的高材生,大我15岁,虽然寡言少语,但见到我十分欣喜,颇似他乡遇故知一般。彼此寒喧以后,又各自介绍了一些历史原委,得知都是以历史加“右派”送劳动教养,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道:“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啊!”有了知音,精神一下爽朗起来。薛老师是学西画的,他的任务是要创作一幅3米×4.5米巨幅的以农业故事为体裁的宣传画;我的任务是写一幅同样尺寸约500字的展览前言,相对放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上,另外还要画一些插图标语、装饰性的标签等。隔了几天,朱东润教授也来了。因为他年事已高,没有分配具体任务,只帮助做些设计策划工作。薛老师和我成为了主角,另外还有两三人做些宣传布置的具体工作。一个宣传组五个人,足足干了一个月。
  展馆布置得非常美观大方又扣紧主题。据说与长兴县农展馆比毫不逊色。尤其是薛老师的巨幅水粉画和我写的“前言”,博得一致赞赏。领导看后,认为“书画俱佳、珠联璧合”。总场主要领导参观农展馆后,还命我为总场领导写了许多毛主席诗词,布置办公室。
  回到二工地不久,我被调到一工地做统计员,负责每日劳教人员的出勤,统计各小组完成的生产进度,上报食堂账目,写黑板报等,从此不再参加体力劳动,住上单间,直到我解教回家。


  解教风波

  近四年过去了,全场解除教养的劳教员才几十人,而且基本留场就业。大家十分失望,都说“政府在欺骗我们”。进场时,领导曾再三表态: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可三年多都过去了,总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难道是无期徒刑?农场领导听后,只是搪塞敷衍,似有苦衷难言。劳教人员的思想又开始波动起来,劳动不积极,没有上进心。
  农场领导开始对劳教人员客气许多,少批评多安慰。后来还采取措施,扩大回家探亲人数,放松活动范围,休息天还可以成群结队去泗安。这样做的确缓解了大家的消极情绪。
  终于等来了解教的高潮,大家无不欢欣鼓舞,期盼着回家与亲人团聚。哪里知道仍有半数以上的人员要留在农场,继续改造。大会上宣布孙俊、伍连喜解除教养,回家生产。而我呢?却是“继续改造一年”,还有两年、三年的。我一下崩溃了,失望极了,真不知自己错在哪里?心里很不服气。
  有一次,沈会计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我来给你交个底,此话是不准对他人讲的。考虑到你的情况,让你思考思考,对你有好处。”他说:“这次解除劳教人员,并非全部根据表现,表现好的也有相当一部分继续留场改造。首先考虑的是解教后的接受单位,因为你的老家和工作的地方都不愿接受你落户,你若能在你妻子所在地弄到接受证明,马上就可以解除教养,回家与妻儿团聚。”
  听了沈会计的一席话,真是茅塞顿开,我迅即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详尽告之不能解教回家的原因,叫她千方百计弄一张生产队的接受证。这是关键之所在,能否回家,全靠这张纸。信寄出后,时隔半年,妻子终于来信了,接受证明也开来了。我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交给领导,等候佳音。
  妻子来信告之,开这张接受证费尽千辛万苦,生产队的部分领导和社员坚决不同意接受,她几乎到每户社员家苦苦哀求,少数社员表示同情接纳,结果没有通过。她万般无奈,找到另一生产队的小队会计夏永根恳求。夏会计出于怜悯和同情,证明果然开出来了。当我了解这一过程后,知道回家后肯定会有大麻烦。怎么办呢?回家再说,飞出牢笼,这是关键。
  果不其然,接收证开出一个月后,解教释放通知下达了。依然是沈会计找我谈话,“恭喜你,新生了”,他把解教通知书和户口迁移证递给我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道:“太感谢沈会计的教育和关心了,不是您指点迷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
  晚上彻夜难眠,不知是兴奋还是彷徨,我又陷入到沉思之中。人生太不容易了,一个灾难过去了,今后的路肯定不会平坦。或许,前面等待我的将是更为严峻的岁月和人生考验。
  回家那天,我辞别沈会计就匆匆走出一工地,来到山冈上,环视一下,我曾经用生命熬过来的地方,它寂寞无声。我扭过身去,消失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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