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11日清晨，天阴沉沉的，没有下雨。同伴都醒了，但没有动静。大约在7时左右，拘留所干警突然来到窗前，叫道：“孙俊、曹寿槐、伍连喜，你们赶紧收拾一下行李，今天送你们去长岗岭农场。”我们知道就要离开这个牢笼，大家都高兴起来。同屋的人都说：“恭喜你们，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出去小自由了。”占厚芳道：“我已经关了半年，至今还无结果，关在这里的滋味，实在难熬啊。真为你们三人高兴。”
我们三人背着行装，站在拘留所门口。8时许，一位干警出现在我们面前，神情十分严肃。顷刻，又觉此人似曾相识。我记起来了，他就是常与我们一块打篮球的刑警大队的王同志。人很熟，但不知其名。虽然我们在球场上是对抗的双方，但走在街上都很亲切地点头致意。今天，在这儿相见，彼此都有些尴尬。他大概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似乎有点装着很陌生的样子，我当然更当作不认识。一路上，或许因为我的因素，他的态度变得很和气，从不厉声厉色，彼此有点心领神会了。
临行时，不知是王同志的特殊开恩，还是按法律程序本来如此，或许劳动教养不算犯罪，只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们都没有戴手铐。
离开拘留所，走在街上，自己真的把自己当成罪犯，头压得低低的，不敢头抬，生怕有人认出。羞愧难当中夹杂着对自己的悔恨，真不知如何面对路上遇到的熟人和那些可爱的学生。幸好，王同志带我们绕小道而行，清晨时分，没有见到相识的人，免了令人难堪的场景。
在车上，王同志特意安排我们在最后一排坐下。我依然把头压得很低，没有见到熟人，也许是熟人见到我这般光景，当作视而不见，以掩耳盗铃罢了！
当汽车驶过东门大桥时，我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下东山妻子的方向，只见依旧的山峦，冉冉升起的炊烟，我的眼球湿润了。心想：“自作孽，不可恕。”可是，妻子你却为我受苦了，我们何时才能团聚？能否团聚？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吧！我不敢再向下想了，唯有“满怀悲情而难泯矣！”
再转眼一看，我曾经夜宿多年，并且成为我们百年好合的新房的奎星阁，依然雄姿挺拔地耸立在城墙边，丝毫不动声色。就在此刻，隐隐的读书声，闯入我的耳膜。孩子们，你们会忘记我吗？请不要恨我过去对你们的严厉。想着想着，心都碎了，怎么会这样呢！疾驰的汽车的轰鸣声捣乱了我的思绪，眼前的景物渐渐消失在疾驰的车厢后面。
到湖州要绕很远的路，要翻过幽岭的盘山公路，经彭公，需四个小时。已过12点才抵达湖州。下了车，在车站小饭店里每人吃了一碗面，钱是王同志付的。他还嘱咐我负责三人一起上了厕所，他没跟在后面，这一举动令我很感动。不知是他对我的信任还是同情。15年后，偶然在孝丰与他相见，闲聊之后他说道：“我不相信右派都是坏人，你是多好的老师啊！真可惜。”
下午，再乘车到长兴泗安。泗安我并不陌生，读高中时就多次从这里经过，但不知长岗岭这个名字。泗安到孝丰仅40公里，可绕了个大圈子，坐了整整一天的车，足见50年代中国的交通状况。车到泗安，已是下午3时许，天下起毛毛细雨。王同志告诉我们，要在毛公路上步行9公里才能抵达长岗岭劳教总场。我深知泗安泥巴路的厉害，因为它与广德的路很相似。
我们慢慢往山里进发。走在蜿蜒、高低不平的毛公路上，泥泞如膏，少顷，已沾满了球鞋，走不多远就要来一次甩泥。开始尚可，时间一长再也甩不动了，必须用棒头来刮掉球鞋上约2斤重的淤泥，脚才能挪动。就这样步行约2小时才到达总场。
走上一片高低相间的山冈上，只见新开成大片的畦垅地伸向远方，其间有一大片桑林和茶园。茶园的尽头隐隐见到几排长长的草房排列得整齐，低矮得可怜，好像趴在那里一般。草房的后面有平缓的山冈，漫山杂草丛生，见不到一棵树木，知道长岗农场总部不远了，突然一种荒芜和凄凉之感袭上心头。天呀！这是什么农场？在这里怎么生活啊，我一下又茫然了。
再向前行，见到的是四周地瓜（红薯）地垄里，点缀着一些人，蜷缩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活。怎么？下雨天也要干活？我开始害怕起来，我真恨自己，图着嘴巴痛快却带来身体的折磨。真怀疑自己能否闯得过这一关。
离总场越来越近，我们蹒跚地向前挪动着。只见一些劳教人员站在屋檐下对着我们说：“又来‘客人’了，欢迎，欢迎！我们又增加了‘新鲜血液’，壮大了队伍，太好了……”听了这些幸灾乐祸的语言，不由得让人啼笑皆非。是呀，事已至此，悲观又有何用，还是学着他们“潇洒”一点好。
交接以后，王同志进了接待室，由宋股长领着我们编进一个临时小组，劳教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长岗岭农场原是一个国营农场，由于在一片荒芜的山冈上，可耕地实在太少，被称之为“长兴北大荒”。清一色的黄土地，庄稼生长困难，农场又经营不善，濒临倒闭，加上反右斗争后新形势变化的需要，才改为浙江省嘉兴劳教农场的，以教育和改造那些属于轻罪或人民内部矛盾的人。
劳教对象是绝对不同的两类人：一类是知识分子类，这类人有知识、有能力但有历史问题，或言论错误，或工作中犯有错误，而被处分到此的，大部分属于政治思想问题。这类人行为上容易管理。另一类则是小偷小摸或其他较轻的刑事犯罪。这些人缺少文化，觉悟低，思想简单，政治清楚，却行为不端，容易重犯，难以改错。管理人员最头疼的是第二类人员，逃跑和偷懒犯事者大多是他们。因此，常常是第一类人员担任组长来管理第二类人员。
长岗农场共有16个分场，又叫工地，遍及长兴的太阳卡、二界岭、七里亭和长潮卡四大部分，面积约50平方公里，劳教人员约2000人。
几天之后我和孙俊、伍连喜三人分配到离总部还有10里的二工地（也称二中队）。二工地位于太阳卡外马王庙附近。这一带村落点点，农田、旱地沼泽夹杂其间，小桥流水自然条件还是不错的。工地房舍依然矮小，为草棚、竹笆墙，但比较集中，四周夹杂些梧桐树，环境还算幽静。工地有劳教人员100多人，共分12个小组，每组约10人。我和孙俊都分在特殊小组，孙俊任组长，我任副组长。顾名思义，所谓“特殊小组”是指那些不守本分的改造者，表现极差的人员，从生活到思想，从劳动到行为，都是难以管束的。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人员，不受欺侮，也就谢天谢地了，岂敢主动干涉他们的所作所为。孙俊再三向管理人员求饶，我们两人不久就调出了“特殊小组”。
二工地有水稻组、蚕桑组、畜牧组和烧炭组，算是特殊工种，要有一定的技术性。其余都是种地组，以种地瓜为主，也种花生、黄豆之类。我在二工地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种地组干活，种地是所谓的粗活，主要靠体力。这一年我不到30岁，虽然从未参加过劳动，更无劳动习惯和技能，但毕竟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一学就会，很快就成为劳动好手。可是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城市出身的劳教人员，连锄头都不会拿，挑担的样子十分难看。由于是强迫性的劳动，效率非常低下，还要磨洋工。我与孙俊就显得很突出，不久我俩分别又当上了小组长。
记得我曾经在水稻组日夜抗旱，加班车水到深夜，连续半个月，还在畜牧组到处打猪草，调到蚕桑组培育桑树、桑苗，除烧炭组外，什么活儿我都干过。
我们也的确与劳改不同。首先，在管理上要松得多，劳动时没有管理人员跟随在后面。晚上，由劳教人员自己站岗，休假时部分表现好的人员还可请假去泗安购物洗澡，表现特别好的还可以请假一周回家探亲（我与孙俊都曾回家探亲过）。选举时，绝大多数人员有选举权，参加选举大会。我也参加过选举，会上一律称同志。因此，大多数人员进农场后，思想会慢慢稳定下来。
劳教队里的劳动不算太重，但较少休息。每天上、下午各休息一次，每次10分钟，每半个月休息一天。严冬、酷暑、小雪、小雨天气都要出工。管理人员说：“你们是来接受教育改造的，不是来享福的，不吃苦，不受点磨难，不会长记性，能把思想改造好吗？”因此，故意刁难的事情随时都有，对待那些表现不好的人员就更甚了。如果遇上特大的风雪雨和台风天时，就改为小组学习讨论，检讨自己的改造表现，或集中大会接受管理人员的训话，总结大家的改造表现，分别予以表扬和批评。有指名道姓的，也有笼统指出然后提出改造要求的，所谓“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新生”一类的说教。
1958年下半年是长岗岭农场增员的高潮期，几乎每天都有劳教人员来二工地报到。据说干部最多，而且级别越来越高，包括解放军大校、县委书记、教授、专家、艺术家等比比皆是。他们都是因为历史问题或划上“右派分子”而断送前程的。我们亲眼见到一位美院教授朱东润先生，当时已年过六旬，一天到晚沉默寡言，独自劳动，独自休息，极少与人往来交谈。一闲下来就拿出小本本写生，随心绘事，消极对待劳教。见到那些高级干部、专家和艺术家的遭遇，我才明白自己算老几，太渺小了，反而有一种思想解脱感。心态就会平静下来，去面对现实，面对人生的未来。
一段时间内，劳教人员中出现“离婚热”。天天都能听到某人离婚的消息。见到他们恍惚的神态，自己不觉亦在胆寒。离婚很简单，只要女方提出，没有不离婚的。这事后来惊动二工地的领导陈继发队长。他动了恻隐之心，也是出于对劳教人员的教育改造，抵制这种单方提出离婚的要求。记得他在大会上讲：“只要你们表现好，又不愿离婚，我坚决支持你们，不批准离婚，请大家放心，我说到做到。”他真的做到了，许多提出离婚的妻子都被他骂了回去。他说：“你们不帮助丈夫安心改造，把他们逼到死路上去，良心何在！”这一说，真的挽救了许多濒于危机的婚姻。陈队长的确是个大善人。
我没有出现婚姻危机，感谢妻子的深情。其实，妻子的苦难比我还深重。她孤身一人栖身娘家，临产在即，无人关照和安慰。虽有父母，都临暮年，孩子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来到人间的。
妻子第一次来农场探亲时，背上驮着刚出生月余的大女儿丽芬。我见到她身心疲惫不堪的模样，一股说不出的心酸涌了上来。她为我吃苦了，冒着小雨步行120里来探亲，真是真情可鉴。劳教人员陆宗萍见状感慨道：“真像是孟姜女千里寻夫啊！”此话还惹了不小的麻烦，受大会点名批判。
妻子在农场待了两天，因吃饭与领导管理员同灶，又不收费，在住宿上又有特殊照顾，妻子对劳教所生活还十分留恋。她说：“农场比农村好，农村苦多了。”当时，我哪能理解妻子的话，后来才慢慢知道，“大跃进”给农村所带来的灾难更为深重。妻子曾多次来探亲，有时由四姐陪着来，妻子每次来农场都是依依不舍地离去。
特别难忘的还是大哥带着侄子永逸来农场探望我的情景。阔别近10年的手足相见，实在感到太突然，悲喜交加，但我还是庆幸大哥能提前出狱与家人团聚，心头上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说：“一见情景我就放心了，你们浙江的确不同，劳动教养更是与劳动改造千差万别，你要放下心来，好好表现自己，争取早日出来。”
平心而论，当时劳教人员的口粮算是高的，每人每月42斤（干部才28斤）。由于农场以地瓜（番薯）为主粮（每斤大米换6斤地瓜），按理讲足以填饱肚皮，不知何故，大家都像饿死鬼。或许是思想上的传染，人人都有一副馋痨像，吃鱼不留刺，吃肉不去骨。记得一次见到许多人在焦泥灰堆里煨小死猪而抢着吃，争得大打出手。许多劳教人员只顾眼前，将衣物卖掉去换吃的，甚至将很贵重的物品，偷偷拿到农村人家调换食品。我还下水塘里与大蟒蛇搏斗，打蛇充饥。在这一段时间里，人性的弱点全暴露出来，不知羞丑。
长岗岭农场位于浙皖（广德、长兴）交界处，一段时间里安徽的形势比浙江严峻得多，听说到处有饿死人的现象。故而安徽农民拥了进来，看准长岗农场这块风水宝地，主动要求劳动教养，还说混口饭吃。工地领导当然不收，说：“我们农场的教养人员都是犯过错误的人，经公安局批准送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收留人呢？”他们仍不离开。个别人还故意作奸犯科，借夜间偷地瓜来创造条件，犯了法以为能够进农场教养，混饭吃，结果仍被拒绝。
自此以后，我们的口粮也减少到每天一市斤或更少。这一减少非同小可，劳教人员情绪很有抵触。为了能填饱肚子，农场只得组织人员上山挖金刚刺代粮，不几天金刚刺堆积如山。吃了两天，绝大多数人员大便闭塞，肚胀如鼓，结果只得放弃金刚刺而改吃长毛草。吃了很长时间，身体渐渐虚弱起来。
许多人患了水肿病，浑身肿胀，我也不例外。开始用米糠治疗，大家吃米糠比吃米粉还觉香甜，抢着吃，但功效并不明显。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全场死了上百人。我们二工地也死了多人。白天劳动还好好的，一觉醒来死了两个，非常恐怖。那些猝死的人并非全是水肿病人，有些人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病情，说死就死。只有那些偷懒的调皮鬼，怎么逼也不出工，反而活了下来。
事态的发展引起总场的重视，很快成立水肿病医院，将患有水肿病的人全部集中起来，伙食和医疗条件也改善了许多。我“有幸”得以入院治疗。在医院住了40余天，病情才基本好转。我特别感到幸运的是：领导指定我担任病房大组长。为病号送药、打饭，平时管理一些卫生和纪律之类。就这样，我在水肿病医院住了半年。是病房大组长这个肥差把我的水肿病彻底送走了。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了，但为什么还没有“新生”的影儿？虽然，每年也有三五位人员解除教养，那太寥若晨星了。记得在进场的时候，都说劳动教养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就可解教回家。为何两年过去了，还不见有大批“解教”的迹象？大家议论纷纷，思想波动严重。管理人员也从不深层解释原因，只是说：“你们应该多检查自己，是否真的改造好了，你们若胡思乱想，对改造是不利的……”
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才找到答案。解教的早迟，主要取决于国家形势，当时的“三年自然灾害”，能把我们这些人放出去吗？主要是怕增加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故而只能留在农场里。
一段时间后，农场为了安抚大家，根据劳教人员的爱好和特长，在劳动之余开展多种文体活动。成立了篮球队，每天晚饭后有40分钟的篮球友谊赛。组织歌咏队、乐队，还成立了劳教京剧团。我几乎都报名参加。特别要指出的是：嘉兴、湖州等地来的劳教人员中，京戏迷就有10多位，湖州的诸家贵是名旦票友。嘉兴的吕志强的京胡曾上台为京剧团作演奏。短时间内，弄来行头和锣鼓进行京剧排练，我也成为一员京胡配奏。吕志强大我约2岁，在工具间管理工具，平时比较空闲，我休息时常去向他讨教拉京胡。演出时，我作为副手滥竽充数地与他配合。不但在农场演出，春节期间还到附近农村向群众演出，演了《武家坡》《四郎探母》《捉放曹》《甘露寺》等剧目。在那文艺生活匮乏的年代，还真的受到群众的欢迎。
在近五年的劳动教养生活中，特别难以忘怀的几件事，有的是以生命考验为代价，有的是机遇的难逢，还有的是生活中的奇闻趣事，这些都是值得写一笔的记忆。
难忘的除夕之夜
长岗岭是块土地贫瘠之地，种地没有肥料是不会有收成的，借助外地肥料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大年除夕夜，泗安突然到了一艘大粪船，必须当夜下货。于是农场匆匆派了30人连夜到泗安运大粪，盼望已久的春节联欢会也没看上，实在是太遗憾。其中就有我。
我接到通知，感到十分无奈，但又不敢不去，只能咬紧牙关接受这次任务。自古道：“最黑除夕夜。”非但如此，除夕之夜还不断地下着小雨夹雪，大家挑起粪桶担出发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泥泞山路上行走，前面的人要不断地招呼“注意跟上”才不会掉队，滑倒跌跤的事，更司空见惯了。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泗安码头。一问，粪船还没有到。大家的心都凉了半截。不得已，只得在岸边的屋檐下蜷缩着等待。衣服已经湿透了，直打哆嗦，颤抖不已。此时，只听到屋内传出阵阵歌声和欢笑声，知道这是工厂里的工人们正举办春节联欢会。我们30人，肯定谁也没有好心情去欣赏！大约等了一个小时，粪船开到。只听到一声：“快上船下粪”。此时，我发起了高烧。就在这个危难时刻，是孙俊和王克强二人把我扶进一家锅炉房里，再为我也装了两桶粪。锅炉房里有两个工人见状非常和善地给我一个坐凳，还找出一件旧棉袄给我穿上。我脱下自己已湿透的棉衣，放在炉边烘烤。孙俊说：“不管怎样，身体要紧，千万不要勉强。这样吧，你若略好一点，就走到距泗安不远的我外甥女家休息，天亮回场，我回场后尽量向领导汇报你发高烧的情况。”我只得点头表示同意。大约又烤了一个小时，高烧渐退了，我这才换上自己的棉衣，挑着粪桶回场。我没有到孙俊的外甥女家，坚持蹒跚地挪动步子回场。快到二工地时，东方已经发白。可是，粪桶里大粪已所剩无几。无奈之下，我在小河井里装了一些水，冒充大粪，想蒙混过关，结果受到一顿严厉的训斥。
月下锄草记
大跃进处于高潮时期，谁都有点疯狂，即使是劳教农场，虽无“卫星”可放，也不能例外。场部想出一个“怪招”或是“妙招”——月下锄草，来配合“大跃进”形势，即月在中天的那段日子里，在花生地里，朦胧的月光下，锄草两小时。不论管理员们如何叮嘱：仔细再仔细，那些视力差的老人、近视眼者，也难免留着杂草而损伤花生苗。果然，白天才发现许多花生苗“遍体鳞伤”，而杂草仍在。这件事惹恼了领导，一定要追究“破坏者”的责任。找谁呢？后来，也只得不了了之，月下锄草的“妙招”也就此作罢。
雨夜运砖
为了改善干部的办公和住房条件，场部计划建造一幢砖瓦结构的楼房。运砖是一桩艰巨的任务，可是上级领导偏偏不允许在劳动时间去搬运，而打休息时间的主意。于是规定健壮的劳教人员晚饭后每人运砖两趟，每趟运砖20块，或瓦片50张，连续运五夜，每夜完成运砖100块或瓦片250张，才算完成任务。从窑场到二工地足有5里路程，来去10里，要一夜完成两趟。天虽未下雨，但行在高高低低水潭泥泞的毛公路上，是十分艰难的。这种苦头难以想象。开始尚可，第二趟体力就难以支撑，许多人哭了，无可奈何，中途把砖、瓦扔在路边草丛中。白天一看，草木丛中都是扔掉的砖、瓦，又无法去追查到某个人。倒霉的是那个负责运砖的管理员，因管理不严，把他调离了二工地。
布置总部农展馆
一天，沈会计把我叫去说：“这次要发挥你的特长了，派你去总场布置农业展览馆，做些写画的宣传工作，约一个月。你去后要记住好好表现，拿出自己的真本事，对你今后的改造是有好处的。”沈会计对我一向都很看重，就是不动声色，常叫我去帮他抄抄写写。有一次我到仓库（因工作进去的）见堆的尽是地瓜干，顺手就拿了一小把塞进口袋里，估计他是看见的，并未责备。我对自己的不端行为心中感到无比羞愧，以为他一定会批评我一通。怎么也不会想到，待我抄写完以后，他竟然拿来一纸包东西交给我说“解解馋吧”。我知道包的一定是地瓜干，就不好意思地收下了。这时，我才理解他对我是多么关爱。今天沈会计又推荐我去总场布置农展馆，心情十分激动，脱口而出：“沈会计您对我真好。”沈会计只是微微一笑。
总场已经搬到七里亭，那里离泗安仅7里路，离长兴也只有20多公里。1961年的春夏之交，我第一次一个人到总场报到。总场安排我与平湖中学的美术教师薛老师同住一室。薛老师是浙江美院毕业的高材生，大我15岁，虽然寡言少语，但见到我十分欣喜，颇似他乡遇故知一般。彼此寒喧以后，又各自介绍了一些历史原委，得知都是以历史加“右派”送劳动教养，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道：“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啊！”有了知音，精神一下爽朗起来。薛老师是学西画的，他的任务是要创作一幅3米×4.5米巨幅的以农业故事为体裁的宣传画；我的任务是写一幅同样尺寸约500字的展览前言，相对放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上，另外还要画一些插图标语、装饰性的标签等。隔了几天，朱东润教授也来了。因为他年事已高，没有分配具体任务，只帮助做些设计策划工作。薛老师和我成为了主角，另外还有两三人做些宣传布置的具体工作。一个宣传组五个人，足足干了一个月。
展馆布置得非常美观大方又扣紧主题。据说与长兴县农展馆比毫不逊色。尤其是薛老师的巨幅水粉画和我写的“前言”，博得一致赞赏。领导看后，认为“书画俱佳、珠联璧合”。总场主要领导参观农展馆后，还命我为总场领导写了许多毛主席诗词，布置办公室。
回到二工地不久，我被调到一工地做统计员，负责每日劳教人员的出勤，统计各小组完成的生产进度，上报食堂账目，写黑板报等，从此不再参加体力劳动，住上单间，直到我解教回家。
解教风波
近四年过去了，全场解除教养的劳教员才几十人，而且基本留场就业。大家十分失望，都说“政府在欺骗我们”。进场时，领导曾再三表态：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可三年多都过去了，总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难道是无期徒刑？农场领导听后，只是搪塞敷衍，似有苦衷难言。劳教人员的思想又开始波动起来，劳动不积极，没有上进心。
农场领导开始对劳教人员客气许多，少批评多安慰。后来还采取措施，扩大回家探亲人数，放松活动范围，休息天还可以成群结队去泗安。这样做的确缓解了大家的消极情绪。
终于等来了解教的高潮，大家无不欢欣鼓舞，期盼着回家与亲人团聚。哪里知道仍有半数以上的人员要留在农场，继续改造。大会上宣布孙俊、伍连喜解除教养，回家生产。而我呢？却是“继续改造一年”，还有两年、三年的。我一下崩溃了，失望极了，真不知自己错在哪里？心里很不服气。
有一次，沈会计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我来给你交个底，此话是不准对他人讲的。考虑到你的情况，让你思考思考，对你有好处。”他说：“这次解除劳教人员，并非全部根据表现，表现好的也有相当一部分继续留场改造。首先考虑的是解教后的接受单位，因为你的老家和工作的地方都不愿接受你落户，你若能在你妻子所在地弄到接受证明，马上就可以解除教养，回家与妻儿团聚。”
听了沈会计的一席话，真是茅塞顿开，我迅即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详尽告之不能解教回家的原因，叫她千方百计弄一张生产队的接受证。这是关键之所在，能否回家，全靠这张纸。信寄出后，时隔半年，妻子终于来信了，接受证明也开来了。我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交给领导，等候佳音。
妻子来信告之，开这张接受证费尽千辛万苦，生产队的部分领导和社员坚决不同意接受，她几乎到每户社员家苦苦哀求，少数社员表示同情接纳，结果没有通过。她万般无奈，找到另一生产队的小队会计夏永根恳求。夏会计出于怜悯和同情，证明果然开出来了。当我了解这一过程后，知道回家后肯定会有大麻烦。怎么办呢？回家再说，飞出牢笼，这是关键。
果不其然，接收证开出一个月后，解教释放通知下达了。依然是沈会计找我谈话，“恭喜你，新生了”，他把解教通知书和户口迁移证递给我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道：“太感谢沈会计的教育和关心了，不是您指点迷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
晚上彻夜难眠，不知是兴奋还是彷徨，我又陷入到沉思之中。人生太不容易了，一个灾难过去了，今后的路肯定不会平坦。或许，前面等待我的将是更为严峻的岁月和人生考验。
回家那天，我辞别沈会计就匆匆走出一工地，来到山冈上，环视一下，我曾经用生命熬过来的地方，它寂寞无声。我扭过身去，消失在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