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第六期《世纪》双月刊上，读到过传忠先生的《从马思聪未能回国谈起》一文（以下称“过文”），感到非常惊讶。
“过文”使我惊讶，是在于把马思聪未能回国的原因，归结为我写了《思乡曲——马思聪传》。过传忠先生所依据的是中国新闻社原驻美一位记者回忆文章。我原本在网上读到过那篇回忆文章，但是不知发表于何处，未能予以澄清。这一回由于《世纪》发表“过文”，借《世纪》的一角以说明事实真相。
马思聪给我寄来20多幅照片
为了说明马思聪先生未能回国是不是因我而引起的，在这里先引述马思聪先生次女马瑞雪从美国费城写给我的两封亲笔信（附影印件）。
其一，马瑞雪在1987年1月19日致叶永烈函：
今寄上我和父亲的照片，盼查收。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
父亲有很多作品，想交给您代为出版……
其二，马瑞雪在1987年3月6日致叶永烈函：
来函敬悉。父亲日前挂号寄了照片给您。他收到上海的大伯母（叶永烈注：即马思聪的大嫂李薇）来信，告之您曾向她索照，她不敢做主给您。她那里有许多父母欧游的照片，您拿这封信给她看，可要到……
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在《思乡曲——马思聪传》发表之后，马思聪仍要把自己的作品交给我代为联系在中国大陆出版，还亲自给我挂号寄来20幅照片（有的照片像A4复印纸那么大），这清楚表明，马思聪先生本人对我是很信任的。
马思聪无法忍受“文革”酷虐，于1967年1月15日冒着生命危险乘坐“002”号小艇从广州偷渡香港，马瑞雪是这一偷渡计划的制订者。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次女马瑞雪、儿子马如龙来到美国之后，马瑞雪成了他最为倚重的助手。《思乡曲——马思聪传》发表之后，马思聪先生通过马瑞雪与我的联系。我手头保存的马瑞雪写给我的信，有27封之多！
倘若我的《思乡曲——马思聪传》使马思聪先生不快，甚至因此不回中国大陆，他怎么可能通过女儿马瑞雪与我有那么多的联系呢？“过文”倒是促使我着手整理马瑞雪与我的所有的通信，收入《叶永烈书信集》。
过着隐居生活的普通百姓
《思乡曲——马思聪传》是一篇5万字的报告文学，发表在1985年《文汇月刊》第5期，文末写明：“1985年3月采写于北京-南京-上海”。同期还发表我写的《采访手记》。
我采写《思乡曲——马思聪传》，是因为在1985年春节，公安部宣布为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的“叛国投敌”案平反，马思聪一时间成了“新闻人物”。在我看来，马思聪是“文革”重灾户，是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典型，很值得为他写一长篇报告文学，于是我闻风而动。当时，马思聪远在美国费城，我无法采访他本人，但是我迅即在上海、北京、南京采访了马思聪诸多亲朋好友。我在《采访手记》中写及：
我像写作科学论文似的，头一步便是查文献。我把许多时间，掷进了图书馆。我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旧报刊、旧杂志查起，一直查到近年来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关于马思聪的种种报道。
做了大量案头工作之后，我很快就排出了采访线索。
我在上海采访了卧病在床的马思聪长兄马思齐（就是他当年带着童年马思聪前往法国学习音乐），从京来沪的马思聪胞妹马思琚。我前往北京，采访了马思聪长女马碧雪（马思聪在中国大陆唯一的直系亲属）、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及章彦教授、苏夏教授，采访了马思聪多年老友中央音乐学院原党委书记赵沨和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凌以及诗人金帆，采访了著名钢琴家刘诗昆、傅雷之子傅敏等。尤其应当提到的是，我得到公安部的批准，得以进入公安部档案室，查阅了4大袋马思聪“出逃”档案，即“002”档案，掌握了马思聪出走的详情。根据档案的线索，我赶往因马思聪案被捕的厨师贾俊山家，贾师傅当年卖掉自己的自行车，把钱交给马思聪作为南逃广州的路费，贾师傅在狱中受迫害而死，我采访了他的两个儿子。在南京，我采访了马思聪好友陈洪教授……
《采访手记》中还写及，“我是瘸着腿走进家门的，因为紧张的采访，使我的双脚各磨起了一个比象棋棋子还大的水泡。”我的《思乡曲——马思聪传》，是建立了扎实的采访和查阅关键性档案以及诸多文献的基础写成的。
正因为这样，《思乡曲——马思聪传》在《文汇月刊》发表之后，引起强烈反响。我买了很多本《文汇月刊》送给马思聪亲友，还寄了一本给在美国的马思聪先生。后来据马瑞雪告诉我，马思聪先生看过我的《思乡曲——马思聪传》之后，相当震撼，以为“叶永烈先生是大陆马思聪专案组的负责人”，因为就连马思聪本人都已经记不清楚他离开北京时乘坐的是多少次列车，几点钟到达南京，又是何时到达上海，何时到达广州。他不知道公安部的“002”档案上有详尽的记载。由于查阅这一重要档案，当时有多少人上了偷渡的小艇，小艇在海中的经历，到达香港时的情形，我都清清楚楚，我甚至还拥有偷渡小艇的照片！其实，那是因为“002”档案中，保存了那些与马思聪同船的偷渡者在抵达香港之后给内地亲友所写的信，这些信被公安部门截获，信中详述了偷渡的经历……
“过文”称，《思乡曲——马思聪传》中写及的一段话，“深深刺痛了马思聪的自尊心”，使得马思聪从此不再回到中国大陆。这一段话是：
马思聪住在老人公寓，门可罗雀，晚景凄凉……
其实，《思乡曲——马思聪传》原文如此：
马思聪以他崇高的艺术声望，在美国受到了尊重。起初，他住在纽约的一家公寓。后来，他搬到费城僻静的郊区，住在一幢18层的公寓中一套很普通的房子里，两个房间而已。女儿马瑞雪出嫁了，生了两个女孩。马思聪夫妇一直和迄今未婚的儿子马如龙住在一起。跟过去在北京所住的近200平方米、8个房间的四合院，自然是不能相比。当年曾是父亲的“爱徒”、“有些天赋”的儿子，也不能如愿以偿地在美国当小提琴家，而在一家齿轮公司做与音乐无关的事。
音信隔绝，门可罗雀，“独在异乡为异客”，马思聪的心境是芜杂的，有着难言之痛。尽管他经济不算宽裕，但是，多年来拒领美国的“政治避难救济金”。
1980年6月14日，马思聪和妻子在给长女马碧雪的家信中，很坦率地谈了当年的辛酸：
“爸爸对大陆犹有余悸。初到美国半年都做同一恶梦，捉回去再逃不出来。文革之罪，头上伤痕仍在。床单、外衣上的血迹是洗净了，何堪回首话当年！！！”
思乡、乡思，在心头萦绕。那只相依为命的小提琴犹在，《思乡曲》的作者常常奏起了《思乡曲》，那委婉的琴声飘逸在异国他乡的空中。
他思念祖国。他曾深沉地说：“房子住旧了可以换。但是对待祖国不能像对待房子那样。我永远热爱自己的祖国。”
王慕理也说：“我十分怀念我们的祖国，美丽的河山和人民……”
这段描写，有根有据，并没有什么过错。1993年，我从洛杉矶飞抵匹兹堡大学，马瑞雪从费城来电邀请我的全家去费城她家过圣诞节。当时马思聪先生已经过世，我见到了马思聪夫人王慕理，她很高兴接受我的采访，并与我合影。马思聪家并非“过文”所说的在费城住“豪华公寓”，确实只是“一幢18层的公寓中一套很普通的房子”。马思聪在美国，只是刚刚到达时举行记者招待会“轰动”了一下，然后便是过着隐居生活的普通百姓，不像当年在中国大陆是受周恩来总理处处关怀的显赫的名人，所以他在美国住的是普通公寓应当说是很正常的。倒是马瑞雪家住得比较好，是一幢花园别墅，那是马瑞雪的丈夫吉承凯买的房子。吉承凯来自台湾。
马瑞雪曾经对我说，她父亲过去在北京马杓胡同的家是很气派的四合院，宾客盈门，而在美国费城，她父亲深居简出，没有多少客人，特别是对大陆来人非常提防。马思聪在费城住了那么多年，也只是到加拿大去了两次，看望大姐马思锦和姐夫徐腾辉，另外在离世前去了一趟欧洲旅游。马思聪去的次数最多的地方是台湾。
2007年我从旧金山飞往纽约然后转往费城，当时王慕理、马瑞雪都已经过世（马思聪的长女马碧雪也在中国大陆去世），唯一健在的是马思聪之子马如龙。马如龙告诉我，他仍在做技术工作，并没有从事他所喜爱的音乐事业。
马思聪没有回来的真正原因
我在完成报告文学《思乡曲——马思聪传》之后，又继续进行采访，写出30万字的《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2010年9月由文汇出版社推出新版）。为了写这本书，我除了多次前往北京采访之外，还南下广东马思聪家乡海丰采访马思聪堂弟马思周以及马思恭、马思臧，还在广州采访马思聪内兄王恒，在南京采访马思聪的妹妹等。
1988年9月下旬，马瑞雪首次从美国回来探亲，事先给我打了电话，告知行程，正在深圳采访的我飞回上海迎接她。9月20日至25日，我在上海对她做了长时间的录音采访，她谈了当年如何“策划”马思聪的出走以及来到美国之后的生活状况。她还来到我家做客。1988年9月26日我陪同马瑞雪访问老作家柯灵以及著名音乐家贺绿汀。
1988年9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毛经权宴请马瑞雪，邀请我陪同——其中的原因是此前有关统战部门得知马思聪女儿马瑞雪与我有着密切的联系，希望我向马瑞雪转达相关部门邀请马思聪回国之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曾经派员到我家，看了马瑞雪写给我的诸多信件，并希望今后经常告诉他们马家的动向以及回国意愿。所以我曾经是马思聪回国的牵线人之一。
马思聪没有返回中国大陆的真正原因，跟张学良将军最后没有返回中国大陆一样，是台湾当局派人从中阻拦。当时，海峡两岸剑拔弩张，处于敌对状态。马思聪来到美国之后，与台湾的关系密切。马思聪多次应邀前往台湾，台湾待为上宾，蒋介石亲自接见马思聪。对于马思聪来说，一则台湾毕竟到处是中国同胞，为同胞演出使他有一种亲切感。二则是他在经济上依赖台湾。他是作曲家，但是他的作品在美国既无法出版，也无处演出。他在美国没有经济收入。到了台湾，每作一次环岛演出，台湾会给他一大笔钱；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则是利用马思聪作为反共、反中国大陆的工具。
自从中国公安部为马思聪平反的消息传出之后，台湾当局相当紧张，加强了对马思聪的控制。台湾方面在费城的某人，扮演说客兼监视者的角色，经常来到马思聪家中，劝说马思聪不要回到中国大陆。台湾当局对马思聪软硬兼施——
硬的一手，那就是台湾报刊连篇累牍刊登《马思聪在台言论》，那“账”从1968年马思聪第一次访台时算起，一笔笔地开列出来……其实，那些《马思聪在台言论》，细细分析起来，有着各种各样的来历：一是台湾的记者们把自己的话放在马思聪嘴里去讲。这是他们的惯技。于是，许多马思聪没有讲过的话，便硬安到马思聪头上；二是把马思聪对“文革”的血泪控诉，张冠李戴，偷梁换柱，引伸为对大陆的不满；三是当年正在气头上的马思聪，在台湾当局煽动下说过的某几句错话，被咬住不放。台湾当局以为，公布《马思聪在台言论》，可以从政治上阻断马思聪的返回中国大陆之路。
软的一手，那就是“盛情”欢迎马思聪再访台湾。在1985年春节公安部发出为马思聪平反的通知之后，马思聪没有去中国大陆，反而在4月9日至23日应邀去台湾的高雄、台南、屏东、南投、台中苗栗、桃园等七个县市各演一场音乐会，这清楚表明马思聪牢牢被台湾当局所控制。1986年1月4日，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祖强、秘书长司徒华城联名致函马思聪，欢迎马思聪作为贵宾出席9月1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的比赛。但是这年2月，马思聪夫妇和儿子反而又赴台湾过春节，并在台湾演出。在台湾当局的劝阻之下，马思聪没有在9月前往北京。
1987年3月5日，马思聪因赴新泽西州探友患感冒。3月8日转为肺炎，入院急救。经过抢救，虽然治愈，却瘦了近二十磅，心脏病发作。5月19日上午进入手术室，动心脏手术。因心脏严重钙化，手术失败。5月20日凌晨三时零五分，马思聪病逝于美国费城。所以从1985年春节公安部为马思聪平反到1987年5月马思聪病故这两年多的最后的时光，马思聪两度赴台湾，却没有前往中国大陆，完全与笔者的报告文学《思乡曲——马思聪传》无关，而是台湾当局从中阻挠。恰恰相反，笔者倒是应中国大陆有关部门的委托，一再向马瑞雪转达欢迎马思聪一家前来中国大陆的意思。
此外，马思聪没有回中国大陆，还涉及他曾经通过夫人提出要求归还北京的四合院以及相关的一些经济上的赔偿，中国大陆有关部门没有迅速、明确给予答复，也使他感到不快，不愿回到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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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原驻美记者麦子最近写了篇文章，披露了音乐大师马思聪未能回国的详情。
周恩来总理曾把“马思聪50多岁了还逃亡国外”视为“深感遗憾”之事，表示“我很难过”。马思聪在1985年获得平反之后，也公开表达了他回国的愿望，他当面对麦子说：“我想回去看看我的同事和学生，看看我的亲戚朋友。”他甚至浪漫地想“到喜马拉雅山顶拉琴”。
但是，直到1987年5月20日去世，马思聪终于未能回国，成为他和我们大家的共同遗憾。为什么未能成行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件事，即一部作品的发表，使他难以成行，给他制造了更加巨大的心理障碍。
事情是这样的：马思聪平反不久，大陆某作家发表了传记文学作品《思乡曲——马思聪传》，作者既没有亲身采访传主，也没有对马客居海外的生活深入了解，便想当然地写出了“马思聪住在老人公寓，门可罗雀，晚景凄凉……”之类的内容。这些字句深深刺痛了马思聪的自尊心，他用红笔把这些字句画上圈圈，并在旁边写了一行字：“把我写成这样，我还有面目回去见江东父老吗？”
这样的后果可能传记的作者始料未及。他或许是一片好心，巴望着马思聪早早脱离海外的“困境”，回到祖国的怀抱。实际情况是：马先生在费城住的是豪华公寓，他耗时四年多写成的《晚霞》在台湾演出颇受欢迎，世界各地他的知音和崇拜者都在关注着他……说“晚景凄凉”是有违事实的。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一段时间里，一提起西方世界，就是穷困、潦倒，就是水深火热，虽然已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些人仍未从这些认识的阴影里走出，有些人早已形成的逻辑：你既然“爱国”，那一定是因为外国不好，你在那里生活得不好，否则，你在外面心想事成，一切顺利，又怎么会惦念祖国，甚至还想回来呢？
殊不知，这里再一次反映出某些作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无知。记得文革中，一些背叛了自己剥削的反动的阶级或家庭的革命者，几乎统统被打成“叛徒”、“特务”，至少也是“走资派”。什么原因呢？——“你放着高官厚实禄不要，优裕快乐不享，偏偏往延安往解放区往革命队伍跑，专吃那个苦，为什么？没有见不得人的动机，可能吗？”
这些人忘了，真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把对真理的追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又怎么会把物质享受看得那么重呢？马先生当年不顾生命危险从文革的罗网中脱逃，为的是追求真理；今天，国家变了，决心把自己一片赤诚之心仍旧交回自己的祖国母亲，不也正是真理在支持着他吗？如果连自己的处境，祖国也不了解；如果把我回国只视作在外混不下去，那他是的确没有这个脸面的。
如今，传记文学的大潮正在涌动，传记回忆录、纪实报告、包括档案与史料整理，都在与日俱增，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就更应该看重作品的质量，把好作品的质量关。实事求是是纪传文学的生命。任何的杜撰、虚构，包括“想当然”，都是绝对有害的。纪传文学同于其他文学创作，真人真事不允许“想当然”地虚构。不论是对人物，还是对事件，一切“无知”都应设法弥补，比“无知”更可怕的“偏见”则更应纠正、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