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24：华东特案组之（二）夫妻逃犯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7年第02期
作者：东方明、金婴、童言乐
一、连环杀手
1915年，江苏沛县（民国前期属江苏省徐海道管辖）一申姓大户的女主人在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后，终于如愿以偿一胎生下两个男婴，男主人申公远给两个儿子分别取名申今望、申今达。
申公远有个堂弟叫申公大，自幼习武，以骁勇出名，后来入行伍，七八场仗打下来，从哨长、副把总、外委把总、骁骑尉、外委千总一路晋升到守御所千总。守御所千总是从五品，朝廷给的俸禄有限，不过外快比较多，到辛亥革命前，申千总已经有了数量可观的积蓄。清廷被推翻后，官是做不成了，凭着这些积蓄，申公大定居青岛，开了一家武馆、两家店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
申公大娶妻妾三人，却无子嗣，遂与堂兄申公远商量将双胞胎中的一个过继给他。申公远与老婆几番商量，将双胞胎中的老大、十三岁的申今望从沛县送到青岛，成了青岛资本家兼国术名师申公大的公子。当时谁也不可能想到，这个眉清目秀举止斯文的白脸少年日后竟然会蜕变为一个嗜血魔王、连环杀手。
申今望在青岛上了初中，同时跟着武馆拳师习练武术，当年曾浴血沙场的堂叔兼养父申公大也时不时传授给他几手格斗技巧和江湖经验。申今望二十岁上，养父兼叔父病殁，一应家产由其继承。虽然已是青岛地面上小有名气的拳师，但申今望本性不喜炫耀，便关闭了武馆，也不再跟江湖上的朋友来往，专心守着养父传下的两家店铺做生意。不久，又娶了原在申公大的武馆中担任过教练的孟老拳师的女儿孟守玉为妻，生了两个孩子。时间一长，江湖上渐渐就把他淡忘了，很少有人记得当地武林中曾崛起过申少爷这颗新星。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6年。就在这一年，他作出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重大决定：把两家店铺卖掉，加上多年积蓄，招兵买马，组织了一支民间武装。当时对这种武装有一个总称——“还乡团”。
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缘于沛县老家的剧变。1946年夏初的一个夜晚，申今望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名叫申今琴，是申今望的嫡亲姐姐，原被当地农会关押，后伺机脱逃，一路乞讨，吃尽了苦头，总算活着抵达国统区青岛。申今望这才知道老家发生了大事！
1944年8月，沛县第一次解放，在丰沛公路以北的沛县属地和丰县的冯屯、欢口两地成立了中共沛县委员会和沛县抗日民主县政府。10月，丰沛公路以南的沛县地区和铜山县的一部分又成立了中共沛铜县委和沛铜县抗日民主县政府。1945年春到1946年上半年，两县范围内先后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反奸诉苦的群众运动。申今望的父亲申公远系当地一霸，举凡巧取豪夺、鱼肉乡里、欺男霸女的歹事儿一向没少做。1946年6月，当地减租减息、反奸诉苦运动开始后，群众纷纷控诉其罪行，老头子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唆使其妻其子挨家挨户对群众口头警告，威胁“胆敢跟申家人过不去，必定遭殃”。
申家恶名远扬，还真有一部分群众给吓住了，斗争会开不起来，白天分的粮食晚上又偷偷给申家送了回去。工作队遂决定对申家采取措施。民兵随即抓捕了申公远一家，查抄申家，搜出了武器、弹药以及抗战时汪伪“清乡委员会”发给申公远、申今达父子的密探证件。如此，那就是汉奸、特务的罪名了。民主政府公安局当即将这对父子逮捕，并把申今达的妻子、三个已经出嫁的女儿隔离，委托农会指派民兵看守。不久，民主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将申氏父子以“汉奸、特务、恶霸”的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之后举行的斗争会上，愤怒的群众给申今达之妻和他的三个姐姐剃了光头。当晚，除申今琴以外，其他三个妇人在隔离点上吊自尽。民兵发现后，申今琴趁现场一片混乱脱逃。
听了姐姐的哭诉，申今望没有吭声。他一向说话、办事都非常审慎，事无巨细，从不轻易作出决定，而一旦作出决定，那就不大可能更改了。他让妻子孟守玉把姐姐带往崂山一处尼姑庵陪其小住，自己带了两个以前跟他学过武术、现在在他经营的店铺做事的徒弟，以去天津进货为名悄然离开青岛，却没去天津，而是直奔徐州。到徐州后，申今望待在旅馆，命两个徒弟前往沛县老家打听消息。
那两个徒弟长期在申今望手下做事，也养成了审慎行事之风，此去不但把一应消息打听属实，还携回从墙上撕下来的民主政府处决申氏父子的布告和申今望两个姐姐以及弟媳妇“对抗运动，自绝于人民”内容的油印传单各一。申今望见到布告和传单，号啕大哭，对着家乡方向下跪磕头，磕得很猛，以致“额头沥血”，最后“昏厥送医”。
返回青岛后，申今望给死去的家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水陆道场，历时七七四十九天。做完法事，他告诉妻子，他要变卖家产，购置武器，组建武装，回乡报仇。当然，他也留下了足够的钱钞，托付孟守玉和申今琴把他的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孟守玉出生于世代习武的家庭，生性耿爽，又有着旧时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当下表态说，你干什么我都跟着，以前随你享福，现在随你回乡复仇。申今望说那也好，两个孩子就交给姐姐抚养吧，今后咱夫妻俩就绑在一块儿了，同生共死。
接着，申今望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拍卖两家铺子以及养父传给他的两套宅院。这广告同时也是申今望重出江湖的宣言，以前那些已经中断了来往多年的老朋友又都跟其恢复了联系，还带来许多新朋友。这也是申今望计划中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朋友的帮助，他不但把铺子、宅院卖了一个好价钱，还顺利购买到二百五十支长短枪以及大量弹药。
孟守玉也没闲着，这个自小到大除了上学、练武、操持家务，从没踏上过社会跟人打过交道的女子，竟然显示出超常的能力。也不知她是怎么运作的，反正就在丈夫变卖财产、购置武器的同时，她开始招兵买马，不过个把月时间，她已经招收了二百多人。不仅如此，孟守玉招的这些家伙，百分之九十都有和申今望类似的经历——住在解放区的亲属被惩处并被分掉财产，内心都充满了强烈的复仇欲望。
于是，申今望就顺利组建了这支名谓“湖西难民第七武装还乡团”（湖西，指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三省交界地域，又称苏鲁豫边区）的反动武装。出乎他意料的是，被孟守玉招来的那些家伙中颇有几个富家子弟，他们抱着“同仇敌忾”的理念，提供了数额可观的活动经费以及武器装备。
这时的形势也恰恰适合申今望这伙人还乡复仇——1946年6月，全国内战再起。8月下旬，国民党新五军、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八十八师及苏北、徐州顽军集结兵力二十万人，向湖西及冀鲁豫解放区猛扑。中共主力部队为保存力量，与沛县民主政府干部、民兵、家属及武装人员数千人，由微山湖东渡，取道鲁南向冀鲁豫根据地转移，史称“北撤”。
申今望率领简称为“七团”的反动武装开往家乡，向人民群众反攻清算，杀人无数，光是其本人亲手杀害的就有十七人，其妻孟守玉亲手枪杀三人。很快，“七团”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兴趣，先是整编第八十八师看上了申今望，派副参谋长邢芝盛前往鼓动该团集体改编为正规国军，许诺配齐一个正规团编制的兵员、武器，按时发给粮饷，并任命申今望为中校团长，遭到拒绝。然后，当地反动武装头子（当时称为“土顽”）、国民党沛县县长张开岳亲自登门，请申今望出任副县长，突击入党后兼国民党县党部主任，并把全县武装力量交由他负责，任保安总队总队长，申今望还是拒绝。
申今望的态度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特别是张开岳的不满和怀疑，他认为申今望是想取代自己成为新的“沛县王”。拉拢不成，张开岳便开始谋划如何将申今望收拾掉。申今望并非等闲之辈，已经预料到对方可能会对他下手，赶在张开岳伙同国军行动之前携妻悄悄离开驻地。当晚，“七团”被包围，激战半夜后被缴械。从此，申今望的名字上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内政部向全国发出的通缉令，成为五十名巨匪中的一个。
不过，这对他并无影响。回到青岛，申今望和孟守玉躲进崂山，过起了隐居生活。当地警察局根本没把中央政府的通缉令当回事，只要申今望不出来作案，他们乐得眼开眼闭，免得遭到对方朋友、徒弟的报复。
1948年11月11日，沛县解放。随即成立的中共政权顺应民意，立刻发出了对数以百计的还乡团反革命分子、杀人凶手的通缉令，申今望高居榜首，其妻孟守玉也在其中。之后，该通缉令又以沛县的上级行政机关冀豫行署湖西专署的名义发出。只是当时青岛尚在国民党手中，申今望、孟守玉夫妇暂时无忧。次年7月，青岛解放，当地军管会公安机关虽然收到了该通缉令，但一时腾不出力量进行侦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湖西专署的上级机关平原省公安厅所发出的通缉令中，申今望也名列其内，孟守玉的罪行尚不够单独列出的资格，附于其夫之后。这回，青岛方面腾得出手来了，当时公安局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协助各地同行在本地追逃的“协捕组”，平原省公安厅的这份通缉令上写明申今望最后一次出现是在青岛，所以该组肯定是要仔细查一查的。这一查，就查到了申今望、孟守玉夫妇藏匿于崂山的线索，当即前往抓捕。结果令人沮丧——申今望持枪拒捕，打伤两名便衣后脱逃。当追逃人员押着被捕的孟守玉，抬着两名伤员往回走时，竟然遭到申今望的截击，一名便衣当场牺牲，另一人受伤，孟守玉被救走。
青岛市公安局随即向平原省公安厅通报情况，继而出动便衣，与接到平原省公安厅电令后迅即派出的湖西专署公安处追逃组会合，共同对这对夫妻逃犯进行追捕。这项工作从1949年11月持续到1950年4月，十七名追逃便衣的足迹遍及山东省、平原省、苏北行署、苏南行署、皖北行署、皖南行署（当时未设江苏、安徽两省，上述四行署即后来的江苏省和安徽省）、浙江省、上海市、南京市（当时是单列特别市）等多地，却没有获得逃犯的任何线索。当时的判断是申今望、孟守玉可能已经潜逃海外，青岛市、湖西专署两地公安机关只得撤回了追逃人员，将该案暂时挂起。
1950年4月上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一位方姓工作人员在统计汇总上半年全国大陆各省（及苏、皖、川诸行署）尚未侦破的刑事命案数据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1949年11月至1950年3月这四个多月内，山东省的济南、徐州（当时徐州属山东省），平原省的菏泽、聊城，皖北行署的安庆、芜湖以及苏南行署的镇江、无锡等地共发生八起旅馆抢劫杀人案件，案情如出一辙，都是两个互不相识的旅客入住双人房间，当晚，其中一个旅客被杀害，而另一个旅客也即劫匪不知所踪。
小方怀疑这些案子系同一个或同一伙案犯所为，随即向领导报告。公安部刑侦局领导认为小方的怀疑有道理，便向山东省、平原省和皖北、苏南行署警方发函，要求将这些凶杀案的简要情况电告北京。汇总了各地的情况，公安部的刑侦专家对上述命案进行研判，最终断定这一系列案件的凶手系同一人——
凶手的杀人手法惊人一致，均系以肘弯夹颈致受害人窒息死亡。估计凶手的力量极大，在勒住受害人脖子的同时，还以下肢挟控被害人身体，以防其挣扎过于剧烈——事后刑警询问周边房间的旅客，被询问者均表示，案发当晚没听见什么异样响动。从尸检情况判断，案犯作案通常是在下半夜两三点钟，作案后并不立刻离开现场，而是在清晨五六点钟旅馆开门时方才去服务台结账，从容离店。
凶手抢劫的财物只有被害人随身携带的钱包以及出差证明，其余物品不论价值一概不动。逃窜至下一个城市，即用上一个被害人的介绍信入住旅馆，而且总是选择已经有人入住的双人房间。
当时的出差介绍信上需填写姓名、性别、年龄、出差地及事由，但后三项通常均以成年或未成年、最终目的地及途经地、因公或因私予以概括，不附照片。案犯持有这样的证明，笃定可以顺利入住。而一地发生命案后，警方出警、勘查折腾下来，要耽误不少时间，即使立刻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也不可能想到案犯已经持被害人的出差证明去另一城市的旅馆登记入住了。等到想明白的时候，案犯早已利用这个时间差再次作案，使用新劫得的证明去了下一个城市。新中国成立伊始，社会治安状况复杂，各种案件频发，而公安机关警力有限、装备落后、刑侦业务水平较低，案犯的这种作案手法算得上是高智商犯罪了。
现在，公安部刑侦局虽然注意到了这一系列案件，但还未曾把这个连环杀手跟申今望联系起来。当时还不时兴搞什么“公安部督办”之类，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公安部的意见是，指令案发地公安机关联手侦办，由山东省公安厅负责牵头协调。命令下达后，山东方面立刻通知皖北行署公安处、皖南行署公安处、苏南行署公安处指派刑警前往济南集结，与山东刑警会合组建专案指挥部。
由二十四名刑警组成的专案指挥部对旅馆系列凶杀案进行了周密详尽的分析，其间还数次赴案发地进行补充调查，积累的卷宗材料叠起来足有一人高。根据各案发地旅馆服务员、案发时入住的旅客对案犯年龄外貌的陈述，证实这些案子发生前入住事发旅馆的那个操山东、江苏交界地口音的男子，确系同一人。一干刑警分析下来，认为该犯作案并非纯为钱财，因为他每次杀人后，对被害人的行李包裹根本不屑一顾，翻都不翻。因此，怀疑该犯作案其实是为了获取被害人随身携带的出差证明，以供其冒名入住旅馆，获得一个暂时的护身符。
什么样的角色才需要这样做呢？刑警推测此人应是一名逃犯，流窜江湖没有固定住所，而入住旅馆是需要证明或者证件的，为获得可供借宿旅馆的证明，他就想到了杀人。那么，这主儿是哪一路性质的逃犯呢？刑警认为，尽管此人手段了得，心理素质也好，但并非黑道人物。如果是混过黑道的，可以自己找处目标（比如某个机关、工厂、公司）溜门撬锁入室行窃，所冒的风险远比接二连三用杀人的方式获取证明小得多;如果他不愿意自己出马，也完全可以凭那手不凡的功夫搞定所到之地的小偷、乞丐之类的帮伙，通过他们获得住宿证明——小偷、乞丐还巴不得结识这么一个人物哩。可是，该犯并未这样做，那说明他对黑道的常用手段并不熟悉，可排除其是江洋大盗或惯匪的可能。
从该犯留在各家旅馆住宿登记簿上的笔迹判断，此人写得一手好字，应该是接受过相当程度的文化教育。因此，有刑警认为可能是反动军警、特务之类，但随即又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反动军警、特务一般都和黑道打过交道，再说这种在一地作案后利用被害人的证明到另一地入住的手法虽然一时显得巧妙，可一旦被刑警发现规律，提前布控，那简直就是自投罗网了。讨论到最后，终于有人想到，这人的种种特征很像还乡团头子嘛！
专案指挥部立刻派刑警前往山东省公安厅、平原省公安厅、苏北行署公安处调阅二省一署发出的所有缉拿还乡团成员的通缉令，终于查到了由平原省冀豫行署湖西专员公署通缉的反动武装“湖西难民还乡第七团”头目申今望以及他的妻子孟守玉。申今望的一应特征符合之前刑警分析的案犯特点，通缉令上的照片也与目击者的陈述相符。不过，鉴于案情重大，专案指挥部不敢最终拍板认定，就分派刑警带着翻拍的照片前往案发地请旅馆服务员辨认，结果一致认定就是此人。刑警同时还查了在发生杀人案件时当地所有旅馆是否有与孟守玉特征相符的女性入住，结果发现不但有，而且孟使用的是被害旅客携带的备用空白证明。不过，由于有些被害旅客并未携带空白证明，孟守玉有时会连续两次使用同一纸证明登记住宿。这对夫妻逃犯住宿的旅馆相隔不远，估计是为了一旦有事可以相互照应。
接下来，就是追缉这对夫妻逃犯了。经与冀豫行署公安处联系，该处从申今望的家乡沛县公安局调来三名刑警参加追捕。令人遗憾的是，专案班子从1950年6月中旬开始一直到9月28日，整整忙碌了三个多月，始终未能发现这对逃犯夫妻的蛛丝马迹。10月中旬，华东公安部（其时华东社会部已撤销，并入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下令解散专案指挥部，追捕申今望、孟守玉夫妻的任务由华东特案组接办。
二、分析案情
华东特案组自1949年秋正式成立后，连续出击，独立侦破了数起大案要案。进入1950年10月，特案组奉命休整，在上海西侧市郊接合部虹桥路上的驻地进行政治、业务学习。10月19日中午，一干侦查员、内勤吃罢午饭，正在议论明天是华东特案组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大伙儿要不要凑份子庆祝一下的时候，窗外传来汽车引擎声。组长焦允俊刚说了声“有情况”，随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响，那位被侦查员私下称为“老大”的领导马处长已经出现在门口。
“老大”一贯奉行无事不登三宝殿原则，凡是亲自出马赶到虹桥路这边来，必定是交代任务，而且通常都是一副债主面孔。焦允俊曾私下嘀咕“老大缺乏亲和力”，被副组长兼支书郝真儒批评“无组织无纪律，背后议论领导”。不过这回，使焦允俊感到意外的是，“老大”脸上的筋肉竟然有些放松，眉宇间透出些许笑意，不禁纳闷儿：莫非有好事儿？
果然，马处长宣布了两项任命：免去郝真儒同志特案组副组长职务，担任特案组指导员;任命支富德担任副组长。焦允俊喝声“拥护”，带头鼓掌。才拍了两下，忽然瞥见“老大”眉宇间的那丝笑意倏然消失，于是立刻急刹车。他不无遗憾地意识到，这次休整十有八九要提前结束了。
马处长目光敏锐，将焦允俊的神情变化尽收眼底，朝他点点头，继而吩咐内勤同志回避。目送材料员钟思捷、会计兼办事员蒋瑛出门并轻轻把门带上后，他对众人说：“同志们，上边儿有一桩重要使命，大伙儿又得辛苦一趟，具体情况我先简单说一说，回头秘书小杨同志会给大伙儿详细介绍案情……”
小杨是江西人氏，当地神童，后来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国文系。在周围师生眼里，他似乎是一个只知摇头晃脑背诵古诗词的书虫，谁也没料到他竟然是中共地下党员，为党组织收集国民党特务针对学运的破坏活动的情报，为此救了不少进步师生，被救者自己却是蒙在鼓里，直到上海解放后小杨突然穿上解放军军装，这才恍然大悟。大家都争着想跟他亲近，却已没了机会，他被组织上抽调到华东社会部给马处长当了秘书。
小杨写得一手好字，当时一些有着地下党身份、以经营店铺为掩护的同志都找他题写店名。焦允俊知道后，特地抽空跑到南京路、淮海路、四川北路去看了七八家小杨题的店名，回来后赞不绝口，一直惦念着请杨秘书给题一首古诗，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如今小杨好不容易来一趟特案组，待其介绍过案情，焦允俊一把将其扯住，让人取来笔墨，请小杨写了一幅中堂。送走马处长和小杨，焦允俊说要把这幅字送到“朵云轩”去裱一下，挂在会议室里，显示一下特案组的文化底蕴。如此折腾了一阵，直到马处长派人送来了那对夫妻逃犯的全部卷宗材料，众人才静下心来浏览。
当晚九点，特案组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长方形的会议桌东侧是组长焦允俊的位置，他的右手一侧，分别坐着郝真儒、张宝贤、沙懋麟，左手一侧则是支富德、谭弦和孙慎言，西侧即焦允俊的对面是材料员兼记录员钟思捷的位置。小钟并不是每次会议都到场，有少数保密性特强的，就不通知她到场，由郝真儒或支富德记录。如若遇到需要“顶级保密”的案子，那就不予记录，材料也是越简单越好，案子办完，马处长会亲自到场检查卷宗，确认无误后一把火焚毁。
在焦允俊看来，这对夫妻逃犯之所以跑来跑去到处流窜杀人，纯是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并非另外隐藏着其他作案目的。申今望的这种打时间差的作案思路，乍一看似是高智商，其实就像魔术师的帽子，拆开了，也不过如此。这对夫妻就像待在一间放着许多箱子的屋子里的老鼠，不停地从这个箱子逃窜到另一个箱子，再怎么逃，也是在屋子里面，总有一天会落网。那么，申今望、孟守玉二犯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对此作出了修正，此刻已经逃离了“屋子”（即潜逃出境）呢？这是焦允俊向与会侦查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众人认为，申、孟两人的上辈虽然是开武馆的，但他们并无黑道经验，更无偷窃诈骗之类的下三滥本领。对于这夫妇俩来说，逃离大陆前往海外这种事可以想想，但做不到，因为他们既没有可以帮助他们偷渡越境的现成关系，也没有寻觅这种关系的本领。不但如此，他们显然连起码的可供暂时躲避十天半月的处所也没有，只得疲于奔命，一边杀人一边逃亡。这个结果，肯定是当初申今望“毁家起兵”时没想到的。按说根据他虑而后动的性格，组织还乡团时他不会没有长远打算，但他显然过于相信国民党的宣传了，以为复仇结束躲进崂山就可以平安无事，根本没有做应付紧急情况的准备。
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往下需要讨论的是，申今望、孟守玉夫妇既然无法逃离大陆，那么他们究竟藏身何处呢？一干侦查员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应该在江南地区，具体来说，就藏匿于苏州、杭州、上海三个城市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个判断的理由是，申、孟二犯在青岛崂山拒捕杀人开始逃亡，到他们在济南旅馆杀人（他们在济南入住旅馆时使用的是申今望在青岛经营的店铺转让前留下的盖有店章的空白证明），中间不过相隔一天，七百多里路显然是坐了火车。然后，二犯又马不停蹄从济南去菏泽，从菏泽奔聊城，从聊城到徐州。从地图上看，这是一条从东到西、折向南后又往东行的迂回路线，说明二犯是想逃往南方。
为什么朝南方逃？估计是从新政权对社会治安的控制力度来考虑的。北方地区解放得早，治安控制得较好，这对于逃犯来说显然大为不利。至于不直接从青岛往徐州，估计是出于防范警方在山东境内沿海地区设卡拦截。而到了枣庄又往西南方向绕道去徐州，则是出于避开申今望的家乡沛县的考虑，免得被人认出。接下来又从徐州往安庆逃，到了安庆又去芜湖，然后逃往镇江，直至无锡。从整个儿逃亡路线来看，二犯显然没有一个固定的目的地。在无锡，申今望作了最后一起旅馆杀人案，然后就没有信息了。这说明他们已经找到了相对安全的落脚点，不必再用证明了。
这个落脚点在哪儿？显然不会在无锡当地。以申今望的谨慎性格，他在无锡杀了人，而且是跟旅馆服务员以及个别旅客打过照面的，他不得不考虑万一被认出的可能性。所以，他只有往其他地方去。根据之前已经形成的“往南不去北”的思维，他会往东或者往南去。既然没再作案，说明他这趟旅行的距离不是很长，靠在无锡获得的那纸证明可以撑得下来。
那个后来被称为“长三角”的苏沪杭地区，在地图上可能微不足道，但此刻在特案组看来，就显得过于辽阔了，仅仅这片区域内的上海市、杭州市、苏州市三地，就足够翻腾的了，况且还有数十个县，还有一个个星罗棋布的小镇，大伙儿都有一种头大了一圈的感觉。而特案组要干的第一桩活儿，就是在长三角各地的旅馆查访二犯的踪迹。
次日上午，侦查员向苏州、杭州、上海这块三角形区域内的市（含市辖区）、县公安局邮寄以华东特案组名义发出的紧急调查函，要求各公安局立刻对辖区内的所有旅馆进行面对面的调查，查明自去年11月至今入住的旅客中是否有凭系列案中被害人的证明进行住宿登记的。所谓“面对面”，即参加调查的民警必须与各旅馆的服务台、账房人员见面询问，同时查看旅客住宿登记簿，当场记录，被询问人签字。这项工作，要求各单位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无须报上级机关汇总，直接报知特案组即可。
10月21日午前，苏沪杭区域各公安局的最后一份调查结果传送至特案组驻地，均未发现持系列案被害人的证明入住当地旅馆的可疑旅客。特案组遂得出结论：申今望、孟守玉这对逃犯夫妇确实在长三角区域的某地隐藏下来了。
当天下午，特案组开会研究应该如何开展追捕。一种做法是，要求各市区及县公安局调派警力，对各自辖区内的新增居民进行详细查摸。这个设想遭到了焦允俊的否定，理由是：如果这样简单行事就能解决问题，那上边儿根本不用把这桩活儿下达给华东特案组，干脆以华东公安部的名义指令相关地区的公安局去做好了。所以，这个法子肯定不行。
这么一说，大伙儿都表示赞同。那就再想第二种法子。这时，指导员郝真儒开腔了。他的意见是，目前江南地区解放已经一年半，建立了稳固的政权，公安队伍都已走上正轨，户籍管理落实到每一个角落，人民群众也充分发动起来了，二犯如果是在江南地区隐藏的话，肯定有表面上合法、正规的手续掩护，这可以从户籍登记方面着手调查;还有一种可能，他们躲在某个不需要落实户口也能隐藏下来的地方。我们的调查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其他几个侦查员也纷纷发表意见，其中有一种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一致重视：二犯并非两眼一抹黑，一路无目的地向南逃。很可能他们是有投奔处所的，那处所就在长三角的某地。之所以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就是为了扰乱警方的视线，让警方无法判定他们到底要去向何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特案组就应该着手调查二犯的社会关系。
反复讨论下来，大伙儿都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于是就定下了侦查方案：派出两拨侦查员分头前往申今望、孟守玉的原住地（也是孟守玉的生长地）青岛和申今望的生长地沛县查摸这对夫妻的社会关系，同时以特案组名义向长三角各县和市区公安局发出协查通知，要求各地详查户籍档案，汇总解放后落户的人员情况报特案组。
三、古刹夜斗
10月21日，特案组的两拨侦查员离开上海虹桥路驻地，其中一拨由组长焦允俊率领前往青岛，另一拨由副组长支富德带队前往沛县，指导员郝真儒留守驻地，负责处理各地报送来的户籍资料线索。
话分两头，先说赴沛县侦查员的调查情况——
支富德、沙懋麟、孙慎言三人从上海坐火车先到徐州。特案组办案，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路数，保密为第一，来到徐州市公安局，根本不说自己此行的目的，只要求市局派一辆汽车把他们送到沛县。徐州至沛县不到百公里，汽车行驶两三个小时即到。这时天色已晚，三人找了家旅馆住下。次日，侦查员去了县公安局，这回不亮华东特案组的名头了，出示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证和出差证明，要求协助查摸申今望以及申家在当地的社会关系。
县局派一名四十多岁的侦查员老曹协助调查。解放前老曹是当地的游击队侦察员，对沛县、丰县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告诉侦查员说，申家在当地已经没有近亲了。减租减息运动中，申家父子被民主政府处决，两个女儿和儿媳自杀，还有一个女儿跑了，至今不知下落。当时他们家在本县倒是还有七八户亲戚，但平时跟申家来往不多，且本身都是守法良民，民主政府和农会没找他们的麻烦。后来申今望带着“七团”杀回沛县大肆报复，杀了不少人。1947年11月，解放军开始反攻，那些遭到报复的人家又把顽匪和还乡团的亲属杀掉不少，尽管民主政府下令阻止，但这已经使申家那些并未参与反攻倒算的亲戚魂飞魄散，全部逃离沛县，再也没回来过。
正唠着，看守所所长老林来找老曹办事，听老曹这么说，纠正道：“要说申家的亲戚，我那里倒是关着一个，叫申解扣，是那个杀人魔头申今望的远房侄子，不过两人倒是同岁，他也三十多了。”
老曹大感意外，问老林到底是怎么回事。老林介绍，这个申解扣早年在北洋军阀部队里当过骑兵，后来吃不起那份苦，又贪生怕死，就开小差逃回家乡，变卖了带回的马匹和枪支，以此为本钱开了家小小的饭铺。这种亲戚，对于申今望的老爸申公远来说，是根本不会放在眼里的。申解扣有时生意不好揭不开锅，求上门去打秋风，十有八九被打回票;难得有一回给些许施舍，老爷子也是连训带骂。因此，申解扣背地里对申老爷子一家恨声不绝，这是当时沛县路人皆知的事儿。
1946年民主政府清算汉奸、恶霸申公远时，农会四处出动，把凡是跟申家沾上点儿亲戚关系的都传讯了一遍，独独没有碰申解扣。没想到，申解扣并不领情，待到申今望率领“七团”气势汹汹杀奔沛县，这小子主动前往投奔效力。申今望看在亲戚分儿上，封了他一个空头副官。还乡团是不发薪饷的，其成员一部分是狂热的复仇者，不但不向“团部”要钱，反而把自己的钱财用来贴补军费;另一部分则是申解扣之流，就是冲着发财去的，当然不肯白干。申解扣在还乡团混了不到三个月，搜刮的不义之财已经相当于以前开小饭馆时七八年的收入。
不久，沛县土顽头子、县长张开岳与国军第八十八师联手火并“七团”，申解扣侥幸逃脱，但从此再没见到过这个同龄远房叔叔。在山东、平原两省胡乱流窜了一阵，申解扣跑到徐州继续经营小饭铺，被两个前往徐州出差的沛县干部认出，当场拿下，押解回乡，现在就押在看守所里等着接受审判。
侦查员一听，自是喜出望外，寻思正好可以审一审，这厮可能会知晓一些申今望的社会关系。
果然，申解扣供出了一条线索。申今望的“七团”被张开岳火并掉的前三天，有一位不速之客由一个名叫陈凌发的当地人引领着前来拜访，受到了申今望的热情款待。申解扣作为名义上的副官，安排勤务兵提供周到的服侍。那位客人听他唤申今望为“叔”，又姓申，便知必是申今望的亲戚，对他也就显出了一份热情。客人被陈凌发和申今望称为“童先生”，说一口带浙江宁杭口音的上海话，与申今望相谈甚欢。
申解扣从听到的片言只语分析，他们似乎是在谈一个什么项目，真正的大老板在上海，邀请申今望去上海面谈。申今望对该项目兴趣甚浓，说等他忙完这边的事儿腾出工夫就去上海。由于三天后就发生了火并事件，申解扣、申今望各自逃命，此事结果如何，也就没有下文了。不过，那个陈凌发他不久前曾在徐州见过。
当时申解扣在徐州经营小饭铺，饭铺斜对面是一家布店。9月下旬的一天，他忙完午市后沏了一杯浓茶，端了张躺椅放在铺子门口小憩，忽然看见一个男子从大街那边走来，进了布店。看那男子的背影，申解扣觉得似曾相识，可一时又想不起是谁。虑及自己是被沛县公安局通缉的反革命分子，还是避一避为上策。正待把躺椅收拢，那男子背着双手出来了，在布店门口的台阶上驻步四下扫视，正好和申解扣打了个照面，双方同时认出了对方。申解扣自是惊慌，陈凌发却是一脸淡定，朝申解扣抱拳招呼一声“申先生”，继而移步穿过大街走到饭铺门口，连说“幸会”。
此刻，申解扣对于自己的午后小憩后悔不已，但后悔也无用，只好迅速调整心态，脸上竭力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嘴里一迭声“里边请”。对方却没有进屋，申解扣正疑惑间，布店里出来一个伙计，把一大捆四五匹包装好的布匹放在门口一侧的下马石上，朝陈凌发一哈腰：“先生，放这儿啦！”
陈凌发点点头说行了，没你的事儿了。正说着，来了一辆三轮车，陈凌发挥手叫停，跟申解扣握手，说有事先走一步，回头有空再过来唠。说着，穿过马路，在车夫的帮助下把那捆布匹装上车，跟着自己也上去了。坐在车上，他再次冲申解扣招手告别。直到三轮车消失在视线外，申解扣才算暂时松了口气。此后的日子，申解扣提心吊胆，生怕陈凌发找上门来。但直到落网，陈凌发也没有来过。
三位侦查员议了议，认为要打听陈凌发的下落，有两条现成的线索，一是布店，一是三轮车车夫。布店相对省事，于是先去布店打听。对于布店来说，向他们打听一个月前的某个普通顾客，那他们肯定是说不上来的，不过陈凌发不是普通顾客，他是买了数匹整布的特殊顾客，这种主顾只怕一年也没有几个。所以，别说一月前了，就是隔年他们也忘不了。果然，伙计、账房一听就说记得，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知晓那顾客是什么人，更不知他住在哪里。那顾客买了五匹黄褐色的棉布，没要发票，伙计包装好，就叫了一辆三轮车拉走了。
如此，侦查员只好去徐州市人力车同业公会调查了。这时距解放已近两年，各同业公会虽然还没改称行业协会，但工商局已派出干部指导其开展工作，名义上是指导，其实就是掌控。这对于侦查员的调查自然是方便了许多，那个干部看了他们出示的上海市公安局的证件，立刻安排人通知各分会查询，再三关照必须查问到每个三轮车工人。
原以为这样做算是牢靠了，哪知调查下来竟是一无所获。那个干部一脸的歉意，说要不咱们再细细过一遍，既然有人亲眼看见三轮车拉过那个顾客，应该是没错的，多半是下面分会的人查问得不细。侦查员见多识广，一边表示感谢一边说，也有可能那辆三轮车是外面什么地方拉客人来徐州的，有人招呼，那就顺便拉个活儿。
说这话的是侦查员沙懋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已经想到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布店方面提供的信息是陈凌发购买了五匹棉布，买多少匹布侦查员并不在意，在意的是那些棉布的颜色——黄褐色。这种颜色在生活中的非特定场合见得极少，而在特定场合则是满目皆是，那就是寺庙了。如此看来，陈凌发是给寺庙买的棉布。为何购买？可能是捐赠，也有可能是做买卖，但侦查员认为捐赠的可能性较大。所以，与其再费周折请人力车公会重新查摸一次，倒不如直接去向徐州当地的寺庙调查。他是用三轮车运送那些棉布的，那就可以断定不会很远，应该比较容易查到。
果然，稍稍一查就有了发现，有居士向兴化寺捐赠了五匹棉布。兴化寺又名兴化禅寺，系苏北地区的一座著名古刹，位于徐州城南著名风景区云龙山东麓，占地近万平方米，寺内苍松翠柏，曲径回廊，幽雅清静，一向香客云集。支富德、沙懋麟、孙慎言三人商量下来，决定以外埠香客的名义前往借宿，住上数日，仔细查摸陈凌发其人的情况。
10月23日下午，三侦查员分头前往兴化寺。该寺辟有专供香客、居士借宿的客房，还提供素斋，均不收费。不过，也并不是让人白住白吃，前往借宿的，都会向寺方奉馈香资，捐赠钱物。数额没有规定，可多可少，寺方则按照其所出金额的多寡安排不同标准的食宿。这个情况，三侦查员事先没有摸清，抵达寺庙的时间不相同，掏的钱也不同。
第一个抵达的是支富德，他是华侨出身，自幼生长在巴西的一个医生家庭，家境较好，养成了出手大方的习惯，进门后香资一掏就是十万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因此，他被寺方安排在寺庙后院的一个独立小花园内，那里有一字儿五间上等客房。这天是阴历十三，并非佛教的什么纪念日，香客不多。引领支富德前往客房的小沙弥低声告知：“此处还住着一位外地来的施主，就在您隔壁。这位施主性格有些乖僻，白天待在房内闭门不出，住持说可能是在修习，到了深更半夜方才到花园里活动手脚。他讨厌别人打扰，施主您若是遇到他，见他爱答不理的，不必介意。”
支富德听了心下嘀咕，莫非此人正是此番要查摸的陈凌发？傍晚，小沙弥过来引领支富德去专供香客、居士进膳的小斋堂吃晚饭。支富德过去一看，人不多，除了他们三个侦查员，另有四位，其中一对老年男女是夫妻，那个乖僻施主没出现。小沙弥说那人每天只吃早餐，一顿要吃十个馒头，然后全天不食。在寺庙进餐讲究“食不语”，支富德不便借此机会跟其他两位侦查员交换信息，只得在餐后离开斋堂时故意落后几步，和沙懋麟、孙慎言进行了简短的沟通。
连日奔波，支富德感到有些疲乏，晚饭后只想早些歇息。但虑及自己眼下的“佛教信徒”身份，还是强打精神去前面大殿看僧人晚课，在蒲团上盘腿而坐，口中念念有词地装模作样了一番。这几个香客、居士中，他的盘坐竟是最合格的。他自幼习练巴西柔术，回国参加革命后还是常练不辍。当然，支富德此刻不知道，数小时后他要使用这种特殊的功夫跟人做一番生死较量。
回到小花园，支富德在月下活动了十来分钟筋骨，这才返回自己的房间，关闭门窗，躺下后不一会儿就睡熟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蒙眬中，支富德忽然感觉似有异样动静，顿时一个激灵醒了。凝神细听，分辨出那是有人轻轻弄碎了窗户上的玻璃，正小心翼翼地把碎片一一取下来。他马上想起小沙弥说过的隔壁那个乖僻的房客，不禁一阵窃喜：好小子，正想花点儿工夫调查你，你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那咱就不声不响抓个现行吧。
特案组侦查员出门办案都是带着手枪的，其中组长焦允俊还是双枪，支富德也带了一支美制左轮，睡觉时放在枕头下面。可此刻他不打算使用，因为他要抓活的，而且要不声不响地把对方拿下。这自然是有难度的，白天小沙弥的介绍，已经表明对方不是善茬儿，现在的举动更是江湖上的惯用手法，估计是有两下子的。不过，这对于支富德来说算不上什么，若论格斗术，特案组里他是第一，组长焦允俊只能排在他后面。当年在战场上，支富德曾有过跟日伪士兵肉搏的经历，转入秘密战线后，又多次凭借矫健的身手死里逃生，实战经验极其丰富，而且，他还具备国内武术界不甚了了的巴西柔术这门绝技。
支富德接触柔术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曾蒙巴西柔术大师艾里奥·格雷西的亲授，获得棕带段位（巴西柔术分为白、蓝、紫、棕、黑、红六个基本段位，棕带段位属于“技术精进水平”）。1943年春支富德回国时，曾准备开武馆教习巴西柔术，但在最后一程也即从香港前往上海的海轮上，出于打抱不平之心，从日本特务手里营救了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并用“三角锁”绞断了日特的脖子将其扔进大海。没想到，被救者是中共秘密情报战线上的一位地区负责人，对支富德那手本领极为欣赏，遂动员他投奔中共，参加抗日。就这样，抵达上海后，支富德持那人出具的一纸用暗语书写的介绍信前往延安。
此刻，支富德对于出其不意制伏这个不速之客是很有自信的。接下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份自信果真不是白给的。过程非常简单，双方甚至连一个回合都没走完——对方打开窗户攀过窗台，悄然进入房间，蹑足挪到床前，支富德突然一个滚身下到地面，双脚沾地时身体已经站立起来。这一手寻常人原本就难以做到，本应引起警惕了，可是，对方不识货，发力朝支富德猛扑过来。支富德以退为进，闪身避开拳头朝门口方向移动，对方也紧随而至。电光石火间，支富德倏地一招转身后摆拳，对方堪堪避过，可往下他就动弹不得了。支富德这是一个虚招，对方躲过拳头，却没注意脚下，被支富德一个地面踝绞放倒在地，顿时失去知觉。待到清醒过来时，手腕上已经多了副手铐。
四、崂山道士
支富德当即对此人进行搜身，搜出一个钱包和一张折叠着的废纸，并无武器。他把钱包放在一旁，也不点灯，摸黑讯问。原以为此人必是陈凌发了，哪知一问姓名，却说叫郑断水，因历史问题逃到兴化寺，是想出家的。支富德自是对其真实性有所怀疑，对方就让他看那张折叠着的废纸。支富德拧亮军用袖珍手电一看，竟是一纸松江专区公安处发布的通缉令，通缉对象就是眼前这个郑断水，有照片为证，不容怀疑。支富德纳闷儿，这家伙把通缉令带在身边做甚？问下来，令人哭笑不得——
郑断水的罪行的确很严重，此人原是奉贤县的一个恶棍，抗战时当过汉奸，杀害过中共抗日游击队员。解放后遭到通缉，在上海郊区东躲西藏，身边一直揣着这纸通缉令，为的是向知道其底细的那些狐朋狗友表明，自己一旦被捕必死无疑，反正是一只脚已经跨进棺材的人了，什么都不怕，让对方为他提供安全的避风点，好吃好喝供着。那些狐朋狗友肯定为是否举报作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最后都断了举报念头，一则郑断水如今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活一天算一天，的确惹不起;二则也是有把柄在郑断水手里，一旦郑断水落网，把他们以前做的事说出来，定然没有好果子吃。无奈，只得供养其一段时间，再赠以盘缠送走这个瘟神。郑断水自忖绝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逗留太长时间，也是见好就收，下次没准儿还可以来住几天。就这样，他竟在上海周边各县有惊无险地流窜了近一年时间。
最近，风声更紧了，他意识到上海不能再待下去，就奔徐州这边来出家。十年前他混得正得势的时候，曾随一个清乡军官训练团少将督导官来徐州游山玩水，跟兴化寺的僧人认识。生怕在兴化寺待不长，还要回上海郊区流窜，因此，那纸通缉令他还舍不得销毁。
那么，为什么要夜探支富德的客房呢？郑断水供称，晚上他听见院子里似有动静，从门缝中往外窥视，看见支富德在月下打拳，打得有模有样，似是个练家子。他不禁蓦地一惊，寻思此人要么是公安便衣，要么就是江湖人物。再往下分析，是便衣的可能性很小，若是来抓他的，早就下手了，为何等到天黑了还不动手？但心里总归是不踏实，郑断水自恃精通江南船拳，能够在船头三尺之处与人厮斗，在黑暗的卧室内更容易施展，遂决定待夜深人静之后潜入隔壁房间探个究竟。
面对着这个奇葩逃犯，支富德简直无语。如今手里有了个人犯，再想隐瞒身份怕是不可能了，便去与小花园相邻的中等客房将沙懋麟、孙慎言二人叫醒。商量片刻，三人立刻去找寺院住持，出示证件，要求寺方予以配合。从住持口中，侦查员获知了陈凌发的相关情况——
陈凌发系与沛县相邻的丰县人氏，其祖上曾是丰县富家、帮会首领，到陈凌发父亲手里家产散尽，为后代留下的只有江湖名声和一腔义气。陈凌发仗着帮会背景走遍山东、江苏、河南三地。这种角色，在民国时期最吃得开，他的朋友遍及三教九流，从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日伪、还乡团一直到中共地下党都与其有来往，帮各方办的事情大小无数。抗战胜利后，陈凌发定居徐州，原想过一份安稳日子，怎奈各方仍旧不断找他办事。1948年国共内战差不多快见分晓时，可能出于对中共执政后自身安全的考虑，陈凌发决定彻底避开各方纠缠，便躲进了与陈家几代均有密切联系的兴化禅寺。
隐居到徐州解放后，陈凌发方才露面。陈凌发精通武当内家拳，遂去了徐州当地一家知名武馆担任顾问，兼带为人用气功疗伤。1949年底，徐州市公安局突然将其逮捕，当时传言中共可能要跟陈凌发算一算以前其跟旧政权及日伪方面打交道的老账，此番定有凶险。出乎意料的是，半年后陈凌发出现在徐州街头，身体气色俱佳，根本不像蹲过大牢萎靡不振的样子。然后，他就消失了，其实是再次躲入了兴化寺。
这一次，他以居士名义入寺，而且确实每天参与寺院僧人的一些功课。可是，仍旧有人寻觅过来，不是公家人外调，而是江湖上的什么事情。具体情况，他没向住持透露。反正是那人来过后，陈凌发就决定离开，不知是去帮来人办事，还是为躲避。临行前，陈凌发去布店买了五匹棉布赠予寺院。买布的当晚，他没打招呼，便悄悄离开了。
支富德三人费了不小劲，却是一场空欢喜，当下自是有些沮丧。不过活儿还得干下去，连夜商量了一番，决定次日去徐州市公安局了解一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陈凌发的线索。
回过头来，再说焦允俊、张宝贤、谭弦三人赴青岛调查的情况——
三人抵达青岛后，也是先去市公安局。当时的青岛市公安局跟其他省市的公安局一样，设置了一个专门负责协助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赴青外调、追捕等事项的机构，简称“外协办”。从上月开始，各地涌向青岛的外调人员骤增，“外协办”的那些弟兄日夜加班还忙不过来。焦允俊三人是晚上七点多下的火车，惦着尽快办案，连晚饭也来不及吃，直接就奔“外协办”，出示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证件。不料，接待人员还没听他介绍情况，就先给了他一张纸片。焦允俊定睛一看，是预约单，上面写着10月25日下午二时接待，不由得摇头苦笑，暗忖这真是急惊风遇上慢郎中，这么急的案子还等得了三天？只得亮明了身份。
值班组长得知来人系华东特案组的侦查员，不敢怠慢，马上通报“外协办”主任，主任随即对外调事宜作了紧急安排。得知他们还没吃晚饭，主任立刻吩咐机关食堂的师傅下三碗鸡蛋挂面端来。焦允俊三人还没喝完面汤，青岛市公安局当初负责追缉申今望、孟守玉夫妇的刑警组长刘大毛已风风火火赶到。
互相一介绍，刘大毛跟焦允俊竟来自同一个县，双方立即多了一份亲近感。刘大毛对焦允俊三人非常尊重，一口一个领导。焦允俊说老弟你这么称呼，我只好请你改日再来了。咱们不说客套话，你叫我哥就得了。不瞒你老弟说，我对这个案子真有点儿憷头，大海捞针，时间紧迫，这两口子一边逃窜一边杀人，晚一天落网就多一份危害，咱们憋着一股劲儿，只想把这对狗男女尽快拿下。言归正传，咱们直截了当谈案情吧。于是，刘大毛就介绍了当初追捕申今望、孟守玉的情况，和杨秘书说的差不多，不过是多了些细节。
焦允俊敏感地意识到，线索可能就藏在这些细节里，便盯着了解这些细节情况，还特地问到了孟守玉的社会关系。刘大毛说这也是当初他们着重调查过的一个方面。孟守玉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其父孟洛彬系世代拳师出身，青岛当地人，早年跟申今望的养父申公大是结拜弟兄，申氏经营武馆，便请孟洛彬相帮。孟性格孤僻，沉默寡言，不喜欢跟人交流，朋友不多，只有几户亲戚。青岛警方多次走访过，没发现他们与孟守玉有联系，更别说其夫申今望了。
焦允俊三人跟刘大毛一直聊到午夜，把刘送走，三侦查员对一应案情进行了梳理。设身处地从申今望的角度考虑，他们认为，以申今望与众不同的性格和高人一筹的智商，躲入崂山应该只是为了暂避一时，并非长久之计。刚刚躲进崂山时，国共双方还呈僵持态势，但一年之后，情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政府败相显现，这些情况申今望不会一点儿都不知道，他对后路肯定会有考虑。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应该跟外界有联系。由此，调查方向也就有了：去崂山申今望夫妇躲藏过的留仙观寻觅蛛丝马迹。
留仙观是崂山中一座规模不大的古观，只有十多个道士，道长印玉年过七旬，鹤发童颜。去年11月，申今望、孟守玉夫妇雨夜拒捕打死打伤警方便衣逃逸后，警方封了道观，把印玉等一干道士悉数带往市里讯问，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刘大毛。后经反复调查，认定申今望、孟守玉夫妇藏匿古观确与一干道士无涉，这才把印玉等人放回。那么，申今望是怎么跟留仙观搭上关系的呢？刘大毛告诉侦查员说，印玉与申今望的养父申公大是有着数十年交往的老友，申今望少年时从家乡沛县来青岛后，每年暑假都会到留仙观住上一个月，随印玉学习道家武术。这种交往一直持续到其学生时代结束。
刘大毛跟印玉已是熟人了，说明来意后，印玉说不就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事儿吗，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呢？不过，老道士知道跟警察没啥讨价还价的，就吩咐小道徒上茶。几个侦查员跟印玉聊了多时，印玉还真是老生常谈那一套。看看时间已是下午三点多了，焦允俊对刘大毛说，老刘要不你先回去吧，我们三个今晚就住在观里了。刘大毛说这可不行，我是奉命行动，必须自始至终陪着你们。焦允俊把刘大毛扯到外面，悄声说：“老弟啊，你没看出来，老道士对你很反感呢。估摸当初你办这个案子时没少给他脸色看。”
刘大毛这才领悟：“那我就去附近村里找户人家歇下来，你有事随时可去北边儿苗家庄找我，问一下民兵队长葛大壮家就是了。”
果然，刘大毛离开后，印玉的态度就起了变化，吩咐小道士另沏了一壶极品龙井，还奉上了糕点。焦允俊说我们三人今晚不走，要在道观过夜，好好听您老人家聊聊道家精义。印玉马上出去关照伙房为客人准备晚餐。饭后，三侦查员边喝茶边和印玉聊天。印玉主动说到了申今望，说你们今晚住的这屋子，就是当初申今望住过的，他妻子住在旁边村子里。焦允俊为使对方放下戒心，故意不提申今望，而是扯到了道教上。
焦允俊曾长期在敌占区从事秘密工作，心思玲珑剔透，闲时涉猎也甚广，还有过随道士搭伴穿越敌占区的经历，对道教多少有些了解。当下跟印玉一白话，什么尊道贵德、仙道贵生、自然无为、柔弱不争、天人合一之类，竟也能说得头头是道。印玉还从没遇到过这种公家人，而且还是做警察的，甚至以为焦允俊以前当过道士或者是资深居士，当下早把之前和警方的不愉快抛诸脑后。两人长篇大论，侃侃道来，听得张宝贤、谭弦只想打瞌睡。
这场神聊一直持续到午夜过后，临末印玉说：“没想到警察中还有这等人才，佩服！我知道阁下衔命而至，并非为了来此闲聊。这样吧，你们可去上海法大马路和兴里找一位名叫童纯诚的先生，关于申今望的下落，他可能说得出些有价值的内容。”
这个童纯诚又是怎么回事呢？那还要从1947年初春申今望逃回青岛后说起。申今望原是准备一去不返的，早已把住宅、铺子全部卖光，市内无处存身，就去崂山留仙观投奔印玉道长，说要住一段时间。印玉作为资深出家人，讲究的是六根清净，自是不问原因。至于随其而来的孟守玉，因留仙观向无妇人留宿之例，只好让她住到旁边的村里去了，但白天的时候，孟随时可以出入道观。
在留仙观居留期间，申今望每隔十天会与妻子外出一趟，貌似悠闲，可能是去附近游山玩水，也有可能是跟什么人见面，甚至到附近镇上的邮电所发信函或电报（当时的邮电所无收发报机，镇上也无电话，均由邮电所用特快函件的方式寄到市内，再译成电报拍发）也是有可能的。
三个月后的一天，忽然有人来拜访申今望。那人向印玉道长自我介绍姓童名纯诚，来自上海。印玉对外来人不感兴趣，通常交谈到这一步也就打住了。那位童先生由申今望陪着去了孟守玉的居处，饭也是在那里吃的，料想两人有事儿商量。不料到了晚上，待印玉率领众道士做过晚上的功课，申今望带着童纯诚过来，说这位客人精谙棋艺，听说道长酷嗜此道，很想和您方圆手谈。
印玉的棋艺水平据说笃定能在山东省名列前茅。之所以说是“据说”，是因为他从未参加过正式比赛，认为这不是出家人所为，不过，平时若是有高手来留仙观切磋，他则是来者不拒，而且胜多败少，曾经有过数次下赢国手的纪录。现在听说童纯诚棋艺不凡，当下命小道士备茶，说要和童先生对弈。
开局不久，两人均发现对方棋艺了得，哪敢掉以轻心，都是全神贯注，心无旁骛。申今望对围棋没多大兴趣，在一旁观战只觉得无聊，就去院子里打坐练拳。这盘棋一直下到次日清晨五点，以平局告终。这下，印玉道长不得不对童纯诚另眼相看，因童纯诚上午就要告辞返沪，便吩咐厨房备几样素菜，还从地下刨出一坛珍藏了十二年的百花露酒，为童纯诚饯行。童纯诚对印玉道长也是钦佩不已，说道长的棋艺远胜于己，之所以平局，是因为年岁已高，精力不济。临走时，童纯诚给印玉留下了自己的地址，希望哪天道长去上海时通知他一声，以便尽地主之谊。
之后，印玉再未与童纯诚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书信。至于申今望是否跟童纯诚联系过，他就不清楚了。后来申今望拒捕，打死打伤警方便衣，连累印玉被审查了一个多月，老道长就更不想跟童纯诚有甚瓜葛了。
这自然是一条重要线索，焦允俊听罢，决定立刻返沪。
五、寻踪觅迹
由正副组长带队的两拨特案组侦查员差不多是同时抵达上海的。支富德一路怎么也回上海了呢？原来，他们已经找到了陈凌发——
在兴化寺扑空之后，三侦查员去了徐州市公安局，了解1949年底该局抓捕陈凌发的情况。得知确有此事，但徐州市公安局此举系奉命行事，并非该局自己办案。抓捕陈凌发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山东分局社会部的命令，社会部是什么机构，行内人都是知道的，况且那时徐州属山东省管，对于华东局山东分局社会部的指令，市局还不是让干啥就干啥？所以，市局经办人员只管把陈凌发弄到济南交差，对于其后的所有情况一概不问。
1950年7月上旬，徐州市公安局接到山东省公安厅（当时山东分局已经撤销）的通知，说对陈凌发的审查已结束，现让其返回徐州，行动自由不受限制;如果陈有事向徐州市公安局寻求帮助，可予以解决。这话的含义，行内人心知肚明。不过，至今陈凌发也没向市局提出过什么要求，市局方面当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没必要去注意这个神秘人物的动向。
要说支富德三位的运气还真不是一般的好，正说到这里的时候，一向行踪飘忽的陈凌发竟然来市局找政保一科的侦查员老方了。老方是上级指定负责跟陈凌发接触的专人，此刻正在接待特案组侦查员。接到门卫室电话，老方跟支富德等人一说，那三位自是喜出望外。这样，三位侦查员就完成了对陈凌发的外调——
陈凌发儿时跟申今望是小学同学，两人还坐过一学期同桌。后来，申今望去了青岛，两人就没了来往。1946年申今望组建“七团”回沛县反攻倒算，中共湖西特委决定将其剪除，辗转找到了抗战时就已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并做过一些秘密工作的陈凌发。湖西特委的计划是，让陈凌发设法将申今望引离沛县、丰县，然后指派我地下锄奸人员将其干掉;如果孟守玉随行，可以一并解决。正好陈凌发在上海有个朋友想和人合伙做生意，托陈帮他物色有经商经验的合适人选。陈凌发把这事跟湖西特委的来人一说，对方认为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陈凌发先与申今望取得联系，得知申今望认为家仇已报，准备解散武装离开沛县，再操老本行做生意，对陈的提议很感兴趣。这正是个好机会。不过，陈凌发知道这位老同学生性谨慎多疑，并没有立刻前往拜访，而是写信建议他考虑定当。申今望收到信函后，当即修书一封，派人奔徐州直接送交陈凌发之手，要求陈赴沛一晤。两人这一见面，申今望正式提出，希望老同学帮其在南京或者上海、杭州等地寻找生意合作方。陈凌发把这个情况向湖西特委报告，特委指示：继续与对方保持联系，勿操之过急。
陈凌发不急，申今望那边倒是有些着急了，因为这时他与国民党方面已经闹僵，急于抽身而退。五天之内，他连发三函给陈凌发，催促迅即联系合作方，启动合作事宜。湖西特委指示陈凌发物色合作对象去沛县跟申今望面洽。陈凌发就跟上海的朋友联系，上海方面发来电报告知，将有一位资方代表前来，请他为申先生引见。
那位资方代表就是童纯诚。童纯诚赶到徐州跟陈凌发见面后，两人随即去了沛县“七团”的驻地——就是与申今望的副官申解扣见面的那次。申今望与童纯诚谈得很投机，答应一周之内即赴沪跟合作方洽谈。于是，童纯诚返沪通知合作方做好一应准备，陈凌发留在“七团”司令部，届时将陪同申今望一起赴沪。如果不是三天后发生张开岳火并“七团”事件，申今望肯定在赴沪途中被湖西特委派出的锄奸人员干掉了。陈凌发逃回徐州后，向湖西特委发出了停止行动的紧急信号，同时也向童纯诚拍发加急电报作了说明。此后，陈凌发再也没跟申今望或童纯诚联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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