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最后的日子
徐家祯
外公、外婆从正屋搬到厢房里去住之后，我们还到杭州去过几次，但住 在外婆家的次数少了起来，大半住在旅馆。这跟大舅的子女都逐渐长大、人口 多起来了大概有关。另外，外公、外婆被赶出正屋，我们却住了进去，心里怎 么会安?
然而，我们每次去杭州，总常去外婆家坐，也在大舅处吃饭。但我记得 那时好像外公、外婆已独立开伙:菜让大舅用的女佣买菜时带来，烧煮则由他 们自己料理;或许也有那位佣人帮助，但吃则在厢房里吃，不能跟大舅一家“革 命群众”同桌。我们在正屋饭厅时团团围坐着吃饭时，外公、外婆常已吃完了他 们的简单饭菜，然而他们并不进饭厅来，只在走廊上走走、坐坐，等我们吃完 了去跟他们谈话。看到两位古稀老人受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我们怎么会心安?
那时我与妹妹已二十出头，弟弟也都在中学念书。我们可不管外公、外 婆是地主还是农民，照样去他们房中坐，但是，外公、外婆总一定不再有心情 讲故事了。
我父、母也丝毫没有把外公、外婆当“敌人”对待。我们出门游玩或吃饭， 外婆一般总归同往。外婆身体一直很健，但那时不知为何双手抖动起来，于是 两人的家务事，倒反外公做得比外婆更多。外公是个意志坚定、忍耐力甚强的 人，遇到任何挫折，我没有见他抱怨过，只是板着脸默默忍受。这点，我也有 点象他。而外婆，则常要罗嗦几句。尤其在我母亲前。
外公、外婆与大舅一家分开住后，根据当时不成文规定，只准拿一月八 块或是十块生活费，大舅只好按规定给他们。那时我父亲虽也已套上“反革命” 帽子管制起来，但并没有抄家或没收财产，经济丝毫不受影响。于是我们每次 去杭州总问外公、外婆钱够不够用，留下几百元钱给老人零用。
既然我父亲头上也笼罩着一朵乌云，当然就不敢再将外公、外婆接到上 海来住。否则，如果大胆一点，不管它政策不政策，把外公、外婆请到上海来 住，在我们的大房子中安度晚年多好!
不过，即使我们有胆量去接，想来外公、外婆也是没有胆量去上海的。 当时上海的“四清”也已开始，如果查出我们窝藏“地主”，不但我父亲会“罪”加一等，而且两位老人真的会押送回杭，这样受一下惊吓不是反而弄巧成拙、害了 两位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