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当选新中国副主席，众人反对，周恩来：听他可能就不用长征 千里2022-09-05 03:16:06

蔡廷锴

但由于十九路军已是蒋介石的“心头大患”，在蒋光鼐到任后不久，就以加强“领导”的名义，改组福建省的领导机关，让蒋光鼐改任福建省长，公署主任一职由蔡廷锴担任。

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比福建省长还大，蒋介石这一手意在离间两人的关系，蔡廷锴看出了蒋介石的“阴谋”，上书表示公署主任一职仍由蒋光鼐担任合适。

但蒋光鼐则大度地表示，如果蔡廷锴不赶快就任，拖得太久，蒋介石定会再派其他人来担任，到时候福建的形势将会更复杂。

1933年5月，陈铭枢到香港与李济深会晤，准备酝酿一场“反蒋抗日”的行动。

陈铭枢是十九路军的老领导，在一二八抗战之后，陈铭枢“倒蒋”失败被迫辞职，而李济深过去是陈铭枢的老长官，两人又都是“倒蒋派”，不谋而合。

李济深、陈铭枢虽然个人影响力比较大，但手上毕竟没有兵权；而老部下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建经营得还不错，于是陈铭枢认为福建是“起事”的最佳地区。

陈铭枢来到福建后，就向两人表示，他已联合各党派反蒋，要立即组织一个独立政府。但两人虽然都表示支持反蒋，但却反对立即组织政府，因为一切尚未做好准备，仓促起事，恐会遭到不测。

陈铭枢

正当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在酝酿事变时，我党中央先后发表了《告闽粤白军士兵书》《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明确表示，愿意与闽粤的国军合作抗日，共同反蒋。

红军的主张与陈铭枢、蒋光鼐的想法相吻合，并委派陈公培为代表，前往苏区与红军取得联系。

8月，陈公培首先到达了彭德怀红三军团的驻地，达成了与十九路军停火的协议。为与红军进一步的合作，

蒋光鼐又在9月派徐名鸿、陈公培再次进入苏区，面见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高层领导，并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根据这一份协定，十九路军解除了对苏区的封锁，使大批物资得以进入苏区。

10月，陈铭枢、李济深邀请支持反蒋的代表到香港举行会谈；大家情绪激昂，认为蒋介石民心尽失，只要福建率先响应，一定会得到各方的支持。

但唯一握有实权的参会者蒋光鼐却一言不发，因为他的心里十分地矛盾，虽然支持反蒋，组建政府的时机却不成熟，见大家的热情高涨，如果提出与众人相反的看法，有可能会让大家认为他并没有合作的诚意。在这种情况下，蒋光鼐决定“破釜沉舟。”

民国老照片

几天后，李济深、陈铭枢也从香港来到福州，做好起事的准备。

11月18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发难”主要领导召开了事变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但大家的意见依旧不能统一。蔡廷锴认为要推迟时间，先解决福建境内的杂牌武装，巩固内部，蒋光鼐也支持蔡廷锴的主张。

但陈铭枢则坚持要尽快起事，最后还说道：

“我们是抗日反蒋，即便最后失败了，但我们也是光荣的……”

见他将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只好同意尽快起事。

1933年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宣布成立，由李济深担任主席。

因日军在华北虎视眈眈，中华共和国的初衷也是反蒋抗日，因此成立后得到许多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但19路军的综合实力与蒋介石相差甚远，且又缺乏群众基础，刘和鼎等人也是面和心不和，失败是早晚的事情。

福建事变

在“福建事变”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着手部署准备镇压十九路军的军事行动。

而在符合应对蒋介石大军的战略上，福建人民政府内部争论不休，蔡廷锴认为先发制人，调集部队到闽北作战；而蒋光鼐则认为，应该将重心放在闽西南，背靠红军行动；而李济深、陈铭枢等则认为这两个意见都不行，一个保守、一个冒险，应该在福州一带布防。

12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十几万的大军进入福建围剿十九路军，蒋介石更是亲自到前线督战。在大兵压境之下，十九路军接连失利，李济深与红军取得联系，希望能获得支持。

当时苏区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毛泽东虽然预感到中华共和国在缺乏群众基础的情况下仓促成立，恐难以维持太久，但这对深陷包围的红军来说，是一个脱困的好机会。红军如果能与十九路军相互配合，将红军的主力开到苏浙皖地区，迫使蒋介石抽调围剿苏区的兵力回援，不仅可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反围剿，还能有效地支援中华共和国。

 

苏区示意图

虽然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建议，但因当时中央的大权掌握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上，毛泽东的建议遭到否决，认为不能与李济深等中间人士深入合作，最后只能看着十九路军一步步地被蒋介石逼入绝地，直到中华共和国即将失败的前夕，在周恩来的不断争取下，博古、李德才同意派红军挺进福建，但为时已晚。

1934年元旦过后，水口、古田等地接连被占，十九路军内部士气低落，毛维寿、张炎等将领也在准备投降，见大势已去，当初从全国各地聚集而来的“反蒋”人士，纷纷四散逃命，李济深、蒋光鼐等人也逃亡到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交谈时，曾说道：“没有你们那个人民政府也就没有现在的人民政府啊！”，同时也批评：“那时候你们搞得太‘左’，反而把自己孤立了！”

由于博古、李德拒绝与李济深合作，中华共和国成立仅短短几十天就消亡，犹如昙花一现，蒋介石解决了福建事变之后，继续调集大军围剿中央苏区，在错误指挥之下，红军一败再败，最终在1934年10月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

江西苏区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大举侵华，在这危急时刻，蒋介石下令释放过去因犯错而被关押的官兵，以原军衔充实到部队中；同时，还恢复了李济深等人的党籍。

1943年9月，军事委员会撤销了桂林办公厅这一机构，担任主任的李济深被调任参议院的院长，但早已对蒋介石失去信心的李济深，迟迟没有到重庆上任，而是回到苍梧老家，与共产党游击队共同抗日，南方局派出狄超白到苍梧协助李济深的工作。

第二年11月，周恩来向李济深传达了一个消息：共产党准备在西南敌后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希望李济深可以协助。得到周恩来的指令后，李济深开始了“南巡”，到各村镇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讲。

由于李济深的影响越来越大，蒋介石担心他会“投共”，亲自写了一封信，让其尽快到重庆上任，但李济深不以为然，给蒋介石发报：在没有发动人民实行民主抗战前，我是绝不会去重庆的！

蒋介石收到电报后，异常地愤怒，立即叫来戴笠，让其派人去暗杀李济深，但好在警卫及时发现，李济深才幸免于难。

很快，李济深与蒋介石的“嫌隙”被日本人获悉，华南的日军高层认为这有文章可做，让汪精卫派出一个李济深过去的老部下，给他带了一封信，表示可以让其做华南“伪”政府的领导人，但李济深与汪精卫、溥仪不是一路人，言辞拒绝了请求。

 

李济深

1948年底，国民党的主力大部分都已被消灭，蒋介石政权风雨飘摇，李济深成为李宗仁以及美国都要争取的对象

，因为李济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很大，旧部众多，且一直以“反蒋”著称，美国希望李济深可以出面成立一个“第三政府”，以代替蒋介石，最后在美国的支持下，与共产党“划江而治”，但遭到李济深的严词拒绝。

当时居住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纷纷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但都遭到港英政府的重重阻挠，尤其是李济深，更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为了监视李济深的行动，特务在住所外面设置了一个监控点，以杂货铺为掩护，看过去就是李济深的衣帽间。特务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李济深的外套拿走了，则说明李济深出门了，如果外套还在，则仍在家中。

周恩来对接应李济深的工作安排得很仔细，派出潘汉年亲自到香港接应，同时指示，一定要乘坐苏联的轮船、且要在大连军港上岸。

剧照

潘汉年带着周恩来的指示来到了香港。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派人在上海准备抓捕周恩来，负责到广州发动政变的李济深，则奉命抓捕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当时邓颖超难产住院，为躲避特务的追捕，被迫连夜出逃，最终造成终身不育!

1948年，毛主席发出“五一”号召后，见一个个民主人士都前往解放区，但李济深毕竟手上“沾满”革命者的鲜血，过去做过的事不得不考虑，如果去了解放区，共产党会是什么态度......

但当见到潘汉年后，得知周恩来不计前嫌，事无巨细地安排北上，李济深十分的感动。

圣诞节是西方国家的重要节日，香港被英国实际“统治”了几十年，也成为香港的一个主要节日。这一天，香港的街道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李济深的家中也是高朋满座，在对面监控的特务一直盯着李济深的衣帽间。

入夜后，衣帽间的衣服逐渐减少了，李济深也准备开始行动。潘汉年拥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已发现门前的杂货铺有一些异常，当李济深要去拿外套时，潘汉年挡住了。外面的特务见外套还在，认为李济深没有出门，放松了警惕。

潘汉年

但其实，李济深在潘汉年的带领下，已奔赴码头，登上了苏联阿尔丹号，经过十几天的航行，终于到达了大连。

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李济深当选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与此同时，李济深与其他44名代表联名提出《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成为新中国的第一号提案，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

虽因过去的经历，李济深当选中央政府副主席让不少人议论纷纷，但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要总是计较民主人士的错误。李济深先生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曾主动和中央苏区联络，当时如果不是中央领导的“左”倾，就能形成江西与福建的扩大割据，也许可能就不用长征。革命不革命，也是变化的。过去不革命的人现在革命了，就是进步；过去革命的人现在不准别人革命，就是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