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号是傅雷先生的忌日，一篇旧文，且做纪念。

 

1961年7月24日，傅雷夫妇收到了儿媳弥拉从伦敦写来的长信，“快慰之至”，遂于8月1日欣然回信一封。

 

有句话摘抄于此。

 

 

?

 

“弥拉”是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梅纽因的爱女，她与傅聪因艺术而结缘，两人于1960年底结为秦晋之好，婚后产下一子，名唤“凌霄”。（还是傅雷给取的名字）。

 

一封家书，恰是报喜。

 

1961年8月1日，傅雷回信时，虽然还未曾亲眼见过已经“过了门”的洋媳妇，但夫妇俩对弥拉的认可，对这桩婚事的满意，确已按捺不住，跃然于纸上：

 

“几个月不见她手迹着实令人挂心，不知怎么，我们真当她亲生女儿一般疼她。”

 

想必傅雷先生一定读过《国语》，先人左丘明在《周语中》一章中的总结，可谓语重心长：

 

“婚姻，福祸之阶也。”

 

现在简单了，大翻译家喜事临门，感同身受，为其 “翻译”如下：

 

“成功的婚姻不仅对当事人是莫大的幸福，而且温暖的光和无穷的诗意一直照射到、渗透入双方的家庭。”

 

大喜，概莫如此。宛如傅雷一家那年八月。

 

我不知道，当年傅聪看到父亲的这些文字时会有怎样的感受，于我，《傅雷家书》每每翻到这里，不禁陡然站住，沉默良久：

 

如果时间可以把他们一家人的美好与满足永远留在这一页，那该多好。

 

 

没有如果，你知道的。

 

在那封家书的结尾，哪知傅雷突然“变脸” ，上一段还徜徉在莫扎特的世界，这一刻却一头栽进了满是尘埃的人间：

 

“国内形势八个月来逐渐改变，最近周总理关于文艺工作十大问题的报告长达八小时，内容非常精彩。惟尚未公布，只是京中极高级的少数人听到，我们更只知道一鳞半爪，不敢轻易传达。总的倾向是由紧张趋向缓和，由急进趋向循序渐进。也许再过一些日子会有更明朗的轮廓出现。”

 

王小波 在《红拂夜奔》里说：”知识分子有话从来不明说，嫌这样不够委婉。”

 

准，稳，狠，傅雷刚好对号入座。

 

其实，傅先生本可以不说的，继续跟儿子拉拉家常，扯扯闲话，谈谈弥拉或者巴赫，然而他就是忍不住，非要说。

 

仿佛一个正在绳索上行走的人，他不敢凝视脚下的深渊，却又不得不看。

 

他太想静好，太想安然，太想，太想。

 

 

那封信发出的两个月后，1961年国庆节的前一日，傅雷夫妇收到通知，组织上同意傅雷摘掉两年前扣在他头顶上的“右派帽子”。

 

阿弥陀佛，上帝保佑，他竟然平反了。

 

竟然。

 

这大概就是傅雷一直期许却又不敢明说的“更明朗的轮廓”。他终于可以逃离绳索，喘一口气，将双脚坚实地踩在地上，跟巴尔扎克，跟罗曼·罗兰，跟伏尔泰翩翩共舞……

 

或许他还有一个更炽热的梦：待岁月无虞，人间无恙，出走于海外的傅聪一家就可以卸下包袱，归来与家人团聚。

 

老两口多想抱一抱从未见过面的小凌霄。

 

然而，后来的发生显然不是傅雷热望的那般，那个“更明朗的轮廓”渐渐走样，它狰狞，它锋利，它荒诞，它渐浓渐黑，渐强渐烈，直到将傅雷一家涂抹到面目全非。

 

从1962年到1966年，那场暴戾恣睢的黑色风暴一点点逼近，傅雷似有预见，但没有任何可以挣脱的办法，他只能跟周围的人一样，抱着最后一点侥幸心，排好了队，一步步陷入泥沼……

 

1947年，傅雷翻译出版了《美苏关系检讨》，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学术现实，而正是这本后来被定性为“政治不正确”的册子诅咒了他的人生。

 

 

实际上，自从1959年因此书受难，被打成右派后，傅雷就开始刻意避开人群，远离政治，整日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抬头发呆，埋头著述。

 

杨绛先生后来在一篇文章评述过该时期的傅雷：

 

“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

 

听杨绛这样讲，再联想到傅雷先生的字——“怒安”，于是若有所悟，只是言表不出。

 

一个人真的可以做到既“怒”又“安”吗？

 

不可以，即使是傅雷也不可以，点背，遇见一个狂躁不安的时代，谁都不可以。

 

1966年5月，那场罄竹难书的政治运动到底还是如雪崩而来，耿直的傅雷成了首批殉葬者中的一员。

 

莫须有的罪名，无休止的迫害让傅雷怒不可遏却又不得不遏，直到他已经失去自由的身心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角落可以安放。

 

 

1966年9月3日凌晨，遭受过四天三夜的殴打和凌辱后，精神确已崩溃的傅雷夫妇最终选择了在寓所双双自杀。

 

他服毒，她自缢，死法不同，但去了同一个地方。

 

那一刻，怒安先生终于彻底安生了……

 

夫妇俩自尽时，为了不打扰正在睡觉的邻居，还特意在地板上铺上了毯子。

 

他们死的很体面，很高贵。

 

令人唏嘘的是，傅雷夫妇临终前书写遗书时，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交待后事的至亲。那时长子傅聪一家已“叛逃”至伦敦，次子傅敏又远在北京的“牛棚”思过……

 

思前想后，万般无奈，这封遗书只得托付给了妻弟朱人秀。

 

《傅雷遗书》（节选）

 

傅雷的自杀不是懦弱与逃避，是带着一腔孤勇对黑暗势力的最后反抗。正如傅雷先生墓碑上雕刻的那行铭文：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而今，我们就生活在傅雷先生所缔造的精神世界里，高声朗读着他所翻译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傅雷先生用了别的翻译家根本无法想象的方法，真正诠释出这首诗所蕴含的真谛：

 

“不自由，毋宁死。”

 

那个方法不是旁的，是可以真的死去，只为自由。

 

 

《傅雷遗书》（手稿）

 

我手上的《傅雷家书》是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的“增补本”，该版本由傅雷次子傅敏先生亲自编订，为纪念傅雷夫妇逝世十五周年而发行。

 

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增补内容或许就是这封遗书，傅先生特意把它放在了127封家书的最后，终于完整的讲完了一家人的故事。

 

他们的千山万壑，他们的凄风苦雨。

 

现在《傅雷家书》俨然已成为中国人家庭教育的必备书目，他们说傅雷用一些书信就能教育培养出傅聪那样的大艺术家，值得借鉴。

 

但你可知，傅雷在遗书里不得不痛骂傅聪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叛徒”时，又该是怎样的心境？

 

如果先生在天有灵，知晓自己死后没几年，傅聪和弥拉一拍两散，又会作何感想？

 

不管怎么说，他们这家人再也回不去1961年的8月1号了，那一天有温暖的光，有无穷的诗意——

 

恰有几分岁月貌似的静好。

 

 

— 完 —

 

 

【后记】

 

回信寄出后，同月19日，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