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一百多年里有过两次生死悠关的重大转折，这两次转折奠定了前后两代领导人的地位。
第一次就是遵义会议。当时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苏区，刚刚渡过湘江，损兵折将，主力从过江前的八万人降到三万，此时蒋介石仍未放松追击，可以说中共到了生死悠关的关头。当时在遵义召开会议，批判了极左的军事思想，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从此红军采用较为务实机动的策略，逐渐掌握主动，加上及时利用国内国际的有利环境，最终取得了政权。
第二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整个国家仍然处在文革的阴影之中，极左的路线仍然是主流。中共建国三十年，但已经明显落后诸如台湾、香港等亚洲四小龙，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证明是失败的。此时邓小平在掌握军权的老干部的支持下夺得党的领导权，否定了毛的极左路线，开启了以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路，奠定了中共自那以后的合法性。
这两次转折的共同点是中共在此之前都在极左的道路上狂奔，而且走进了死胡同，再不转变真的就要亡党了。而两次转折都是由极左路线转到较为务实的政策。其实这一点很耐人寻味，是完全出于运气，还是中共内部有什么神秘机制可以促成这种转折？也许有运气的成分，但也有可能中共内部的确有些自我纠错的能力。
时间指向了2022年秋，中共内政外交都面临重大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共又一次面临生死悠关的转折。向左是死，向右是生，何去何从，也许这一次历史会重新验证中共是否真的具有自我纠错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