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多年前的宋朝金融大雪崩。摘自：《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郭建龙 十具2022-09-12 02:06:11

越到朝代末期，由于财政的失控，政府控制的纸币贬值速度也呈现加速状态，经济出现巨大的通胀，更无力抵抗社会和军事危机。

到了元代、明代，也都有过恶性的通货膨胀。纸币作为政府最隐蔽的财政工具，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纵观中国纸币发展史，可谓纸币猛于虎也。

二、1000年前的金融诈骗案

大约是在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益州知府寇瑊接到了数起金融诈骗报案。

这些金融诈骗的手段非同寻常，在中国之前的朝代还没有出现过。诈骗是通过一种存款凭证完成的。

当时，益州（成都）市面上有十六家富裕的钱庄联合发行了一种存款凭证，每当有人将钱币存入他们的店铺，就发给储户一张纸作为存款凭证，这张纸叫“交子”。

交子是统一印制的，上面印着风景人物，以及各个店铺特殊的印记、押字，避免伪造。当人们拿钱过来，店铺就在事先印好的交子上填上数额，交给储户。

储户随时可以用交子来提取现款，只需付少量的手续费。

叙述到这里，交子还和现代普通的存款凭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种纸却有着另一番魔力。由于市场已经认可了交子，人们可以把它当钱花，拿着交子就可以去市场买东西。卖家收了交子之后，可以去钱庄取现钱。甚至卖家也不愿意去取钱，他们觉得持有交子比持有现钱更方便。金属钱币太沉，一张纸却既不占地方，也没有重量。

但是，当市场认可了交子之后，问题却来了。发行交子的十六家富商中，有几家由于经营不善，把存款人的钱花掉了，他们发行的交子已经无法完全兑现。

当市场发现了这一点之后，人们拿着交子上门要求兑钱，这几家富商开始四处躲避，人们找不到他们。即便抓到了，最多也只能按照百分之七八十来兑换，不给全额兑付了。

寇瑊到任后，接受了数次报案，决定清理交子乱象。他发现，这十六家富商来历不小，持有着政府颁发的特许经营权，也就是说。政府特许经营他们发行交子，给了他们诈骗的机会。

寇瑊劝说这些富商收手，不准他们再发行新的交子，把印刷交子的母版也给毁掉了。而旧的交子也在逐渐清盘，退出市场。

寇瑊认为他的做法彻底杜绝了类似的金融诈骗。作为政绩，他将此事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上交给了皇帝。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寇瑊的做法，甚至指责他干扰了市场。

恰好这时，薛田取代了寇瑊担任益州知府。薛田和转运使张若谷两人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交子不能作废，因为一旦废除了交子，将在整个四川地区引起巨大的混乱。

那么，为什么交子对四川这么重要？

如果放远一点，就会发现交子是一千多年以来民间最大的金融创新，代表着民间社会对中央集权式金融体系的反叛，也解决了从汉代以来一直困扰着民间的问题：金融压抑。

三、铜钱不让带，只好带“飞钱”

自从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国有之后，政府的低效就一直让民间缺钱。在中国古代，把这种现象叫做钱荒。

所谓钱荒，是指与经济规模相比，铸币的数量总是不足，而铸币的质量也总是持续低劣。每个朝代之初，货币质量是最高的，但由于政府的造币能力不足，铸造的钱币数量有限，人们无法找到足够的货币进行交易。到了朝代末年，所谓的铜钱大部分都已经不是铜了，而是铜、锡、铁和各种合金的杂合体，甚至脆弱到一摔就碎的地步。

政府通过铸币从民间抽取了过多的资源，却总是生产不出足够的货币数量。

以唐代为例，唐代已经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但是唐代的货币数量却一直处于抑制之中，政府没有能力铸这么多钱，却又禁止民间铸造。

于是民间只能偷偷地铸钱用来交易。唐代的钱币是唐高祖发行的开元通宝钱，每1000枚钱币重六斤四两，民间铸币质量要差得多，他们只能偷偷地跑到山里，用小炉子熔化铜块，钱模的质量也比不过官钱。但由于缺钱，民间社会就连这样的钱币也一样接受。

唐玄宗时代，宰相张九龄曾经提议放开民间铸币，政府只关心钱币的质量，只要质量合格，不管谁铸的都可以流通。如果他的办法得到采纳，那么民间铸币的质量会提高，钱荒也会缓解。但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随着唐代商业的发展，即便把民间铸的不合格钱币都算上，仍然满足不了金融需求。民间社会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使用帛来进行交易。

在唐代，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蚕和织帛，帛是一种最常见却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同时帛也是政府接受的一种纳税工具。久而久之，帛也成了一种民间接受的货币，在没有铜钱的地方，人们就用帛来代替铜钱。

只是，帛并不是一种良性货币，它的保质期是有限的，时间太长就会变脆和损坏，它也不具有无限可分性，分割过小就失去了使用价值。

安史之乱后，到了唐宪宗时期，现金缺乏显得更加严重，人们手头有了铜钱也舍不得用掉。政府要求人们不得私藏铜钱，除了留够手头花的钱，其余的钱都要上缴，用这种办法逼迫人们将铜钱留在流通领域。

民间为了对付铜钱短缺，也发明将一吊钱扣除80文的做法。如果在交易中付现款，一吊钱只用付920枚，打了九二折。

由于铜钱过于难得，唐代后期的各个地方政府还都采取了限制货币流通的方法，规定商人不得携带钱币离开辖区。商人的天性就是产生财富流动，当他们无法把钱在全国进行转移时，商业就受到了抑制。这时，民间就发明了一种规避的方法：飞钱。

所谓飞钱，是一种汇兑方式。人们在成都把钱交给当地的汇兑商，由汇兑商颁发一张凭证，拿着这张凭证，就可以到长安的汇兑所取钱。人们不用再带着现金旅行，避免了路上关卡的阻拦。

宋代的交子，就是借鉴了飞钱的技术，来解决宋代特有的金融管制问题。

交子：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

公元993年，宋太宗淳化四年，四川发生了王小波、李顺之乱。

叛乱中，位于四川的各个铸造铁钱的钱监都不得不停了工。在这之前，四川每年都铸造数十万贯的铁钱，当钱监停工后，民间立即出现了钱荒。

在叛乱之前，四川人就一直苦于使用铁钱的不方便，探索着更加便捷的支付方法。

在宋代，四川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规模仅次于江南。可是，四川铸造铁钱大钱的每贯重达12斤，小钱每贯也重达6.5斤。而铁钱的购买力却小得可怜，一匹绢的价格大约是20贯铁币，也就是130斤重。一个女人如果出门买一匹绢，需要额外带一个壮汉当背夫，这人不是为了拿货，而是为了背钱。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庄发行了一种特殊的存款凭证。由于铁钱太重，人们直接拿这种凭据参与日常交易，把它变成了事实上的纸币。

这种存款凭证与唐代的飞钱类似，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飞钱只是一种汇款工具，需要汇款人本人到异地领取。而这种新的凭据却是在本地使用，并且具有匿名的特性，已经接近于现代的钞票了。

到了叛乱发生之后，由于钱荒的发生，这种存款凭证突然间变得更加流行，参与的钱庄数量也大大增加。

在发行凭证时，私人钱庄突然发现可以偷偷地多发行几张，供自己使用，这多发的凭证并没有人存钱，是虚发行的，没有准备金。只要人们不是同时都来兑换，就不会有露馅的风险。

但是，当所有的钱庄都偷偷增加发行量，风险就产生了：总会有不谨慎的钱庄发行过度，到最后无法兑现。只要有一张票据没有兑现，其他持有票据的人听说了，就会赶快前来兑钱，这时就会发生挤兑行为，让市场出现混乱。

到了宋真宗时期，一位叫做张咏的官员担任了益州知府，钱庄多发凭证引起市场不稳定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在他的主持之下，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改革，将发行凭证的钱庄限定在最有财力的十六家，并形成一定的联保机制，增加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在这时，这种纸质的凭证已经有了名字：交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子已经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再也不想回到如同扛蒜辫一样携带铁钱的时代。

但是，十六家发行商之中，由于财力的不同，也出现了分化。钱庄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放贷收利息，人们存入的钱并不随时都放在钱庄里。可是，有的钱庄管理得好，能够随时满足人们的提现要求，有的钱庄管理不善，就出现了现金流断裂。

部分钱庄由于无法拿出足够的现金，只能按照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来付现。更有甚者，有的钱庄在提款到者来时，干脆闭门谢客。当官司越来越多时，政府第二次审视起交子问题。

此时已经是宋仁宗初年，担任益州知府的就是寇瑊。

寇瑊认为应该废除交子。他劝说钱商王昌懿等人关闭了交子铺，并逐渐把钱退给了存款人。然而，当他将这个问题上报给皇帝，却引起了一场关于交子存废的大讨论。

寇瑊代表的是废除交子的一派，但在他上交报告之后，就离开了益州被调往别处，接替他的是一位叫做薛田的官员，与薛田搭档的是转运使张若谷。

两人调查后，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薛田认为，由于交子的便捷，要想废除交子已经不现实了。如果政府明令废除，只会将交子逼入地下，更难管理。

与两人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后来的交子务负责人孙甫，他说：“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

可是，薛田和张若谷虽然不赞成废除交子，但他们也不赞成让私人发行交子。两人提出，与其让私人赚钱，不如将交子收归官营，由政府来赚取利润，补贴财政的同时，又让民间也享受交子的便利。

于是，在民间发明了交子之后，官方跳出来赤膊上阵，将交子业务国有化了。

同一年，薛田主持成立了益州交子务，负责发行纸币。此时的纸币与民间办理时又有了变化。民间时期，每张纸的金额是不同的，需要现填；而官办时期，交子更加“标准化”了，事先印好一贯到十贯的数字，这就和现代的纸币完全一样了。

另外，关于交子还有几个特点：

一，交子并非凭空发行，每发行一贯的交子，必须有一定的准备金。在最初时，一界交子印行的数量是125万6340贯，而官方为此准备了36万贯的准备金。虽然准备金不是足额的，但考虑到人们不会同时提现，36万贯已经足够安全，保证了金融稳定。

 

二，交子有界的限制，每界三年，到第四个年头则发行新一界的交子，同时将旧交子换回并销毁，保证市面上总共只有125万贯的流通量，避免产生通货膨胀。

 

三，交子只在四川使用，不得出四川界，在四川作为钞票，但在其他地方只是废纸。

 

四，交子是铁币本位的，它标明的面值都用铁币来衡量。

薛田和张若谷将交子发行收归政府，结束了交子最具活力的时代。

在十六家“私交子”时代，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是，随着市场的优胜劣汰，将不合格的参与者逐渐淘汰，那些优胜者将有非常高的信誉和足够强的实力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市场竞争虽然残酷，却又高效无比，产生最优质的产品。

更多信奉政府的人总是认为只有国营才能保证质量，但是，官方垄断发行之后，交子是否更可靠了呢？它是否能够避免贬值问题？

四、北伐失败，赔了夫人又折兵

公元1207年（宋宁宗开禧三年）十一月的一天，南宋权臣韩侂胄正在准备上殿奏事。这是他内外交困的一年。

一年前，作为宰相的他发动了针对金国的北伐（史称开禧北伐），想收复失地、恢复故国山河。这是南宋建立八十年来，多少臣子盼望已久的事情。他的支持者中不乏赫赫有名之人，如著名的词人陆游、辛弃疾，以及大思想家叶适等人。

可一旦开始北伐，却出乎了宰相意料。宋军准备不足，金军早有绸缪，宋军吃了几场败仗之后，内部的主和派大肆行动，攻击宰相轻举妄动，在朝堂上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韩侂胄决定反击，与他的右丞相陈自强策划，让林行可担任谏议大夫，对他的政敌礼部侍郎史弥远、参知政事钱象祖和李壁等人进行弹劾。这天，他边思考着问题，边向上朝的大殿走去。

南宋人把陪都杭州称为“行在所”，为了表示简朴和非正式，皇帝的宫殿也比北宋的京师汴州简陋很多。这里也仿照汴州起了很多殿名，比如垂拱、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等，但是，这六个殿名指向的都是同一个大殿，只是根据不同的事情换一下名称而已。

在韩侂胄到达之前，他的党羽陈自强和林行可已经在殿外等候了，而他的政敌钱象祖也出现在了门口。

就在韩侂胄接近大殿时，突然从旁边出来一个人把他拉住。这人是负责宫城保卫的官员，叫夏震。韩侂胄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从周围又冒出来三百名士兵，这些士兵在夏震的率领下，将韩侂胄拥入了宫殿旁的玉津园。夏震拿出圣旨宣读了韩侂胄的罪状，随后叫士兵将他斩杀于皇帝的花园之中。

宋代是少有的对官员宽容的朝代，韩侂胄之死，和当年岳飞之死一样，属于宽容政策的少有例外，也表明了当时的形势有多么复杂。斩杀韩侂胄是他的政敌史弥远一手策划，事前，他已经在杨皇后的支持下，得到了皇帝罢免韩侂胄的诏书，借着这个诏书将韩侂胄杀死。

第二年，随着宋金议和的进展，皇帝将韩侂胄的棺木撬开，拿他的人头送给金国，完成了和议。南宋每年上贡银30万两、绢30万匹给金国，同时支付战争赔款300万贯。

轰轰烈烈的开禧北伐以失败告终。

开禧北伐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失败，更重要的是对南宋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难以恢复的持久性影响。

在北伐前，南宋借着隆兴和议（宋孝宗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签订）已经获得了40年的和平时光。北伐始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5月，但到了当年10月，宋军就兵败如山倒。12月，四川又发生了叛乱，由于平定叛乱，四川地区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之前，四川地区是宋廷的主要财政输出地之一，而之后，四川进入了动荡时期，不仅无法输出财政，反而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兵力维持秩序。这一系列的事件让宋廷跌入了财政崩溃的漩涡。

由于财政收入出现了巨大的漏洞，政府加大了印钞力度。南宋好不容易维持住的金融系统再次陷入了紊乱。

五、六种纸币并存，怎一个乱字了得

与北宋相比，南宋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破坏更大，这是因为南宋社会更加纸币化。北宋时期，虽然四川地区发行纸币，但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金属货币区。

而到了南宋，借着北宋末年蔡京的改革，政府开始在全国发行纸币，并大幅度减少了铜币的铸造，纸币成了南宋货币的最主要形式。

铜币的减少因素很多。一是铜开采能力的衰弱；二是政府运行混乱，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铸币机构，由于铜币产量萎缩和行政效率的低下，甚至政府发行铜币本身就是一种亏本行为；三是政府过分依赖于纸币，故意减少了铜币的发行量。北宋铜币最多时一年发行500万贯，但南宋的铜币发行量长期在每年15万贯左右徘徊。

由于缺乏铜币，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来满足民间的贸易需要。宋代政府喜欢在区域之间设立各种贸易障碍，南宋纸币的发行也变得支离破碎，在全国出现了几种不能互相流通的纸币。

在东南地区，发行了一种叫“会子”的纸币。会子的发行也一波三折。最初，政府试图按照四川的方式在江浙一带发行交子，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政府突然发现，民间已经在自发使用一种叫做会子的东西，于是禁止民间发行会子，改为官府经营。

六、“会子”是南宋发行量最大的纸币

会子与四川的交子不同之处在于：会子是一种以铜币为储备的纸币（交子是以铁币为储备），在理论上，会子和东南地区盛行的铜币有个一对一的兑换关系。会子的发行也只限于东南地区，也就是南宋的最主要经济区。由于有区域的限制，就算有人把东南地区的会子带到四川去，也没有办法使用，更没有办法兑换当地的铁钱。

而在四川地区，南宋一共使用了三种纸币，其中一种是北宋末年取代交子的钱引，这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除了钱引之外，还有一种叫做铁钱会子的纸币，但流行的地区很小，影响也不大。另外，四川还有一种以银为储备的银会子，理论上用这种纸币可以与银兑换。

在南宋时期，还有两个特殊的区域，分别是两淮地区和湖北一带。这两个地区原来也是使用铜钱，但由于靠近北方边界，北方的金国同样需要货币润滑经济，从这些边境地区大量走私铜钱到北方。为了防止金国把铜都运走，南宋政府规定这两个地区不再使用铜钱，而改为使用铁钱。

两淮和湖北使用铁钱之后，也对应着发行了两种纸币，分别是淮交和湖会。这两种货币都以铁钱为储备。但是，淮交和湖会都不能越界发行。

通过这些方法，南宋将全国划分成了四个金融区，分别是最大的东南区、次大的四川区域，以及两个较小的两淮和湖北区域。在这些地方各自使用不同的铁钱和铜钱，并发行各自的纸币。其中东南会子和四川钱引的影响最大，而尤以东南会子最主流。

东南会子最早发行于公元1160年（宋高宗绍兴三十年）。这一年皇帝命令户部侍郎钱端礼根据以前的纸币流通经验，设计了会子。第二年设立了会子办公室（会子务），第三年通过了《伪造会子法》，对于伪造行为严厉镇压，处以死刑。

由于发行经验不足，在发行之初没有控制额度，会子出现了第一次贬值。到了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皇帝开始用现钱回购一部分超发的会子。两年后，会子正式采用了和当年交子类似的方法，分界发行。从这时起，会子正式成为南宋的主币。

按照规定，会子每一界发行量为一千万贯，以三年为一界，到期后以旧换新，保持市面上流通的会子始终是一千万贯。但是很快，这个额度就控制不住了。

公元1176年（宋孝宗淳熙三年），政府规定每界会子展期三年。每三年发行一界，每届使用六年，市面上同时运行两界会子，钞票的发行量扩大了一倍。

到了公元1190年（宋光宗绍熙元年），会子回收再次展期三年。每三年发行一界，每届使用九年，市面上三界会子同时运行。钞票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最初的三倍。

但这一切仍然是可控的，失控马上就要到来了。

七、缺金少银，纸币发行容易回收难

公元1206年韩侂胄的开禧北伐惨淡收场，对南宋的经济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影响。由于财政出现了巨大亏空，政府陡然加大了印钞力度。

作为对比，在最初发行会子时只有1000万贯。开禧北伐时期，会子的总量已经达到了一亿四千万贯，比当初扩张了14倍。同时在四川还发行了8000万贯的钱引，两者加起来达到了2亿2000万贯。

随着发行量大增的是猛烈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意识到了通胀的危险性，于是考虑从经济中撤出流动性，减少流通中的纸币。这就牵扯到了另一个秘密：政府发行纸币非常容易，但回收纸币却困难重重。

如果要回收钞票，当时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政府拿出库存的硬通货，将纸币买回来销毁掉。所谓硬通货，主要是金银。但是，虽然政府在发行钞票的过程中的确换回了不少物资，可这些物资随即被花光了，国库空空如也，并没有多少硬通货储备。

政府检视家底之后，发现国库里还剩下一点金银，再加上还可以卖一部分僧侣的度牒（中国古代的僧侣一直享有免税权，度牒持有人不管是不是和尚，都可以享受免税待遇），按照每两黄金兑换60贯纸币，每两银子兑换6.2贯，每道度牒价值1200贯计算，政府手中的资产一共可以兑换回1300万贯纸币，约占全国流通量的5%强。如果把这些金银和度牒集中投放在四川，则可以收回半界的四川钱引（四川有三界钱引并行，一共8000万贯）。

但这次回收工作却引起了民间的恐慌。人们听说政府要回收纸币，立刻想到以后纸币都不流通了，结果纸币的价格从每贯价值400个铁钱一下子跌倒了价值100个铁钱，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然而不管怎样，回收纸币这件事说明，这个时候的南宋政府还是一个想负责任的政府，并非道德败坏的剥削阶级，只是在能力上无法对如此庞大的帝国进行有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