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螂川从滇池水口至与马料河汇合处10多公里的水道称为海口河。海口河是滇池的“盈涸锁钥”。但海口河从出口至平地哨一段，河床平缓，水流缓慢，而后经滚龙坝至石龙坝一段，坡陡流急，落差30余米。明崇帧十一年(1638年)，徐霞客游历此地，写道：“峡中螳川之水涌过一层，复腾跃一层，半里之间，连坠五六级，此石龙坝也。”
石龙坝的湍流在偏僻的山谷中寂寞的流淌了千百万年，一直到上个世纪初，才迎来了新的使命。1912年，这里建成了我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石龙坝电站。这不仅使得近代文明的标志之一的电灯进入边疆一隅的千家万户，使昆明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平台，也开创了中国水电建设的先河，被尊奉为中国水电站的鼻祖。而对那些西方世界的人们来说，这更是一个奇迹。1927年1月出版的《西门子》杂志第7卷第1期《云南府•中国第一个水电站》中这样写道：“在中国这个大国的内地，还很少能够找到现代工业设施。但是，我们认为，由于它有着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四亿人口，工业的发展必然会得到认真考虑。一般的中国人比其任何人民都守旧，墨守于祖辈的东西。因此，对于那些可以改善他们从祖辈以来就习惯了的简朴生活的革新，他们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在这个国家偏僻的内地，在那远离世界贸易潮流与西方文化隔绝的地方，也已有人准备将西方技术成就引进到自己的土地上……云南府的这个工程是中国建设和运行的第一个水电站……”
法人要求办电，遭到锡良拒绝
中国那么多大江大河、北京、上海、广州那么多发达的城市为什么它会产生在这么偏僻和不发达的地方。其主要诱因是滇越铁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法国人以滇越铁路即将通车需要电灯照明为理由，向云南地方政府提出要求，准其在距昆明40公里的石龙坝利用螳螂川水力资源修建发电站。这就是石龙坝水电站兴建的直接诱因。
然而，滇越铁路的修筑也带给了云南人民无尽的屈辱、鲜血和掠夺，这也唤起了云南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反击，上至三位云贵总督丁振铎、锡良、李经羲、云南文化名人陈荣昌、李坤、劝业道刘岑舫、商人王鸿图等，下至一般百姓掀起了一股发对法帝国主义的实业救国浪潮。
因此，当法国人向云南地方政府提出修建石龙坝电站的要求后，立即受到云南官员的发对。当时云南的劝业道刘岑舫向云贵总督锡良慷慨陈词，说：“法国人借铁路用电在云南修电站，恐怕是个名，日后大刮我省之财富，此才是实。云南乃中华之边地，历载军事要冲，虽军政开支颇重，财力入不敷出，但国人应有民族之志。可否招商纳股，筹资自办，以壮我云南之实。”刘永祚的这番话一下子煽起了锡良的愤怒情绪。锡良说道：“办电站岂容他人复扰，要办就自办，所需银两官筹民集。”于是锡良便以“权利所在未允，旋议自办”，拒绝了法国人的要求。
官商合办改为商办
云南劝业道刘岑舫顺应人民呼声向云贵总督请准由本省官商合办电站之后不久，在昆明街头出现了这样的告示：
各商号市民请注意
今有法人企于我滇池出口之螳螂川办电，为吾国吾民之权利所在，为壮我民族之实业，经与云贵总督初议，拟由本省官商合资自办。兹鉴政府财力所限，如愿意入股集资者，不分卑贱多寡，望即与劝业道索函取章，共促办电早成。
清王朝此时已经是朝不保夕，让士绅、商人和百姓集资筹钱与官府合办电站是无法实现的，没有人敢冒这个险。因此，一直到1909年11月，筹建电站所需的50万银元，迟迟不能落实，筹措无果。这时，劝业道刘岑舫十分着急，他想到了云南钱王、“同庆丰”商号创办人王炽的长子云南商会总经理王鸿图（王筱斋）。几经多次与王鸿图进行磋商。为了不让办电权落入外国人的手中，王鸿图毅然答应出面领衔办电，并决心以商界为主自办电站，同时将其改为商办，招募商股。
25年内不许外人来滇办电
1910年初，成立了由王鸿图任公司总董事长，董润章、刘诚和、袁嘉猷、施唤明、吴清源、李瀚、曹济川、左益轩、李锴、陈天骏、雷巽坤、吕兴周、杨钧、王廉、熊灿文、裴长清、付谦、李祖培等十九位云南各界知名爱国人士为董事会成员的第一届云南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其中包含了腾冲商帮、大理商帮、文山商帮等多家商帮。
董事会向刘岑舫禀呈了成立云南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提案，刘岑舫立即将此案转呈了云贵总督李经羲。李经羲立即对呈文做出了“仰云南劝业道查案核明，详侯咨部注册给照立案可也，”的批复并断然拍板：从今起，25年内不许外人来滇办电。
股份制的诞生和艰难的资金筹措之路
云南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开始招股集资，招股告示贴出后，大家一听说是由王筱斋牵头担保，商家纷纷响应入股，这个颇具股票雏形的招股集资形式便先后招商股8856股，每股10元，共计收到花银88560元，虽然招股集资筹到了一定的资金但距离50万银元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其原因为当时商人和民众对“电”十分陌生，存在诸多的疑惑和谨慎，导致招股不太理想。
1910年2月13日，虽然资金存在较大的缺口，但商办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还是成立了，当天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届董事会，会上明确了公司章程和决议。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领先的，会议形成的相关决议现在被陈列在石龙坝水电博物馆的展室之内，不少决议在今天来看都是比较实用和高效的。其中有两项决议至今令人感叹：一是股东大会明确提出“本公司股东无论官绅商，凡入股者均一律以股东看待，不分畛域”。按照章程，这些董事“均尽义务不支薪水”。
本次会议再次明确了电站的商办性质，再集股本银元25万元，其中除了劝业道刘岑舫代表官方认招股交付机器的头两批约11余万元外，其余13万元余元由商会和电灯公司各股东负责认领并按期付款。
通过两次招股集资，共筹集到了银元338560元。至此，中国水电鼻祖的石龙坝水电站基本上完成了筹建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和官方明确的批准，电站正式进入了建设实施阶段。
根据云南贵总督李经羲批复、呈文专利年限和云南从今起二十五年不许外国人来滇办电的规定，从此使云南的水电资源一直掌握在了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虽然其间法、德帝国主义对电站的领导控制权进行了争斗，但在滇有识之士付出惨重代价后电站始终留在了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滇人并未丧失对水资源保护利用的主权。
引进新技术
1910年2月电站开工在即，王筱斋因到南京参加赛会，临行前委托陈柄熙担任董事长，陈柄熙于5月召开由董事会，根据组织办法，推举左益轩为总经理，施云卿为协理，驻石龙坝负责一切工程建设，左益轩本人对实业公益之事十分热心，特别是石龙坝水电站建设是地方利益和权利所在，他慨然同意，务求达成电站的建设，左益轩因此也成为了石龙坝水电站的第一任总经理。
电站筹建之初的经费预算为50万银元，虽然经过两次招股、集股，筹集到了338560银元，距离预算还有很大缺口，在电站建设开始建设的时候，资金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保证电站建设的顺利进行，由公司董事长王鸿图和陈德谦二人担保，向滇蜀腾越铁路公司、大清银行、富滇银行、同庆丰等借款40余万银元，保证了建设电站的资金投入。
在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耀龙电灯公司就对国外的发电机和发电技术进行了考察和了解，董事会决定向世界具有先进发电技术的国家进行招标采购，由于滇人对英、法帝国主义的对云南肆意掠夺的痛恨，董事会一致同意将英、法排除在合作招标之外。经过比选，决定与美国和德国洋行谈判。由于美国洋行代理的美国公司（今通用公司）条件苛刻，需要进行总承包并垄断技术，而选择了德国洋行代理的德国公司（西门子公司）。德国公司可以提供产品和技术但价格比美国公司高得多，经过董事会研究，决定采用德商礼和洋行代理的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产品和技术，虽然价格高，但是中国人需要学习和掌握这门技术，今后掌握主动权，不能因为技术受制于人。于是由德商礼和洋行向德国西门子公司订购发电机并向德方聘请技术人员负责工程勘测、设计、建筑、安装、生产、管理。
勘定地址 水电站开工建设
1910年6月2日，刚上任不久的左益轩便陪同从德国聘请的水机工程师毛士迪亚和电气工程师麦德华骑马对石龙坝周边地形、螳螂川水流、水势进行实地勘察，将具有“实海口下游当之关键”的九子母山下的岩石河床选定为建设拦河坝的最佳位置。毛士迪亚和麦德华在此地实地勘察中，被石龙坝河陡水急，坠级争趋的岩石河床所吸引，于是在此进行了拦河坝（今滚龙坝）的建设，通过拦河坝将螳螂川水围堵起来，形成蓄水池后将水沿山势从螳螂川河道中分离出来，再通过1478米的引水渠引导，将水引导发电车间上方，形成大约15米的高差，利用水流落差进行发电。
当水电站的拦河坝、引水渠、发电机房勘定后，土木工程当即展开。电站建设需要大量的工匠，于是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向省内外发布了招募工匠的消息，一时间云南各地及四川、贵州、河南、广东等地的能工巧匠纷纷赶来应试。经过严格的挑选，招收了泥匠、木匠、石匠等千余人，其中不乏五六十岁的老者和十七八岁的青年，公司还从这些工匠中挑选出技术好、威望高的作为各个建设工序和项目的负责人。同时根据电站勘定的范围，耀龙公司在石龙坝周围购置了235.57亩土地，除了电站所需机房外，还要建盖办公楼、专家别墅楼、职工住宿等配套设施。1910年8月21日，经过1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商办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石龙坝水电站建设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从这一天起，在左益轩和2名德国工程师的组织和指挥下，1000多名中国劳工和技术人员开始了中国水电史上的伟大创举，在西南边陲的偏僻之地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创造着一个奇迹。在约2公里的滚龙坝、发电车间、厂区内的施工工地上号子声和敲打声不绝于耳，崩山炸石，不顾危险，分段全力赶工建设，电站的工作人员与工人一样每天凌晨4点开始做饭，天一亮就出工干活，天黑才休息。由于左益轩领导有方，鼓励有术，每个工地上的工人都是积极拼命的干活，都希望早一点建成电站。在今天水电站保存的石碑上，对这段历史有这样的描述：“各项工人踊跃从命，年余来不避雷雨风霜亦不计年节星期，一鼓作气锐意前驱，只期兼程以并进，不辞险阻之艰难，以故长千四百七十八米达之河，高数丈之石机房以及滚龙坝、泻水河、正河……筑路、开井、运机等项工程未几即次第落成。”
巧运设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后云南爆发了“重九起义”，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但石龙坝电站经历短暂停工后，一切依然按原计划进行。经过所有建设者的齐心努力，一道长55米，高2米、17个孔闸门的拦河石坝在螳螂川河道中建立了起来，一条长1478米，过流量8个立方米/秒的全石砌引水渠如玉带一般嵌在了山腰，一座面积345平方米的中西合璧的石砌水轮机房拔地而起，高差15米的落水管道已经接通。
以此同时，耀龙电灯公司通过德商礼合洋行向德国西门子公司订购的2台240千瓦的发电机组从德国起运昆明，发电机、水轮机和变电柜等数十吨重的庞然大物漂洋过海，经海路由轮船运到越南的海防，再通过854公里的滇越铁路运到了昆明。面对几十吨重的庞然大物，在当时昆明现有的运输水平和通行条件下是不可能进行整装运输的，虽然耀龙公司已经准备了300多人来运输这些设备。于是大家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采取蚂蚁啃大象的办法，在火车站将机器拆散后分装在大木船上，由多张木船通过盘龙江进入滇池运到了海口，再经过螳螂川河道运达平地哨，机器在平地哨下船后，此地距离石龙坝还有7公里的上路，在便捷的水路运输到此结束后，300多人的运输队将拆散包装后的机器设备搬到了岸上，由此开始了电站前最艰难漫长的7公里运输。300多人的运输队将几百至几吨的设备放置在滚木上，在十多头大水牛牵引下，缓慢的向石龙坝进发。有人在前面开路、有人在滚木四周拉扶着机器设备、有人在滚木后面通过撬棍与水牛一起使劲，一寸一寸的滑动、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挪动，情况糟糕的时候一整天才能前进几十米，短短的7公里路程，运输队却足足用了一个半月才将这些机器设备安全的运到了石龙坝发电车间（今第一发电车间）。这7公里的路程所耗费的时间占了整个运输时间的很大比重，可以想象得出当时一群衣衫褴褛的中国水电鼻祖的建设者们用最简陋的工具在屈曲不平的山路上，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运送到安装点的艰难景象。
敲锣打鼓上街卖电
经过建设者们的艰辛努力，终于将螳螂川河道内的水通过1478米的引水渠引到了发电机房上方的拦河坝内，再1912年5月28日，在这个中国水电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随着闸门被打开的瞬间，滚滚的螳螂川河水从15米高的第一发电车间拦河坝内轰隆隆的冲下，带动起两台240千瓦德国西门子发电机的轰鸣，电流由23千伏的输电设备通过34公里的输电线路送到了昆明城小西门水塘子变电站，3000盏电灯如璀璨的夜明珠照亮了昆明古城的夜空，同时也点亮了现代文明之光，中国水电事业从此迈出了坚定而有力的第一步，中国水力发电由此诞生。
电站向昆明城供电之初，由于当时昆明市城的人们对电还缺乏认识和了解，加之社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守旧观念十分强烈，对新生事物不容易接受，用电的人数很少，到1913年电站股金收入为134080元，而负债数为366272元，负债数为资本的2.73倍。收入和支出形成巨大的逆差，电站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电站生存出现了较大问题。
建了电站却卖不出电去，股东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了宣传用电的好处，于是总经理左益轩组织电站员工到昆明敲锣打鼓上街卖电，还“由公司免费供给灯胆（灯泡）、灯头、花线，点灯试用一月，如意之后再按常灯计费。”（常灯每月每灯收一元）同时将油灯、洋蜡与电灯的开销做比较，让市民自己进行对比。这次推销比较成功，三、四个月后，由于电灯明亮干净，无需经常有人照管，昆明城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和商家们逐渐接受了电灯，用电灯盏数增加到了3000盏。根据《昆明市志》记载“到民国十三年之时，全市安设常灯表、灯表，共一万五千余，照电表一千零三十个，每月供给各工厂之电量计400千瓦。每月共收入灯费一万五千余百元，马力费”八百余十元。”
随着用电户数的增加，电站由起初卖不出电到后来愁发出来的电不能满足昆明城的用电需求。1918年云南第一座自来水厂在翠湖诞生，电影院、造币厂、碾米厂、五金厂、兵工厂等相继在可能出现，昆明出现了用电高峰，同时云南早期的第一批产业工人应运而生。
石龙地，彩云天
1923年，石龙坝水电站进行了扩建，利用第一发电厂车间尾水在内厂区内新修筑了一条长400米的引水渠，利用16米的落差修建了第二发电车间，安装了西门子公司两台276千瓦的水轮发电机，1926年3月7日建成发电，保证的昆明市民生产、生活用电。云南唯一的清末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欣然为石龙坝水电站第二车间的建成发电题写了：“石龙地，彩云天；灿霓电，亿万年”。并勒石记录在二车间青石楼梯拦板上。
随着时代进步和昆明城市用电量不断增加，在1930—1933年石龙坝水电站进行了第二次扩建，将滚龙坝蓄水量提高到3万立方米，进行时峰调节（根据用电量大小的时段进行水量和发电量的调配），并将一车间其中一台240千瓦的水轮发电机改为720千瓦机组。
1935年和1936年，由于昆明用电量的激增，电站又相继进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扩建，扩建后总装机达2440千瓦，仍是中国最大的水力发电站。
抗战时期的石龙坝电站
抗日战争期间，大量工矿企业相继迁入昆明。同时，国民政府和云南地方纷纷在昆设置和开办工厂企业，如发电厂、53兵工厂、电力制钢厂等，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统计，1940年昆明地区主要的工厂企业已达80个，仅次于重庆和川中区，居西南第三位。
为满足这些单位的用电，当局一方面兴建昆湖电厂，一方面要求就耀龙电力公司所属石龙坝水电站设法挖掘潜力，增加发电能力，以应急需。
在这种形势下，1938年3月27日，按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意图，耀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对公司进行改组。6月1日，耀龙电气公司与玉皇阁发电厂合并，改名“昆明市、县官商合办耀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选举金龙章为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推举缪云台、陆崇仁任常务董事，郭克悌、刘光棣分别担任石龙坝发电厂和玉皇阁电厂厂务主任；龙云任命卢汉兼任公司董事长。
在新董事会和郭克悌厂长的领导下，石龙坝水电站满负荷运转，保证了海口地区和安宁地区兵工和民用工厂的电力供应，为这些工厂正常运转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计划扩建电站，增建第三车间。为稳定职工队伍，共度难关，还办起了“员工消费合作社”和一所小学校，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
飞来池
1938年9月28日，昆明开始遭到日机轰炸。1940年12月16日，7架日机正向电站飞来，电站内立即响起了防空警报，工人纷纷跑出房间进行躲避，轰轰爆炸声响起，四处浓烟滚滚，碎石断枝到处乱飞。这次空袭日机在厂区内投下了9枚炸弹，所幸发电车间在昆明遭到轰炸时已经进行了伪装，日机并未炸到，还有一颗燃烧弹落在了办公中院古建筑群内并未爆炸。
此后电厂又三次遭到轰炸，但未对人员和设施造成大的损失，未能阻挡对军工生产的供电，其中第二次日机轰炸时，官兵奋勇射击，命中日机一架，日机起火后坠于安宁境内温泉乡马温村与小米场交界的山箐。
如今电站将因空袭造成的大坑改成了“飞来池”花园，花园中一座亭子上对联写到：“电站虽小历史悠久开中国水电之始”，“水塘不大成因奇特记东瀛入侵之证”。
木管代替的钢管
为适应抗战时期昆明市工厂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石龙坝水电站于1943年又进行了第五次扩建。这次扩
建工程是一次挖潜改造的工程。当时由于战争期间无法进口设备，只能修旧利废，把原来从一车间拆下的水轮机主轴已被割断的两台24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修复，安装于新建的第三车间，由于这两台机组的引水管道已被一车间第二台720千瓦机组占用，而抗战期间又缺乏钢材，因此，在常务主任郭克悌和总工程师章金龙的带领下，创造性的用箍木管代替的钢管，并在建好的车间墙上树立了“建国必成”的石碑，表达电站全体员工的心声，全力支持抗战。1944年5月第一台机组发电，次年第二台机组发电。到这时，全厂共有3个发电车间，总装机容量达到2 920千瓦，实际可发电2 600千瓦，成为中国抗战期间中国最大的发电企业。
虽然第三车间投入发电后不久，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宣告结束，但是，石龙坝水电站全体职工在八年抗战期间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艰苦奋斗，群策群力，自力更生，保障最大可能的电力供应，为昆明成为全国第二大工业基地，第三大军工基地和最为重要的教育科研基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石龙坝水电站不仅凝聚着中国水电的发祥地的厚重历史，而且是一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教科书，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内涵。2005年5月25日，石龙坝水电站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