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28：诈尸之谜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7年第06期
作者：孙沉、刘磊、应维道
一、酒仙醉死
本案正主儿名叫蒋何为，四十三岁，祖籍山东烟台，三岁时随父逃荒去了东北，其父凭着一手出类拔萃的瓦工手艺在哈尔滨落脚定居，之后一直未曾离开过。因此，蒋何为与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几乎没多大区别。蒋何为继承了祖传的瓦匠手艺，不到二十岁已经在当地业内小有名气。小伙子不仅瓦工手艺出众，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想，也不跟老爸商量，竟然决定停工一年，拜师学习另一门手艺——木工。这当然影响家庭收入，而且使老爸为其娶媳妇以便自己早点儿抱孙子的愿望被迫推迟，为此父子之间还闹了矛盾。但蒋何为不为所动，我行我素。
好在，父母很快意识到了儿子这一决定的价值所在。蒋何为于手工技艺方面确实颇有灵性，一年下来，其木工手艺已经超过了寻常学了三年的小木匠的水平。不过两年时间，蒋何为就成了当地有名的“瓦木匠”，人们盖房造屋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请小蒋师傅，而父亲这个老瓦匠只好跟在儿子后面当助手了。
不过，蒋何为在学到另一门手艺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份嗜好——喝酒。他的木工师傅“邢斧头”（因使用斧头技艺了得，堪称“鬼斧神工”而获得的诨号）在当时哈尔滨的“七大酒徒”中排名第三，人送绰号“邢酒仙”。蒋何为跟着邢师傅学木匠活儿，顺带也学会了喝酒。匠人师傅喝酒的机会很多，蒋何为从此如鱼得水，活儿干到哪儿，老酒也喝到哪儿。经常喝到天昏地暗，回家路上把怀里揣着的工钱给弄丢了。
如此作为，老爸不得不管一下，尽管那时儿子已经成家并且自己也升级为老爸了。蒋何为呢，管一下就好一回，不管就照旧。老爸管了十多年，终于气馁，宣布再也不管了，但他也不再出门干活了，就靠儿子挣钱赡养。这对于蒋何为来说倒算不上多大一桩犯难的事儿，他手艺好，身兼瓦木二匠，喝酒归喝酒，活儿干得实在，盖的房造的屋无论是式样、质量都比寻常匠人胜出一筹，成本也低，找他干活的得排队预约，到时还得派人来接，以防被别的东家冷不丁儿半道上给扯走。
蒋何为给人家干活，对伙食不甚讲究，但必须有酒，而且要管够。当然，早上、中午是不喝酒的，那会影响干活，也容易出事故。干活的日子只是晚上喝酒，一顿喝上几个小時乃是寻常事儿。要说蒋师傅的酒量，那是列入哈尔滨“新七大酒徒”的，排名第二，因其师傅是“酒仙”，故唤其“小酒仙”，其酒量被认为可以用“深不可测”来形容。
1949年5月5日，蒋何为接到一桩活儿。事后想来，这桩活儿显得有些奇怪：一是对方并未登门预约，是在蒋师傅出门途中将其拦下后或就地或去附近茶肆酒馆谈妥的；二是蒋何为接活之后，没有像往常那样跟老父以及妻子儿女言及雇主的情况，家人只知道他又接了一桩活，其他细节一概不知，但据其得意的神态，估计报酬不菲；三是从5月5日到5月9日，五天干活期间，蒋何为竟然没在东家喝酒，都是回家喝的，而且只是浅饮即止，不像以往那样每次都要喝个够。
当时家人并未往不利的方面去想，老父见儿子竟然憋住了多年的酒瘾，还以为是他自己觉悟，想戒掉了呢。不料到了第六天，就出事了！
5月10日，家里准备好了晚饭，蒋何为的妻子胡飞儿还去街头买了两样卤菜准备犒劳丈夫。哪知一直等到晚上九点，蒋何为也没回家，于是猜测是在外面喝酒，也就不等了。又过了一个小时，蒋家所在的白家堡一带的人们大多已经安歇，静夜中忽然一阵声响，由远渐近，一辆马车驶至蒋家门口停下。
胡飞儿对于这种动静已经习惯了。丈夫经常在外面喝过了量，懒得走路，回家路上拦一辆马车或洋车让人家送他，这次应该也是这样。可是，马车停下之后，并未听见蒋何为叫门的声音，而是轻轻的叩门声。胡飞儿把大门打开，眼前一幕使她颇觉意外：壮实的车夫背着蒋何为，丈夫的脑袋耷拉在车夫的肩膀上，睡得正酣，甚至发出粗重的鼾声，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
以往可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毕竟丈夫有“小酒仙”的诨号，那可不是白给的。即使喝得再多，也从未被人背回来过。不过，当时胡飞儿顾不上考虑这些，把丈夫弄进屋里要紧。起初是想让车夫直接把丈夫背进卧室，又觉不妥，便请车夫稍等，她去卧室取了一条棉被，摊在木躺椅上，和车夫一起把丈夫放在上面。车夫把人放下，说声“告辞”便往外走。马车“笃笃”远去后，女主人方才想起还没付车钱，再出门去找，人家早已没影了。
胡飞儿又取了一条棉被给丈夫盖上。以往蒋何为喝多了酒，回家后就蒙头大睡，有时中间醒来一会儿叫唤着要水喝。结婚多年，她已经熟知丈夫的这种习性，不过平时丈夫都是回卧室休息，所以她可以照常安睡，半夜丈夫叫水，她起来照顾一下就可以。今晚情况不同，估计丈夫这一躺下，不到天明不会醒，胡飞儿就只能待在外间休息了。于是，她准备好茶水、毛巾，从卧室拿了条毯子披着，和衣倚在一张椅子上陪护丈夫。
胡飞儿是个家庭妇女，别看她不工作，但每天料理家务、伺候公婆、照料子女，这些活儿干下来，对于一个年过四十的妇女来说也是蛮辛苦的。以往丈夫也经常晚回家，进门躺下就沉沉大睡，之后她也可以很快入睡。可今晚不知怎么，她倚在椅子上，哈欠一个连一个，眼皮沉重，却总是睡不着。以为是坐着的原因，干脆又拿了几张椅子拼起来，还去拿了枕头，平躺下来，那总睡得着了吧？没想到还是不行。胡飞儿只得起身，倒了杯开水，一边喝一边打量着熟睡的丈夫，突然找到了原因：今晚他呼出的酒味儿特别大！对了，就是这个原因导致她睡不着的。
胡飞儿就把窗户开了一条寸余宽的缝，扣上搭钩，让新鲜空气徐徐透入屋里。果然，屋里的酒味儿减轻了点儿，胡飞儿也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万万没有想到，当她一觉醒来时，蒋何为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
胡飞儿是被婆婆的惊呼声惊醒的。因为睡得太沉，乍一醒来，竟然有些稀里糊涂，不知身在何处，转头四顾，发现外面天色已明。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光亮，她看见婆婆正俯身躺椅前，双手抓住蒋何为的肩膀，一边用力摇晃一边呼喊。胡飞儿顿时一个激灵，想起了昨晚的事情。当下一跃而起，扑到躺椅前，伸手一抚丈夫的额头，心里倏地一凉：冷若寒冰！
她的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情急之下，做出了与婆婆相同的动作，双手扯着丈夫的肩膀用力摇晃，嘴里一迭声唤着丈夫的名字。一连叫了十数声没有反应，回过神来，脑子里冒出一个“死”字，顿时号啕大哭。
这番不小的动静不但惊动了蒋老爷子和子女，左邻右舍也都赶来看究竟。一看蒋何为脸无人色，一动不动僵尸般躺在躺椅里，无不震惊，有人马上去叫同一胡同的老中医尤稼仁。那个年代盛行中医，中医诊所和中药店铺到处都是。即使像哈尔滨这样的北国大城市，寻常百姓有个头疼脑热的也都是就近请郎中。这种状况不仅是出于国人的中医传统，也和中医中药花费少、操作简单方便有很大的关系。寻常百姓即便家里有人突发急病，也会就近请中医抢救，少有人把患者往医院抬的。
此刻邻居去请的这位尤郎中，在南岗区白家堡一带颇为有名。他是五代祖传，医技不一定算得上高超，但经验丰富，处理过很多急症。在其长达四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至少有过十余次将已经被同行判定为无药可救甚至已然断气的患者从阎王爷那里拉回来的经历。因此，坊间奉其一个绰号“尤一针”。
邻居赶到诊所时，“尤一针”正在抽大烟（哈尔滨市的正式禁毒工作于1950年8月1日开始，本案发生时，抽大烟还不算违法行为），闻讯也不吭声，继续慢条斯理地把一个烟泡抽完，这才带上针包前往蒋家。
蒋家那边早已等得心急火燎，一干人围着躺椅低声哭泣，因还存着一线希望，不敢号啕。见“尤一针”进门，急忙让出一条通道，跪的跪，求的求。“尤一针”来到躺椅前，俯身察看蒋何为的面容。早有人送上凳子，老郎中一屁股落座，伸手搭脉，缓缓摇头。蒋家人马上再次跪倒，磕头哀求：“请先生扎一针。”
“尤一针”微叹一口气，稍一迟疑，终于打开针包，取出一枚两寸余长的银针，嘱主人取来白酒消过毒，盯着死者脸孔，嘴唇嚅动着不知嘀咕了一句什么，出手如电，倏地一针扎进人中。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齐齐盯着蒋何为，祈望出现奇迹。可是，奇迹没有发生。蒋家人再次哀告，磕头如捣蒜。“尤一针”果断起身，收拾起针包，捋发整装，退后一步，冲死者拱手作揖，又与蒋老爷子双手相握，道声“寿限已到，神仙难救，节哀顺便”，言毕告辞而去，留下背后一片哭声。
“尤一针”一锤定音，蒋家人只有接受这一结论。一干邻居便相帮料理后事：调派人员向亲朋好友报丧，布置灵堂，搭建席棚，购买寿衣，请吹鼓手，准备餐饮。棺材倒无须张罗，数年前蒋何为就已用从云南订购的楠木为老父打造了一口寿材。不料蒋老爷子健在，打造棺材的壮年儿子倒已作古，蒋老爷子遂决定用这口楠木棺材安葬儿子。按照蒋氏老家留下的规矩，类似这种死法，遗体必须在当天入殓，入殓后棺盖只合上三分之二，留下三分之一露出死者遗容，供亲朋好友瞻仰吊唁。一干人忙到下午两点，终于把清洗过全身又换了寿衣的蒋何为入殓。
稍后，亲朋好友纷纷赶到，灵前上香，奉上仪礼。蒋家人跪拜还礼，由司仪引入院子里的席棚落座，奉茶上烟。四时许，蒋家出嫁到郊区的女儿蒋何丽与丈夫子女一家五口赶着一辆马车前来吊唁。一干人进门便跪在灵前号啕大哭，因来的是自家至亲，丧家自是加倍悲伤，痛哭不已。一干相帮的执事人员唯恐蒋老爷子夫妇悲伤过度，再出点儿什么事，纷纷上前劝说。就在这时，不知是谁一声惊呼：“诈尸啦！”
这一喊不要紧，顿时引起一片混乱，有人已惊慌失措地往外奔逃。蒋何为的妹夫王进才是宰杀牲口的屠夫，一向胆大，不但没逃，反而往棺材那边走近两步，定睛一看，只见一身素服的蒋何为支撑着从棺材里坐起来，一双眼睛犹自紧闭，嘴唇轻轻嚅动着，像是要说话的样子。王进才当下上前，对蒋何为说：“哥，我是你妹夫进才，您有啥放不下的事儿……”
蒋何为只吐出一个字：“水……”说着，似是支撑不住似的，身子又要向后仰倒。
王进才赶紧伸手扶住蒋何为，扭头冲众人喊：“哥活过来了，要喝水。快！快拿水来！”
早有人以最快的速度倒了一碗温水送来，蒋何为显是渴极了，几大口喝下，呛得咳了几声。咳罢再要，连喝三碗，长嘘了一口气，身子疲软，昏昏沉沉正欲躺下，被王进才等人合力从棺材里抬出，放在昨晚就寝的那张躺椅上。
“尤一针”闻讯急急赶来，一搭脉搏，笑道：“阎王爷不肯收他。”
这时，接到报告的白家堡派出所户籍警老朱前来查核蒋何为的死亡情况，见蒋竟然死而复生，上前看了看，对众人说：“究竟生了什么病，这要去医院检查的，家属呢？赶快把人送医院！”
那时候，户籍警的话非常有效力，众人一聽，立刻行动，拿了床被子给蒋何为盖上，几个人抬了躺椅便奔医院。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去，反倒送掉了蒋何为捡得的这条性命！
二、医院遇刺
死而复活的蒋何为被送往哈尔滨著名医院——哈医大附属医院，接诊的是一位高年资医生，姓丁。丁医生有留日学医履历，又有丰富的行医经历，可谓见多识广，对于蒋何为的“死而复生”不以为然，说患者其实没有死亡，只是饮酒过量导致中枢神经受到抑制，出现深度昏迷症状，甚至呼吸系统麻痹。这种症状丁医生以前曾遇到过，在临床医学上称为“假死”。不过喝酒确实会醉死人的，眼前这个患者离死亡仅一步之遥，如果不是他体质好，极可能因呼吸系统麻痹窒息而死。
蒋何为被收治入院，进一步观察调理。丁医生嘱咐蒋的家人，虽然逃过一劫，但日后必须戒酒。这类患者肯定对酒精有依赖，一时戒不掉，可以逐日减少饮酒量。家属听得频频点头，连声道谢。哪里想得到，蒋何为的生命此刻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当晚，胡飞儿留下陪护。蒋何为在输了两瓶葡萄糖后犹自昏睡，不过已经发出了旁人听得见的呼吸声，脉搏也趋于正常，偶尔还有翻身意识，能在家属帮助下翻个身。医生说这种昏睡属于正常范围，病人正在通过睡眠自我修复某些被损坏的功能，无须担心。
入夜，蒋何为继续自我修复，其妻胡飞儿在病榻一侧拉开抬送丈夫入院的躺椅，和衣躺下，身上盖一条儿子送来的毛毯。这一天把她折腾得够戗，一躺下，很快就迷糊过去了。但她不敢睡得太死，隔一会儿就要起来看看丈夫的情况是否正常，是否需要喂水。
这是位于住院部底楼的一间四人病房。那年头看西医的患者不多，住院的更少，连蒋何为在内只住了三位病人。蒋何为的床位靠近门口，胡飞儿尽量轻手轻脚，以免惊动另外两个患者。那两个患者都是二十多岁的男青年，一个患伤寒，一个患重感冒高烧不退，病情都已得到控制，生活可以自理，所以没有人陪护。年轻人好睡，胡飞儿一趟趟起来他们根本不知道。
午夜，医生交接班。当时的规矩是两个医生一起巡视所有病房，看过每一个患者后才能签字确认。医生来查房时，胡飞儿正好起来查看丈夫的情况。接班的陈医生听诊搭脉后，说患者情况很好，明天早上醒来后应该可以恢复正常，不会再昏睡了，让胡飞儿下半夜不必如此劳神。这样一说，胡飞儿再睡觉的时候就踏实了些，足足睡了三个多小时。
她是被一阵轻微的响动惊醒的，迷迷糊糊间，似乎听见有人从病房走出去，以为是医生或者护士查房，也没当回事。但醒后就睡不着了，于是起身查看丈夫的情况。丈夫还是仰面朝天躺着，胡飞儿担心丈夫把手压在胸口，遂把被子揭开。顿时，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儿扑鼻而来。定睛一看，丈夫心窝部位喷涌而出的鲜血已经浸透了衣服和床单！
胡飞儿的惊叫声惊动了整个儿病区。值班的陈医生从医已有十几年了，却从未遇到过这类事儿。幸亏他的思维还算清晰，起初的慌乱之后，马上做出反应，打电话向医院总值班室报告情况，接着和助手、护士、家属一起把挨了一刀的蒋何为急送外科手术室，交由外科医生处置。
总值班室接到报告，当即向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报警，同时派人赶到外科手术室询问蒋何为的伤情，安抚胡飞儿的情绪。此时，胡飞儿方才想起先前自己被一阵异响惊醒，听见有人从病房轻轻走出去的情节，遂向值班人员说了说。对方一个激灵，当即致电医院门卫室。门卫还不知院内发生了凶杀案，说七八分钟之前有个穿黑色外套的男子出了大门，骑着一辆自行车匆匆离开了，他以为是住院病人的家属临时出去办什么急事，也没拦下问一问。值班人员于是再次致电南岗分局，汇报了这个情况。
分局刑侦队指导员莫逸君带领数名刑警赶到医院时，蒋何为刚刚被从手术室推出来，这回没有再发生什么奇迹，院方抢救无效，蒋何为彻彻底底地死了。主持抢救的外科主任张兆逊告诉刑警，蒋何为临终前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听上去像是“箱子”的发音。
刑警当即勘查现场。巧的是，与蒋何为同病房的那个伤寒患者许先生曾从事过记者职业，跑过旧警察局采访过刑事案件，有保护现场的意识。在发现出事的第一时间，他立刻和另一病友把自己床头的几份报纸摊在蒋何为病床周围的地板上，使刑警得以提取到几枚虽然不太完整但勉强还可以辨认的鞋印。
刑警判断，胡飞儿迷糊中听到的脚步声，应该是凶手发出的动静，初步可以确定，凶杀发生的时间是5月12日凌晨三时二十分左右。据此，莫逸君还想到了一种可能：凶手夜间潜入病区，不能保证马上获得下手机会，如若穿着寻常服装在病区走廊里转悠，难免显得可疑，遇上查房的医生护士，肯定要问一下“几室几床的”。因此，他可能会用白大褂伪装。哈医大附属医院上月刚刚重组，从部队来的医务人员和进修医生颇多，出现几张陌生面孔不足为奇。
那么，凶手的白大褂是哪儿来的呢？可能是随身携带，也可能会就地取材。如果是前者，那就没办法了；但如果是后者，也许可以找到凶手的一些线索。莫逸君当即下令清点全院各科室、病区医生办公室的白大褂是否有丢失情况，还要求清查时不得触摸纽扣。
清点下来，并无短缺，不过，内科一楼病区医生办公室（非夜间值班室，值班医生晚上是待在值班室的）有一件原本挂在挂钩上的白大褂掉落在地上。刑警即刻把这件白大褂封存起来送交检验，同时对该办公室进行勘查，提取了地板上的脚印。继而又发现，医生办公室房门右侧的窗户插销已经损坏。病区医生告知刑警，医院重组不久，后勤人员变动很大，插销损坏的情况早已报修，但尚未得到处理，因此只得用一段细纱绳在里面系上。
刑警判断，凶手就是扯住外面的窗缝边沿，拉断纱绳，打开窗子，从窗子伸手进去打开门锁进入房间窃取了白大褂，作案后又把白大褂放回原处。按照这个分析，刑警试图在门窗上提取凶手的指纹，却没有任何发现——凶手是戴着手套作案的。
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法医对被害人的尸体进行了解剖，得出的结论是，凶手潜入病房后，往被害人心脏部位扎了一刀，创口宽两厘米，深达五厘米，致被害人当场死亡。凶手杀人手法熟练，下刀位置准确，一刀斃命，还没弄出什么动静，估计应是惯犯，并且心理素质极好。至于被害人之前“醉死”的情况，法医分析，被害人患有酒精依赖症，其身体已经呈现慢性酒精中毒的症状，及至尸检时，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还远超于正常人的水平，可以想见他“醉死”的那天晚上酒精摄入量之高。如果不是他身体好，换了别人，很可能真的就醉死了。
法医根据上述情况提出参考意见：死者在5月10日摄入大量白酒，很可能是凶手对其采取的谋害方式的一种；因为第一次谋害未能成功，所以凶手潜入医院实施行刺。换句话说，出于某种原因，凶手急于让蒋何为去见阎王。
南岗公安分局在接到医院方面反映的疑似凶手的情况后，当即向医院周边的几个派出所下达指令，要求他们迅速出动查缉凶手，但未能找到嫌疑对象。
自1946年4月至本案发生，哈尔滨解放已经超过三年，社会治安情况有了大幅好转，严重暴力案件的发案率大幅下降，一般的命案已无须市局直接调查，而是由案发地的公安分局负责。但蒋何为被害案因为有之前的“醉死”情节，且蒋被刺杀于医院这样的场所，容易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故哈尔滨市公安局决定组建市局分局联合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
5月12日上午，由市局刑警纪森诺、奚有贵，分局刑警莫逸君、张景春、王仲秋、曹正昌、刘玺组成的七人专案组在驻地南岗分局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担任专案组长的南岗分局刑侦队指导员莫逸君和副组长、市局资深刑警纪森诺简短交换意见后，由莫逸君向与会人员介绍案情、现场勘查情况和法医验尸结论。
被抽调到专案组的都是有相当经验的刑警，一番分析下来，都觉得破案信心满满，因为以下的几个调查触点都有希望成为本案的突破口——
第一，凶手夜间潜入医院，化装成医生，直奔蒋何为病房进行精准暗杀，暂且不论其作案动机，单从作案的技术角度而言，就非常有分析价值。比如，他是怎么知晓蒋何为没有醉死，并且被送进了哈医大附属医院的？他是通过什么途径获悉蒋何为住在哪个病区的哪间病房以及床位的？他凭什么能够如此顺利地潜入医院，而且还窃得医生的白大褂作为自己的伪装？从凶手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毋须耗费多少脑细胞就可以找到答案：凶手或者本案策划者显然一直都在关注着蒋家，蒋家料理丧事时甚至就在现场，自然可以知晓蒋何为死而复生之后的一系列情况，了解到蒋被送往哪家医院；之后，作案者去该医院踩点，以便当晚潜入医院作案。因此，专案组应针对上述情况进行调查。
第二，凶手作案后迅速逃离，分析其逃离路线，从蒋何为所住的病房出去后，要经过病区走廊、七拐八弯的住院部花园甬道、通往大门的通道，最后在大门附近取自行车离开医院。虽然是夜深人静之际，但在医院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是否有人（比如陪护家属、值班医务人员以及正好从医院门前经过的路人）看见过凶手？这也是值得调查的一个方向。
第三，据被害人家属反映，蒋何为出事前接的这桩活儿也颇显诡异。他原已经答应另一个客户，却突然改变主意，去了这户东家。至于这个东家的情况，蒋何为一反常態，从不跟家人提起，妻子胡飞儿问起时他还刻意回避。这其中显然有隐情，很可能与其被害相关，必须调查清楚。
第四，蒋何为遇刺被送进外科手术室抢救时，曾挣扎着说出了两个字，据在场的手术医生、麻醉医生一致认定，这两个字的发音像是“箱子”。刑警的第一反应是，蒋指的就是某个箱子。曾就此询问过胡飞儿，当时胡飞儿正在哭泣，闻言倏地变了脸色，咬牙切齿道：“这死鬼，至死还想着那个女人！”刑警意识到，原来那两个字是个人名。于是追问这个女人是谁，跟蒋何为是什么关系。胡飞儿双手掩面抽泣，却不回答。考虑到家属的情绪，刑警就把这个问题往后放了放，没有继续问下去。案情分析时，刑警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大家分析，既然是某个女子的名字，很有可能是“香子”。鉴于哈尔滨地区的历史特殊原因，这个“香子”可能是日本人。所以，蒋何为的临终遗言非常有调查价值。
三、分头调查
专案组随即开始行动。七名刑警分成四拨，每拨带上一至三名公安局招收的协防队员（相当于现在的志愿者、辅警，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后来都转为正式民警）作为助手，分别对上述四个方面进行调查。
刑警奚有贵、张景春与协防队员小杨去了哈医大附属医院，分别走访了病区医务人员、住院病友、门卫以及被窃白大褂的门诊内科。据病区下半夜值班的医生说，案子发生时，他在医生值班室小憩（医院规定，夜班医生在没有医务需要处理的时候，是可以躺一会儿打个瞌睡的），直到听见外面的惊叫声方才醒来。当天白天他在家休息，不清楚是否有可疑人员在医院里盘桓。
值班护士小李说，她在案子发生前倒是坐在护士站翻阅报纸的（护士值夜班时不能睡觉）。病区走廊两头有门，夜间西侧那道门关闭上锁，只留东侧那道门。凶手只能从东侧门潜入，而设在走廊中间的护士站则是凶手去蒋何为病房的必经之路。小李看完报纸后，去了趟西侧那头儿的厕所，从厕所出来，案子已经发生了。她的确看见有个穿黑衣服的背影从东侧门离开，不过，当时没意识到那正是凶手。她所描述的黑衣人的身材、个头儿与门卫看见的疑似凶手相符。凶手是趁小李离开护士站的短暂机会潜入病房下的手，由此推断，凶手应该比较了解医务人员夜间值班的情况。
那么，白大褂是什么时候窃取的呢？刑警奚有贵从内科那个被凶手窃用白大褂的钟姓医生那里得知，他在下午五点半下班时，脱下白大褂挂在挂钩上。之后，直到次日上午，办公室才有医生来上班。在这段时间里，内科夜间门诊值班的医生在急诊部上班，办公室里没人。刑警询问门卫时问到了黑衣人潜入医院的时间，门卫说没有留意，但可以肯定应该是，在晚上八点之前潜入医院的，因为八点时他把大门关上了，所有进出医院的人员只能从紧挨门卫室的那道小门通行，都在他的眼皮底下。冬天的时候，穿黑衣的人比较多，但此时已是5月，人们大多换上了浅色的衣服，如果有一个黑衣人从他眼前晃过去，他应该留下印象。
在接下来的走访中，上述推断得到了印证。从门诊大楼到内科住院部须经过外科、骨科和结核病科的住院病区，骨科病区的住院病人黄彩凤反映，昨晚三时许，她因牙痛无法入睡，由其丈夫陪着走出病区在外面散步，与一个身穿白大褂、但翻开的衣领部位露出黑色上装的男子劈面相遇。黄彩凤是裁缝，对服装比较敏感，从那人所穿黑色服装的衣领判断，应该是黑色隐格凡立丁上装，大约七八成新。巧得很，黄彩凤的丈夫老周是中学美术老师，系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生，业余时间创作的美术作品经常见诸报端。有这样的功底，描述他人外貌时便毫不费力，他告诉刑警，昨晚见到的那个黑衣人三十岁上下，身高约在一米七五左右，稍瘦，有着一张狭长的马脸，五官端正，微微上翘的两条浓眉，鼻梁很高，稍稍有些鹰钩，耳垂似比普通人略薄些许；齐膝的白大褂下面露出深蓝色的劳动布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栗色皮鞋。奚有贵便请老周抽空把其所描述的这个形象画出来，老周自是没有二话。
刑警张景春与协防队员小杨走访昨天下午在医院内科病区上班的几位医务人员时也有收获。哈医大实习医生小萧反映，昨天下午“醉死”患者入院后，病区的其他几位医生都去其病房了，他因誊抄一份院部办公室急需的数据表格还待在办公室里。其间，曾有一个二十五六岁说一口本地话的妇女出现在门口，询问刚才送来的那个死而复生的酒鬼病人住在哪个病房。小萧见其手里提着一个包裹，以为是来送东西的病人家属，就随口告诉了她。
张景春是今晨发生命案后来医院勘查现场的刑警之一，与死者之妻胡飞儿进行过谈话，还做了一份笔录。他记得胡飞儿说过，她是和几个亲友一起，乘一辆马车把蒋何为送进医院的，其中一个男性亲戚陪着待了一阵儿，天黑后她见蒋何为的情况稳定下来了，就叫那亲戚回去了。整个儿过程中，只有她一个女性家属，也并无其他亲友来过医院。于是，这个青年妇女就被张景春作为前来打听蒋何为住院情况的同案疑犯记录在工作手册上。
负责调查凶手逃离路线的那一路刑警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刑警王仲秋、曹正昌和协防队员施万利先找了医院门卫老刘。其实之前奚有贵、张景春已经询问过老刘，他也提供不出更多的情况。那就只有寻找案发前后可能路过医院的路人或周围住户进行调查了。好在协防队员施万利之前曾在这边的管段派出所干过一段时间，对医院周边比较熟悉，三人走访了附近上百户人家，还根据居民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凌晨时会路过医院的清洁工和上早班的人员进行了解。可是，毕竟是凌晨三点多，在那个时间段经过医院并且恰好看见凶手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这样，这一路调查就没有任何收获。
调查死者亲朋好友的工作量比较大，由两名刑警、三个协防队员负责，其中之一就是南岗分局刑侦队指导员、专案组长莫逸君。三十六岁的老莫是哈尔滨本地人，伪满时就已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后来暴露了身份，转移到了抗联部队。中间因负伤离开部队，在地方上养伤两年多，直到哈尔滨解放后才归队。这于其仕途自然有影响，否则，凭他的资历，当个分局长应该没有问题。老莫人很聪明，具有学啥像啥的特长，战争年代从事的是情报工作，归队后组织上就把他分派到公安战线发挥作用。
专案组开会筛出四个调查方向进行分工时，莫逸君考虑到第三个方向的工作量最大，而且最为复杂，决定自己带队调查。当下就点了年轻刑警刘玺，又叫了三个协防队员，五个人直奔蒋家。
蒋家这边原已撤掉的灵堂已经重新设置，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足有上百人。這于铺开调查倒是好事，莫逸君问明来宾与亡者的关系后，把在场所有人分成家属、亲戚、邻居、同行、其他朋友这五类，逐个进行谈话。
哈尔滨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逐渐得到改善和提高，修建房屋的市民显著增加，瓦工木工的活儿也逐年吃香，关内的瓦木工也有来哈尔滨打工挣钱的。如此，像蒋何为这样的能工巧匠的活儿更是多得忙不过来。蒋何为是个头脑活络的匠人，早在年前他就意识到，随着共产党军队不断打胜仗，关内的解放区范围必将迅速扩大，直至整个儿中国都成为解放区（以他的水平，当然不可能想到建立新中国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未来的几年内，原先国统区的劳动人民为改善居住条件，新政府为建设工厂等，建筑工人必定供不应求。届时，那些背井离乡前来东北打工的关内的瓦工木工都会返回自己的家乡，相应的，哈尔滨的建筑工人也会出现一个从暂时短缺到逐渐平衡的过程。这一点，政府肯定考虑到了，已经在有计划地培训建筑工人，政府相关部门开办职业技术学校、技术培训班，鼓励私营营造行多收徒工，并对响应政府号召的私营营造行给予税收上的优惠。
蒋何为因此想出一个主意，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和技术优势，组织一批技术工人，成立一个“瓦木工劳务服务社”，专门向有需求的公私客户提供劳务服务。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好友的赞同，最近正在商讨如何具体实施，据说已经向市里有关部门咨询过，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最近这段时间，蒋何为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扑在这件事上面，活儿虽然还在接，但接活儿后都是召集同行朋友一起去做的。他在和同行朋友喝酒时说，这样做其实就是先搞试验，因为服务社成立后就是这样运转的。可是，大约一周前却出现了反常情形。
原本，根据客户预约，从5月6日开始，蒋何为应该为香坊区的任氏兄弟进行“三房合一”改建。所谓“三房合一”，并不是三间房子合为一处，而是任氏三兄弟原本已经分家，成为三个小家庭，现在不知怎么，想重新合并为一个大家庭，要请匠人师傅把隔断推倒，重建通道，再打通几个房间。任家是哈尔滨有名的粮商，经济实力比较强，但一向很吝啬。任家老爷子在世时跟蒋何为之父蒋老爷子不但是好友，而且同是烟台老乡，蒋何为跟任氏三兄弟算是世交。三兄弟的老大年前找蒋何为预约工程，因为是世交，所以他开出的工价在他自己看来是比较高的，其实也不过属于市场中等价位。
蒋何为接下活儿后，原本跟那班同行朋友说好，到时候拉七八个工匠过去，头三天他要到场主持，以便让任家放心，之后他就要去忙组建服务社的事了，为任家改建之事，就由他的同行朋友刘老三代为主持。不曾想，5月4日下午，蒋何为突然跟刘老三说，他另有要紧活儿去干，任宅那边就不去了，务请刘老三多多费心，必须保质保量完成改建工程，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免得他在任氏兄弟面前没面子。刘老三知道任家兄弟的行事风格，经常出尔反尔，还喜欢鸡蛋里挑骨头，原本有蒋何为挡在前头还不足为虑，现在蒋何为突然来了这么一出，他就没退路了，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在刘老三印象中，他跟蒋何为相交十多个年头，两人说好的事儿，老蒋从来没有半道变卦，不知这回他是怎么弄的。说是另有活儿，但又不像以往那样在喝酒时透露给大家。5月4日晚上，刘老三、蒋何为以及另一个姓罗的匠人朋友一起喝酒时，曾主动问过蒋何为这次接了桩啥活儿，蒋何为却故意把话题扯到其他方面去了。于是，刘老三就知道人家是不肯告诉自己。
那么，从5月5日到10日这段时间，刘老三、老罗等几个去任氏兄弟家干活的匠人是否见到过蒋何为或者听说过他的情况呢？刘老三说，老罗等人应该没见过蒋何为，而他则在蒋“醉死”前一天即5月9日晚上跟蒋见过一面。
那天，刘老三跟任氏兄弟中的老二弄得有些不开心。任老二负责工程监理，这人在任家三兄弟中最为挑剔，而且是个很不合格的监理，因为对于建房他是外行。外行要管内行，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双方都不爽。刘老三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跟对方争执，就在5月9日晚上来蒋家找蒋何为，想让蒋出面去跟任老二沟通。蒋何为一口答应，可次日他根本没去任家。这也是让刘老三感到不解的。蒋何为向来都是言出必行，而且这又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他怎么会食言呢？
刘老三还提供了一个情况。就在5月9日晚上，说完工程的事，两个人还闲聊了几句。蒋何为提到了东家的伙食，感慨说每天的那顿午餐太丰盛了，要是天天这样吃法儿，只怕胖成弥勒佛啰！临走时，蒋何为把刘老三送出家门，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包“新生产”香烟塞到他手里。
“新生产”是沈阳卷烟厂出品的东北地方名烟，1949年5月19日《东北日报》公布的烟酒价格表上，该香烟的专卖价格为十二万元东北流通币，属于高档烟。刘老三不好意思接受，蒋何为硬塞给他，说是东家给的。蒋何为自己不抽烟，但既然东家大方，不要白不要，拿来送朋友也是好的。
蒋何为家属提供的情况与刘老三的说法吻合。对于自己这次给谁干活儿、干的是什么活儿、待遇如何，蒋何为三缄其口。这个情形跟平时截然不同。据其妻胡飞儿说，以往每次接到活儿，丈夫回家吃饭时都会念叨几句，诸如东家是谁、工价多少、活儿的难易等，有时喝多了酒，还会就某个细节唠叨个没完，听得家人不胜其烦。可是这次，胡飞儿随口问起丈夫到谁家干活儿，丈夫却是不吭声。再问，就不耐烦了，说外面的事儿你一个女人家少过问，做好家里的事儿就是了。如此，胡飞儿也就不好再打听了。
至于其他亲戚朋友，刑警了解下来，他们也都不知道蒋何为这几天接下了什么活儿。平时本就见面不多，大家各忙各的，这几天又不逢节日，相互之间没什么往来，就更不可能互通什么消息了。
市局资深刑警、专案组副组长纪森诺和临时配备的两个协防队员老郑、小周负责调查蒋何为临死前所说的“香子”的情况。跟蒋氏全家以及一干亲戚、朋友了解下来，被调查者都一致认为，蒋何为所说的就是他曾经的相好、日本女人香子。
四、香子出轨
香子那年四十挂零，她的身世有点儿复杂。其母陈氏系福建同安人氏，嫁给了在清朝台湾臬台衙门担任师爷的同乡罗某，婚后，陈氏便随夫赴台。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次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把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辽东半岛后由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日本随即派兵进入台湾、澎湖列岛，清廷在台湾的各级衙门被迫撤离。由于运输船只紧缺，撤回人员无法预先知晓动身日期。陈氏信佛，这天前往寺庙烧香，不意忽地传来登船通知。罗某必须护卫官府文牍随行，遂把其妻托付给同僚，自己匆匆登船。哪知受托同僚还没见到陈氏，便奉上司之命上了稍后离开的另一条海船。
陈氏就这样被撇在台湾。原以为稍后可以搭乘其他船只返回家乡，哪知，进入台湾的日本人推出一条新法令，凡是留在台岛的原中国内陆人员以及岛上的土著居民，一律都转为日本国籍，称为“新国民”。今后，“新国民”可以自由进出日本本土诸地，但前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其他任何地方则视为“出国”，必须申领护照。就这样，陈氏成了“日本国民”。1907年，陈氏嫁给一个在台湾从事税务工作的日本男子青木。次年，青木奉调返回大阪，陈氏随其去了日本。又过了一年，夫妻俩生下一个女儿，那就是香子，随父姓，叫青木香子。
香子在日本待到十八歲。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因为自幼由母亲教会了流利的汉语，就被分派到“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建立于1906年，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连设立的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附属医院当了一名内科护士。四年后，香子嫁给了“满铁”铁路技师天宫雄三郎。是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年，即1932年，东北全境沦陷。天宫雄三郎奉命调往哈尔滨继续从事铁路技术工作，香子随同前往，在中东铁路中央医院（1935年改为满洲铁道医院）做了一名内科护士。1936年，香子生下一个儿子，出生三十三天即夭折。1938年又生下一个女儿，不久送回大阪交由其祖母抚养。
1940年，天宫雄三郎以高级技师的身份参加对北满铁路的技术巡察时，遭到抗日游击队的袭击，天宫中弹身亡，香子成了寡妇。起初两三年，曾有日本同事以及天宫以前的朋友等向其求婚，均遭拒绝后，其他求婚者便知难而退。香子原准备就这样一直过单身生活，哪知不久就遇上了蒋何为。
1943年早春一个飘着雪花的夜晚，香子下班经过医院附近的马路时，发现人行道电线杆下倚坐着一个身穿黑色皮衣的人。那年头，冬天马路上经常出现“路倒”（即冻死的乞丐、烟鬼、酒鬼之类），香子是医护出身，早已见之不怪。但见那人身穿皮衣，不像寻常“路倒”，对其身份不禁好奇，就上前去看个究竟。
这个“路倒”男子正是蒋何为。那几天他被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后勤部门通过伪行业公会召去，为一个新调来的军官搞室内装潢，由一名伪满职员负责监理。那职员见蒋何为活儿干得好，就请他干完这边的活儿后去他家打一口立柜。蒋何为不敢得罪这些人，只有答应。那汉奸倒也识趣，跟日本后勤军官不知嘀咕了些什么，把每日中晚两餐伙食搞得很好，晚餐还有白酒喝。蒋何为本嗜杯中物，寻思不喝白不喝，喝了是白喝，所以每晚都大喝特喝。这天，可能是白天活儿太累，再加上喝酒过猛，蒋何为回家路上有点儿晕晕乎乎，脚下打飘，越走腿越软，眼看支撑不住，便在马路旁的一根电线杆边坐下，背往电线杆上一靠，头一歪，就迷糊过去了。
这是“酒仙”蒋何为生平难得的一次当街醉倒。尽管已是早春，夜间的气温还是相当低，如果不是碰到香子，蒋何为这一迷糊过去，恐怕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当时哈尔滨日本军警宪特有规定，凡是军方的办公地点均列为一级禁区，军方人员及家属的居住区域属于二级禁区，进入一级禁区须凭军方证件，进入二级禁区也需要相应的凭证，根据居住对象的不同身份，凭证也有区别：一等的是特别通行证，在二级禁区里可以畅通无阻；二等的是普通通行证，可以进入大部分区域；三等的凭徽章，只能出入自己居住的那片区域。让蒋何为干活的那个宪兵军官的级别属于三等，所以人家就给了他一枚三等级别的蓝色徽章佩戴在左胸，当然，活儿结束了是要交还的。蒋何为拿到这枚徽章后如获至宝，一戴上就不愿取下来了，一是生怕丢失，二是佩着这样一枚徽章在外面行走，寻常日伪警察、特务见之就不会找他麻烦了。
此刻，香子走近蒋何为，一眼就看见了这枚徽章。于是，香子想当然地认为这个男子是“自己人”，至于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那就不清楚了。既然是“自己人”，香子觉得应该尽力提供帮助。她搭了搭蒋何为的脉搏，发现这人还活着，只是唤之不醒，据其浑身的酒气判断应该是喝醉了。不过，这人身材健壮，自己扶不起来。看看四下，偶有路人匆匆经过，却根本不往她这边看一眼，都是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她干脆掏出一枚警察局发给日本籍医务人员的专用警哨，用力吹响。不一会儿，两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巡逻警察疾驰而至，按照香子的要求把蒋何为送往她所供职的满洲铁道医院。
蒋何为其实就是醉酒而已，并无病症，到医院后输了液，睡了两个小时就醒过来了。不过，以当时的天气，如果任他睡在外面，肯定就会成为一具冻僵的尸体。因此，香子此举就是救了他的性命，理应被他视为救命恩人。蒋何为继承了其山東祖辈知恩图报的性格基因，在医院苏醒过来后，打听清楚是何人救了自己，随即备了一份厚礼前往致谢。两人就这样认识了。
当然，如果蒋何为不是能工巧匠的话，两人的关系也不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事有凑巧，一个月后，香子调换了住所。她自丈夫死后仍居住于原北满铁路局安置员工的公寓房内，住到1943年春，铁路局方面认为她独自一人不宜居住一套公寓房，就让她搬到另一处面积较小的平房居住。平房比较陈旧，入住前需要修缮。香子就想到了蒋何为，从医院的登记册上查到了蒋何为的住址，写了一封信寄去，说明短期雇佣之意。蒋何为视香子为恩人，自无二话，一口答应。
蒋何为施展出自己的精湛手艺，把那住房修缮得比新房还美观实用。这个工程一共花了十天时间，香子特地向其供职的医院请了十天假。她知道蒋何为嗜酒，且对菜肴比较挑剔，就待在施工现场天天烹饪不同的菜肴，还拿出亡夫留下的上好佳酿热情款待。让蒋何为感到特别满意的是，香子也能喝酒，而且有一定的酒量。两人每天晚餐喝酒聊天，越来越投机，终于，在完工后那天晚上，吃过本应是最后一顿晚餐后，两个中年男女越过了那道界线。
建立了那份关系之后，香子提出要嫁给蒋何为。蒋何为呢，也想娶她。可是，他是有妇之夫，而且还有一双子女，要娶香子，先得离婚。他还真的动了离婚的念头，自己不便开口向胡飞儿说明，就托了一个朋友，让人家带上老婆找胡飞儿谈。胡飞儿震惊之下，亮出了底牌，一把刀子拍在桌上：离婚就自裁！
这动静自然惊动了蒋老爷子。这个家庭是老爷子说了算，老爷子虽是粗人，却会做思想工作。他先把胡飞儿的刀子收了，说让我跟这小子谈谈，弄清他为什么要闹离婚。父子俩把酒细谈，老爷子得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当下就恼了，说你小子竟想娶个东洋老婆，信不信我一斧头劈了你！蒋何为孝顺，闻言就此罢休。不过，虽然断了娶香子的念头，私下里，依旧悄悄跟香子幽会。此举没瞒得过胡飞儿，她仅仅凭直觉就意识到了。不过，胡飞儿审时度势，没有大吵大闹，她担心把蒋何为逼急了，连老爷子的话也不听，那就麻烦了。好在蒋何为与香子也知趣，没有明目张胆公开出双入对，胡飞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哈尔滨的日本人乱成一锅粥。苏军很快进入哈尔滨，中方也来了接收官员。往下就是遣返日侨了，但许多侨民因为种种原因并不想返回日本。今非昔比，这当然不是日本人说了算了。不过也有政策，凡配偶是中国人的日侨，不论男女，均可留在中国，允许改为中国国籍。香子的父母早已去世，丈夫天宫也已死去数年，前不久又传来消息，寄养在夫家的女儿与祖父祖母全部死于美军的轰炸。这样，她回日本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她决定留在中国。留在中国的办法，就是赶紧嫁个中国人。曾在她亡夫手下干活儿的钳工汪孚康丧偶两年尚未续娶，她赶紧请人登门道明意思，当天就去申领了结婚证，接下来就该办婚宴了。
香子的同事大多回了日本，她在哈尔滨几无朋友，婚宴上女方家一个亲朋没有，多少显得有些掉价，她便邀请蒋何为届时带几个朋友去喝喜酒，也算是替她撑撑门面。可香子不知道，自己与蒋何为的那层关系，汪孚康早有耳闻。本来汪孚康寻思，既然香子嫁给了自己，以前的事都可以不计较。可婚宴那天蒋何为居然带着几个朋友登门道喜，这不是明摆着给自己难看吗？
汪孚康是习练武术的，当日前来参加婚宴的亲朋好友中自有一些师兄弟、徒弟什么的，其中有几个见他脸色不对，悄悄打听，才知道原来女方的来宾中有蒋何为这号人。当下就有人按捺不住，到蒋何为那边故意找茬儿。蒋何为几个是匠人，力气不小，经常攀梁上屋，身手也敏捷。不过，那份力气和敏捷不在“路上”，真的动起手来，自然没法儿跟习练武术的那帮子相比，结果个个鼻青眼肿。好在对方下手知道轻重，只是使他们皮肉难看，没让他们弄个内伤什么的。蒋何为的喜酒自是喝不成了，还给人家撵出了门。对方也没让他们糊里糊涂挨打，临走警告，今后请自重，如若让我们听到什么风言风语，定要你好看！
那天，蒋何为受伤最严重，半路不济，还是叫了马车送回家的。胡飞儿虽然心疼丈夫挨打，但内心多少有一些出了口恶气的快意，暗忖丈夫这下总该长点儿记性，从此好好过日子了。之后，胡飞儿留意下来，没发现蒋何为跟香子再有任何来往。没想到，丈夫临终前反复念叨的不是父母妻儿，竟然还是那个东洋女人（其实已是中国国籍）香子，自然是让她非常气愤。
对于专案组来说，需要考虑的就不是胡飞儿的情感波动问题了，而是要分析死者的遗言与其被害是否有关。刑警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是否蒋何为还在继续跟香子来往，只是比较隐蔽，瞒过了胡飞儿，但最近被香子的丈夫汪孚康察觉了。哈尔滨毕竟已经解放三年多，社会治安今非昔比，像几年前那样光天化日之下对蒋何为动拳脚的情形已经无法复制，汪孚康只有暗中报复。于是，就策划了“醉杀”方式，不易引起警方的注意，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法律追究了；即使警方对其进行尸检，也是喝酒过量导致死亡。不料，蒋何为的“小酒仙”绰号名不虚传，“醉死”过去之后竟然又缓过一口气，死而复生了。这麻烦就大了，一旦他清醒过来，向公安局反映自己被诱入圈套的一应情节，那涉案者肯定是要受到追究的，而且罪名还是故意杀人。因此，凶手一不做二不休，半夜潜入医院将蒋何为杀害。
如果上述假设成立，那这事多半跟香子有关，专案组决定派员跟香子谈谈。一事不烦二主，这活儿还是由刑警纪森诺带着两个协防队员去办。这时青木香子供职的满洲铁道医院已改名为东北铁路总局医院，她仍是内科护士。刑警一行去了医院，先跟保卫科联系，由保卫科出面把香子唤到科长办公室。
香子这几天参加“访贫问苦医疗队”，下乡了半个月，昨天刚回城，今天就来上班了，还不知道蒋何为出事。听刑警一说，非常震惊，继而流泪不止，那样子看上去不像假装的。这也使刑警更觉得之前对案情的判断是准确的，她很可能跟蒋何为没断联系。继续往下谈，果然，香子承认她与蒋何为仍旧保持着私下的来往，只是更加小心谨慎。不过，还是被发现了。
一个多月前，也就是清明节那天，香子趁丈夫去扫墓不在家的机会，临时调休，约蒋何为去她家幽会。两人已经多日没见，蒋何为一进门，香子就扑到他怀里，竟然忘了闩上门。正好邻居刘大婶来借东西，推门而入，撞个正着。刘大婶是个出名的快嘴，待汪孚康傍晚回来，还没进门就从邻居那里听说了白天发生的事，回到家，进门便逼问香子。香子知道自己此番已经没有退路，当下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提出离婚。她当初嫁给汪，原本是因不想被遣返日本迫不得已选择的下策，现在国籍早已转为中国，也就不在乎了。
汪孚康自然大怒，不过他没有对香子动手，甚至也没有破口大骂，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对香子说，你的前夫天宫先生当初对我不错，在技术上给予的指点甚至超出了寻常的师傅，尽管我没拜他为师，但心里是把他作为师傅看待的。看在这段情分上，我不打骂你。你说要离婚，我也同意。不过对那姓蒋的小子可就没那么客气了，等我收拾了他，我们就去办理离婚手续。
刑警当然要问一问5月11日夜间汪孚康是否在家过夜，香子说那天他没回家，因为双方一直在冷战，互不搭理，他不回家从不打招呼，事后也不会解释。刑警又去找汪孚康的一干邻居调查，证实清明那天蒋何为确实去过汪家，恰被快嘴劉大婶撞上，胡同里一个平素喜欢多事的闲汉佟老七又把这事告诉了汪孚康。佟老七想当然以为此事必有下文，见汪回家后即把屋门关闭，寻思肯定有一场武打戏，便凑到门外偷听，不料竟然没有什么动静，自是十分失望。
于是，汪孚康就成了重点调查对象。
五、疑点重重
5月14日下午，专案组开始对汪孚康进行调查。专案组长莫逸君把刑警王仲秋、曹正昌调派过来，加强纪森诺这一路的力量。
刑警前往汪孚康供职的铁路局机务段，保卫科出面接待的副科长景浩海介绍了机务段钳工汪孚康的情况——
汪孚康，佳木斯人，今年三十九岁，自幼父母双亡，给地主放过牛、当过长工。十六岁那年从佳木斯来到哈尔滨，因为个头儿高，体质健壮，就干起了拉洋车的行当。拉了四年洋车后，认识了一个经常坐他洋车的苏联铁路工程师（当时中东铁路北段即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经该工程师介绍，汪孚康得以进入北满铁路机务段当了一名实习钳工。此后，他一直在铁路系统从事维修工作，其间曾跟随香子的前夫天宫。屈指算来，到1949年，汪孚康已经在铁路上干了整整二十个年头。
汪孚康平时不大爱说话，埋头干活，工间休息时工友讲笑话瞎聊天，他也不参与，只是静静地听，偶尔跟着别人笑笑。除了干活儿，他的业余爱好就是武术。他在佳木斯老家时学过摔跤，到哈尔滨后拜师习练武术，由于肯吃苦，人也机灵，进步很快，是同时拜师习武的十来个徒弟中最早出师的，后来又是最早被师傅允许收徒弟的。与香子结合前，他曾有过一次婚姻，女方无业，父亲是一个小杂货铺店主。婚后，汪孚康通过天宫的介绍，在火车站为妻子谋得了一份清扫工的差使，有了一份收入。两口子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可好景不长，婚后一年多，汪妻染上时疫不治身亡，当时还怀着七个月的身孕。之后，汪孚康一直单身，直到日本投降后与天宫工程师的遗孀重新组建家庭。
当时东北是解放全中国的大后方，东北局要求各国有单位迅速发展壮大党员队伍。汪孚康是孤儿，自幼给地主做工，之后进城当工人，在那个年代，属于一等一的无产阶级分子，因此被组织上看中作为发展对象。但香子这个日本老婆（尽管婚后即加入中国国籍，但领导还是这样认为的，社会上也是这种观点）成了他入党的障碍，组织上就找其谈话，劝他离婚。可是，任凭组织上派来的政工人员如何劝说，汪孚康就是不开窍。于是，汪孚康就获得了一个“榆木脑袋”的绰号。
领导自是对他大失所望，组织从此与其疏远，他被归入了落后群众的行列。而汪孚康的表现还真是不折不扣的落后群众面貌，工作积极性不高，让他加班必须先开好调休单；平时工余时间的政治学习、群众大会总是迟到早退；让他发言，有时就会信口开河，时不时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
纪森诺等人向专案组汇报上述情况后，专案组决定把调查触角伸向汪孚康。专案组分析，蒋何为的被害应该是分为两步进行的，如果汪孚康确是主谋，那他所走的第一步是先以高额报酬引诱蒋何为接下“需要保密的活儿”，指望一举成功，那就一劳永逸了；如果第一步没有成功，那就只好走第二步，直接下手。
汪孚康与蒋何为认识，且是情敌，所以汪孚康自己不可能去聘请蒋何为干活儿，他得另外请人出面，这个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与汪孚康的交情深厚，否则不可能帮忙做这样的事；二是那人并未参加过汪孚康的再婚婚礼。如果是婚礼的出席者，甚至是参与殴打蒋何为的人，见了面蒋何为或许会认出来，那往下就玩不下去了。至于第二步直接去医院行刺，那倒有可能是汪孚康自己前往下手——据曾经在医院里瞧见过疑似凶手的黄彩凤夫妇的描述，那主儿三十多岁，相貌、身材也跟汪孚康接近。刑警商量下来，决定从铁路局档案中调取汪孚康的照片，去医院找黄彩凤夫妇辨认了再说。
黄彩凤的丈夫已按照刑警的嘱咐，画了一幅凶手的画像。几个刑警看下来，觉得跟汪孚康不大像。刑警不肯轻易放弃，没准儿周老师辨认有误呢？于是，改个方向调查，直奔汪孚康的住处，当然不是找那对夫妇，而是通过派出所找来若干邻居，请他们回忆，汪孚康是否曾经穿过隐格黑色凡立丁上装，蓝色劳动布裤子。一干邻居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没有穿过，有的说黑色上装好像穿过、劳动布裤子没有穿过，还有的正相反。无奈，刑警干脆去铁路医院找青木香子调查，妻子对于丈夫的衣服应该是清楚的。
香子给出的回答是，汪孚康既没有黑色上装，也没有蓝色劳动布裤子。铁路局发的工装是劳动布的，不过不是蓝色，而是黑色。此外，香子还提供了一个信息：汪孚康已经知晓蒋何为死亡的事了。
就在昨晚，汪孚康对她提起此事，说那个姓蒋的家伙恶有恶报，已经让人干掉了。如此，我们就离婚吧。香子求之不得，说离婚就离婚，15日是星期天，我们先把双方的财产清理一下，造个册子，下周约个时间去区政府办手续就是了。汪孚康马上点头称好，神情看上去很是轻松。
不过，这对夫妻的约定未能兑现。5月16日，专案组长莫逸君下令，直接找汪孚康聊聊，问他5月11日晚上去哪里了，为什么一夜没有回家。这样，在铁路局机务段加班的汪孚康就被传唤到保卫处，接受刑警的讯问。汪孚康承认他已经知道蒋何为被人杀害在医院病床上的消息，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还是那句话——恶有恶报。然后就问到5月11日晚上他是在哪里过的夜。他先是说在单位加班，话刚出口，大概是觉得不妥，又改口说在机务段宿舍睡觉，因为他最近和妻子闹矛盾，不想回家，就睡在单位里了。
刑警当场请保卫处向铁路局机务段宿舍门卫了解，门卫说记不清楚那晚汪孚康是否在宿舍过的夜，不过他在宿舍确实有床铺，以备加班加点晚了没法儿回家的时候好有个地方休息。那么，5月11日晚同寝室的工友是哪几位呢？门卫说汪孚康住的是二楼楼梯间，比较小，只有他一张床铺，这是当初安排铺位时就形成的格局。
这样一来，刑警只好先把汪孚康搁在保卫处，一行人去宿舍，向门卫要了那栋宿舍楼的住宿人员名单，选出与楼梯间相邻的那几间宿舍的住宿工人一个个询问。一圈调查下来，都说5月11日晚上没有看到汪孚康。回过头来再去问汪孚康，刑警警告他必须说实话。汪孚康“榆木脑袋”的绰号名不虚传，还是坚称那晚自己住在宿舍，让刑警看著办。于是，他就被拘留了。
纪森诺等刑警商量下来，决定先让汪孚康在看守所待着，他们随即进行另一路调查。前面说过，专案组分析，如果汪孚康确是命案主谋的话，他先进行的是第一步，即策划让蒋何为神不知鬼不觉地醉死，那就需要有人出面跟蒋何为谈一桩报酬优厚、工期不长的活儿，现在，刑警就是要找到这个谈活儿的人。
先去找了青木香子，向其了解汪孚康平时有哪些与其走得特别近的朋友。汪孚康的交往不像蒋何为那样广，香子提供的也就只有十一人，都是武术方面的，铁路局单位的同事一个也没有。这对于一名资深钳工来说，似乎不合常理。尽管汪孚康在机务段属于落后群众，但落后分子也是有朋友的呀。再去铁路局打听，证实青木香子并没有遗漏什么情况，汪孚康确实没有要好的同事，即使三个曾跟他学手艺现已满师的徒弟，和汪孚康的关系也属于一般。
这倒也好，减轻了刑警的工作量。刑警当即根据香子提供的名单进行调查。十一个调查对象中，有三个是汪孚康的师兄，两个是师弟，三个是同道（即同一武术门派中人），还有三个就是徒弟了。这些人的身份分别是商人、工人、小贩、司机，还有一个是政府干部。纪森诺打算先找那个名叫宋纪春的干部调查，相信那位不会把江湖义气看得比干部身份还重。
二十七岁的宋纪春是哈尔滨本地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所以有钱供他上了大学。不过，他在大学里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参加了革命，那是1945年初的事。半年多后，抗战胜利，小宋被组织上分派到区政府民政股当了一名干事。今年1月，小宋被调到区文化馆当了副馆长。他是武术爱好者，专门拜过师，据说身手还不错。当时还没有成立什么“体育运动委员会”，但已经开始着手发展群众体育运动，由文化馆代管，把宋纪春调去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小宋听纪森诺说明了来意，显得很吃惊，说老汪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倒还真不知道。这话刑警信，因为日本刚刚投降那会儿，汪孚康和香子结婚时，他跟汪还不认识，不知道这对再婚夫妇竟然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小宋毕竟是搞地下工作出身的干部，心思缜密，没等刑警发问，先取了张白纸，一面翻阅台历上前几天的记录，一面笔走龙蛇在纸上写着什么，临末签上自己的姓名。他告诉纪森诺，说这是我本月1日至11日夜间的活动情况，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问我，我再补充。
刑警调查案子时还没遇到过这种对象，给他这一弄，反倒略微有些不自在。纪森诺接过那张纸看了一遍，果然清清楚楚。那个年头政府部门人手少，干部工作量很大，基本没有休息日，而且每天都要加班，小宋从1日到11日这些天里一直在忙碌。他抓的是群众体育，天天跟基层、街道的体育爱好者打交道，每桩工作都有多名证明人。刑警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但出于走程序的需要，还是去访问了证明人，证实其所言不谬——小宋没有作案时间。
调查中，小宋还说到汪孚康有另外两个交往较密切的朋友，其中一名在稍后引起了刑警的兴趣。当然，那是在纪森诺等人把香子提供的那张名单上的十一人全部调查完毕，均排除了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