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里的邻居
润彩/孔家姆妈/“阿飞”/老陈一家/邻家两姐妹
2022年9月补记 : 文中的弄堂是四川北路989弄的"公益坊", 我家在此居住了近七十余年直到整体拆迁。它建于1928年，是典型的石库门建筑群落，上海市2015年公布的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抗战前粤籍中产居民较多, 抗战期间为日本人占用。2020年前后被改造成新地标——"今潮8弄"。
1. 润彩
润彩, 一个丫鬟的名字，取名不俗，是李太在广东结婚后带到上海来的陪嫁丫鬟。
1947年前后我家从西藏中路牯岭路搬到四川北路公益坊7号，比我母亲小一轮的李太成为我母亲最能倾谈的街坊, 住在37号。李太的大儿子年龄和我仿佛，我们先后上小学，经常一起玩。每次李太大儿子来玩，两家相距没几步路，他家还是不放心，都由润彩来回接送。
现在推算起来她那时也就是18，19岁吧。五官端正，肤色白但脸色有点发灰，个儿不高，偏矮，说不上好看，但头发长得很好，又浓又黑，每每为母亲称道。她和她主母一样，老穿着宽大的素色中式衣服，显得老气，腋下搭袢不离一块白色大手帕， 夏天则是广东黑色香云纱，凉快爽身不沾汗。
润彩说话办事和其他邻居佣人大不相同。每次她来接送小主人，先恭敬叫我母亲一声，母亲叫她进来坐，不肯，总站在门外等孩子出来，和母亲聊上几句。她话不多，说则轻声细气，离开时，不忘道声打扰和谢谢之类。
从母亲平日说话得知，润彩在家乡自小就被卖到李太娘家当丫鬟，广东话叫“妹仔”。李太出阁前应是大小姐，家道殷实读过诗书，孩子呀呀背唐诗背不出，毛笔字写错了，我见到她都能纠正，日常举止颇显大家风范。主人这般，想来自己的丫鬟也是有样学样吧。
润彩虽说是妹仔，李家大人孩子都直呼其名，但她在李家的地位实际不低。她不轻易训孩子，但真的板起脸来孩子都怕她。李太不是太有主见的人，有事总找她商量，商量妥帖后再办。润彩有做不完的活，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闲下来喝杯茶或者没事和周围邻居聊天。最空闲应算是坐下打几针毛线衣了。
这样几年过去，我也快小学毕业了。我都记不真多长时间没去李家了，毕业考考完便去找他们玩。进门觉得眼前一亮，我几乎认不出润彩了，她烫了头发正准备出门。合身的时尚花衣托出她的苗条身材，还化了淡妆。她自己好像也不太适应这样的变化，看出我的奇怪，脸色有点少见的羞涩和不自在。
回家和母亲说起，母亲道，李太这一两个月忙着润彩的事。她年龄已有二十四五岁，终身大事再不能拖了。给她找人家也很费功夫，虽对外说是李太自己的亲侄女，高攀不行，低就也难，太差的润彩自己看不上，另外，就近的本区的知道她丫鬟底细的也不行了，只能找离本区远一些的。已经相亲见面了好几次，这回估计应差不多了。
润彩最后是嫁了个广东烧腊师傅，制作烧鸭叉烧卤味腊肠，一门好手艺，工资也不低。结婚时母亲随了礼。事后我们分到了喜糖，红包子之类，当然，烧腊是少不了的。
以后我没见过她了。大人自然不兴在我们小孩面前说这些八卦。偶尔听到几句，说润彩和夫婿日子过得不错。
2.孔家姆妈
孔家姆妈住在我家隔壁再隔壁，我家是七号，她家是在9号。孔家姆妈是苏州人，典型江南美女，一口苏白，生了孩子后有点发福，人本来不高，现在显矮了。
母亲很为她当二房不值，说她应该嫁得更好人家。她的先生是个大块头，她和大房住在同一弄堂。大房家门前有一华丽的黄包车，永远保持在待命状态，车的把手，车灯上的金属装饰擦得闪闪发亮，车夫披的马甲号衣也像新的一样。
虽则几步路，未见大房及其子女和孔家姆妈有什么来往，有事是派佣人来传话。
这是我1949年之前能记得的一景：夏天一个傍晚，大块头穿着背心大裤衩，在孔家姆妈门口整个人摊在躺椅上乘凉。孔家姆妈坐在小板凳上弯着腰为他捶腿修脚趾甲，胖子舒适地半闭着眼摇着大芭蕉扇，有一搭没一搭和她说话。路过邻居都侧目而视，母亲说，大块头太过分了，也不给孔家姆妈留点儿面子。
52年后前后吧，”三反五反“让孔家的生意败下来。大房的门前黄包车不见踪影，孔家姆妈也搬走了。母亲有一次在菜场上见到她，回来和我们说，孔家姆妈的脸显得憔悴，道她平日在里弄加工场工作，同时照顾儿子，很累，又道她已和大块头离婚改嫁一公安警察。母亲说完叹了口气，看来孔家姆妈日子过得不太好。
3.“阿飞”
挨着我家8号的邻居住得很杂，进进出出，我永远搞不清楚他们家人口之间的关系。49年时还有国民党军人亲戚出入。一天晚上我听到汽车声响，出门见到一大吉普车停在他们家门口，配枪司机还不时打远光灯和按喇叭向我们炫耀。
49年后他们家又换了人住，记忆中是53，54年前后来了两兄妹，妹妹比我小两岁，老和我姐姐一起跳猴皮筋和“造”（用上海话念）房子。她哥哥比我们大上四五岁。那年暑假升初二前我自学代数，不懂去问他，他很热心为我作答，一来二去算说上话了。
但是母亲看不惯他的着装和头发。他家好像不缺钱，他个儿高，特爱美，每月去理发店理个油光蹭亮的大包头， 大包头就是把长长的头发全部向后梳，几把整个脑袋包起来。再是他爱穿当时最时髦的裤口极窄的瘦腿裤。出入时，弄堂里的小顽童跟在他后面叫“阿飞”，他不恼，似乎还很高兴。
他搬来前在老家小城市已读到高中，在弄堂里无所事事待了大半年，被派出所盯上了。他家有反革命亲属估计也是因素之一。他对我说，派出所找他谈，说他不能这样吊儿浪荡下去，影响不好，要他上学。学校好像是派出所指派的，山东博山一个陶瓷中专。之后一年多，我们家这一段弄堂里清静许多，以前有不少人找他，也都是些那时看来“流里流气”的社会青年。
一天，我又看见了他，突然得很。他告诉我他书不念了，接着他拉我去他家说了个详细。他说，实在吃不了那边的苦。没有大米饭，要吃玉米窝窝头，肉也很少很少， 没油水大便也成问题。周围的同学都是山东小城市或农村来的，没见过世面，对他上海来的人特别有成见，老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他要退学，学校不准，于是干脆行李书本什么都不要，只身逃回上海了（我后来想，不知他的户口怎样办的，兴许入学时根本没有迁出）。
过了个多月，我见他戴着黑眼镜在弄堂里晃悠。他说，他开了双眼皮，是在武进路杨树荫医生那儿开的（杨是女医生，整容相当有名）。果然，眼镜摘下后我看了他的眼睛大了很多，不过我总有点不适应，怕怕的，觉得下眼皮太厚显得不自然，或许是以前先入为主印象吧！上世纪五十年代为美而开双眼皮可谓少之又少，加之是男的，几乎没听说过。他得意地告诉我，杨医生让他对着镜子，用一细细的棒在他的眼皮上比划，这样，要多少钱，那样开，复杂，要加多少钱。
当时上海大肆报道一个大资本家儿子马小彦堕落例子（上海风土志有记录）。他说，他认识马小彦，不过是改造好了的他， 他们成为朋友， 他还说，马的姐姐长得很美。在他家门口我见到过马一次，一个普通衣着清清爽爽的年轻人，长得秀气中看。
我母亲总对他有戒心，生怕他带坏我们。他知道派出所会不时通过周围邻居了解他的情况，对我母亲敬而远之，虽就在隔壁，从不登门找我，我都是私下去找他聊天或问功课。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好，虽然我也不喜欢他的外出着装， 太”阿飞“了。
再后有一天，我听说他被派出所送去劳改， 不知犯了什么事了，他妹妹也不肯多说么。之后就没听到他任`何消息， 没见他回上海的家来过。
4.老陈一家
自我们1947年搬来，就知道老陈是大房东雇来看管弄堂的，地位不高却是受老板信任的自己同乡人。他和老婆还负责打扫弄堂内的通道，我们背后叫他们为“扫街佬”和“扫街婆”（实在大不敬！）。
他们家有住在后巷，门口前外推, 搭了个大大的棚子。记得小时候路过他家门口时很害怕，因为有好几条大狼狗，有人路过就大声吠起来。白天老陈把它们关在棚子内的大笼子里，入夜方拴着绳放出来，弄堂里溜圈巡夜。49年后，城区不让养狗，捉狗那天老陈不忍，离家前将狗放出笼子没拴，让在棚子里活动。捕狗过程可是惊天动地，狗们懂事，知道大难临头，拼命挣扎，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们收到笼子里拉走。
弄堂口是骑楼结构，老陈在骑楼下搭了个矮矮的两层小木屋，用来监看人们进出弄堂保安全，顺便也卖些香烟火柴小零食之类。乞丐或穿着褴褛陌生人是不许进入的。入夜老陈把大铁门关上，留下一小门进出。
老陈家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早早去了甘肃，我和二儿子“阿锦”相熟，也只是在我上初中后那几年。阿锦因要在弄堂口看摊，也要分担他父母一些工作，小学读完就辍学了。那阵子看见我挂着刚发下的中学校徽很羡慕， 向我问这问那，我也很喜欢和他聊天。
他邀我进那小木屋坐，小木屋只有卖零食的小窗口对外，白天屋内也显得黑乎乎的。由于终日不见阳光，空气中掺杂说不出来的不是太好闻的霉味，冬天倒是暖和，躲在那儿聊天别是一番天地。他读了不少旧小说讲给我听，我虽然也读过其中一些，但还是愿听他讲。另外他比我大两三岁，人已步入社会上，知道很多社会新闻和趣事，这是只在校内读书呆子的我所不及的。他还自修初中英语和数学，想将来有一天能上高中，也是在他的建议下，我央母亲让我去读每周一个小时私人教的英语(在校是学俄语，一年后就停了。说初中不设外语课）。数学他有不懂得地方会问我，随后往往会叹上一口气说，像你能上学多好。
1956年刮起全面公私合营，小木屋拆了，阿锦有了正式工作，我上高中，我们见面次数变少了。一次路上他告诉我，他的弟弟考上了一所不错的中学，不像他要辍学。
或许他的妹妹继承了他们家做买卖的基因，改革开放初她即下深圳，和她先生做饲料生意，做得风生风起。老陈那时也退休了，随女儿一块去。听家里人说（我中学毕业就离开上海了），几年后老陈初次回来时惊动了所有邻居，只见他带着粗粗的耀眼金项链，他老婆除金项链外还戴有金手镯玉镯什么的，两口子穿是一式色彩鲜艳的港装。一句话，发财了。
但老陈和他老婆和以前一样，没有颐指气使，对我父母仍是一口梁先生梁太，客气得很。以后多年他们来回在上海和深圳之间，活得潇洒，也算是对它们早年艰难生活的补偿。再后来，听说她女儿将儿子送出国读书，上了医学院，在加拿大开业行医。大约10多年前吧，听家人说老陈他们两口子陆续过世，他们家里只剩下小儿子住，最后也搬走了。
我始终再也没有听到阿锦的消息，每逢想起往事，似乎还能闻到冬日小木屋里，那股独特的暖暖发潮霉味， 亲切得很。
5.邻家两姐妹
权当听故事，不作真的。
我家住的是石库门弄堂房子。那是50年暑假。一天我家后门门口热闹起来，原来是母亲和住在贴隔壁6号的前楼郑家姆妈聊上了天。乡下不太平，郑家姆妈带着两姐妹从温州坐船到上海住一段日子，房子平日是郑家大姐住的，她在邮局工作，早出晚归我们小孩见不大着。郑家姆妈说的是一口很难听懂的温州话，母亲竟然也能弄懂，两人说上半天。
来的郑家两姐妹与二姐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她们女孩子能玩到一块，没半天二姐就和她们俩混得那个熟像是相识好多日子了。其实那时社会上发生很多大事，我们小孩有大人庇护着，没心没肺照玩不误。
49-50年前后那时可以玩和消遣的东西不多，读“良友”画报和“儿童故事”，女孩子打毛衣，跳橡皮筋，跳绳，踢毽子和“造房子（这三个字要用上海话念）”。周围没有和我一般大的男孩子，母亲又不让我离家门口太远，所以很多时候只能站在一旁看她们三人玩。
跳橡皮筋花样很多，两人面对面拉住紧由一个个橡皮圈编成的长长的橡皮筋，第三个人跳，橡皮筋的高度分级增高，最高是头顶上再加手掌的一个虎口。跳时必须用脚一下子勾住，手不许碰，否则算输。在跳最高的高度时确有难度，三人中二姐跳得最好，每逢轮到她跳我都要为她着急，怕她的脚够不到最高。郑家妹妹跳得比她姐姐强，姐姐看起来给人总有点病恹恹的感觉。
下面说到本文的正题了。一天，来了几个同学也参加跳，大家轮着上，我站在闲着的郑家妹妹身旁，和往常一样看。不知搭错哪根筋，我看着她白中透红的面颊，忍不住靠近，再靠近……突然我们两人都怔住，我看见她黑白分明的眼睛，那眼角泛出一滴泪光，不好了，惹事了，急忙两三步跑回家。
不一会，二姐来找我，问刚才你和郑家妹妹吵架把人惹哭了？她说你碰了她的脸。我没说话一声不响，二姐看没结果匆匆走了，想是赶紧去安慰她吧。这件事没有惊动大人，小孩玩哪有不哭啊，吵啊，一会儿自己就好。
好几天我没再出后门门口。郑家姐妹和我二姐像以前一样玩，好像没事一样，我讪讪地看她们玩，站得远远的。那以后，再没有和郑家妹妹说过话，她不生气，就是再也不理我。
暑假完了，她们母女三人回温州。过后好长一段日子没来。二姐当然有了新的玩伴，只是有时想起会提起她们一句。
好几年过去了。也是假期，门口喧闹起来，说是郑家姐妹路过看她们的大姐，也来看看街坊。这在我们弄堂是常见到的事，特别是小时候在这儿长大的，成年后带着家小指认他们以前住过的房子。二姐回屋叫我，说郑家姐姐想见见我这个弟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出去见。最后要离开了。我偷偷从窗口边看了看，她们俩都长高了，妹妹比她姐姐还高，脸还是白里透红，不同的是一脱以前的稚气。
再后来，影绰听说郑家姐姐死了，是肺病。之后郑家大姐换房搬走，再没有郑家的消息。
偶尔回想那段往事，我恍惚起来，好像事情没有发生过，是我脑中臆想。又想，不是啊，那是真的，那黑白分明的眼睛，那眼角的泪滴，被放得大大的，总也挥之不去，甚至我怀疑，是不是我把看过的哪部电影特写镜头安在上面，错认了？！
她们的名字很美，姐姐叫美兰，妹妹叫少兰。姐姐，逝者安息。愿郑家妹妹，儿孙满堂，甚至，诚是奢望，还能读到这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