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下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外交部大楼四层，一阵电话铃声在一间办公室响起。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李景贤接起电话，电话来自远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荩卿。
“苏联央视预告今晚七点钟有重要新闻直播！老戈（指戈尔巴乔夫）大概要‘完’了。”
“已经意料到戈尔巴乔夫迟早要下台，但没预料到这么快。”李景贤放下电话，立即向钱其琛外长等领导报告。
北京时间26日零时，外交部大楼里苏欧司苏联处的七八个人围在一台二十英寸的电视机前。屏幕中戈尔巴乔夫开始他那著名的七分钟“告别演说”。这个“连一寸国土都已经没有的‘国王’”，平静地宣布下台。
外交部大楼里的人不禁黯然神伤。“果真不出所料。”听到汇报后，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这样说。
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人民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举了一下手，苏联就在法律上无声地消失了。公报说，“这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悲剧。”
26日下午，外交部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到中南海开会。在这个历史的重要时刻，需要做出的决策，考验着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外交领域的转变，更关乎中国未来的走向。
“特特急”电报
27日中央有关苏联解体对策的讨论只进行了半小时。
据《李鹏外事日记》记载，这次会议由江泽民主持，对苏联解体后的形势作了分析。一致同意，我方承认原12个加盟共和国独立。
“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什么也不怕。”据《李鹏外事日记》记载，会上江泽民总书记这样表示。江随即指示赶紧给正在俄罗斯等国访问的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发电通知这些相关国家。
不远处坐着的李景贤从皮包里抽出备好的电报纸，立刻拟稿，写一页塞给前面的钱其琛修改一页，然后由最高层领导过目画圈。
27日这天，中国官方媒体相当低调。《人民日报》仅仅在国际版刊发了苏联解体的消息和一篇记者特写《红场易帜纪实》，文中提到红场上人们的感情“十分复杂”。28日，中南海会议的决定刊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国际版除了一些国家承认俄罗斯等国独立外，还引用塔斯社报道说，今年卢布发行量剧增，前三季度物价上涨96%，似露忧心。（防失联请复制加微信：snianshus注明读者）
随后，中国内部的分析研判越来越多。
苏联解体后一周左右，江泽民总书记召集36人开了几天的会，上午下午连轴转，并要求人人发言不得少于半小时，讲透彻。36人都是与苏联或俄罗斯有关的重要官员和学者。
此时不少有关苏联解体的讨论中，讨论者观点各异，一些老同志不愿看到苏联解体，另一些人则认为，解体客观上对中国利大于弊，来自北方多年的不平等和威胁消失，周边环境有利于建设。面对如此“突变”，各类情感、心态、观点复杂而微妙。
一些学者提出“高层叛徒论”，一些则表达了“体制说”。
“我有两个朋友当时在苏联，他们说苏联解体的时候，工人照常上班，很平静。如果这个制度真的捍卫工农的利益，他们为什么不起来保护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高放说。
这样的争论在中国延续至今，不过20年前大家还顾不上想太多。1991年12月27日上午的中南海会议结束后，李景贤很快奔向外交部，将最高领导们签发的那份“特特急”电报发给远方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
“政治团”变“经贸团”
苏联国旗落下后的一两小时，一架波音767包机载着李岚清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降落莫斯科。
代表团原拟先访俄罗斯，对方称正忙于政权交接，只得改为在降落莫斯科后再转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当然对方此刻也很忙。
此前两周，12月7日，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与波兰交界的“野牛林”秘密会晤，8日联合声明新联盟条约谈判陷入死胡同，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再存在，使得偌大的一个苏联，只剩下一只大空壳。
此前一周，12月18日，俄罗斯政府接管克里姆林宫。同日，钱其琛外长指出：“苏联这座大厦彻底坍塌，也就是这一二十天的事了。”他提出派代表团访问苏联，由外交部副部长任团长。
出发前夕，李鹏总理表示需要派位部长去，并由“政治团”改为“经贸团”探路，由李岚清部长任团长，副外长田曾佩任副团长，由外交部和部分企业家共30多人组成。
此刻各加盟国尚未独立，不宜以政治团名义出访，但保持交往却不可耽搁。
中国代表团初到苏联的几日，谈判进展较慢，而当27日中南海会议后，钱其琛外长致电原苏联各国外长告知承认其独立，并准备谈判建交后，中国代表团受到各国热情接待，谈判极为顺利。
其实，当年9月，当苏联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第二天，钱其琛即表示中国政府承认三国独立国家的地位。三天后中国代表团带着公报草案的中、俄、英文版本和授权签字书抵达三国，随后三天三份建交公报签署，这样的神速，国际瞩目。
尊重各国自己的选择是总体思路。曾任外交部苏欧司苏联处处长、中国驻俄罗斯公使的周晓沛在一篇文章中透露：当时“根据中央决策及外交部领导的指示，我们注意冷静观察，未雨绸缪，并做好各种应急预案。一旦苏联政府公开承认某共和国独立或正式宣告自身解体，立即按‘承认、建交、设馆’的一揽子三步曲，一举解决与原苏联各国的关系问题。”
“现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中央非常关心苏联加速解体对中国的利弊和影响。”“8·19事件”之后，外交部一副部长曾这样说。
研判“8·19事件”
外交部门及中央领导提前预判与未雨绸缪的效果，在几个月前已显露出来。
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吃了颗“定心丸”，赶去克里米亚半岛享受起阳光、海水和沙滩。
此前的几个月，戈氏焦躁不安。由于他上任之后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重重，在“民族自决”的影响下，各个联盟国欲自立门户。
1990年和1991年，波罗的海三国相继独立，很快，俄罗斯也发表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
对此，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看得很重，他说：“俄罗斯是个大块头，它宣告独立，对苏联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为防止联邦瓦解和维持最低限度国家统一，戈尔巴乔夫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新联盟条约。按照原计划，条约将于1991年8月20日签署。
戈尔巴乔夫万万没想到的是，8月19日，苏联高层8人发动政变，他们认为戈氏改革难以进行，试图挽救站在悬崖边上的苏维埃政权。
8月19日北京时间清早五点多钟，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于洪亮迅速向国内报告了这一消息。之后几乎每隔一刻钟，驻苏联使馆就来电报告事态进展。
当天中午12点15分，叶利钦爬上俄罗斯国会大厦外的一辆坦克，宣布“反对这次‘逼宫事件’”，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纷纷赞同。
20日下午3点，于大使打电话给国内说，参与“逼宫事件”的总理巴甫洛夫刚刚告诉记者，他因“患感冒”已入院治疗。于大使认为，苏总理患的是“政治病”，表明参加这一事件的头头们慌了手脚。钱外长得知后说：“形势看来已经发生逆转。”22日晨，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到了莫斯科，“8·19事件”以失败告终。
22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拜会钱其琛时，专门转达戈尔巴乔夫对中国领导人的问候。会见后，钱其琛对李景贤说：苏联局势的演变有两种可能，一是出现某种转机，二是形势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要特别关注后一种可能性。
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戈尔巴乔夫已回天无力，胜者是叶利钦。9月初，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宣布独立，三月后，苏联解体。
也就是在“8·19事件”的第二天，据《邓小平年谱》记载，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领导进行了一场谈话。
“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邓小平说，“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日后不难看出，转过年的南巡讲话不少内容正是对上述谈话的延展、深化。
“最后一次”访苏
苏联革命、改革及命运，在中国领导人心中的分量很重。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中，其选择也因时因势而变。
东欧持续动荡的1991年初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思考要不要访问苏联。
“有人说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已摇摇欲坠，现实情况到底怎么样？”1991年2月的一天，江泽民总书记如是问外交部苏欧司苏联处处长周晓沛等人，他希望大家开“无轨电车”，放开聊，此前他已多次收到戈尔巴乔夫访苏邀请，最近还收到戈氏的亲笔信。
“据我们观察，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非常严峻，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苏联共产党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垮台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周晓沛回答说。
根据周晓沛后来在其著作《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的记载，他当时还对江泽民说，1989年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后，双边关系发展不错，苏联内部包括反对派都支持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他建议保持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势头。
“1989年戈尔巴乔夫来访问，我们总有个回访。（人家几次邀请）你没理由回绝，这是个外交礼节问题。”中联部调研咨询小组成员、国际问题专家俞邃教授这样说。
最终，江泽民决定5月访苏。
彼时，代表团驻地地下室里，堆满了罐头、玩具、糖果、旅游鞋等礼品，整整五车皮，都是江泽民准备送给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民的。
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处在风口浪尖。“我很难办。左派和右派都批评我。有的想走回头路，这不现实；有的提出要加快速度，这是冒险。”戈尔巴乔夫对江泽民推心置腹。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士透露，戈氏还谈到苏联曾经的高度集中体制运转不灵，他举例说一个加盟共和国总书记要去视察他们国内一家金矿，都要经过苏联最高层批准。
“8·19事件”前的这几个月，正是戈尔巴乔夫自信有所增长的时候。他相信新的联盟条约能保持国家的统一——“现在15个加盟共和国都来人了，正在莫斯科开会讨论这个问题。”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记录了此时戈氏的乐观，“就像罗马选教皇一样，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离开教堂。
不过，“8·19事件”后所有人都离开了“教堂”，一去不返。江泽民此次访问也成为中国领导人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苏维埃纪行
“8·19事件”确实难以预计。江总书记访问之前，先期与苏方讨论公报的代表也多次与苏联外交界朋友和百姓交流，考察。
他们的总体印象是，高层权力在向叶利钦倾斜，但叶氏也未必想解散苏联，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联盟估计能够继续存在。
参与谈判调研的李景贤还深深感受到底层群众对苏联存亡问题的冷漠。
“那时苏联像是坐在一座火山上。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是人们很浮躁。看起来形势大好，但是人们想的和高层说的完全不一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田春生1989年至1991年在苏联做访问学者，她回忆，“比如我当时住在俄罗斯科学院研究生院宿舍里，经常和俄罗斯人聊天，他们有做生意、出国等等想法，感觉不是很稳定。”
1990年底，田春生还应朋友之邀去了趟波罗的海三国旅行，朋友对田说：你得赶紧去，要是不去的话，这三个共和国就会脱离苏联，再去就要护照了。
1990年4月俞邃研究员等专程前往苏联考察，想弄清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回来后，他形成了一份万字报告，将苏联模式的弊端归结为三句话：思想理论的僵化，教条；经济管理的凝固化，机会主义；政治生活不民主化，缺乏民主。
俞邃回忆说，那次访问中，大家曾和乌克兰中央书记，后来担任乌克兰总统，成为瓦解苏联关键人物之一的克拉夫丘克座谈，那时他大谈马列主义，后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给在场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只握手，不拥抱
苏联解体前的各类调研其实多少都与中国高层领导的判断有关，尤其是邓小平。
1989年5月16日9点35分，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安静地坐着等一个人。他对在场的同志说：这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
10点差一两分钟，邓小平破例走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达35秒，但都“贯彻”了邓小平之前特别叮嘱的这次见面时“不拥抱”的原则。
没有提纲，更没有讲话稿，就是中方人士也事前不知道他将谈什么。面前一个麦克风、一杯茶。
两个半小时大多是邓小平在说，戈尔巴乔夫偶尔回应，更多频频点头。
“我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戈氏之前曾这样对随行人员说，这一年邓小平85岁，戈氏58岁。充分尊重，这也是苏方智囊给他的建议。戈氏出发前两周推掉了几乎所有工作，专心研读中苏资料。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是邓小平首先定下的调子，中苏两大国关系正常化由此破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世纪50年代蜜月期之后至此的三十年间，中苏经历了三个十年：十年论战、十年对抗及十年谈判。这期间，有文斗，也有珍宝岛的惨烈武斗。
“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说，“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细细琢磨，这些1000多天思考出的话语是在谈苏联，又是在反思中国。
这次谈话中涉及古今中外的事实举例就有几十个，在一旁聆听谈话的李景贤之后整理讲话稿时一一核实，发现所举的事例极为准确。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东欧、苏联的局势进一步动荡。有一次，他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
从“西进”到“南巡”
若论与苏联渊源和认识深厚者，近现代史上很少有人能超越邓小平。而邓小平有关苏联的直接感受或思考，也无不关联中国命运。
1973年，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的李景贤发现了1926年学号223的邓希贤（邓小平）在苏联中山大学时写下的自传，其中说：“在西欧，我深感对共产主义认识之肤浅”，“决心来俄国留学”。学校后来给这个年轻人的评语甚高，“宣传、组织工作才华横溢”。
此次邓小平“西进”虽然时间不长，但正赶上苏联还在施行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曾倡导的这一政策就是给予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以更多的过渡时间，发展商品经济，许可多种所有制成分促进生产力。
邓小平晚年有关“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能以有无市场来划分姓社姓资”等等提法，也与这些早年感受有关。更重要的是，他曾被指派参与中苏论战，深知各方观点，也了解斯大林体制。1985年，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另一个思考当然来自中国自己的经验教训，比如计划经济束缚、比如左和右的纷争，还有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历史氛围。
对于这位老人，1976年后他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文革”后中国向何处去？二是80年代末改革开放向何处去？后者的回答最强音就是南巡讲话，统领全篇的是不能走老路，不能走邪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久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为官方提出。
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前后几天，《邓小平年谱》中仅仅提到他曾和杨尚昆谈话，但语焉不详；转过年，1月2日，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运筹与健康”桥牌赛；半个月后，他一路南下，一路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