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0年4月1日建交以来，中印关系跌宕起伏，从天然盟友到反目成仇，又从冷淡转向试图靠近，在靠近时又小心警惕，可以说极富戏剧性。
在提及印度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时，人们（不管是政治家、学者还是普通民众）会在脑中想起的至少会有尼赫鲁、拉吉夫·甘地等人。当然，为中印友好做贡献的不仅包括政治家和学者等，两国人民在其中付出的努力也不容忽视。但是，政治人物由于在影响力、号召力和资源整合力等各方面的优势，在国际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政治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下文将对中印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印度政治人物做一回顾，也就此在中印六十年关系演变中探寻未来的走向。
领袖型领导：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说起来，尼赫鲁与中国的渊源要从中国大革命的北伐战争时期算起，自始至终支持和关注中国的北伐战争，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虽然在国共内战时期，尼赫鲁一直希望国共能够合作共同担负起建立新中国的重任，在全面内战爆发后保持沉默和中立，但是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和对国共双方的加深认识，逐渐改变了态度。特别是在1949年三大战役之后，由中立态度改变为准备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1949年4月他向印度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介绍了中国的形势，并认为从世界角度看，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在中国的胜利。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正式建交，互派大使，印度也成为世界上除社会主义国家外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尼赫鲁不顾美国的反对和威胁，一直对此持积极的支持态度。为此，尼赫鲁首先在印度议会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中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并最终获得了议员们的支持。1950年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提交了一份要求安理会成员决定不承认国民党的决议草案，由于美国的干涉，表决结果以6票反对、3票赞成和2票弃权被否决，除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赞成，另外那一个赞成票就来自印度。为此，尼赫鲁还曾两次致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同年9月19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印度代表散发了一个决议草案，号召给新中国以席位，虽然最终由于美国阻挠被否决了，但是尼赫鲁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始终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有力的支持。
可以说，对中国友好一直是尼赫鲁政府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尽管在西藏问题上受到国内的许多压力，但是尼赫鲁仍然坚持对华友好，并于1950年12月6日第一次详细论述了西藏问题：虽然印度对西藏维护自主感兴趣，但是印度从未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最终，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谈判于1954年4月29日达成了《关于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抗美援朝时期，尼赫鲁一直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中国向美国表明参战意图也是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转达的。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原则，如果没有印度等国坚持邀请中国参加，排除万难，恐怕就没有这段光辉的历史和记忆了。
从1954年至1959年期间，这是中印关系的蜜月期，中印两国总理多次互访，尼赫鲁与周恩来总理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许多问题上能够进行如此密切合作很大的原因大概就在于尼赫鲁于1954年第一次会见周恩来时所说的：你我都有很多经历，都为各自国家的独立与解放奋斗终生，都吃过苦，也都蹲过监牢，都受这些经历的影响。这种共同经历和理想的重合，为两位令人尊敬的总理走的很近、中印关系的拉近奠定了基础。
然而，也正因为尼赫鲁外交思想里包括一些民族主义的成分，在很多问题上也做出了不利于中印关系的决策。比如在印巴问题上以外交手段对付中国，西藏问题也使得尼赫鲁在之后的边界问题态度上出现反复，随着形势的变化以及始终存在的边界问题的分歧，导致了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中印关系迅速恶化。
如果有人说尼赫鲁对中国的友好举措都是出于印度国家利益的衡量，不值得稀奇，那么之后的敌对行动也可以看成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这也不值得惊讶。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作为充满政治魅力的领袖人物，尼赫鲁在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上充分发挥了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往往是那个决定政界取向、改变国内政治导向的关键人物，他的决断往往也能够决定中印关系的走向：不管是往好的还是坏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