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留.园 --- 网.际.谈.兵
51年前的今天，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全世界都能收听到“东方红”的音乐。
我国将每年的4月24日定为“国家航天日”，纪念这一天的伟大意义。
在今天的眼光看来，东方红一号形态类似球体，直径只有一米，重量只有173公斤，也就是两个成年人的体重，几个壮汉就能搬走。
这样“渺小”的一颗卫星上天，到底有什么重大意义，导致世界震惊，举国铭记？
壹、新中国频繁遭遇核讹诈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话：国家成功研制两弹一星，奠定了国防安全与和平发展的基石。
两弹一星，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原子弹，氢弹那毁天灭地的战争武器，【东方红】和它们的气质一点都不搭呀！
要明白中国两弹一星的意义，先要明白我国建国之后，遭遇的多次核讹诈。
根据公开史料，中美两国都有记载的美国第一次核讹诈，是在1953年的朝鲜停战协定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将原子弹运到日本冲绳，以原子弹威胁中国屈服。
但实际上，国内毛主席的讲话中提到过：“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都用原子弹威胁我们”。
美国1952年的总统大选，杜鲁门卸任，艾森豪威尔上台，所以杜鲁门的原子弹威胁，还在1952年之前。
毛主席曾经在1946年与美方代表会谈时，发表了“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观点，以应对当时美国用原子弹威逼中国国共双方和谈。
并且在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取得优势后，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美国可能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毕竟这是我们的一种新式武器。」
由此可见，在1953年之前，美国已经三次对中国进行核讹诈。
1954年9月，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之后，美国政府也在1954年，1955年两次威胁中国政府，一旦对台湾动武，美国将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除了美国的五次核讹诈，与中国关系复杂多变的苏联也不算是个好邻居。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苏联吃了大亏，当时苏联的强硬派主张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苏联为了对中国动用核武器，还提前和美国协商，希望达成一致。
美国当时却将这一情报第一时间通报给中国，因为他们需要苏联周边有一个保持敌对的强大敌人。
1969年的中国，已经完成了原子弹，导弹，氢弹的实验，只是缺乏威胁到苏联的“洲际投射”能力而已，因此在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依旧会遭遇核讹诈。
破解这一切的难题，是将核武器运出大气层外然后进入敌国领土上空的“发射技术”。
贰、中国构建核保护伞
“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这是法国科学院院长、对华友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给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建议。
约里奥·居里，是中国核武器研发之父，钱三强的导师。
在毛主席唯一的一次出访苏联过程中，以及后来刘少奇出访苏联时，都曾经在行程里提到希望参观苏联的核设施。
苏联政府却全都拒绝了，只让我国领导人观看了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纪录片。
毛主席后来回忆当时看影视资料的感受，对身边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可是苏联的斯大林并不想中国搞核武器，他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了。
保护自己的盾牌，如果长期握在别人的手里，迟早也会变成收割的屠刀。
美国敌对，苏联不支持，中国的核研究起步就是在围堵中自力更生。
直到经历了朝鲜战争，中国用三年时间，证明人民解放军足以对抗十六国联军的坚定意志，苏联对中国的援建才全面展开。
到了1955年，中国希望苏联在援建中国重工业的基础上，也援建军事核工业。
1955年4月27日，钱三强与苏方谈判，签订了两国发展原子能的协定，协定包括：
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重水实验反应堆，以及一台磁极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核物理研究人员赴苏培训和实习。
也是在1955年6月，一封来自海外的求救信，避开了美国特工的筛查，传到了科学家陈叔通手里。这封信的主人是钱学森，他曾经是陈叔通的学生。
钱学森在信中说，自从他1950年向美国政府提出要回国之后，已经被美国政府非法拘禁五年了。
周总理很重视这封信，让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
会谈开始后，美国大使约翰逊宣称，美国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国学者的法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
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寄给陈叔通的信件，让美国代表措手不及。最终，经过激烈而复杂的博弈，美国政府只能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钱学森回国初期，我国的原子弹研发进程依旧是一穷二白。当时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苏联的合作。
可是苏联却为了缓和与美国的对抗氛围，多次延缓1955年核援助协议的执行。
核反应堆的援建非常缓慢，核弹模板苏联也压着不发货，仅有中国派出留学生学习，以及苏联援助中国专家开设学习班的条款得以执行。
可是对华态度不同的专家，传授知识的热情与专业程度完全不同，并没有系统传授我国核技术知识体系。
到了1957年，苏联在压着部分援助条款未执行的情况下，提出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用来指挥苏联海军的要求。
这一建议，让毛主席和彭德怀元帅都很为难。因为允许外国军队在中国建设军事设施，这是侵犯国家主权，对于长期被外国军队瓜分殖民的中国尤其敏感。
最终，我国作出灵活处理：长波电台由中国选址，中国建设，主权归属中国，但允许中苏两军共用！
在长波电台的建设还在交涉中的时候，苏联政府又提出了要在中国港口建设潜艇部队，驻扎中国海港的要求。
在毛主席拒绝了苏联大使之后，赫鲁晓夫亲自访华施压，最终我国在主权问题上决不妥协，从而导致中苏决裂。
1959年6月20日，苏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
我们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都想禁止核试验，并且快成功了，如果这时候被他们知道，这些核武器样品和资料交给中国，那会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环境……
信的结尾，苏联回到了五年前的立场：一旦发生战争，苏联拥有的核武器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
也就是说历经五年谈判，中国核弹靠苏联的路线被彻底堵死。这封信没有堵死中国人的原子弹理想，反而让国家将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工程命名为“596工程”，就是为了牢记59年6月份这封“决绝封杀”的信。
叁、有核弹，要射得出去才行
1959年9月初，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3天会谈。
有记者问他和美国人谈了些什么，赫鲁晓夫回答：「和平、友谊！」
虽然媒体报道没有公开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的谈判细节，可是对美妥协的赫鲁晓夫显然在“核发展”问题上转向美国，两国决定一同给无核国家套上枷锁。
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没有退缩，无数天才科学家，选择为国隐姓埋名，扎根罗布泊，建设核基地。
1964年，我国在核试验场建起了百米高架，用来托举第一颗原子弹。
10月16日，轰的一声巨响，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终于试爆成功。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西方社会引发巨大震撼之后，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的军事工业翻开新的一页，拥有了国际话语权！
另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的原子弹只是在百米高架上引爆。这种原子弹，除了在自己国家境内进行“自杀”，没有任何威慑力。
当然，中国可以沿着核弹小型化路径发展，最终将原子弹研发到美国投放广岛，长崎的“小男孩”核弹大小，才有国际威慑力。
可是哪怕是“小男孩”那样的核弹，也依旧要有空军夺得制空权，才能到对方本土大城市上空投放。
当时中国空军与美国苏联空军的差距，一点都不比核武器小，根本拿不下制空权，原子弹就失去了威慑力。
那么要扩大原子弹的威慑力，靠什么呢？
我们经常听到“两弹一星”这个词汇，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对两弹一星的解释是模糊，甚至错误的。
有多少人以为两弹一星，是原子弹，氢弹，以及人造卫星？
实际上，原子弹，氢弹，统称核弹。两弹一星，指的是核弹，导弹，人造卫星。
没错，今时今日的我们，认为导弹是任何一个“山寨恐怖组织”都能拿到的武器，与核武器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导弹搭载核弹头，才是核威慑真正形成的标志。
钱学森一直是我国的两弹元勋，许多小伙伴也误解他是弄核武器的。
实际上，钱学森一直负责的，都是导弹的研究。
我国导弹研究几乎和原子弹研究同步开启，但是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导弹在酒泉发射，随后失去了控制，坠落在六百米远的地方，发生剧烈爆炸。
钱学森带领大家在基地附近收集「东风二号」导弹的残骸碎片，一脸严肃，仔细分析着「东风二号」失败的原因。
1966年10月27日9时，载有核弹的「东风二号」点火升空，到达了894公里外的靶心上空，成功爆炸。中国的核弹头，终于有了投射到千里之外的核威慑力。
与原子弹，导弹同步启动的，还有中国的氢弹研发工程。我国研发氢弹的重担，最后交到了于敏的手上。
毛主席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
氢弹项目，从1961年钱三强找于敏谈话，确定任务。
到1962年国家组建研发团队与基地。随后经过四年多日以继夜的精密测算，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我国第一颗氢弹的伟大程度， 于敏的伟大程度，国际科学界都是公认的。
那是因为中国氢弹，首先是时间上的奇迹，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是五年零两个月，而我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其次是于敏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氢弹实现路径”，也就是中国氢弹的“于敏构型”，彻底摆脱了中国核武器抄袭美苏的国际论调。
有了导弹与核弹，确实可以威慑1000公里以上的国家。可是美国和苏联核心地区，距离中国都有万里之遥。
一般的大气层内的导弹技术，根本威胁不了美苏核心城市。
因此，我们需要将核弹头发射到太空中去，沿着一定轨道运行，最后在美国苏联大城市头顶重新进入大气层的技术。
这种技术，在军事层面，称为“洲际导弹技术”。在民用，科研领域，称为“人造卫星发射技术”。
我国在1964年有了原子弹，1966年有了导弹，1967年有了威力巨大的氢弹，可是在1969年珍宝岛战役获胜之后，依旧遭遇了苏联的核讹诈。
因为我们没有“洲际导弹投射能力”。
要和平的继续拓展针对美国苏联的核威慑，让美国苏联核讹诈从此闭嘴，我们需要和平发展“人造卫星技术”。
肆、有了两弹一星，才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压力下，我国终于在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静默无声的。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传回地面的是“嘀嗒嘀嗒”的电子音。
中国科研人员希望世界各国关注中国航天科技发展的国家，能够接受到与众不同的“强国之音”！
最终，他们选择了“东方红”乐曲，向全球播放。
中国的人造卫星能够上天，向全球传递“强国之音”，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火箭，具备将核弹头送到大气层之外，向核讹诈中国的对手，传递“反击的声音”。
有了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成功进入地球轨道，中国随后就有了1971年的洲际导弹试射。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性的多数票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常任理事国的权利，将国民党代表撵出了联合国。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辉煌一页，我们一直宣称是“非洲穷苦兄弟们”一票一票将中国投入了联合国。
从“程序正义”的角度，中国确实是一帮小国用投票投进联合国的。可是成为主宰全球安全的“联合国五常”，可不是票多就能胜任的。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中国证明自己全球话语权的方式，就是联合国入常一个月前的洲际导弹试射。
1971年9月10日，世界上第一枚东风-5洲际导弹试射，标志着中国具备了核武器全球投放任意角落的能力，也就具备了全球任何地区国际安全事务的发言权！
伍、我们不该遗忘
在中国具备了两弹一星的战略威慑之后，我们成为了实至名归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至此之后，我们迎来了五十年的和平发展机遇期。这一和平机遇期并不是因为世界和平，只因为你生活在和平的中国。
在联合国五常的动态核平衡威慑下，我们才成为最安全的国民。
我们这一代人再也不用像朝鲜和伊朗国民一样为了核话语权，忍受全球封锁与制裁。
我们也不用像其他无核国家一样担惊受怕，将生的希望寄托在拥核国家的慈悲上。
我们今天能够享有这样的和平机遇，是第一代人，是那些天才学霸级的科学家，放弃个人荣辱，经济享受，一辈子隐姓埋名，默默奉献换来的。
王淦昌主管核武器爆轰物理研究；
彭桓武主管核武器的理论研究；
郭永怀主管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工作；
程开甲主管状态方程及爆轰物理的理论研究。
……
正是他们在国家一声号召之下，选择了与世隔绝，半生孤独。
他们，才是民族振兴的脊梁，是我们最应该追逐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