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300元情结”及其文化背景
“谁有权支配毛泽东留下的巨额稿费”这个问题，我想起了毛泽东生前老人家多次动用稿费资助他人的故事。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那时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毛泽东自己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直到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李庆霖：“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伟大领袖给李庆霖的信作为中央红头文件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传达，所以李庆霖也成了名人。直到今天，李庆霖家中至今保存着他当年趴在上面给毛主席写信时的竹桌，而毛泽东寄给他的三百元钱，至今也还存在当地的储蓄所里。
像这样的事情，毛泽东的一生中还有很多次。1953年，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小名胜五）进京看望毛泽东。分手时，毛泽东赠送生活费300万元旧币（折合现币300元）。1954年，湖南一位叫伍如春的老先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位伍老先生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和毛泽东同窗，他们都是很要好的同学，毛泽东曾动员他一块闹革命。然而伍如春念及家中妻小，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当教师了。伍如春的信中表示家中生活困难，还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为“ 云儿助我只杯水，杯水焉能救车薪”。毛泽东看了以后，随即回了一封信：“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聊作杯水。”这300万元钱是人民币旧币，其实就是300元人民币。信中的“云儿”是伍如春的儿子伍云甫。虽然伍云春默默无闻，他的儿子伍云甫却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解放后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侯补常委、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因为伍如春的信，毛泽东在1955年春节团拜见到伍云甫时还批评他为什么不给老家寄钱。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是清华大学毕业，做过清华学生会主席和全国学联主席，后来成为国家体委主任已是后话。
类似这样的求助信毛泽东还收到过不少。1956年8月11日毛泽东复信给罗哲烈士（湖南株洲人，20年代曾随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妻子曹云芳，信中说“ 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1957年5月，毛泽东和杨开慧当年保姆陈玉英的女儿孙燕（学名孙佩君）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帮助解决初中毕业后升学问题。当年6月8日毛泽东复信：“佩君同志：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毛泽东”。
1962年2月，毛泽东的前儿媳（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与空军飞行员杨茂之结婚。举行婚礼时，毛泽东手书了《咏梅》、《三打白骨精》相赠，还附送了300 元钱，说：“我又不上街，不知买什么东西好，你们根据需要自己买一件礼物吧。”1962年7月，长沙市税务局干部张人价和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教授张人惕致信毛泽东主席，向他报告父亲张有晋故去的讯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张有晋担任过该校数学教员。7月19日毛泽东复信：“惊悉有晋先师因病逝世，不胜哀悼。谨此致唁。毛泽东”“另奉薄仪一份，聊助营奠之资”。这次毛泽东为先师故去所备的“薄仪”依然是300元人民币。
读到这里，各位读者一定注意到了，无论是对自己的故旧、朋友、老师还是素不相识的农民，也不论是在50年代、60年代还是70年代，毛泽东总是以300元相赠。这是为什么呢？虽然毛泽东自称300元是“薄仪”，“聊补无米之炊”，但实际上毛泽东也深知300元在当时的中国的价值。毛泽东的工资原定一级，每月六百多元。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工资由一级降为三级，直到一九七六年逝世止，每月四百零四点八元，与周恩来总理的工资水平一样。300 元虽然不到毛泽东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却相当年一个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以月工资60元估算），而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可能还到不了300元。所以毛泽东赠送的300元人民币不算很多，但也不算少了。
然而，我从历史资料中还发现，毛泽东捐赠300元这样的数字并不是从解放后开始。在陕甘宁边区，鲁迅图书馆1939年扩建时，毛泽东捐购书费290 元。1939年冬中山图书馆筹建新馆，毛泽东捐款大洋300元，而延安女子大学图书馆在1939年成立时，毛泽东也捐赠了300元。当年的薪资水平和货币的购买力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与解放后的情况大不相同。但是，我们再次注意到，不论是什么年代，也不论是什么货币，毛泽东似乎对300这个数字情有独钟，一出手就是300元。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金钱和价值问题，也可能有一定的文化背景。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为什么不是一百、二百两，也不是四百、五百两呢？我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三百”是一个不多也不少的适中数字。中国还有一个成语“三百瓮齑”，指长期以咸菜度日，生活清贫。这里的“齑”字指咸菜，三百瓮咸菜，是形容数量多少的一个比喻。再比如，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国文学史上三座奇丽的高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是，诗词曲集浩如烟海，无论是古人、今人，大多数都不在有可能去通读。于是，各种选本应运而生。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清代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近代词学大师朱孝臧的《宋词三百首》，现代曲学专家任中敏、卢前的《元曲三百首》，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元曲，都选编了三百首。看来，300这个数字是一个manageable的数字，再多也未必记得住，少了可能会损失精华。在唐诗中，“三百”这个数字出现的次数很多。比如，韩愈写过“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孟郊写过“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教坊歌儿》），唐尧臣写过“出入三百年，朝事几翻覆”（《金陵怀古》）；更有名的例子是诗圣李白的《将进酒》的那一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从这里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容路途的远近、诗歌的数量、年代的久远乃至是饮酒的杯数，“三百”都可以被用来当作一个“幸运”数字入诗。也许正是如此，历史上有幸获得过毛泽东资助的人们都获得了不多不少的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