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文帝看似柔弱好说话，实际上个性的辐射相当强，他周围所信任的人许多风格也和他差不多。很明显，他对当时官僚体系的作风影响非常之大，也逐渐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社会的风气。由于刘恒“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看后来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整顿吏治，发明了各种残酷的刑法，比较著名的是把贪官的皮剥下来塞上草，在各地官厅巡回展览。但是阅读明史不难发现，在这一时期大小官员的贪污手法五花八门。百姓倍受盘剥，倾家荡产者常有。而汉文帝直到武帝半个多世纪之久，用法尚宽，言论自由，乃至于一年全国才４００余件经司法审理的案件。但当时整个社会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勃勃生机，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公元前１５７年，年仅四十五岁的刘恒病逝。关于他英年早逝的原因，历史上倒没有什么太多的野史八挂。这应该要归功于他的遗嘱，因为明显是出于他本人的手笔。可见他的去世并不突然，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文帝言语木讷，一生没有留下什么高水平的名言语录。这份遗诏同样文采质朴，但是字里行间隐隐透出一种对人生的参悟和澹泊。这在古代帝王之中是十分少见的。
他在遗诏的开头说：“天下万物，有生必有死。‘死者，天地之理，万物之自然‘，又有什么可伤心的？ ”
接下来，身后事仅仅谈到葬礼的安排而止。他说：“我 ‘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多年了。历来帝王死于非命的多了，我幸好能够善终，死后还能进太庙，有人给我烧香，我觉得很有福气了，你们就更不用悲哀。要哭只能哭几天，早晚哭两次就行了。其他的时间该干嘛干嘛。我死以后，棺材和坟墓从简。官民服丧不能超过三天，宗族最多不能超过十五天。不要因为我耽误大家婚丧嫁娶，浪费财物，耽误百姓的正常生计。”
最后，还补上了一句：“宫里的嫔妃，自夫人以下到有级别的给使，都送回娘家，让她们开始新的生活。”
遗诏通篇无一句提到国家大事，都是些看来很琐碎的叮嘱，读来却不由得令人感动。史书上的文帝，由于他的韬晦，并不是一个鲜明的角色。但在生命的尽头，反而用这份遗嘱完整地显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格。
我们今天能看到不少他那个时候诸侯王墓葬里华丽的金缕玉衣，但这位皇帝自己却二十多年始终“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整个一傻冒。给自己建的霸陵因山而成，不另起坟，装饰只能用瓦，不许用金银铜锡。
很多象袁盎这样的正义男干部说话尖锐，他总是很宽容。对象张武这样贪污被人举报的贪官，反而公开赏赐他“以愧其心”。节俭为天下先，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小的时候很不理解为什么"文景之制"受到后人那么多的称颂。 现在才明白刘备“勿以善小而不为”的道理。正因为刘恒的才智平庸，他所能看到的也是每个普通老百姓的需要。纵观文帝的政治生涯，就象一个搬家的蚂蚁，一点一点的从最基本的事做起。
我们中国久远的汉文化发展到了今天，所有男人都是要干大事的。养成了好大喜功，眼高手低的风气。到了近代，中国越积弱，男人们就越狂躁，越爱吹。
而刘恒没有干过什么大事, 也肯定不好意思说“惜XXXX，略输文采，XXXX，稍逊风骚”这样的话。他和我们一样，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所做到的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兴许我们还能做的更好。
很久以来一直很喜欢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的一句话：“泰山不让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小流，故能就其深。”
还记得多年前来到多伦多，正是环境低迷的时候。曾见过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衣衫邋遢，无所事事，但挂在嘴边的总是“老子要是不来加拿大，在中国早就怎样怎样了。”
自然了，命运不可能给每个普通人一个创造历史的机会，但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能认认真真的做好身边每一件小事，过好每一天平凡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