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失衡与内部不平等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关于危机的原因、后果以及补救危机的适当政策的辩论。
辩论以英国、法国和美国(简称AFA)的政治家、专栏作家和经济学家为一方，以他们亚洲和德国(简称AG)的同行为另一方。辩论揭示了双方在危机原因和补救措施方面的严重分歧。总的来说，AFA国家的发言人将危机归咎于外部原因，或者更加具体地说，他们将矛头直指AG国家正的贸易盈余、充满活力的出口部门、生产部门的高投资率和低消费水平，认为其是世界经济“失衡”或“不均衡”的原因。（马丁·沃尔夫：《为什么中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重新平衡经济》，《金融时报》2009年9月23日；另见2009年10月3日及2009年9月21日《金融时报》）相反，AG国家反对这种带有偏见的、责备外部做法的观点。他们强调AFA各国内部的“失衡”削弱了它们的国际、商业和金融地位。
在本文中，我将论证长期以来AFA各国内部的经济政策和外部的帝国建设战略均是全球失衡的驱动力。两个区域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和每个集团阶级结构和经济格局的不同也排除了任何简单或立即生效的解决方案。与此相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富有活力的新兴出口强国和日渐衰落的西方集团之间的冲突有可能会加剧，这将导致更大的贸易冲突和可能的军事对抗。
AFA各国对中国的指责
AFA各国指控中国的商业“不平衡”时把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和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关系混为一谈。事实上，中国同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各国贸易平衡，甚至有贸易逆差。此外，AFA各国同包括中东和德国在内的其他地区之间也存在贸易失衡。即使AFA各国限制从中国的进口，很可能是其他亚洲国家包括越南、韩国、台湾（地区）、孟加拉国和印度，将会取代中国。AFA各国由此产生的贸易赤字将保持大致相同。
AFA各国指责中国的货币“被低估”，并声称北京当局操纵汇率，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击败竞争对手（即AFA各国的生产商）。然而，在过去5年中，中国的货币已稳步升值超过20％，但AFA各国仍出现赤字，表明其国内生产商仍不能与中国制造商竞争。最近，AFA各国的批评家们抱怨中国政府规定的低利率是对中国的出口商的“补贴”。然而，AFA各国的利率定为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却仍然无济于事。此外，AFA各国还提供了超过15万亿美元救市资金和130多亿美元的刺激性支出——这一补贴比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大5倍，但也没有改善贸易平衡。到2009年中期，中国经济已经完全恢复，并在以8%的速度增长；而AFA各国继续处于负增长，贸易赤字继续攀升。
AFA各国指责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认为对工人的剥削是贸易失衡的原因。但是由于亚洲其他低成本劳动力竞争对手的出现，中国基于技术进步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出口比重越来越高。
AFA各国抱怨说，中国牺牲为国内市场而生产，过分强调其“出口战略”。然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近一半商品是由美国拥有的、在中国进行投资、分包以及和中国同行合作的跨国公司生产的。换言之，美国自身的国内政策即对资本流动放松管制，导致美国生产商转移到国外，由此导致了本地生产下降，进口增长和更大的贸易赤字。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
与AFA各国贸易关系的非均衡最为明显和突出的原因是美国金融部门的增长及其主导地位。对大多数人而言，AFA国家经济的金融化和华尔街的 CEO们在国家战略性经济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甚至也被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学者所公认。贸易赤字的增加同金融部门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不断增长成正比。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资本从制造业转移到金融服务业，导致了制造业部门对创新和富有竞争力的管理策略投资的减少。金融部门的高工资、红利和快回报吸引了大部分自诩为“最优秀的和最聪明的人”。MBA毕业生成倍增加，而高级工程学校的毕业生却减少了。高级技术工人培训项目消失了，而低技能的零售人员的招聘却增加了。
问题是，金融部门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原先制造业为国家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在金融市场高度管制的中国、日本、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银行业是服从于制造业的扩大，即为政府官员指定的行业融资。在美国，金融资本和相关房地产业和保险业的主宰导致了高度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其中作为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投资银行家们高高在上，而低收入的服务大军（零售员工、清洁工等）、移民和非工会工人处在底层。目前，美国的收入不平等超过了任何其他的“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曼哈顿的不平等超过了危地马拉。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与财富的不断集中相伴随的是平均工资的下降。结果，美国工人的购买力下降，从而减少了对当地生产的优质产品的需求。他们购买进口的廉价纺织品、鞋和其他配饰，最终结果是，当地储蓄和国内制造业投资减少，进而导致竞争力下降。此外，每次当制造业出口下降，投资匮乏时，金融贷款机构之间的竞争会进一步推动消费支出和更大的个人债务。
多数制造业企业将自己改组成了金融公司，把投资资金转入不赚取外汇的部门。最糟糕的是，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制造商变成了商品销售商，他们关闭工厂，将生产转包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进口最终产品到美国，由此造成了贸易失衡。美国跨国公司大规模转移到国外，进一步加剧了贸易失衡。国家在造成国内不均衡（这一不均衡导致了全球不平衡）中的关键作用，是金融部门控制国家、放松金融市场管制的结果。这也是长期推行中央银行（美联储）和财政部刺激金融、房地产和保险业而不是制造业的经济政策的结果。以金融为基础的战略被一大批鼓吹“后工业”、“服务”或“信息”经济作为“更高的阶段”的学者和政论家认为是有道理的，而不被认为其是一种不均衡、不可持续的和不公平的经济。
外交政策的军事化
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都在同美国进行全球强国的竞赛。但亚洲诸强实力是由其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驱动的，而美国的实力却是由其奉行的帝国建设战略即军事驱动的。
即使粗略地浏览一期《金融时报》（2009年12月28日）也能体现美、中在帝国建设战略上的不同。在报纸首页，关于美国的头条是美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冲突和“反恐战争”，标题为《奥巴马要求审查恐怖组织名单》。相比之下，第一页上有两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一篇报道了中国启动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长途旅客列车服务，另一篇则报道了中国决定维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机制，以促进出口部门的活力。当奥巴马继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后，把美国的注意力引向 “反恐战争”的第四个正面战场（也门）时，《金融时报》在同一页上报道说：一家韩国财团击败了其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对手，赢得了一份价值204亿美元的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造民用核电站的合同。
在这期《金融时报》的第二页，一篇篇幅更长的文章详细介绍了新的中国铁路体系，重点强调了这一体系较之美国铁路服务的优越性：中国的超现代列车在不到三小时的时间内，就能将乘客从相距1100公里远的一个大城市运到另一个大城市；相比之下，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的“快车”费时三个小时，才能走完从波士顿到纽约相距300公里远的行程。美国的铁路客运体系因投资匮乏、年久失修而不断恶化，而中国已经投资了170亿美元来建设其高速铁路线。到 2012年，中国计划为超现代铁路体系建造长达18000公里的新铁路干线，与此同时，美国将在增兵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及在也门开辟新的正面战场方面，提供同样数目的融资。
中国构建了一个连接内陆省份和沿海港口之间的运输系统，而在这期《金融时报》第四页，却描述了美国如何通过没完没了的“反恐战争”，紧紧抓住与 “伊斯兰主义威胁”对抗的政策不放。对穆斯林国家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和侵占已经将数千亿美元的公共资金转移到了对美国毫无好处的军国主义政策上，与此同时，中国却在进行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建设。当白宫和国会忙于资助和讨好资源基础和市场都微不足道的军国主义殖民国家以色列，疏远15亿穆斯林时（《金融时报》第 7页），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在过去26年中翻了10番（《金融时报》第9页）；当美国将超过1.4万亿美元划拨给华尔街和军队，导致财政和经常项目的赤字增加，失业率翻番，经济衰退延长时（《金融时报》第12页），中国政府却发布了一套针对国内生产和建设部门的财政刺激方案，带来了国内生产总值8%的增长以及失业率的显著下降，并且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重新激活了经济”（也在《金融时报》第12页）。
当美国花费时间、资源和人员为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腐败代理人”组织“选举”，参与其顽固的以色列伙伴和无能的巴勒斯坦代理人之间毫无意义的调停时，韩国政府支持以韩国电力公司为首的财团以204亿美元的标价成功赢得了核能协议，为这一地区其他数十亿美元的合同打开了道路。（《金融时报》第 13页）
当美国为了追捕潜在的“恐怖分子”，在国内治安和扩大“国家”安全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上花费了600多亿美元时，中国正为“巩固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关系”投资250亿美元。（《金融时报》第3页）
过去三十年来，金融至上加上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军事化，使美国海外经济扩张日益依赖于军事干预、几百个军事基地网点的建立。由于金融化削弱了美国制造业出口商改善市场中的生产能力的努力，美国的决策者们愈发增强了对至高无上的军事权力的依赖。数十亿资金流向军事开支，榨干了致力于提升美国民用工业竞争力的资源，这也是其出口市场份额逐渐下降的主要因素。军事化的最终结果是出口收入的损失和贸易逆差的增长。
如果我们把AFA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外交政策军事化和财富向顶层集中化这三大内部不均衡结合起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有如此巨额并不断攀升的贸易逆差。
出口导向型战略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架制造商品和亿万富翁的强大机器。今天，亚洲出口国拥有最高的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剥削和最严重的阶级不平等。提高工资以刺激本地消费就意味着减少利润，这是令包括中国资本家在内的所有资本家们都极其厌恶的事。增加全民医疗覆盖范围方面的公共开支，特别是为数以亿计的没有保险的农民和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就意味着向富人，包括执政精英的家庭和同事征收更高的税收。相比之下，面向出口市场的生产并不需要增加国内消费能力，反之需要降低工资。
从出口导向型战略向国内市场驱动战略的转变，不仅需要“政策的改变”，而且还需要从现有资产阶级及其支持者主导到工人和农民的阶级主导的深刻转变。为了实现大规模公共收入被用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服务和提高工人工资，需要持续的群众动员来加强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力量，以确保国家分配向国内消费转变。
亚洲出口国的“失衡”主要是内部的、社会的和政治性的。它是集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受压迫的、无权无势的广大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社会权力失衡；是超级银行富豪、房地产、制造业出口精英与低薪工人阶级和勉强维持生活的农民之间的收入失衡；是由资产阶级家庭、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维系的高度有组织的国家和分散的、分裂的和孤立的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失衡。
亚洲出口国的统治阶级通过其主权财富基金向外对西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对海外采矿企业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都是由其大量的资本积累驱动的。这些资本积累来源于对劳动的高强度的剥削，对国家原来资助的养老金、健康计划和教育的剥夺。
美国与中国——一方得势，一方失势
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以对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技术、采矿业和矿产加工业的大量投资为基础，正在逐步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相比之下，由于美国建立帝国以军事为驱动力并推动金融投机，导致社会退化，世界强国地位日益下降。
1.在亚洲，美国追求和军事伙伴建立关系；而中国却扩大了同大的经济伙伴——俄罗斯、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协议。
2.为了给海外战争融资，华盛顿榨干了国内经济；而中国开发矿产和能源资源，在制造业中创造自己的国内就业市场。
3.美国为了应付地方叛乱分子对其扶持的傀儡政权的挑战，投资于军事技术；中国则投资于民用技术来创造出口竞争力。
4.为了发展内陆地区，中国开始重组经济，并且加大了社会投入以解决总体不平衡和不公平；而美国致力于挽救和增援寄生虫般的，（通过兼并和收购资产）掠夺工业的金融部门，后者从事对就业、生产率或竞争力有破坏性影响的金融投机。
5.美国在中东、南亚、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扩大战争、增派军队；而中国在非洲提供了250多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用于修建基础设施、矿物开采、能源生产和建立装配工厂。
6.中国同伊朗、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贸易和投资协议，确保战略性能源、矿产和农业资源的使用权；华盛顿则向哥伦比亚提供了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从乌里韦总统那得到了7个军事基地（来威胁委内瑞拉），支持弹丸小国洪都拉斯的军事政变，并公开谴责巴西与玻利维亚同伊朗增加经济联系。
7.中国增加了与富有活力的拉美经济体的经济联系，其范围覆盖了超过80%的拉美大陆人口；美国则同失败国家墨西哥结盟。墨西哥在西半球各国中经济表现最差，其国内强势的贩毒集团控制了大片地区，并且深深地渗透到了国家机器之中。
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的国家。在中国资本的统治下，工人也受到剥削，贫富不均和获得服务不平等的现象猖獗；大型水坝工程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中国公司在第三世界肆无忌惮地开采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然而，中国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在历史上让更多的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地摆脱了贫困。中国的银行主要为生产进行融资。中国没有轰炸、侵略或者蹂躏其他国家。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已成为一架可怕的全球战争机器，为了资助其永无止境的对外战争，不得不压榨国内经济，降低国内的生活水平。金融、房地产和商业资本通过投机和廉价的进口来获取利润，破坏制造业。
中国投资于石油丰富的国家，而美国却攻打这些国家；中国销售阿富汗婚宴上用的碗和碟子，美国的无人驾驶飞机却轰炸婚礼庆典；中国投资于采掘业，但与欧洲殖民主义者不同，它修建铁路、港口、机场和提供宽松的信贷。中国不像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和武装种族战争和“颜色革命”，它为自身的发展、贸易和运输系统自筹资金；美国为资助其无休止的战争，救助华尔街的银行和扶持其他非生产性部门，陷入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之中，同时，数百万人仍然没有工作。
中国将通过市场来扩大和发挥强国的作用，美国将在无休止的战争道路上走向破产和内部衰退。中国多样化的发展导致其经济伙伴充满活力；而美国的军国主义将自己和毒品国家、军阀政权以及最后和最坏的真正的种族主义殖民政权以色列绑在一起。
中国吸引着全世界的消费者；美国的全球战争激怒了国内外的恐怖分子。
中国可能遇到危机甚至工人起义，但是中国有经济资源来化解它们。美国正处在危机之中并有可能面临国内叛乱，但它已经耗尽了其信贷,它的工厂都在国外，其海外基地和军事设施都是负债，而不是资产。美国国内的工厂很少，无法重新雇用陷入绝望之中的工人。可以看到，如果爆发社会动乱的话，美国工人只能占领一个已废弃的工厂的空壳。
降低世界贸易失衡的关键在于减少各地区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美国需要实现从金融主导型经济向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的深刻转变。在这种经济中，金融、高科技和高等教育用来创造以熟练劳动力为基础的富有竞争性、生产性的经济。位于华尔街和五角大楼之间的高层联系必须被工人阶级、低收入的服务人员和公共部门的雇员和专业人士之间的下层联系所取代。
对于美国来说，摆脱巨大失衡的出路在于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国内结构转变——即去金融化和去军事化。但是从目前这种结构中受益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已经根深蒂固，它们控制着两大主要政党，支配大众传媒和媒体信息。然而，尽管有着深厚的制度性力量，它们也有一些致命的缺陷。首先，它们已经制造出了不可持续的全球性失衡，这种失衡迟早会导致美元的崩溃和新一轮更具危害性和代价高昂的金融泡沫。其次，自由市场，这是主张放松管制的金融权力精英的主要意识形态支柱，已经名誉扫地。第三，军事驱动的帝国建设战略已走上穷途末路：经过九年的阿富汗战争之后，绝大多数美国公众向两党、白宫和国会的政治精英们发出了一个信息，即该是放弃资助失败的海外战争投机活动，解决20%（3000万）美国人失业或就业不足和1亿（33%）美国人没有医保或医疗昂贵、医疗覆盖范围不足的问题的时候了。无论多少媒体和政治权威人士把中国作为我们自身导致的“失衡”的替罪羊，也不能愚弄对国内不平等和政策失误有着切身经历的美国人